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秋，格蕾塔第二次去見波爾克教授。她帶著一個螺旋筆記本，寫了一連串的問題。現在這個季節，巴黎很灰暗，路邊的樹在風中抖落一身的樹葉。女人走上街的時候，都忙著戴手套。男人們冷得肩膀都聳到了耳朵邊。
他們在聖安東尼街上的一家咖啡館見面。選了靠窗的桌子，格蕾塔能看到在地鐵附近來來往往的男人女人。因為天氣的關係，大家臉上都是一副沮喪的表情。波爾克教授早早等在那兒，那杯濃縮咖啡已經喝完了。他好像對她的遲到很不滿。格蕾塔解釋說，之前在畫一幅畫，得畫完；臨出門又接了個電話。而波爾克教授一動不動地坐著，面無表情，拿著一把不鏽鋼小刀，修著指甲。
格蕾塔覺得這位教授挺英俊的。一張長臉，下巴有點下陷，像一枚蘋果的底部。因為腿太長，膝蓋沒法放到桌子下面。桌面是圓的，有一點汙跡，大理石已經有了劃痕，邊緣的一圈黃銅也生了鏽，很粗糙。格蕾塔覺得斜身和波爾克教授說話很不舒服，因為有些脫落的黃銅片會戳到她的胳膊下面。
「我能幫助你丈夫。」波爾克教授說。他腳邊的包上有金色的搭扣和半圓形的提手。格蕾塔心想，會不會一切很簡單，波爾克教授拿著這個黑包，去到家裡，和埃納爾待上幾個小時，就完事了。她告訴自己，肯定不可能這樣，但又從內心裡希望可以這樣。就像她有時候希望卡萊爾多往壞腿上搽一點精油，就會痊癒了；就像她從前希望泰迪·克羅斯長時間待在陽光下，就能讓所有的病痛都從骨髓裡蒸發掉。
「但我做完以後，他就不是你丈夫了。」波爾克教授邊說邊開啟那個包。他拿出一本封面是綠色大理石紋紙的書，皮質的書脊已經破損，就像一把舊閱讀椅的椅面。
波爾克教授找到正確的頁碼，抬起頭。格蕾塔與他四目相對，那一瞬間她心中彷彿有隻鳥兒掙脫了牢籠，翅膀一陣撲稜。書頁上是男人身體的圖示，骨架和器官都一目瞭然。還有各種繁複的線條，有的平行，有的相交，讓格蕾塔想起卡萊爾剛來時看的那本《巴黎及周邊地區》上的地圖。波爾克教授解釋說，這個男性軀體代表著大多數成年男子。畫面上的人雙臂伸展，生殖器像串葡萄似的懸掛著。這一頁專門折了個角，到處都是鉛筆做的標記。
「你看，」波爾克教授說，「男性的骨盆是個空腔。性器官都是掛在外面的。骨盆裡都是腸子，打亂重排都沒問題。」
格蕾塔又點了一杯咖啡，而且突然很想點一盤橘子來吃，那是能讓她想起帕薩迪納的食物。
「我很好奇，想看看你丈夫的骨盆。」波爾克教授說。格蕾塔感覺這麼說真是太奇怪了。不過她挺喜歡波爾克教授這個人的，一開始好像冷冰冰的，越談越覺得親切。他求學於維也納和柏林。在柏林的夏裡特醫院，有為數不多的醫生髮展了外科學和心理學的雙重專業，而他就是其中之一。戰時，他是個很年輕的外科醫生，身體還在發育，變聲期都還沒結束，就做了五百場截肢手術。當然這要算上他割下來的那些手指。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那雙手因為提前爆炸的手榴彈已經幾乎沒救了，為了保手和保命，必須把手指割了。戰場上波爾克的手術都是在帳篷裡做的。門口的布簾隨著炸彈爆炸而猛烈顫抖。他在微弱的燭光下鎮定自若，為士兵們截肢保命。救護隊員們抬著木板做成的擔架來來往往，上面躺著的幾乎都是已經被槍炮開膛破肚計程車兵。半死的傷員不斷被抬到波爾克教授的手術檯上，上面還浸著前面那個人的鮮血。波爾克第一次接收這樣的傷員。那個士兵的腹部已經被炸開了，內臟血肉模糊。那時候波爾克完全不知所措。但這個男人就在他眼前垂死掙扎，眼珠子翻來翻去，無聲地請求波爾克救他一命。氣罐已經空了，沒法完全麻醉他。於是波爾克拿起一塊紗布蓋住這個年輕士兵的臉，開始手術。
當時正值隆冬，冰雹不斷猛擊著帳篷，火把快要燃盡了，屍體像柴火一樣堆積著。波爾克檢查了一下年輕士兵的狀況，事實上肝臟和腎都沒問題，只要能把腸子理清楚，應該還有活下去的希望，儘管可能排便會受到永久性的影響。鮮血浸透了波爾克的袖子，整整一個小時，他都沒把士兵臉上那塊紗布揭開。因為，就算他已經暈過去了，感受不到痛苦，波爾克自己卻無法忍受他顫動的眼瞼顯示的那種痛苦和絕望。他很認真地進行手術，全程沒有看士兵的臉。小時候，波爾克給豬剝過皮，士兵的內臟看上去和豬沒什麼區別：溫暖、光滑、黏稠。彷彿手伸進了一鍋冬日燉菜裡。
夜逐漸深了，內臟處理好了。然而刺骨的寒雨無情地越下越大。波爾克開始拉扯士兵殘破的皮膚，進行傷口縫合。接著來了一個護士，沙佩爾小姐，圍裙上全是血。她照顧的病人剛剛把內臟全部吐在她身上，隨即就死去了。她用了半分鐘時間，擦了把臉，緊接著就來協助波爾克。他們一起拉扯士兵的皮膚，從胸骨那裡一直生生拉到骨盆上面。沙佩爾小姐把皮肉擠在一起，波爾克醫生用一根比鞋帶還要粗的繩子，穿刺著士兵的身體。皮膚被拉得很緊，緊得好像帳篷裡那些凳子的帆布凳面。那些凳子現在已經東倒西歪了，而在他們匆匆忙忙吃飯的地方，火爐的煙囪也已經熄滅了。
年輕人活了下來。至少活到了被抬上救護車。救護車上堆了好多抬病人的架子，這些架子讓波爾克想起過去常在憲兵廣場轉來轉去的麵包車，售賣著每天新鮮出爐的麵包。那就是他每天的晚飯。那時候波爾克還是個窮醫學生，立志成為全德國都敬仰的醫生。
「五百次截肢，五百條命。」在聖安東尼街的咖啡館，波爾克醫生對格蕾塔說，「他們說我救了五百條命，但我不太確定。」
窗外，落葉停在地鐵入口的最上一級臺階上。匆忙趕來的人一不注意就會滑一跤，不過幾乎都及時抓住了旁邊綠色的銅欄杆。但格蕾塔還是有所期待地看著，等著看某人摔倒，擦破手上的皮，或者受更嚴重的傷。她當然不是希望發生這樣的事，但心裡知道必定會有那麼一兩個倒霉蛋。
「我什麼時候能見你丈夫？」波爾克教授問道。
格蕾塔想起皇家藝術學院臺階上的埃納爾。天哪，那麼年輕的他，已經是名教授了。那時候的他，看上去就像個快要進入青春期的男孩子。彷彿臺階上四目相對的兩人都知道某天早晨他洗澡時，抬起胳膊，會發現腋下長出了第一縷金棕色的毛髮。格蕾塔知道，他的身體一直是「不對」的。但現在她又想，這個問題也許不重要了。她一邊擺弄著咖啡杯裡的勺子，一邊出神地想著，也許她應該告訴波爾克教授，回德累斯頓去吧。她突然在想，自己到底愛誰多一點，埃納爾還是泰迪·克羅斯？她立刻在心裡自言自語，這不重要。但完全說服不了自己。她真希望馬上就拿出個令自己滿意的定論，但根本是一團亂麻。接著她想到了莉莉，她背脊上端那塊美麗的骨頭；她雙手舉在心口，那麼優雅，彷彿下一秒就要落到鋼琴琴鍵上；她吐氣如蘭，輕言細語，彷彿拂過冬日里遍佈帕薩迪納花圃的冰島虞美人的一陣微風；她的雙腳安靜地交叉著，露出白淨的腳踝。我到底更愛誰呢，格蕾塔問自己。接著，波爾克教授清了清嗓子，喉結提了起來，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那麼，我就在德累斯頓等著你和莉莉了。」
但格蕾塔不能帶埃納爾去德累斯頓，至少現在還不行。原因很多，比如她最近要開新作品個展。所有的畫作裡，莉莉都躺在一張桌子上，雙手交疊放在腹部，雙眼緊閉，彷彿已經死去。這些畫尺寸很小，只有一般的字典那麼大。現在掛在一個伯爵夫人鑲了木地板的門廳裡，離這裡不遠，就是巴黎最好的畫室，還有最好的藥劑師。那位藥劑師深諳美容之道，經常如數家珍地說起礦物泥面膜和酸橙汁潔面什麼的。格蕾塔會給他一些帕薩迪納純精油，交換一些化妝品，因為莉莉的需求越來越大了。
一天下午，全部的八幅畫都賣出去了。買主都是坐豪車來的，司機們在沿街的一排豪車裡敞著車門等待他們，胡桃木的嵌板反射著早秋的陽光。畫展是漢斯安排的，他告訴很多報紙編輯，說這是一次不容錯過的畫展。畫展當天他的西裝翻領上別了一個蛋白石的領夾。每當有人從伯爵夫人家的牆上拿下一幅畫，他就握緊格蕾塔的手。這面牆整個也鑲了一個大畫框，是老古董，上面沾著整整一個世紀的顏料。格蕾塔在巴黎藝術圈已經算是聲名鵲起，且風頭正勁。但看著支票簿的皮封面翻開，買主刷刷刷寫下一個數字時，她的目光卻是呆滯的。
她不能馬上帶埃納爾去德累斯頓，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卡萊爾，他正盤算著整個聖誕節都待在巴黎。有一件事情格蕾塔是很清楚的，卡萊爾和她至少有一點相似之處：他會很衝動地開始一件事，然後必須要得出個結果。格蕾塔沒有畫過任何一幅未完成的畫。這是真的。儘管她現在可以承認，在丹麥時的那些早期畫作，很多都不怎麼樣。唉，她真想在一片漆黑的夜晚回到哥本哈根，潛入那些大街小巷的辦公室，把牆上那些毫無生氣的肖像全都扯下來。哦，那時候的她是多麼年輕，對自己的畫作是多麼沒有把握啊，根本想不到後來的事業會如此輝煌！她想起自己給格魯科斯塔德先生畫的肖像，他是東亞公司和「哥本哈根自由港口」背後的金主。畫他那一頭銀髮時，她竟然只用了銀色的顏料，簡單畫了些直線；而他那握著鋼筆的右手，也只不過就是一塊模糊的方形，塗了肉色的顏料。
格蕾塔知道，卡萊爾和他一樣，需要一直工作，一直有事做。在他們幾乎高矮胖瘦一樣的身體裡，都有種對成就的渴望。一天，卡萊爾回到家裡，丟擲一連串的新聞，格蕾塔不得不暫停作畫，把畫筆放在松節油杯子裡，坐在長椅上。
「我帶埃納爾去見了幾個醫生。」卡萊爾開口道。開著敞篷車四處跑讓卡萊爾活力倍增，格蕾塔看著他，覺得他更英俊了些。她閉上眼睛，聽著雙胞胎弟弟平緩而篤定的聲音，幾乎以為是在聽自己的錄音。
卡萊爾一五一十地說起每次看診的經歷，每次「竹籃打水一場空」的失望，每次埃納爾經受的侮辱。「他比大多數男人更能忍。」卡萊爾說。格蕾塔心想，是啊，我早就知道。
「但有個醫生，」卡萊爾繼續道，「布森醫生。他覺得能幫到他。他以前治過一樣的病。那些病人以為……」卡萊爾的聲音突然有些慌亂，格蕾塔可從來不會這樣，「以為自己不只是一個人。」
卡萊爾解釋了額葉切除術，說起布森醫生放在手推車上的那些鋒利的小鑽頭。他這麼說起來，好像打蒼蠅一樣輕而易舉。
「我覺得這是埃納爾想要的。」卡萊爾說。
「哦，真不巧，我也找到了一個醫生。」格蕾塔打斷了他。她用燒開的水衝了咖啡。結果走過去一看，廚房裡沒有奶油了。她心中突然湧起一股強烈的情緒，彷彿變回了帕薩迪納別墅裡的那個小女孩，而日本女傭沒能按照說好的那樣端來蜜棗。她費了很大力氣才壓抑住狠狠跺腳的衝動。格蕾塔很討厭小心眼的自己，但有時候她也沒法控制。
「他覺得他能幫埃納爾改變。」她說。然後道歉說沒有奶油了。她本來想說，「雖然我很想做好，但是家務和事業，我都做不好。」但接著又覺得這話聽起來太不真誠，或者說不知感恩，或者還帶點其他什麼情緒。唉，她也不知道。現在，穿著長裙和袖子很緊的襯衫，她覺得有點熱了。她為什麼要和弟弟討論自己的丈夫呢？卡萊爾有什麼發言權？
但她控制住了自己。
「但布森醫生也覺得他能幫埃納爾改變。」卡萊爾說，「你那個醫生說的也是這個？他說了要在額頭上鑿洞沒？」
「波爾克教授覺得他可以把埃納爾變成一個女人，」格蕾塔說，「不是心理上，而是生理上的。」
「怎麼變？」
「做手術，」格蕾塔說，「這個教授想做三個手術。」
「我沒聽懂。」
「相信我。」
「我當然相信你了。但到底什麼手術啊？」
「變性手術。」
「你跟埃納爾說了嗎？」卡萊爾問道。
「還沒。」她說。
「聽起來風險很大。」
「和你說的手術也差不多吧。」
卡萊爾的腳放在天鵝絨腳凳上。格蕾塔挺喜歡他待在這兒的。莉莉早上起得晚，起來了也會出去一上午，買東西或者游泳，卡萊爾待在家裡，總算讓格蕾塔聽到一點響動。她覺得，也許自己已經通過某種無聲的方式向他求助。「我不會讓他去布森那兒的，」她說，「說不定那個手術一做，他就變成個小孩了，說不定連個嬰兒都不如。」
「必須要讓埃納爾來決定，」卡萊爾說，「他是個成年人了。必須要讓他決定。」她的弟弟總是比較理性的那個。有時候，格蕾塔覺得他太實際了。
格蕾塔抿了一口咖啡。啊，清咖啡實在太苦了，她真不愛喝！她說：「這是埃納爾的事，」頓了頓又說，「當然要他來決定。」
所以，這是格蕾塔還不能帶埃納爾去德累斯頓的第二個原因。她必須要找合適的一天，她有空，埃納爾也高興，因為莉莉才來過，而且過得很開心，一點也不痛苦：要麼就是在安娜公寓後面的草坪上打羽毛球打贏了，或者在高蒙電影宮看了場電影；一定要等這樣的一天，格蕾塔才能向埃納爾解釋他和莉莉接下來面臨的選擇。這可不容易。格蕾塔想象著卡萊爾費盡口舌地說服埃納爾，說布森醫生醫術過人，額葉切除術非常可靠。而她個人覺得這手術聽起來實在殘酷，令人毛骨悚然。她絕不會讓埃納爾經歷這樣的「酷刑」。但卡萊爾說對了一點：埃納爾必須自己作出決定。格蕾塔必須要讓他像自己一樣相信，波爾克能夠解決他們的難題。這個難題既定義了他們的婚姻，也毀掉了他們的婚姻。其殺傷力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別的」男人都要強勁。波爾克已經回德累斯頓去了，所以她必須自己去說服埃納爾：握住他的手，把頭髮壓在耳後，向他解釋，德累斯頓那裡有希望，閃閃發光的希望。
不過，格蕾塔猶豫要不要帶埃納爾去德累斯頓，還有第三個原因。
1918年三月，冬日的霏霏淫雨終於停了。帕薩迪納一片蔥蘢，綠得如同華德家別墅三樓，亞紀子儲存在自己房間裡的那塊玉佛。格蕾塔和泰迪把他們取名「卡萊爾」的死嬰埋在貝克斯菲爾德的草莓田裡，重新回到帕薩迪納。夫妻倆悲傷難過，同時還有些恐懼。華德夫人完全看得出來，每每焦慮地把玩著手上的戒指。
但至少雨停了，綠意重回帕薩迪納。種滿黑麥草的草坪如同厚厚的毛毯，大片的金魚草開著粉色與白色的小花，在風中輕輕搖曳著，冰島虞美人身姿輕盈，好像飄浮在土地之上。橘林中，白色小花讓人誤以為又下了一場小雪。格蕾塔眼裡的橘子樹根好像一個個手肘，想要推開潮溼的土壤，它們的顏色也是那種暗沉的膚色，粗細和男人的手臂一樣。雨水把土地變得鬆軟，蚯蚓鑽來鑽去好不愜意。看著這些小蟲子灰藍色的表皮，格蕾塔想起自己的孩子卡萊爾出生時的情景。她永遠也忘不了那蟲子一般的臍帶，螺旋形地緊緊纏繞著，也忘不了孩子眼睛上糊的那層淺藍色的黏液，和包裹在他身上的母親體液的幽光。那死去的孩子彷彿還被包裹在一層薄薄的保護層中，是她那特立獨行的身體自行設計出來的。
那個夏天，父親不在，她打理著橘園的事務，腦子裡總是想著這些。她敞著車篷開過泥地，檢視著這一大片土地。她要監管那些幹活的，大多數都是從特卡特和圖森來的十幾歲的小夥子，幫著乾點農活。有棵樹的果子還沒成熟就掉下來了，格蕾塔在樹下看到一窩蟲子緩緩爬過一個土塊。她不由自主地擔心起泰迪日益嚴重的咳嗽。將近一年來，他總是不斷從肺裡咳出黏乎乎的痰。晚上，他的汗水會浸透床單和被子，那汗是冰涼的，格蕾塔一開始還以為他在床上打翻了一杯冰水。他第一次咳嗽的時候，那聲音就像打破了玻璃，充滿了不祥，她馬上就建議去看醫生。他咳嗽著，她拿起電話聽筒，打給理查德森醫生，一個敦實的北卡羅來納男人。但泰迪會抗議：「我沒事。我不會去看醫生的。」
格蕾塔會把聽筒放回去，只說一句「好吧」。她要等他出了屋子再去打電話。他有塊手帕，她總是洗乾淨，熨好再交給他。每次他一咳嗽，就把那塊手帕拿來捂住嘴。每當此時，格蕾塔就會用眼角的餘光看看他有沒有咳出什麼東西。有時候手帕上乾乾淨淨的，她會默默舒一口氣。但有時候伴隨著劇烈的咳嗽，會有黏黏的痰液和泥一樣的白色物質跑到手帕上。接著，他開始咳血。格蕾塔不讓亞紀子動手，她都是親自給泰迪洗衣服，包括他的手帕，所以他咳血有多嚴重，她心裡一清二楚。她每天晚上都得換床單被罩，還要把他的手帕，有時還有襯衫，浸在一缸漂白劑中。苦澀的氯味兒直衝她的鼻腔，燻得她眼睛刺痛。血跡不好洗，她會伸出指尖使勁搓洗，這讓她想起在丹麥畫畫時掛在畫架上隨時取用的罩布。而現在在帕薩迪納這個宅子裡，她完全不再畫畫了。然而，只要格蕾塔一拿起電話，泰迪就會說：「我不要看醫生。因為我沒病。上帝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