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埃納爾乘坐的火車駛入了德國,在一片棕色的田野旁停下,剛剛翻過一遍的土壤上還殘留著銀色的霜雪。車窗外,一月天空中的太陽有氣無力,田野邊的樺木在寒風中擠在一起。目之所及,除了平坦的田野連線著鉛灰色的天空,別無他物,只有一輛柴油拖拉機,不知被誰拋棄在冬日的荒野中,紅色金屬座椅下的彈簧在風裡顫抖。
邊境巡邏隊到火車上檢查護照。埃納爾聽到旁邊包廂的動靜,巡邏軍官們的軍靴踏在地毯上,發出悶響。他們說話很快,但聽上去很無趣。其中一個軍官一直在說:「不行,不行,不行。」
兩個軍官來到埃納爾的包廂。他心裡好像小鹿亂撞一樣「咚咚」響,彷彿真的犯下了什麼見不得人的罪行。兩個軍官都很年輕,身材高大,穿著合身的制服,雙肩顯得十分挺拔。但埃納爾覺得他們的制服漿洗得有些過分了,太硬,看上去不太舒服。帽簷下,兩張年輕的臉紅光滿面,如同袖口上鋥亮的黃銅釦子,埃納爾突然覺得,這些還十分年輕的軍官,大概本身就是黃銅做的:金燦燦的,亮閃閃的,冷冰冰的。他們身上也散發著一股金屬的味道,大概都用了政府統一發放的剃鬚膏。一個軍官的手指甲被他自己咬禿了;另一個軍官手指的關節上有明顯的刮痕。
他們一走進來,埃納爾就感覺兩個軍官對自己很失望,因為他看上去簡直不可能惹出什麼麻煩。禿指甲的那個請埃納爾出示護照,等看到是丹麥護照,就更不感興趣了。他一邊看著隊友,一邊漫不經心地開啟。這兩個軍官都張著嘴巴,發出沉重渾濁的呼吸。他們誰也沒認真檢查埃納爾護照上的資訊,也沒有舉起照片來看和埃納爾的臉對不對得上。說起來,這證件照還是很久以前在哥本哈根一個聞起來有股黴味的攝影工作室裡照的。兩個軍官什麼也沒說。其中一個把護照扔到埃納爾腿上。另一個眯著眼睛看著埃納爾,拍了拍肚子。袖口上的黃銅釦子晃動了幾下,埃納爾還以為自己會聽到銅鈴般的「咚咚」聲。接著兩個軍官就走了。
漸漸地,列車又慢慢加速了,德國的田野迎來了這一日的午後,早春的油菜開著黃燦燦的花朵,肆無忌憚地佔領了大片「領土」,那種有著垂死味道的香氣含著一種誘惑。
接下來的一整段旅程埃納爾都覺得很冷。出發前格蕾塔問他,要不要她一起來。埃納爾拒絕了,但覺得格蕾塔明顯受到了傷害。「為什麼不要我陪?」她問。當時他們在公寓的前廳,埃納爾沒有回答。有些事情他說不出口,要是格蕾塔和他一起,他可能沒有勇氣堅持完成這整件事。她站在那兒,他腦子裡會浮現出之前生活的點點滴滴。他一直告訴自己,我們以前是多麼幸福。埃納爾和格蕾塔是相愛的。埃納爾害怕她要是跟來了,他可能就不會去見波爾克教授了。他可能會告訴格蕾塔,不如在法蘭克福轉車,往南邊去,回到芒通,讓那直接純粹的陽光與大海把一切變得簡單。他說:「不,我還是一個人去吧。」賭場前面公園裡檸檬樹的淡淡香味飄散而來。如果格蕾塔跟來了,埃納爾可能會說他想回布魯圖斯,水蘚地旁邊的農莊已經入住了新的人家。他可能會試圖逃跑,帶著格蕾塔,回到他年少時的那間房子,羽毛地墊已經被磨得很薄,到處刺刺的;床邊的牆上掛著畫,畫上漢斯和埃納爾躺在岩石上睡著了;餐廳桌子的四條腿都掉漆了,埃納爾經常藏在那下面,聽父親對奶奶說:「趁我還沒死,再給我泡點茶來。」
埃納爾離開巴黎之前,卡萊爾問過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你真的明白波爾克要對你做什麼嗎?」事實上埃納爾還不太清楚具體細節。他知道波爾克會給他變性,但也很難想象到底怎麼個變法。當然,他知道要經歷一系列手術,把他現在的男性特徵抹掉。這些特徵變得越來越累贅,就像令人煩躁的瘤子。「我還是覺得你去看布森醫生更好些。」卡萊爾始終在堅持。但埃納爾採納了格蕾塔的提議。那天晚上,萬籟俱寂,彷彿全世界的人都睡著了,只有夫妻倆醒著。他們安靜地躺在床上,身上蓋著被單,互相勾著小手指。在這個世界上,他最信任的還是格蕾塔。
「就讓我跟你一起去吧,」格蕾塔做了最後的努力,拉著他的手放在自己胸上,「你不應該一個人經受這些的。」
「但我只能一個人才能堅持下來,不然……」他頓了頓,「我會很羞愧的。」
所以埃納爾就獨自一人坐上了火車。他看著車窗上自己的影子,面色蒼白,鼻子周圍瘦得凹陷了下去。他感覺像個獨居的隱士,偶然從小屋的窗戶審視一下自己的樣子。
埃納爾對面的座位上放著一份《法蘭克福日報》,是一個抱小孩的女人留下的。報紙上登了一份訃告,好像是個賣水泥賺了大錢的男人的,上面附了一張遺照,男人的嘴角看上去滿含憂傷,他臉頰上肉鼓鼓的,有點嬰兒肥,裡面埋藏著某種情緒。
埃納爾靠在靠背上,看著車窗上自己的影子。夜幕正在迅速降臨,影子越發模糊起來。天黑的時候他已經看不清自己的臉了。接著影子徹底消失了。車窗外什麼都沒有,只有遠處一個以養豬為業的村莊閃爍著點點燈火。埃納爾靜靜地坐在黑暗中。
要是我的訃告,他們可能都不知道怎麼開頭,他心想。格蕾塔會自己寫,然後親自送到報社。也許那些有著稀疏金髮的年輕記者就從格蕾塔寫的著手,稍加刪改,登在報紙上,字裡行間全都變了味。
埃納爾感覺到腳下的火車輪在「哐哧哐哧」地前進,思考著自己訃告的開頭:
他出生在一片沼澤之上。本是女兒心,卻有男兒身。此事埃納爾·韋格納從未告訴過任何人,但他記憶的起點,就是透過祖母夏日衣裙的金屬環看到的世界。他看到金屬環那邊寬大的袖子伸進搖籃裡來抱他,他還記得小小的自己當時在想,哦,不是想,是感覺,這屬於夏日的白色金屬環會永遠包圍著他,彷彿那是天地中又一樣不可或缺的東西,就像水、光、熱。他穿著洗禮袍。那些蕾絲是死去的母親的那些愛好編織的姨媽織的,從他小小的軀體旁垂下來,一直垂過他腳邊。後來,埃納爾看到這樣的蕾絲,就會想起丹麥那些貴族家裡帶蕾絲的窗簾。深藍色的棉質簾子垂過踢腳線,在黑橡木地板上散開,像巨大的扇子。骨瘦如柴的女傭剛剛用蜜蠟給地板做過保養。漢斯出生的那棟別墅裡就掛著這樣的簾子,每當這位出生在沼澤,男兒身的女孩兒走過去摸那些簾子時,艾吉爾男爵夫人就會不滿地用舌頭頂著自己的上顎。那是埃納爾見過的最薄的舌頭,甚至有點從中間分岔的跡象。
訃告當然不會提舌頭的事。也不會提到埃納爾賣出第一幅畫的那天晚上,喝了很多樂堡啤酒,往運河裡撒了尿。那時候他只是哥本哈根的一個年輕人,穿著粗花呢的褲子,腰上繫著皮帶,因為太瘦,皮帶上不得不多打幾個孔。他是皇家藝術學院的學生,拿到了專門針對鄉下男孩的獎學金。沒人覺得他能把畫畫作為嚴肅的事業去追求,他們覺得他也就學個一星半點的構圖技巧、前景背景之類的,然後回到老家,在日德蘭北邊那些大會堂的屋簷上畫北歐的主神奧丁。然而,就在那個早春的下午,當吸進肺裡的空氣還帶著寒意的時候,一個披斗篷的男人走進學院。學生習作掛在走廊上,錯落有致地排列在開闊的樓梯間的牆上,下面是白色的欄杆。多年以後,也是在那裡,格蕾塔捧著埃納爾的臉,愛上了他。埃納爾的那幅黑暗沼澤掛得高高的,嵌在一個帶人造金色樹葉的畫框裡,買畫框的錢是他去醫院參加藥學試驗掙來的。
穿斗篷的男人說起話來輕言細語,傳言在學院的大小廳堂不脛而走,說他是巴黎的藝術商。他戴著一頂寬簷帽,用一根皮繩子拴著,學生們幾乎看不見他的眼睛。他的嘴邊有一小撮金色的鬍子,捲曲地下垂著。他所到之處都留下一股淡淡的油墨味,像汽車尾氣似的。比父親才華稍遜一籌的代理院長朗普先生對這位陌生人做了自我介紹,然後陪著他走過學院的一個個大廳,地磚是青灰的,不加修飾,由一群還沒到生育年齡的孤女負責清掃。朗普努力讓陌生人在一些畫面前駐足,那些都出自他最得意的門生,大波浪頭髮、雙乳像蘋果一樣可愛的女生,大腿像火腿一樣結實有力的男生。但據說,只是據說,這個披著斗篷的男人冷冷地說:「我自己會看。」根本沒理睬朗普先生的建議。他看著一幅畫點了點頭,畫上畫了老鼠吃乳酪,作者是格特魯德·格魯伯,一個女生,黃色的眉毛毛茸茸的,彷彿金絲雀遺落在她臉上的兩片羽毛。另一幅讓他駐足停留的畫,畫的是賣鮭魚的女人,作者是一個叫索福思·布蘭德斯的男生。他的父親在前往俄羅斯的遊輪上被殘忍殺害,就因為看了一眼殺人犯十幾歲的新娘。接著,這個穿斗篷的男人就停在埃納爾那幅小小的畫前,黑暗的沼澤,寂靜的夜晚,橡樹和柳樹都是模糊曖昧的影子,溼潤的地面也黑漆漆的,如同剛開採出來的原油。角落裡,就是那塊點綴著雲母的巨大卵石,旁邊是一隻白色的小狗,在寒冷的天地間睡著了。剛好在前一天,朗普先生才評價說,這幅畫「就丹麥學院派而言,太黑暗了」。所以在牆上掛的位置也不甚理想,旁邊就是儲藏室,掃地的孤女們在那裡放掃帚,換上朗普先生堅持讓她們穿的無袖連衫圍裙。
「這幅畫不錯。」男人說,從斗篷下面伸出手,拿出一個錢夾,(據說,只是據說)是用蜥蜴皮做的。「畫家名字叫什麼?」他問道。
「埃納爾·韋格納。」朗普先生憤怒得臉都漲紅了。那個男人遞給他一百克朗。然後把那幅畫從牆上取了下來。接著,學院裡的每個人,朗普先生、擠在教室門縫後面張望的學生、穿著筆挺襯衫的學校行政人員、後來密謀把朗普先生從高層窗戶推下去卻失敗了的掃地孤女們,他們全都驚訝地不停眨眼。當然也包括埃納爾·韋格納,他就站在那級臺階上,就是後來格蕾塔吻了他的那級臺階。因為這件事太大了,太出乎意料了,整個學院的人不約而同地眨起了眼睛。每個人,不管是不是搞藝術的,都輕輕地搖了搖頭。等到他們終於停止眨眼,太陽終於照在哥本哈根所在的半球;陽光越過學院的窗欞,灑進每一個角落,穿斗篷的男人已經走了。
訃告不會提到這一天,也不會提到有關格蕾塔的那個八月的下午。那是在兩人婚前,戰爭剛剛結束,格蕾塔重歸哥本哈根才一個月。她來到皇家學院他的辦公室,草帽上彆著大麗花。他開啟門,她說:「我來啦!」這是戰爭爆發前夕她遠走加州後兩人第一次見面。埃納爾問道:「怎麼樣?」她只是聳聳肩,說:「是這裡怎麼樣,還是加州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