梅利依舊很平靜，計劃在最後一分鐘駕著她的馬車溜出維也納。我們談到在這裡認識的年輕男士們，多數似乎都已化成空氣消失了，甚至沒跟我們道別，更遑論幫助我們。或許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男人的情況可能比我們女孩更危險。即使如此，我們仍忍不住慨嘆身為所謂的「弱者」，並沒有得到應得的保護。僅就這一點來看，老一代與年輕一代的差別再一次有天壤之別！要不是還有照顧我們無微不至的格察，誰會管我們呢？
一夜之間，席拉赫神經兮兮的宣告，便如雨後春筍般到處張貼，一再強調大家必須保衛「祖先的土地」，不受「最後一批野蠻人」的侵犯；他不斷引用17世紀波蘭國王揚·索別斯基戰勝土耳其人的例子。
西塔與格察終於回來了。這一次，輪格察坐在車內，由西塔攻入聖地，將所有奴才小人推開，直接撲向席拉赫的高階副官韋斯豪夫——有時候弗雷德雙胞胎姐妹結交的奇怪朋友還真有用處——韋斯豪夫很快帶她去見席拉赫。西塔提起她與海因裡希·霍夫曼的交情——霍夫曼是希特勒的御前攝影師，恰巧也是席拉赫的岳父，接著要求席拉赫核發特別許可證，讓格察離城。起先席拉赫似乎願意合作，可惜在打了一通電話後，口氣大變：「我剛才聽說帕賈斯維奇伯爵已不再是代表克羅埃西亞的外交官了！」西塔表示她對這件事毫不知情，接著解釋格察必須載三位護士去新單位報到。席拉赫答說他愛莫能助，但格察可以等他撤出所有大使館時，跟他的舊同事一起走，否則只好留在維也納；其他免談！西塔回家見到我們之後，還為韋斯豪夫掉了一滴清淚，因為他在分手前對她說：「永別了！我們將死守在這裡，直到城亡！」我十分懷疑，覺得他們很可能會在最後一分鐘逃亡。
維也納被蘇軍攻陷之時，席拉赫果然逃往西方，並輕易混入美國人之中找到工作；後來自首，結果在紐倫堡大審判中因反人道的罪名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他是少數認罪的人之一，自懺教導年輕一代的德國人信仰後來變成殺人魔王的希特勒。
格察當然不可能和他的舊同事一起走，他們彼此蔑視。最後，我們女孩子決定自己上路，減少格察的負擔；若不必替三個女人擔心，他的出路一定比較多。接著弗朗茨·塔克西斯（少數留下來的「忠實」男士）被派去車站查詢火車出班表，回來後報告大部分火車都已停駛，但仍可試試往返於維也納與林茨之間沿多瑙河行駛，經過各個種葡萄小村落的多瑙線。下一班預定凌晨4點發車。
我們叫西塔回薩赫旅館去睡個午覺；西西消失在漢西房間內，與哥哥話別；格察和我則繼續煮咖啡；沒有人更衣。格察告訴我，他現在聯絡上三名黨衛軍內身份可疑的低階軍官，願意給他假的汽車行照及牌照，條件是載他們三個人離開維也納——沉船上的老鼠都準備開溜了！格察很想冒險試試看，因為沒有別的選擇，而且照目前的混亂情勢來看，這招或許行得通。
大家在赫林街道別，可憐的卡里叔叔看起來很不快樂；誰知我們何年何月才能重聚？！然後格察載我和西西去弗蘭茨—約瑟夫車站，途中接了西塔。我們都沒帶重的行李，像是毛皮大衣等；格察答應會盡量替我們帶，萬一沒空間，也只好算了！
恩斯河小城4月3日，星期二
車站管制非常嚴格，所有人都必須通過檢查。幸好我們都持有蓋上官印的合法旅行證，可以合法旅行——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證件上面寫著：「德國紅十字會護士瑪麗·瓦西里奇科夫。奉派前往空軍4/xvii醫院工作」；接著註明任何與上述目的地方向不符的旅行路線，將視同逃兵處理。
火車自然相當擁擠，西西·維爾切克和我擠進一節車廂，西塔·弗雷德擠進另一節。我們準時離站，但大家都十分惦掛格察·帕賈斯維奇。車行如蝸步，我們根本沒東西吃，很快便飢腸轆轆。將近中午，剛離開克雷姆斯不久，第一批敵機出現，對我們頗感興趣，火車立刻躲進隧道，待在裡面長達六個鐘頭，敵軍轟炸機就在這段時間內將克雷姆斯炸個粉碎。
她們搭上的那班火車是最後一班，因為那次空襲將剩下來的鐵路線全部炸斷。
西西除了攜帶一個背包及幾個小包袱之外，還在胸前緊緊抱住一個鞋盒大小的包裹，裡面放了幾百萬馬克和數目差不多的捷克銀幣；那是維爾切克家族全部的現金財產。西西必須把它交給她在卡林西亞的父母，我可以想象那個錢盒一路上一定會帶給我們很大的麻煩。
在隧道內感覺彷彿就要窒息了，於是乘客紛紛下車走到出口外面。大家可以看見頭頂上有大群轟炸機朝維也納飛去。等到火車重新開動時，天色已黑。火車走走停停，每次停車，西西都會下去在車旁舒展一下筋骨；我們都開始抽筋，疲憊不堪。這時西塔也擠進我們這一節車廂，平躺在其中一條長凳底下。離城之前，她在赫林街秉持一貫作風，把所有西西不要的東西全撿起來，收進自己的包袱裡：舊平底鞋、沒蓋的保溫瓶、假珠寶……現在這些雜貨全跟著我們；因為她說：「你們怎麼知道用不著呢……」
半夜2點，一輛貨車在我們這列火車旁停下來。西西過去調查，得知它將早一點離站，我們決定換車。三人爬下車後，才發現忘了錢盒，又爬回去拿，再爬上貨車。貨車車廂都沒有門，裡面擠滿裹著毛毯的人，全是從匈牙利逃出來的難民。西塔不小心坐在一個人身上，旁邊的人立刻大叫：「小心！他才剛剛動過手術！」火車終於開動了。晚上月色極美，卻也凍得可怕。不久，旭日自多瑙河後方升起。我們在霍約斯家族，即梅勒妮·俾斯麥孃家的家族產業，施韋特貝格停了頗長一段時間，這時又聽說原先那班車已迅速趕上來，很快將超過我們。西塔又驚又氣，逮住站長，給他看我們的旅行證，並堅持應讓我們先走；他只是漠然地瞪了她幾眼。她接著去找火車司機，送他香菸——亦無結果。這時原先那班火車冒著煙進了站，長嘆一聲後停下來；我們又火速爬了回去。不久便朝恩斯河畔的聖瓦倫汀駛去，那將是這條線的終點。
到了聖瓦倫汀之後，我們踉蹌穿越被炸斷的鐵軌，登上另一班駛往恩斯河小城（喬絲·羅森菲爾德家族產業所在地）的火車，並在早晨9點抵達目的地。我們已和格察·帕賈斯維奇約好在那裡等他。那時我們已在路上奔波超過24小時，一點東西都沒吃。喬絲的家距離車站還得再走半小時，飢餓不堪的我們一路舉步維艱，最後終於倒在喬絲腳旁，背包、包袱、錢盒散得滿地。看起來一定慘不忍睹！
喬絲立刻開始照顧我們，先餵我們吃早餐，再讓我們洗個澡。兩個小時後，大家才慢慢恢復人形。她的宅邸和這一帶許多鄉間巨宅一樣，建築中央留有一塊列拱的開放中庭，氣氛典雅，詩情畫意。喬絲和母親及兩位未出嫁的阿姨（全是好心卻挑剔的老太太，看到我們都嚇壞了！）住在這裡，不過她並不打算留在這裡等蘇軍攻來，早已開始收拾行李。兩位阿姨拒絕離開，再加上寄住在這裡的霍恩貝格家的兩個小孩，一個8歲、一個1歲，連同他們的護士，使得情況更加複雜。孩子的父親，即奧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他於1914年在薩拉熱窩遇刺身亡，結果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次子，恩斯特公爵，是德奧兼併後第一批被關入達豪集中營的人之一。孩子的母親是英國人，現在雙親都留在維也納，公爵希望日後能為奧地利效力。
大家都守在收音機旁，但維也納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我們還幫喬絲把大量頗醜陋的銀器裝入洗衣籃內；一群在產業內擔任農工的法國戰俘，接著把這些籃子藏在水泥汙水管內封死，埋入花園內。完工後，那批法國人（全來自法國南部）進屋裡來和我們共飲一杯葡萄酒。整個過程都在蠟燭照明下完成，免得引起附近居民生疑。掘埋工作雖然辛苦，倒是絮語笑聲不斷。
德國及奧地利各地農莊都僱用了這類法國戰俘，大多數都非常和善，也幫了許多大忙。待戰爭結束他們恢復自由身之後，又常志願保護急難中的人，陪伴以前的僱主逃往西方，擔任他們的保鏢。後來保羅及塔蒂阿娜·梅特涅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逃難的。這些戰俘不論政治立場為何（很多人是左派），多數選擇徒步走回法國，而不願留在東歐等待「蘇軍」來到。
4月4日，星期三
仍不見格察·帕賈斯維奇的蹤影。我們決定再等24小時，若他還不出現，便先往格蒙登去。
格蒙登4月5日，星期二
凌晨4點起床，趁天黑上路。喬絲·羅森菲爾德陪我們走了一段路；她想在附近的斯泰爾城內找到一家美容院。結果我們碰上兩名酒醉計程車兵，他們老遠從匈牙利邊界走來，一路通行無阻，可見德軍陣營的混亂情況。
早上10點便抵達林茨。車站附近彷彿一大片廢墟地，人潮萬頭攢動，看了令人十分沮喪。希特勒本來希望將林茨變成藝術大城，眼前卻只剩下一片殘破。
由於下一班開往我們下一個目的地阿特南—普赫海姆的火車下午2點才發車，又沒地方寄行李，我們只好拖著行李魚貫走進城裡。天氣燥熱，西塔·弗雷德拖著大包小包塞滿舊鞋、無蓋保溫瓶和西西·維爾切克其他垃圾的行李，落在後面。我們哀求她把那些垃圾全部扔掉，但她堅持不肯。
最後終於找到一家沒被炸壞的旅館，他們讓我們進去梳洗及休息。然後再上街找郵局，想發電報給家人，卻遍尋不得。我決定去找肉鋪，結果非常自豪地帶了半磅香腸回去。但西西和西塔都認定那是馬肉或狗肉做的，堅持不肯吃；我只好把香腸送給女侍應生，令她大樂。喝了點稀湯後，西西和我到公園裡坐在長凳上曬太陽，四周全是炸彈坑。後來警報響了，我們奔回旅館取出行李，帶著西塔趕回車站。無論如何，我們都不願被困在林茨，或躲進林茨的掩蔽壕內。
車站裡鬧鬨鬨的，沒有人知道該往哪裡去。西西眼尖，瞧見一列火車停在另一條鐵軌上，正開始冒蒸氣，而且似乎朝著我們要去的方向。我們趕緊爬上車，靜觀其變。結果我們非常幸運，火車為了躲避即將發生的空襲，提早離站。
阿特南—普赫海姆是通往格蒙登與薩爾斯堡的重要轉車站。下車後我們先進村裡，村裡只有一條街道；紅十字會已接管所有的客棧，發放中心請我們喝湯。據說傷患不斷朝這個方向湧來。看見那些皮膚被曬得紅紅的、制服漿得筆挺，且態度友善的護士，令人驚喜。這裡似乎離戰爭還頗遙遠，當地郵局甚至讓我發電報給母親；只不過不知她是否能收到。塔蒂阿娜在漢堡，距離太遠，根本不必嘗試。
下午5點登上駛往格蒙登的火車，西西和我在那裡下車，西塔則繼續坐到艾爾特蒙斯特。下週我們再會合，一起前往施瓦察赫—聖維特。
我們對格蒙登的第一印象不太好，等了很久才等到一班電車，不過後來漸漸習慣不時的耽擱。電車載我們到湖濱大旅館「施萬」前的市集廣場；廣場上也一片混亂，一輛輛載滿從維也納逃亡人潮的卡車不停駛來，這些人無處可去，下了車後便拎著包袱席地而坐。我在人堆裡認出一位西班牙外交官。
我們徒步走上一個陡坡，抵達柯尼金別墅。別墅最早由坎伯蘭伯爵建造，現在屬於漢諾威克里斯欽王子未出嫁的阿姨，奧爾加。那棟建築乍看之下像是已荒廢了，我繞到後面馬廄去找人。西西則被一條巨大的獵狼犬困住，動彈不得；狗圍著她繞圈子，吠個不停。產業內插了好幾個「內有惡犬」的告示，讓我們有點擔心。後來終於有一位德國上校的太太開門讓我們進去，她自己也帶著兩個小女兒在逃難。然後她喚來一位典型的舊式侍女——戴著夾鼻眼鏡、頭頂上梳個髻的施耐德小姐。後者領我們上樓，把我們安頓在主臥室內。主臥室很小，擺了一張窄床，床尾放一張長椅。我們倆抽籤決定誰睡哪裡。施耐德小姐很不開心；雖然克里斯欽通知她我們會來，她卻不知道確實的日期，所以沒做好準備。其實我們滿心感激克里斯欽，哪還會埋怨呢？！那位上校夫人邀請我們一起吃晚餐，她人很好。飯後我們泡了一個舒服的澡。整間浴室從天花板到地板，都貼滿了維多利亞時代歐洲皇族的家族照片。
這時我們突然聽到汽車喇叭聲，原來是格察·帕賈斯維奇！他和他姐夫卡皮斯坦·艾當莫維奇一起開車過來，一路平安，而且似乎把我們所有的行李和大衣都帶來了。不僅如此，格察不知從哪裡找來一輛拖車，掛在車後，上面堆滿其他朋友留下來的東西。即使在這種非常時期，有膽識、有決心的男人仍能有志竟成！他唯一丟下的東西，便是我淡紫色的手風琴，和西西的一隻皮箱。
我們堅持要他們留下來過夜，但睡在哪裡呢？這棟房子雖大，但每個房間都堆滿了從附近一座城堡（已改成醫院）運來的傢俱。最後我們兩個女孩擠在窄床上，格察睡長椅，卡皮斯坦則睡在浴室一張臨時架起來的沙發上。他們敘述了維也納自我們離開後的狀況。
過去幾天情勢遽變，我們離開的那天下午，西西的哥哥漢西便領著部隊移防到阿姆施泰滕。格察和卡皮斯坦次日早晨載著那三名提供汽油、證件及汽車牌照的黨衛軍逃兵離開，格察同時答應替他們運送所有的行李。令我們大吃一驚的是，這三名黨衛軍中，竟有一個人是我們的朋友，即布里斯托爾旅館的副總經理，魯施先生。他人這麼好，實在不像一名黨衛軍，我因此懷疑他為了離城，可能也持有假證件。格察強調他奉派替蓋世太保執行一項秘密任務，證件有效期為一個月，他們一行人因此得以自由出入整個薩爾斯堡區域。本來他應該在抵達聖吉爾根之後把車子交給那三個人，但他認為自己已仁至義盡，不打算那麼做，於是便讓他們在林茨下車。
巴特奧塞4月6日，星期五
我們把車上行李卸下來，讓男士們開車去接格察·帕賈斯維奇的太太阿莉（她是西西·維爾切克的姐姐）、他們的兩個小孩，以及卡皮斯坦·艾當莫維奇的太太史蒂芙，和他們的四個小孩，這兩家人一直住在巴特奧塞埃爾茨家。我們計劃週末去找他們。
但首先，我們必須先申請留宿柯尼金別墅的許可證。格蒙登的納粹地方黨領導極不友善，但市長為人卻頗正直，一聽到我們的名字（漢諾威克里斯欽王子曾經跟他提過），立刻准許我們住下。克里斯欽也交代過園丁，讓我們自由採蔬果，所以看來我們還有希望活下去。西西保持低姿態，因為她未來的醫院格蒙登醫院還不知道她已經到了。我們去施萬旅館吃午餐，一位剛從維也納逃來的人告訴我們，蘇軍昨天已在維也納郊區弗羅瑞茲多夫的樹上吊死了一些納粹黨員。
下午我們搭火車去巴德伊舍溫泉小鎮，探望施塔勒姆貝格夫婦。格察再開車接我們回巴特奧塞。埃爾茨母親仍然沒有任何一個兒子的訊息，但據說艾伯特就躲在附近的樹林裡。
4月7日，星期六
全家人一起吃早餐，接著帶孩子們出去採蒲公英，拌在沙拉里很好吃。然後去美容院做頭髮。史蒂芙·艾當莫維奇替所有人做飯，很困難，因為沒有人有糧票。
格蒙登4月8日，星期日
早上在教堂碰見許多來自維也納的難民，像是霍恩洛厄夫婦、帕爾菲夫婦等。午餐後，帕賈斯維奇夫婦載我和西西·維爾切克回巴德伊舍溫泉小鎮，路上被黨衛軍巡邏攔下，虛驚一場！格察拿出他的假證件，他們也要求看我們的；我的證件上註明我應該去施瓦察赫—聖維特，方向跟這裡完全不對，立刻引起他們的懷疑。他們問我為什麼到這個時候，距離目的地還這麼遠？我解釋我離開維也納的日子比原訂啟程的日期晚很多。最後領頭的上士表示，要不是他心地善良，早把我拉下車，派我去挖戰壕了；我反唇相譏，說我以為「六年戰爭」期間護士的用處應不只挖戰壕而已！這場對話不甚愉快，離開時大家都還在發抖。回到巴德伊舍溫泉小鎮後，西西和我搭火車回格蒙登；我們計劃好好休息兩天。
4月9日，星期一
天氣美極了。我們坐在柯尼金別墅的陽臺上曬太陽，享受湖光山色的可愛景觀。很快西西·維爾切克就得去格蒙登醫院報到了。
今天在施萬旅館碰見埃爾巴赫夫婦；維克托·埃爾巴赫是駐雅典的最後一任德國首長，他太太厄莎貝斯則是卡塔林·金斯基的姐妹。他們剛從匈牙利逃過來，告訴我們卡塔林在林茨被黨衛軍攔下，所帶的東西全被沒收——主要是培根、麵粉和香腸——都是她老遠從匈牙利帶來，本來希望做小孩的糧食，維持到戰爭結束。埃爾巴赫夫婦一副驚慌失措的模樣，可能會在旅館裡住一夜，讓我們感覺很愧疚，自己住得那麼舒服；然而未經漢諾威家族的同意（他們現在都在德國），我們不敢收留任何人。
4月10日，星期二
西西·維爾切克和由附近那座城堡改建而成的「坎伯蘭醫院」院長談過話；他提議就讓她在那裡工作，這樣對她很方便，她每天只需走路穿過公園便可；但她有點猶豫，因為那間醫院內沒有手術室，而她整個大戰期間一直在手術室內工作。
4月11日，星期三
陸軍上校——他的家人就住在別墅後面改建的馬廄裡，從蘭巴赫開車來看他們。他並不認為德軍還能撐過兩個星期，建議我最好別嘗試趕去施瓦察赫—聖維特。他負責率領一個爆破小組，經常和林茨的地方首長埃格魯伯見面，後者等於是奧地利這一區的國王，是個非常可憎的人物，很愛大放厥詞，高談「抵抗」、「榮譽」，云云。
已有訊息傳來：我們醫院的傷患沒有一名安全抵達施瓦察赫—聖維特，只有年輕的護士及一批醫生報到。然後我有命令在身，儘管很想待在這裡和朋友們一起面對「大崩盤」，但此刻的明智之舉似乎仍是上路為妙。格察·帕賈斯維奇會開車送我一程。
4月12日，星期四
上校載西西·維爾切克和我去格蒙登車站。雖然我一部分的行李已比我早一步運走，但我攜帶的包袱還是很重。開往聖吉爾根的慢車擠得水洩不通，我們只好把行李塞進車窗裡，站在車廂外最低的臺階上，緊緊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東西。後來警衛走過來命令我們下車；我們繞到火車另一邊，等火車開動，再趕快跳上對面的臺階，結果西西兩隻腳各踏一截車廂，就這樣搖搖晃晃上路了，實在很危險。後來一位軍醫救了我們，他跳到我們後面，保護我們別因為撞上樹枝或狹窄隧道的牆壁而掉下車去。抵達聖吉爾根後，格察和阿莉已在車站等我們。
羅斯福總統就在當天死於佐治亞州的溫泉鎮。
4月13日，星期五
駕車開往拉德施塔特的一路上險象環生，到處都有路障，守衛若非陸軍憲兵，便是黨衛軍。碰到後者，格察便拿出他的假蓋世太保證件；碰到前者則亮出他的克羅埃西亞外交官護照。由於陸軍和黨衛軍彼此仇視，他得分清兩者，千萬不能搞錯。這點可不容易，因為從遠處看，他們的制服幾乎一模一樣。我們已聽說弗斯爾（裡賓特洛甫以前的藏身處）附近的路障檢查尤其嚴格，好幾輛車已被沒收，乘客被趕下車子。在一處黨衛軍設的路障前停下來時，有一群人便不懷好意地圍上來，但看見格察的證件之後，卻宣稱他們是「蓋世太保的擁護者」對我們揮手致意，甚至警告我們要多加小心，原來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被一個偽裝成憲兵的駕駛員擊斃，他們正在追捕那名兇手。
開進拉德施塔特之後，我及時跳上一列正準備離站的火車。火車開動後，格察才扔給我一疊糧票。一個小時後，便抵達施瓦察赫—聖維特。途中經過一處名叫比紹夫斯霍芬的地方，赫然看見鐵軌兩邊圍滿鐵絲網，後來別人告訴我，那裡是專門關俄國人和波蘭人的集中營，戰俘都擠在圍欄後，目光呆滯地看著我們經過。
施瓦察赫—聖維特是個小村落，四周環繞醜陋的矮山。我下車時已6點，有人告訴我，院長蒂姆大夫正在某間客棧內吃晚餐，我最好去那裡跟他報到。步入市集，艾格尼絲護士一把抱住我，她和另外兩名護士在一起，三個人都穿著可愛的阿爾卑斯山地農家少女裝。她尖叫著跟我打招呼，忙不迭向我報告最新的閒話：目前一切停擺，接下來兩週都不用工作。這裡的醫院受兩個敵對集團的控制，其中一個集團正遷往加施泰因溫泉……
後來我終於找到蒂姆大夫，他正和另外六七位官員吃晚餐；他劈頭便問我：「卡門人呢？」——指的是西塔·弗雷德。接著問我，找到住的地方沒有，因為他已無空房撥給我，所有房間都住滿了，他只能讓我去睡他自己的床！我怯生生地問他，那我可不可以離開，去別家醫院工作。他說他以為西塔和我逃了，已向巴德伊舍溫泉小鎮空軍管區指揮部報備——然後猛眨眼睛，補了一句：「不，不，我一定要留你們在這裡的手術室內工作。再過十天醫院就開工了。」這段時間，我可以回格蒙登，但到時候一定得帶西塔回來報到，不得有誤！然後他建議和他一起吃晚餐的一位上校開車送我一程。我趕緊將所有行李搬來，包括我事先寄來的東西，和今天手提的幾個包袱。我們在晚上8點啟程，那位上校和他的駕駛員坐在前座，顯得有點緊張。他說現在山區裡藏有游擊隊。我們繞了一大圈經過薩爾斯堡，終於在深夜1點抵達格蒙登。
4月14日，星期六
我雖然因為旅途勞頓已精疲力竭，仍然步行走去艾爾特蒙斯特——往返總計兩小時——通知西塔·弗雷德這個好訊息。
昨天蘇軍攻佔了維也納，聽說德軍根本沒有抵抗。
其實「維也納之役」，蘇軍自從4月6日便開始圍城，戰役雖持續不到一週，卻歷經整個大戰期間流血最多、破壞性最大的巷戰。
埃格魯伯首長最近不斷在收音機裡叫囂「奧柏多瑙」（納粹替上奧地利省取的名字）必須作戰到底，直到犧牲最後一個人；現在無論情況變得多艱苦，誰都不準逃亡，就連婦孺亦不許撤退，因為已無處可退！他常在演說中引述希特勒的話，不過至少他很坦白，並不企圖粉飾太平。同時他表示為了補償民眾，答應加發米及糖。
4月15日，星期日
今天在家休息和整理房間。終於開啟行李，把東西放好。
4月16日，星期一
火車已停駛（缺煤），我騎腳踏車去40千米外的巴德伊舍溫泉小鎮，拿留在施塔勒姆貝格家的一件毛皮大衣和背包，往返花了我五個小時！附近鄉野極美，可是路邊有另一座集中營，可以看見遠處的營房，周圍全圍著鐵絲網。這座集中營名叫埃本塞，似乎沒有人知道關在裡面的是什麼樣的人，或有多少人，只聽說它是全奧地利最可怕的集中營之一，光是靠近它就令我渾身難受。
埃本塞集中營為毛特豪森集中營的分營，以嚴苛待遇及高死亡率著稱。巴頓將軍率領的第三軍團逼近時，黨衛軍指揮官決定將倖存的三萬名人犯關進裝滿炸藥的隧道內，全部炸死，但營中守衛（多為從東歐來的德裔人）拒絕服從命令，所有人犯才逃過一死。如今該營已改建為紀念公墓。
4月18日，星期三
格察·帕賈斯維奇從聖吉爾根打電話來，說他碰見一個在柏林看見保羅·梅特涅的人。保羅終於被踢出軍隊，正打算回柯尼希斯瓦特。我們本來以為他老早可以離開軍隊，首先他是個爵爺（王族），而且他的母親和妻子都是外國人，不過當局似乎最近才突然意識到這兩點。塔蒂阿娜現在和他在一起。讓我們祈禱他們能在柏林環城道路封閉前離開，敵軍已逼近城郊了。
4月19日，星期四
西西·維爾切克和我找不到足夠的糧食。商店裡缺貨，客棧總是擁擠不堪，而且供應的食物都極可怕，而且我們倆都沒在工作——醫院裡至少還有餐廳——兩人都處在飢餓狀態中。即使如此，西西仍設法拖延回醫院的日子。她過度勞累，整天睡覺，看起來很不健康；在手術室裡工作五年後，現在終於累垮了。她長得這麼漂亮，如今這副慘相，看了教人更心疼。
4月20日，星期五
今天是希特勒的生日。戈培爾發表了一場可笑的演說：「元首常在我們心中，我們也常在元首的心中！」還有比這更肉麻的話嗎？他接著說轟炸後的重建工程毫無問題。然而盟軍現在正從四面八方逼近，空襲警報整天響個不停。不過至少像上校的太太就相信他的話；她堅信德國擁有某種秘密武器，將在最後一刻拿出來用，否則他們怎麼敢發表這樣的宣告呢？她堅持要我們跟她一起吃早餐，真的非常好心，因為那便是我們一天裡唯一的一餐。
4月21日，星期六
早上11點，西西·維爾切克喚我爬上屋頂去看，天空裡密佈飛機，從四面八方飛來，在陽光下閃著銀光。今天天氣雖美，對山谷下方的阿特南—普赫海姆而言，卻是悲劇性的一天。我們可以看到炸彈如雨點般落下，機群一直在空中盤旋，扔完炸彈後，又飛回我們頭頂上繞了一圈才走。空襲時間長達三個鐘頭。我從未在這麼近的距離內觀看整個轟炸過程，因為通常敵機來襲時，我們都瑟縮在地窖內。這一次我看得一清二楚，整片大地因爆炸而搖撼，那景象既恐怖又美麗。
4月22日，星期日
傾盆大雨。我們去教堂做禮拜，回家途中一輛裝滿士兵的卡車經過我們身旁，讓我們搭便車，沒想到卻突然轉彎朝林茨駛去。我們好不容易才喚起司機的注意，請他停車。有些士兵身上佩戴著騎士勳章被調回前線。他們請我們吃培根。
昨天對阿特南—普赫海姆的轟炸顯然造成極大的傷亡，車站裡有好幾列紅十字會的火車停在側軌上，讓我想起兩週前我們從維也納逃出來，經過那裡，那一群好心照顧我們、被太陽曬得紅通通的年輕漂亮護士們！埃格魯伯答應加發給飢餓民眾的米與糖存糧也化成灰燼了。
俄軍今天佔領了埃格爾，意味著柯尼希斯瓦特也落在他們手中。家人都逃走了嗎？
4月23日，星期一
西西·維爾切克終於去格蒙登的醫院報到了。我再一次騎腳踏車到巴德伊舍溫泉小鎮，在一間客棧裡午餐，和一位11日才從維也納逃出來的人聊天。他講了幾則民團和黨衛軍在最後一刻發生激烈衝突的恐怖故事。
4月24日，星期二
西西·維爾切克今天一整天都在醫院裡洗髒繃帶。醫院裡似乎沒有手術裝置。她現在發燒了。我仍在設法找食物給她吃。又下大雨！
4月25日，星期三
今天終於出太陽了。我們到陽臺上曬太陽，想曬黑一點。下午去湖邊騎腳踏車，坐在湖邊休息時，周圍的山巒開始發出低吼，彷彿在晃動。附近一定有地方遭到轟炸，卻不能確定是哪個方向。聽聲音彷彿就在附近，卻看不見飛機。回家後才聽說，是50千米外的貝希特斯加登，聽起來之所以這麼近，是因為群山會製造迴音的緣故。西塔·弗雷德打電話來報告最新狀況，稱貝希特斯加登為「磐石」！
這天美軍與蘇軍在易北河岸的托爾高城外會合。納粹帝國因此被切成兩段。
4月26日，星期四
早上西塔·弗雷德開車來看我們。附近又發生空襲，我們只穿內衣躺在陽臺上看飛機。稍後其中一架飛回來在湖上方繞圈子。由於敵機極少單飛，西塔認為那可能是一架被擊中的美國轟炸機。起先我們懶洋洋地看著它轉彎，後來它突然朝我們俯衝過來，我們拔起腳就往客廳裡衝，心想它一定會撞上屋子，尚未回過神來，飛機已墜落在外面的公園裡。我們趕緊奔出去，但機身已迅速燃燒，沒有人能夠接近。據說組員都已彈出機外，但時間短促，似乎不太可能。或許駕駛員想在草坪上迫降，卻沒有成功。我們都嚇壞了。
上校派了幾個人來公園裡的菜園裡種蔬菜。現在大家最大的恐懼便是饑饉。
那一天，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婦克拉拉·佩塔西以及好幾名法西斯領袖，一起遭義大利游擊隊槍決，然後用繩索綁住屍首的腳跟，倒吊在米蘭大廣場上。
4月27日，星期五
今晚回家時，看到門前停了一輛巨大的灰色汽車。我認出駕駛員正是安託瓦內特·克羅伊的丈夫尤爾根·葛納（四個月前在維也納替我們烤鵝的那個人）。尤爾根說他和安託瓦內特來巴伐利亞住了幾天，現在奉命前往捷克投入舍納爾陸軍元帥麾下，但舍納爾的軍團眼看即將受圍，而且尤爾根的部下都被困在克拉根福。他顯然在拖時間。我們告訴他食物嚴重短缺的情況，他答應想辦法幫忙。
收音機報道俾斯麥家族在弗利德利斯魯的宅邸被炸壞，而且有好幾個人死亡。幸好塔蒂阿娜和保羅·梅特涅已經不住在那裡了，可是他們現在又在哪裡呢？佔領埃格爾和馬林巴德的似乎不是蘇軍，而是美國人。俾斯麥家的人又去了哪裡？
雖然盟軍正從四方逼近，再繼續打下去毫無意義，但駐紮在我們這一區的德軍一般來說仍非常守紀律，服從命令。
4月29日，星期日
我們讓尤爾根·葛納和他的副官奧爾住在屋裡，因為他們無處可去。漢諾威家族產業的經理施塔拉克先生看見這麼多人進進出出，開始緊張；但現在是非常時期，他也不能說什麼。而且直到目前為止，所有來暫住的人都是幾位王子的朋友，他們絕對不會反對的。尤爾根覺得我不應該回施瓦察赫—聖維特，他認為頂多再過一個星期戰爭就會結束。
氣候變了，又開始下大雨，甚至飄了些雪。我們騎腳踏車去教堂，其餘時間都待在屋內。格察·帕賈斯維奇開車來找西西·維爾切克，討論未來的計劃。他已替家人弄到護照，將帶全家前往瑞士，要西西也一起跟去，但她放聲大哭，堅持不肯。
我去找坎伯蘭城堡醫院的院長談過，但他表示，除非巴德伊舍溫泉小鎮空軍管區的主任醫官放我走，否則他不能僱用我，因為這附近的醫院全屬於陸軍。我們三個人於是決定去巴德伊舍溫泉小鎮請願，若獲得許可，我打算陪格察和西西去穆山幾天。維爾切克家族在那裡有一座城堡，他們計劃待在那裡等戰爭結束。然後我再回來工作。西西雖然不肯去瑞士，卻同意和父母住。以後可能就沒車子送她去穆山了，而且去那裡她至少會有東西吃。至於西塔·弗雷德，她決定不理會任何命令，到本地醫院做義工。
經過數月的秘密會商，黨衛軍中將沃爾夫就在這一天於卡塞爾塔率領所有駐義大利德軍向盟軍投降。
穆山4月30日，星期一
我們在陣雨中出發。我仍拖拉著一大堆不必要的行李，萬一在巴德伊舍溫泉小鎮的面談不成功，還是得趕去施瓦察赫—聖維特。
抵達巴德伊舍溫泉小鎮後，費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空軍管區主任醫官，他正和一群軍官吃晚餐，幸好我穿著制服。他領我進他辦公室，聽我描述施瓦察赫—聖維特的情況後，立刻發給我一張證書，解除我對空軍的義務；表示現在我可以自由選擇任何一家醫院工作。我立刻被他迷倒！
現在大家都可以前往穆山了。格察·帕賈斯維奇領隊，載著阿莉、西西·維爾切克和我；史蒂芙·艾當莫維奇載著所有的小孩居中；第三輛車是雅各布·埃爾茨的，由卡皮斯坦駕駛。每輛車都載滿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李，包括幾袋麵粉、米和一些罐頭食物，全是帕賈斯維奇和艾當莫維奇家族從匈牙利大逃亡沿途蒐集所得，而且奇蹟似的全儲存了下來。
駛過巴特奧塞時，居然瞧見迪基·埃爾茨。大家一陣驚喜，可惜他看起來一副茫然的可憐相；他說他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想返回他們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家！
本來一切順利，後來卡皮斯坦突然不見了。我們等了好久，終於決定下車伸伸腿，這時他才出現，大家繼續上路。開了六千米後，西西突然尖叫一聲：她把她的皮包和裝有維爾切克家族現金財產的盒子，忘在剛才停車的路邊了！史蒂芙載著她開回去，到了休息地點，她們看見錢盒，卻沒找到皮包；便繼續往前開了一段路，趕上兩位騎腳踏車的女人，其中一輛的龍頭上正掛著西西的皮包。接下來的對話極不愉快，那個女人堅持要把皮包交給警方，後來總算放手，我們這才繼續上路。
經過拉德施塔特後，接著進入陶恩隘口；那裡下大雪，我們的車子被困住，動彈不得。西西和我只好下去推車，凌晨4點穿著制服做這件事實在不太舒服。這時一輛由兩匹馬拉的馬車突然從轉角出現，上面端坐著梅利·克芬許勒，身邊堆滿大小包袱，儼然一幅難民圖畫。她果然按照計劃，駕著馬車從維也納一路逃來，現在朝她們家族在卡林西亞區的奧什—奧斯特維茲城堡前進。後來總算所有人都穿過了隘口，下到山邊，於凌晨5點時抵達目的地。
穆山城堡原來是一座中世紀防禦城堡，整個村莊都在堡內，讓人感覺彷彿進入世界末日一般。我們吵醒了漢西的太太蕾妮，她趕忙替我們安排一切。西西和我共用一張四柱大床，明天我們將出去打聽情況，開始計劃下一步……
希特勒就在當天，4月30日，進入他柏林住處的地下室內自殺身亡。
幾天後，西西·維爾切克和我返回格蒙登，一起進入公園對面的坎伯蘭城堡醫院內工作。但院內的工作環境極惡劣，我們倆幾乎立刻同時感染嚴重的猩紅熱，原因是我們必須替自東歐撤退回來的數不清計程車兵除蝨，當然過度疲勞與營養不良亦使得病情更為嚴重。
我們躺在家裡生病的同時，美軍第三軍團抵達格蒙登。對我們而言，戰爭已經結束了。
接下來的那段日子我沒有寫日記。所有留在德國與奧地利境內的人，在戰後頭幾個月都置身於世界徹底瓦解的大混亂中，每個人都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如何活命這件事上，其他的事全部拋諸腦後。對我個人來說，唯一支撐我活下去的渴望，便是我願不計任何代價與分散世界各地的家人恢復聯絡。當時我沒有任何一位家人的訊息，憂心如焚，而且我知道他們也一定在替我擔心。
——蜜絲注（1945年9月）
巴頓將軍率領的美國第三軍團於5月4日抵達格蒙登，翌日所有駐巴伐利亞的德軍全部投降。四天之後，即5月8日，歐戰正式結束。
西西·維切捷克（現為格察·安德拉西伯爵夫人）對於這一段蜜絲沒有寫日記的日子描述如下：有一天，一輛載著兩位美國軍官的吉普車開上柯尼金別墅。由於產業經理施塔拉克及施耐德小姐都不會講英語，當時在公園對面坎伯蘭醫院工作的蜜絲便被喚來充當翻譯。兩位軍官很明顯地立刻對蜜絲產生極大的興趣，他們聲稱蘇軍正迅速逼近，希望保護她，極力想說服她跟他們一起離開。蜜絲婉拒，表示不願丟下我一個人。但他們表示過兩天他們還會回來，同時禁止我們離開別墅。兩天後，他們果真回來了，這一次催促我們倆都跟他們一起走，我們拒絕。他們再一次禁止我們離開，並威脅說我們會被槍殺。這時我們已明白蘇軍逼近的說法完全是託詞，其實他們另懷鬼胎。幸好我們再也沒有看到那兩個人。
很快地，我們倆都染上了猩紅熱，被裝上一輛沒有車蓋的馬車拉到格蒙登醫院，也就是我原先服務的那家醫院。我們倆睡在同一張床上，對周遭發生的事渾然不覺，只知道有一陣子外面傳來很多剎車聲，人們用美國英語大叫、發號施令。接著一批穿著陌生卡其色制服、戴鋼盔計程車兵，手持武器衝進我們房間，但立刻被醫院內的醫生及護生推了出去。幾天後，他們告訴我們，戰爭已經結束了。
對於那段日子，我的記憶非常模糊。只彷彿記得有一次我們找到一本食譜，上面印有面包、牛奶及肉的照片，我們倆便開始夢想著享受裡面所有的食物。另一次我爬下床，溜進花園裡偷拔了一杯紅穗醋栗，結果被一位護士當場逮住，她大罵我是賊，我只緊緊抱住那杯寶貝，衝回病房內，然後趁著別人還來不及進來，和蜜絲狼吞虎嚥把紅穗醋栗全吞下肚去。六週後，醫院放我們出院，我倆已瀕臨餓死狀態。
回到柯尼金別墅後，才發現主棟已被美軍反情報軍團沒收，指揮官為克里斯特爾少校。接下來那段日子，我記憶最深刻的，仍是不時折磨我們的飢餓感覺。蜜絲雖在病假期間，但仍是坎伯蘭醫院的員工之一，我們因此可以領到馬肉等糧食配額，美國人允許我們拿到廚房裡烹煮。我還記得那種每次看見別墅「客人」所享受的各種美食、讓我們猛咽口水的感覺。最後在絕望之餘，蜜絲和我想到一招詭計。每次等到美國人快要坐下來用餐的時候，我們便溜到餐廳窗前的花園裡製造各種響聲，像是搬弄花盆、剪玫瑰等等。當然他們幾乎每次都會邀請我們跟他們一起用餐（戰爭剛結束的那段時期，美軍禁止官兵與德國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友好關係」），然後總在吃下大量花生醬和喝下好幾大杯道地的咖啡後，整晚興奮得睡不著覺！
克里斯特爾少校是一位非常有禮貌又善體人意的正人君子，他不遺餘力地保護我們，命令不斷更換的屬下規矩對待我們。由於別墅很快成為美軍的「週末度假中心」，進行的活動可想而知（直到我們離開，即被遣散回鄉之前，我們才搞清楚美軍每晚都在一樓公寓內幹什麼），因此他的這項努力極有必要，也令我們非常感激。
遣散前，克里斯特爾少校特別替蜜絲擔心。蜜絲曾經告訴他，她在柏林的經驗，尤其是與「七月密謀」有關的那段日子，少校生怕她會因此遭到拘禁，接受審訊。幸好他的憂慮並沒有成為事實。
有一天，我們和一群由無篷卡車及馬車組成的車隊一起離開，隨行的是一群穿著黨衛軍制服的年輕男孩。我們在眾多守衛嚴密監視下，被送去毛爾基興，接受篩檢。那群黨衛軍小孩幾乎立刻被釋放，顯然都是在大戰最後幾周內受召入伍，在毫無訓練的情況下穿上黨衛軍制服的。其餘的人則需通過坐滿三節火車車廂、各種不同審訊人員的質詢；那些人不斷問我們問題，同時不停拿出成沓的名單與我們的名字核對，想確定我們的確不是重要的納粹黨員。不消說，每位審訊官都覺得蜜絲非常神秘，首先，她一口字正腔圓的英語，卻又自稱是俄國人。他們總會問她：果真如此，她為什麼不留在俄國呢？顯然他們都從沒聽過所謂的白俄難民！最後我們終於被放出最後一節車廂，臨別時兩腿還各被刷上一道白漆，表示已經「洗清」了。又等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才通知我們可以自由離去。對我們倆來說，戰爭終於在這一刻真正結束了。
接著我們用徒步及搭便車的方式，走完漫長的歸程。在同一天晚上回到柯尼金別墅，克里斯特爾少校為我們準備了可口的洗塵大餐。
我們在格蒙登又多待了幾個星期，探望許多來附近避難的親戚朋友，像是去穆山城堡看我父母、去奧斯塞看埃爾茨一家……
四個月後，蜜絲重新開始寫日記。
奧斯塞溫泉8月23日，星期四
西西·維爾切克和我離開了格蒙登，不再回去。
現在我打算想辦法回德國和家人團聚，但願他們都已成功逃出柯尼希斯瓦特（城堡現在落在捷克人手中）。
我把大部分行李都留在巴德伊舍溫泉小鎮施塔勒姆貝格家，陪西西去奧斯塞溫泉一天，結果在車站碰見威廉·利希滕施泰因；他從瑞士來，想去施第里爾。他從手提箱裡拿出培根、起司和餅乾給我們吃。我們倆正餓得發昏，求之不得。他身上還藏有七小瓶白蘭地，打算送給願意讓他搭便車的駕駛員。然後他在無意間告訴我，保羅和塔蒂阿娜·梅特涅如今正住在保羅位於萊茵河畔、已被炸燬的制葡萄酒產業約翰尼斯貝格內，那一區現在屬於德國境內美軍佔領區。這是自從4月以來，我第一次聽到關於他們的訊息！威廉陪我們去奧斯塞，幫忙提行李。
施特羅布林8月24日，星期五
整個早上都待在奧斯塞溫泉和艾伯特·埃爾茨的母親聊天。她最近獲悉留在蘇軍佔領之捷克境內的女兒斯蒂芬妮·哈拉克的訊息。迪基·埃爾茨於戰爭前夕被俘，現在還關在盟軍設在巴伐利亞前線的戰俘營內；他們顯然受到惡劣的待遇，而迪基其實是個徹底的親英派！我會設法請吉姆·維耶曾斯基幫他忙；吉姆已被經過德累斯頓的俄軍從戰俘營中釋放出來。
晚上兩名美軍從柯尼金別墅開車過來——他們倆都叫吉姆，請我們明天去格蒙登參加一個派對。其中一位吉姆跟一位法國女孩訂婚了！
8月25日，星期六
阿莉·帕賈斯維奇和我試著搭便車去聖吉爾根看出租房間，但路上一輛汽車都沒有，我們最後坐上一輛由兩名前德國士兵駕的馬車；他們每經過一棟房子都會停下來，想找些秣草喂他們的馬，結果都沒找著。很快與他們分手後，我癱在路邊的陽光下，阿莉坐在馬路中央，好阻擋來往車輛。後來我們終於走到了聖沃爾夫岡，再從那裡攔下一輛吉普車。雖然這段路只有12千米，卻花了我們三個鐘頭才走完。
幾間出租房間都令人失望，我們正在發愁怎麼回家，便碰上準備去接我們參加派對的兩位吉姆。抵達會場後，看見很多女孩都經過刻意打扮，讓我們覺得自己好像難民一般。一整晚大部分時間，我都和一號吉姆聊天，他即將前往維也納，再度成為克拉克將軍手下的幕僚。我自己則打算星期二出發，去約翰尼斯貝格城堡。
8月26日，星期日
下午格察·帕賈斯維奇、西西·維爾切克、阿爾弗雷德·阿波尼和我，一起走了幾千米路去探望羅瑪莉的一位表親，卡爾·舍恩貝格；他住在隔幾個村落外的一棟農舍裡，農舍原屬於他兄弟，但後者在捷克失蹤了。蘇軍佔領初期，本來卡爾也留在那裡，但接管他們家族產業的捷克主管人很正派，勸他離開，因為情勢愈來愈危險。現在他在捷克的城堡已被改建成醫院。他請我們喝可口的牛奶及白蘭地，令我們非常感激。然後他又裝了滿滿兩袋馬鈴薯，要我們帶回去給阿波尼一家吃。回程路上，格察不停抱怨他腳痛，因為他從來沒走過這麼遠的路。最後一輛美軍吉普車載了我們一程，西西和阿爾弗雷德一路唱嶽得爾山歌，令駕車的美軍樂不可支。
8月27日，星期一
西西·維爾切克和我睡同一張床，頭對腳；有時鼻子會被對方的腳趾搔得很癢。不過因為染上猩紅熱時，醫院就把我們倆扔在同一張床上，所以我們早已習慣這種「潛水艇組員」式的睡姿。
去薩爾斯堡見一位馮·蘭先生。他正借奧地利當局的協助，試圖將幾百名大戰期間自德國北部遭轟炸城市撤退至奧地利的德國難民小孩遣送回國。他建議我加入紅十字會的護送隊，但籌備時間不知要等多久。下午我和普卡·菲爾斯滕貝格的母親一起喝茶；她是位迷人的匈牙利老太太，擁有一棟很漂亮的房子。她給了我幾本英文書和一些通心麵及沙丁魚帶回家，我非常感激地接受了。我們在這裡都未經登記戶口，沒有人領得到糧票，已經又開始捱餓了。每天我們都進樹林裡去採草菇，那便是日常主食。前幾天我赤腳，不小心把大腳趾給劃破了，流血不止；格察·帕賈斯維奇堅持要替我把血吸出來，以防感染敗血症。我們和阿波尼一家一起用餐，他們非常慷慨好客，但他們的存糧也很少。
8月28日，星期二
今天我和阿莉·帕賈斯維奇坐阿波尼的馬車去聖沃爾夫岡，希望能用我在格蒙登領的糧票換些食物。施特羅布林屬於薩爾斯堡區，格蒙登則屬於上奧地利省，所以這些糧票照理無效，卻幸運地換到我一週的配糧：一條黑麵包、四分之一磅的牛油和半條香腸。到目前為止，還算順利。
我們接著去探望圖恩夫婦，他們帶著三個小孩和他母親一起住在四個房間裡，請我們喝茶，並描述從東歐逃難過來的驚險故事。回家路上，我們每經過一株梅樹都會停下來，車伕幫我們用力搖樹、撿梅子。
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他也在最後一分鐘逃出維也納）給我一小罐沙丁魚，這是非常珍貴的禮物，因為我並沒有為返鄉旅途做任何準備，而我很可能必須旅行數天。
8月29日，星期三
午餐後，吉納·利希滕施泰因（執政王子的太太）、她父親斐迪南·維爾切克、格察·安德拉西（西西·維爾切克未來的丈夫，他們倆剛宣佈訂婚）乘坐一輛插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旗幟的汽車出現。他們帶來梅特涅夫婦的訊息，是從加布裡埃爾·凱瑟斯達特那兒聽來的；加布裡埃爾從特里爾去瓦杜茲探望家人，途中停留約翰尼斯貝格，見到了他們。
吉納在晚餐後離開，留下幾瓶琴酒，我們和阿波尼夫婦都喝得醺陶陶的。這是一場成功的話別派對。格察和阿莉·帕賈斯維奇明天即將前往艾爾特蒙斯特，最後定居瑞士，而我也終於要離開了。
8月30日，星期四
阿莉和格察·帕賈斯維奇已離開；房間裡少了他們的東西，顯得空蕩蕩的。我也開始收拾行李。馮·蘭先生給了我最後的指示，我將隨難民小孩的車隊在明天下午5點出發。
馮·蘭先生陪我們去米托洛斯基家，在那兒喝了一點葡萄酒。由於我搭的火車將直達德國不萊梅，克麗斯多·米托洛斯基怕我中途無法下車，給了我一個不萊梅的地址。大家待到很晚才走路回家，途中被巡邏的憲兵攔下，因為忘了帶身份證，被罵了一頓。
離開的時刻愈來愈逼近，我也愈來愈緊張。從我逃離柏林後，時隔已一整年，終於將重返德國。
以下摘錄自西西·安德拉西—維爾切克寫於1979年的一封信：我最後一次看見蜜絲，是在施特羅布林的火車站月臺上，她即將隨同難民小孩返回德國。擁別時，我們一起發了一個重誓：不願很快結婚，儘量保持「自由身」！……結果還不到一年，蜜絲就食言了！
8月31日，星期五（記於1945年9月，萊茵河畔約翰尼斯貝格城堡）
寫了一封信給住在羅馬的伊連娜，然後最後一次穿上剛洗乾淨的紅十字會制服（我以護士的身份旅行），在施特羅布林城內逛最後一圈，吃了午餐，然後在西西·維爾切克、艾伯特·埃爾茨及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陪同下去車站。
馮·蘭先生在薩爾斯堡與我們會合。火車開了六個小時才抵達，因為兩輛美軍卡車在鐵軌上相撞，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拖走。
到薩爾斯堡之後，他們要我去搭另一節指揮部職員乘坐的車廂。上車後一位迷人的護士幫我安頓好；車廂裡只空出兩張長凳，其餘空間塞滿白麵包、牛油、香腸和起司，全是美軍贈送的禮物，亦是供應800名小孩和40位大人兩個整天的食糧。因另外幾百名小孩將從貝希特斯加登趕來，我們等了很久才終於全員到齊，出發上路。
總共有45節車廂，每節車廂裡裝著來自不同難民營的孩童及他們的老師。大部分孩子看起來都很整潔，吃得也很好，都因為即將回家而顯得十分興奮。自從不萊梅被炸燬，他們便被撤退到奧地利，過去一年都沒有家人的訊息。
指揮部職員包括馮·蘭先生、一位醫生、一位秘書、我和另外一名護士，還有一位帶著4歲女兒寄住在蘭先生施特羅布林家中的太太，再加上由一位美國軍官及四名男子組成的護衛隊。
火車在巴伐利亞邊界被攔下，等了很久，終於在深夜2點抵達慕尼黑。城內火車站只剩下一個巨大的鐵骨架。當地紅十字會替孩子們準備了咖啡和三明治，各車廂輪流分發。大家都睡得很差，因為空間太小，長椅又太硬。
9月1日，星期六
大戰於六年前的今天爆發；恍若隔世。
今天一早經過奧格斯堡，幾位同車廂的旅伴試著就月臺上的水龍頭清洗一番，我則繼續昏睡。火車繼續駛過紐倫堡、班貝克及維爾茨堡。從車上看出去，每個城市看起來都一模一樣：同樣的廢墟、同樣的荒涼。我們在維爾茨堡停留了頗長一段時間，我下車徹底清洗了一番，然後和其他人開始準備食物，切面包（超過800條）、塗牛油、切香腸等等，一直忙到天黑。
每次停車都有人想擠上來，大多是剛退役計程車兵。照理說任何人都不準上車，但我們那位美國軍官人很好，讓他們擠進行李車廂內。一路上我們都享用優先權，因為是特別車隊，不過出發後我還沒看見另外一輛載客列車，一般民眾似乎都搭貨車，而且發車時間也不一定。基本上，德國就是一副慘相。
旅伴和我猛看地圖，想決定我在哪裡下車最好，有些人勸我一直坐到不萊梅，再設法從那裡去約翰尼斯貝格城堡。我因為好奇，的確想去那裡看看（該區由英軍管理），可是必須繞太大一圈，實在沒道理。
今天我們找了一個地方停下來，開始分發食物。我站在外面，孩子們依不同難民營排隊走過來領從火車上遞下來的食物。他們看起來都很可愛，滿懷感激，尤其喜歡白麵包；不斷向我們說「謝謝」。發完後，很多擠上車的平民也走過來，替他們的小孩要食物，因為糧食很多，我們也發給他們。然後我們將蠟燭插在馬克杯裡點燃，大家心情都變得比較好。尤其是另一位護士和那位秘書，她們都是薩爾斯堡人，再過兩天就可以回家了。她們唱維也納的民歌，我們應和。接著大家又開始討論我該怎麼辦？其中一位列車長說他將在富爾達之前的某個車站下車，火車將在那裡停兩分鐘，他建議我也在那兒下車；他會安排讓我在車站內夜宿，隔天我再搭火車去法蘭克福。他認為我應該避開富爾達，因為整座城幾乎被炸成平地，已成了荒城，根本沒有車站。
快駛進那個小站時，我們站到車門旁等待，那位列車長手提一盞油燈，馮·蘭先生和兩位女伴則抱著我的行李。火車慢慢駛過小站，卻沒有停下來，列車長跳了下去，狂亂地揮舞油燈，要司機停車讓我下車。沒想到車速卻加快了。所以我還是得在富爾達下車。
馮·蘭先生很生氣，企圖勸我打消這個主意，但我不願去不萊梅。其他的人這時都去睡了。我們一直注意看前方，終於看到一個像是富爾達車站的月臺在遠方出現，我準備跳車，因為我不相信火車會停，不過至少車速減慢了，讓我可以溜下鐵軌。馮·蘭先生隨後將我的行李丟下車，並大叫，兩週後他會經過約翰尼斯貝格，會去看看我是否已安全抵達。
我很幸運，正好跳進一位提著油燈的鐵路工人臂彎中，他也剛跳下火車，也打算去富爾達。他幫我提行李，我倆在漆黑的夜色中，踉蹌穿過被炸爛的鐵軌、炸彈坑和纏住我們雙腳的電線，朝車站廢墟走過去。我突然感到十分絕望，想到一旦走到富爾達後，得在月臺上待一整夜，更覺得恐怖。我的守望天使已消失在前方，他先去偵察情況；這時我突然看見一輛火車頭打著頭燈朝我慢慢駛來，我狂亂地揮手，它果然在我前方停下。我問司機去哪裡，他答道：「哈瑙！」（哈瑙就在法蘭克福附近）但他必須先將貨車停去別的地方，但我可以先上車。
坐在火車頭裡開一整夜的車，似乎比待在被炸燬的車站內過夜吸引人些，於是我便在司機協助下，爬上車。火車頭裡另有兩個男人，他們替我把行李掛在司機座位四周的鐵鉤上。這時我的第一位旅伴，那名鐵路工人，也從黑暗裡衝出來，大家又把他也給拉上車來。儘管火花不停濺到我身上，我卻滿心感激，因為坐在火爐旁很溫暖，估且不去想我那身潔白的制服到明天會變成啥模樣。三位男士脾氣都很好，但剛開始都只用單音節與我對話。那名鐵路工人家就在附近，即將下車，他提議我跟他一起下車，到他家去等開往法蘭克福的火車，他可以請我喝咖啡、吃蛋糕，「全是美國北佬送的！」我很感動，但還是婉拒了，因為覺得待在火車上，早點抵達法蘭克福的機會較大。
火車以我覺得嚇人的高速度衝進黑夜裡，周遭鄉野滿目瘡痍，鐵軌彷彿隨時都會中斷。我們駛進一個名叫埃爾姆的地方停下來。他們將後面的貨車車廂卸下，然後兩位司機就消失了，留我坐在火爐前的板凳上打盹。不久他們再度出現，顯得非常氣憤；雖然他們已連續工作24小時，但主管卻不准他們回哈瑙，反而命令他們再拖另一列貨車，回我們十個小時前經過的維爾茨堡。我差點沒哭出來！個子又高又魁梧的主駕駛這時表示，既然已經答應要帶我去哈瑙，他無論如何絕不會食言。於是他們先試著溜出車站，但轉轍軌已經接好了；接著他們決定停留一整個晚上，如果有人過來檢視，我必須躲起來，否則可能會惹出麻煩。我本想在地圖上找到我們現在的位置，卻一片茫然，正符合了我對「荒原」的想象！我下車蹣跚走進站內，假裝才剛剛進站，卻聽說下班開往法蘭克福的火車後天才會到。
駕駛一直跟著我。突然對我說，以前他曾開過戈林和希特勒的專車，現在他已經替艾森豪威爾駕駛過兩次火車，而且他們請他去美國工作，月薪2000美元（他現在每個月賺400馬克）；在德國過的日子比狗還不如，他受夠了！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去美國？「我好像已經愛上你了！你說妙不妙！」我又踱回車上，希望另一個傢伙會保護我，卻發現他已經睡死了。我開始覺得很冷，試著升火——沒用！我把那個人叫醒，請他多加點煤。這時我的仰慕者已回來，他倆叫我放心，說德國現在幾乎已經沒有火車司機了，主管非聽他們的不可，否則他們就罷工。我說幸好戰爭已經結束，否則他們這種表現等於犯了顛覆罪，會被吊死。他們都同意我的說法。
9月2日，星期日
一個小時後，天開始亮了。兩位司機抓起袋子就跑，向我保證馬上就會回來。7點，站長終於在打電話向各方報備後決定讓步，打訊號放我們出站，因為有別的車隊即將進站。兩位司機啟動引擎，很快便加速朝哈瑙前進；我的包袱猛烈晃盪，車外的鄉間景色迷人——至少在大鬆一口氣的我眼裡看來是如此。
早上9點抵達哈瑙，其中一位司機替我提行李，到站內一個掛了「閒人勿進」招牌的房間內。友善地道別、感激地握手，並且跟我最後一包香菸說再見！
管理那個房間的美軍上士很驚訝地看我一眼，問道：「你要不要去清洗一下？」然後遞給我一面鏡子。我的臉上全是黑紋，圍著白圍裙的制服更是慘不忍睹。他用鋼盔替我接了些水來，經過一番努力，我總算恢復人樣。角落裡擺了一張行軍床，一個女孩坐在另一名士兵的大腿上。她告訴我，她等開往科隆的火車已等了兩整天，不過現在似乎已安然接受完全不同的命運。
經過一番打聽之後，我找到另外一位十分鐘之後將開往法蘭克福的火車司機，他同意帶我；這一次好幾個人一起爬上火車。兩位美國士兵幫我提行李，我們很快就上路了。火車緩緩穿過法蘭克福——又是一大片廢墟。我數數美因河上總共有六座橋，全已炸燬；由兩座浮橋代替。抵達赫克斯特後，又等了三個半小時，接著坐一小時火車到威斯巴登，然後又等了兩個小時；最後再轉搭另一列火車到約翰尼斯貝格山腳下的小村莊——蓋森海姆。和我一起下車的女孩，志願幫我把行李提到附近的烏爾蘇拉修道院。我們開始往山坡上走，穿過保羅·梅特涅著名的葡萄園，我心裡一直祈禱他和塔蒂阿娜千萬別出門度週末了。
走了很久，才走到被炸燬的城堡前；那景象也夠慘的了，大門口只剩下一間警衛室。我看到的第一個人是柯尼希斯瓦特的管家，庫爾特。他告訴我塔蒂阿娜和保羅已在十天前駕車前往薩爾斯堡——去找我！
那時我已累得哭不出來，倒在管家的客廳裡。庫爾特的太太莉澤特很快出現，讓我突然覺得又像回到過去一般。在他們殷切的照顧下，我爬進一間看起來全新的臥室內唯一的一張床上。一切等明天再說吧，現在我只想睡覺，把所有的事都忘掉。
9月3日，星期一
今天我出去四處看看。這棟警衛室是1943年經過盟軍轟炸約翰尼斯貝格城堡之後，剩下來唯一還算完整的建築，我住的那間小套房本來是給管家住的，現在塔蒂阿娜和保羅·梅特涅就住在裡面，管家則搬到樓上。套房裡有客廳、一間臥室和一間浴室，窗外是一片圓形花圃（現在成了菠菜園）和一片寬闊的空地，通向被炸燬的城堡。通過城堡原為窗戶的大洞，可以眺望下方的萊茵河谷。城堡內到處可見梅特涅家族的扈從及佃戶，他們從現在又落入捷克手中的各個產業地逃來這裡，希望能謀個一差半職，但大部分的人整天無所事事，看了令人沮喪……
我得知在美軍抵達柯尼希斯瓦特兩天後，塔蒂阿娜、保羅、父母親坐上一輛由兩匹馬拉的馬車，由七名一直在保羅產業上工作的前法國戰俘護送離開。當地的美國指揮官恰巧是我們在美國一位表親的朋友，他警告家人，美軍很快必須將那一部分的捷克交給蘇聯，建議他們立刻離開。結果他們總共花了28天才穿越德國，晚上寄住在農舍或穀倉裡，偶爾去朋友家住。現在照顧我的庫爾特和莉澤特，帶著他們的女兒、女婿，和保羅的秘書丹豪福在幾個小時後，也乘坐另一輛馬車隨後出發。大部分財物都沒帶出來，令他們非常難過。塔蒂阿娜和保羅帶的東西似乎也很少，到這裡後甚至連晚上蓋的毛毯都沒有。這裡的東西全在1943年被炸燬了。現在父母親住在巴登——巴登，在法國佔領區內（小時候我們全家在那裡住了很多年）。
我聽說我們家有兩位在盟軍服役的親戚，曾經前來詢問我們的下落，想幫我們的忙：一位是吉姆·維耶曾斯基，他現在替蘇軍與法軍司令擔任聯絡官；另一位是葛吉·謝爾巴托夫叔叔，他是美國海軍少校，曾經擔任雅爾塔會議的口譯。
一整個早上都在設法申請許可證，去法國佔領區探望父母。丹豪福與我寸步不離，甚至陪我去採蘑菇。他不信任美軍；有一批人已經強佔了隔壁穆姆家族的宅邸，而且舉止惡劣，把很多傢俱和瓷器丟到窗外，還把奧莉莉和馬德琳的衣服分送給村裡的女孩。
稍晚布拉特·穆姆出現；他剛從位於法國理蘭斯附近的盟軍戰俘營放出來。他在德國佔領期間，回巴黎管理他們家族的香檳製造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交還給穆姆家族），法國人不原諒他這一點。雖然他被囚禁了四個月，幾乎沒有東西可吃，不過看起來仍然很健康。現在他和家人住在法蘭克福北邊的怡森堡。他把我從奧地利帶回來一部分的信帶走了，答應會在法蘭克福寄出去，讓我心頭放下一個負擔。他告訴我弗雷迪·霍斯特曼在蘇軍攻佔柏林期間，一直搭帳篷住在樹林裡，所以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晚上，丹豪福帶我去蓋森海姆見盧齊厄·英厄爾海姆女伯爵；她現在替駐呂德斯海姆的美軍指揮官加文少校工作，亦是去年7月企圖行刺希特勒的施陶芬貝格的表親。她答應替我想辦法申請去巴登—巴登的許可證。
9月4日，星期二
奧莉莉·穆姆帶著剛從英國佔領區抵達的洛布科維茨來訪。他說英軍頗守紀律，卻極不友善，而且會搶東西；像他從東歐產業帶來的那幾匹馬就被「充公」了。
這裡的食物種類不太平均；有極好的葡萄酒，足夠的牛奶，自己種的水果和蔬菜，卻一點肉都沒有。但庫爾特仍堅持戴白手套上我們節省的餐點，在我耳邊低聲念出葡萄酒的年份。每位僕人都爭相服侍我，急切地想在這片荒廢的產業上做點正事。
9月5日，星期三
布拉特·穆姆再度帶來最新訊息，阿爾菲·克拉裡帶著莉蒂從捷克逃了出來，據說就住在附近。我會立刻開始找他們。
去村裡的補鞋匠店裡取我寄放的鞋子，回家路上撞見我在格蒙登認識的一位美軍，喬·哈姆林。他現在已升少校；說他在哈瑙碰見一位美國陸軍女軍官，向她提起我，說我曾經對他描述戰時柏林的情況，他本來不信，後來親自去柏林後才相信我說的話。那位女軍官告訴他，她認識塔蒂阿娜，還把他們在這裡的地址給了他。於是他開車到約翰尼斯貝格來找他們，想告知關於我的訊息，沒想到找不著他們，卻碰到了我！他正打算直接開回奧地利，我求他載我一起去，但他不敢，因為盟軍仍禁止與德國人「友好」，而我無論如何仍被視為德國人。不過他同意替我帶信。我們倆一起喝完保羅的一瓶葡萄酒，然後他就離開了。
下午我走路去看鄰居馬圖許卡夫婦，向他們借了幾本英文書。他們一直非常幸運，美麗的城堡仍完整無缺，甚至到現在都不必供盟軍住宿，不過那跟他一直從事反納粹活動有關。
9月7日，星期五
我開始重新整理日記。「七月密謀」之後，我一直用速記寫日記，而且記得非常潦草，我怕再拖下去，會忘了當時發生的事，或者根本看不懂自己的筆跡。
9月8日，星期六
和庫爾特一起出去採蘑菇，結果收穫不多，因為蘑菇季節快結束了。這是個災難，因為蘑菇是肉的代替品。
喬·哈姆林回來了。他見到了塔蒂阿娜和保羅·梅特涅，他們現在住在施特羅布林的菲爾斯滕貝格家。他還帶了信回來；他們要我寄300瓶葡萄酒過去，可能想當現金用。喬現在很後悔那時沒載我一起去。他即將前往柏林，會設法替我找份工作，作為載我去奧地利與梅特涅夫婦聚首的理由。如果這個計劃行不通，我便去巴登—巴登看父母。
今天漢斯·弗洛托出現了，從海德堡帶了兩位朋友來。他已開始工作，看起來很健康。柏林別後，我們一直沒見過面。他說羅瑪莉·舍恩貝格現在替美國反情報單位工作，地點就在我待在那輛火車頭裡一整夜、附近的一個村莊裡。
晚上，一名退役軍官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了幾封信要給保羅。六週前，他和一位朋友回去，結果染上白喉，遭捷克人囚禁，後來又被放出來。聽他描述，情況並不樂觀。現在美軍仍住在城堡內，經常開派對，邀請村裡的女孩去參加。她們都帶著空皮箱去，然後滿載而歸。現在開始拿我們的衣服了。柯尼希斯瓦特的園丁寫道：「眼看美麗的城堡被如此玷汙，實在心痛。」那位軍官還帶來一封羅瑪莉表親——葛蕾特·羅翰寫的信——居然以平信從捷克境內的蘇聯佔領區順利寄到柯尼希斯瓦特。她和她的五位姐妹（年齡從15歲到22歲不等）被迫到圖瑙的一家旅館當僕役。捷克人洗劫了她們家族的西希多城堡（1944年我還去那裡住過），把所有傢俱都搬去布拉格。我不禁想到那些由米尼亞爾、納蒂埃和裡戈畫的美麗家族肖像——它們全是羅翰家族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從法國帶到波希米亞的寶物——不知前途如何？葛蕾特現在急著想返回奧地利與她的未婚夫團聚，現在請弗朗茨—約瑟夫·利希滕施泰因王子的其中一位弟弟（他可以自由旅行），替她們想辦法。
蘇臺德的德國人在1938年投票決定歸併德國，此刻得付出慘痛的代價。捷克人現在毫不留情地驅逐他們出境，讓捷克本國人移進他們的產業及家園。負責保羅產業的經紀人便遭到逮捕，妻小都被趕出國，而且當局不准他們帶走任何財物。梅特涅家族位於捷克斯洛伐克普拉斯另一片產業的林務經理更慘，和他的姐姐及管家一起遭到謀殺，美國人只是冷眼旁觀。
9月9日，星期日
我的小收音機經過長途跋涉，終於壯烈成仁。送修之後，我對世界情勢新發展一無所知，只能看書和整理日記。
9月10日，星期一
整天看書、寫東西、睡覺，在美麗的樹林裡散步。其實有點詭異，因為一個人影都看不見。
9月13日，星期四
到英厄爾海姆夫婦家吃晚餐，施陶芬貝格家族的一位年輕人也在。他在達豪集中營內關了好幾個月，表示有一位參與「七月密謀」的馮·施拉布倫多夫先生逃過一死，並儲存了許多關於反納粹活動的檔案，他打算出版。的確，此刻應該把真相公諸世間，一般大眾到現在對那次事件的瞭解仍相當有限，像是外傳隆美爾「自殺」的內情，最近才被揭發。記得亞當·特羅特在被逮捕前，曾經考慮想讓《倫敦時報》發表全部的內幕，當時我堅決反對，生怕會對密謀者造成更不利的影響。現在情況不同了，就算是對他們的犧牲奉獻聊表敬意吧。
馮·施拉布倫多夫博士的著作《反希特勒的軍官》於1946年出版，成為第一本描述德國反抗活動的目擊紀錄，直到今天仍是最可靠的史實資料。
9月14日，星期五
又有柯尼希斯瓦特的新訊息。艾伯特夫婦已遭到逮捕，捷克人指控他們是間諜。為什麼他們還留在那裡？
9月15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向盧齊厄·英厄爾海姆借腳踏車，騎去威斯巴登拿我的收音機。路程漫長，而且空手而返。菲利浦牌的小燈壞了，無法換新的。本來帶了一瓶保羅·梅特涅的酒，打算當作修理費用，後來又得老遠拎回家。沒有音樂聽真可悲。
威斯巴登充斥駕著吉普車橫衝直撞的美國士兵，他們大多身穿盟軍制服。不過那裡跟薩爾斯堡很不一樣，一個俄國兵都看不見。城內滿目瘡痍。
回家途中在艾爾特維爾停留，去探望埃爾茨一家人。雅各布的母親看起來仍然年輕美麗，她的母親勒文斯坦公主也住在那裡，再加上其他幾位逃難的女士。我還記得在特普利茨城堡內看過薩金特替她和她美麗的姐姐，即阿爾菲的母親，泰瑞斯·克拉裡畫的肖像。和她們現在的窘境相較，對比多麼地強烈——愛德華時代的黃金時代不再！她們告訴我，阿爾菲與莉蒂現在住在布隆巴赫的勒文斯坦府邸。他們被迫在特普利茨的農田裡挖了一段時間的馬鈴薯，後來平安逃了出來，唯一生還的兒子馬庫斯現在被關在蘇聯戰俘營內。
9月16日，星期日
時間又撥回一小時，我因此足足睡了14個小時。過去幾個月的睡眠不足，現在慢慢補回來。今天上教堂做禮拜，本地神父——一位薩沃納羅拉派的小個子——情緒異常激動地講了一段經，痛罵納粹黨。現在才罵！……
騎腳踏車去馬圖許卡家吃午餐。吃到一半時，約翰尼斯貝格城堡一位女僕騎腳踏車過來找我，說有一位美國將軍開車去城堡，指名要見我。
原來是一直負責指揮柯尼希斯瓦特區域美軍的皮爾斯陸軍准將，最近才調走，他在返回美國前，特別開車過來，想向梅特涅夫婦報告他們產業的最新狀況。現在捷克當局同意讓美國大使斯坦哈特接收城堡作為夏季別墅，如此一來，至少可以保證城堡會繼續存在下去，也可以儲存剩下的財物。皮爾斯將軍還帶來一封艾伯特夫婦寫的信，他們仍被拘留。
9月17日，星期一
陪馬圖許卡夫婦開車轉了一整天，搞政治活動。一個新的基督教民主政黨剛剛成立。
即基督教民主聯盟；戰後該黨與巴伐利亞的相對黨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壇上交替執政。
回約翰尼斯貝格城堡的路上，繞道施瓦爾巴赫溫泉，穿過圖瑙斯美麗的森林區。那兒的寧謐是如此完整、徹底，充滿了安詳平靜之感……
我的日記到此結束。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遇見了未來的丈夫，彼得·哈恩登。）
瑪麗·瓦西里奇科夫—哈恩登
柏林1940—倫敦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