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李賢天性聰敏，很小的時候就已熟讀《尚書》《禮記》《論語》等儒家經典，並能背誦古詩賦數十篇，有「暫經領覽，遂即不忘」的本領。他勤奮好學，腹有詩書，所以自然也就「容止端雅，深為高宗所嗟賞」。

上元二年六月，李賢剛剛繼任太子，高宗旋即命他監國。

在治理朝政方面，新太子的經驗固然是不及一生中七次監國的故太子李弘，但是李賢的表現也並未讓朝野失望。在監國期間，史稱其「處事明審，為時論所稱」。高宗喜出望外，很快便降下一道手詔，對李賢大加褒揚，說他「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察。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即說他在施政中既能做到寬厚公正，又不失精明審慎，而且表揚他在繁忙的政務之餘還能用功讀書，等等。總之，新太子的各方面表現都讓高宗十分欣慰，所以在手詔的最後，高宗還特意強調了八個字——「家國之寄，深副所懷！」（《舊唐書·章懷太子傳》）

在此，高宗的滿腔殷切之情溢於言表——他迫切希望李賢能夠在政治上儘快成熟起來，以便早日接班。

高宗之所以表現得如此迫不及待，是因為李弘之死對他造成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在過去的十多年裡，高宗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剛剛把李弘培養成一個朝野公認的合格接班人，可他卻說沒就沒了。這不僅讓高宗多年的努力全部白費，而且給東宮造成了一個青黃不接的權力真空。所以，此時擺在高宗面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必須在最短時間內重新打造一個儲君——一個讓文武百官和朝野上下都能服膺並擁戴的合格儲君！

為了儘快達成這個目標，高宗在上元二年的八九月間，亦即李弘剛剛下葬之後，馬上對宰相班子（實際上就是東宮班子）作出了調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劉仁軌升為左僕射、同三品，兼太子賓客。

原戶部尚書，兼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升為右僕射、同三品，兼太子賓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張文瓘升為侍中，兼太子賓客。

原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升為中書令、同三品，兼太子賓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為吏部尚書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如故。

顯而易見，整個宰相班子及故太子弘的原班人馬，現在已經全部轉為新太子賢的東宮屬官。朝野上下都看得出來，以高宗培養李賢的決心之大、力度之強，如果不出現什麼意外的話，新太子賢必將很快入繼大統、登基為帝。

然而，緊接著發生的一件事情，卻幾乎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

這就是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解並且眾說紛紜的「高宗遜位」事件。

儀鳳元年（西元676年）四月，高宗忽然向宰相們提出，準備讓武后「攝知國政」，實際上就是打算遜位給天后。

這是怎麼回事？

高宗莫非是病糊塗了？剛剛在李賢身上花了那麼大力氣，做了那麼多事情，現在自己又把它全盤推翻，說要遜位給天后，他到底什麼意思？

如此出人意料的荒唐提議立刻遭到宰相們的強烈反對。

中書令郝處俊憂心忡忡地說：「臣聞《禮經》雲：‘天子理陽道，後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治。’然則帝之於後，猶日之於月，陽之於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於天，下則成禍於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鑑成敗，杜其萌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後。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同時，另一個宰相李義琰也說：「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唐會要·識量上》）

其他宰相的意見雖然沒有記載，但是他們的立場卻不難推知。比如劉仁軌，曾是李義府的頭號政敵，而且歷來反對武后臨朝，他當然不會支援天后攝政；再如戴至德和張文瓘，長期兼任東宮僚屬，在李弘最後一次監國期間又曾實際主持政務，和武后之間無疑也存在著極大的利益衝突和權力緊張關係。因此，高宗的動議必然會遭到宰相們的否決。

雖然這個遜位動議最終沒有付諸實施，但是此舉卻讓宰相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同時也給後世的治史者留下了一個大大的疑問——

高宗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們都知道，早在李弘臨死之前，高宗就已經宣佈要禪位給他了。就算是在李弘暴亡之後，高宗也很快就把李賢立為太子，並且強烈表現出要讓他儘快接班的樣子，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高宗又一反常態，突然提出要遜位給武后呢？如果說是因為不堪忍受長年病痛的折磨，急欲脫卸治理天下的重擔，那他為什麼不乾脆傳位給李賢呢？

對此，諸多史書都語焉不詳，一概沒有對高宗的動機作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那麼，對於高宗這一近乎不可理喻的舉動，我們又該作何理解呢？

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就是——他很可能受到了某種外來壓力。

準確地說，是受到了來自武后的壓力。

從政治角度來看，武后無疑是李弘之死最大的獲益者。因為她藉此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可以進一步積聚政治實力，為奪取李唐江山作好充分準備。然而，李賢繼位東宮之後，武后明顯察覺高宗在用速成的辦法培養李賢，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就會把皇位傳給李賢。

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武后的危機感自不待言。尤其是當高宗把整個宰相班子及李弘的原班人馬全部轉為新太子的屬官時，武后更是感到了一種莫大的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武后首先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向高宗施加壓力，希望他主動遜位。

這是最直接、最有效、成本最低的辦法。要是高宗答應，那當然最好不過，因為誰也不用再提著腦袋拼個你死我活；就算不答應，武后權當投石問路，也沒什麼損失。

如果武后真的向高宗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並且施加壓力，那高宗又會作何反應呢？

第一反應，高宗肯定是非常不爽的。要是他真有遜位給武后的想法，又何必等到今天？早一天把權力交給武后，不是什麼事都沒了嗎？所以，不管武后採用什麼方式施壓，高宗剛開始絕對是不會同意的。

可他為什麼最後又同意了呢？

依筆者看來，高宗很可能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對宰相們做一個試探。也就是說，儘管高宗已經把宰相們都任命為太子賢的屬官了，可他們畢竟一直是故太子弘的人。如今雖說李弘不在了，可宰相們能夠把他們當初對李弘的忠心，全都貢獻給新太子李賢嗎？

對此，高宗並沒有十足的把握，所以高宗就有必要通過「遜位」之舉來試探宰相們。

如果我們的上述推測成立，那麼高宗的「遜位」動議顯然是很聰明的：一方面，他可以把這顆皮球踢給宰相，要是宰相們投反對票，那武后自然就無話可說；另一方面，就是藉此試探宰相們對太子賢，包括對高宗本人的忠誠度。

高宗的遜位動議被宰相否決，最失落的人莫過於武后了。

不管這個動議是她的主意還是高宗本人的，總之這個結果是她最不想看見的。

因為這樣的結果顯然在向武后表明——如今的皇帝、宰相、太子，儼然已是「三位一體」了，無形中都把矛頭指向了她。

面對實力如此強大的反對派，武后該怎麼辦？

她自然有她的手段。

對於高宗，武后基本上沒有任何顧慮。今後她只要繼續扮演「賢內助」的角色，高宗就不能拿她怎麼樣。

對於宰相，武后雖然暫時沒有什麼強有力的手段，但她也並不十分擔心——當初長孫一黨何其強大，最後不也是在她的嚴厲手段之下紛紛垮臺、人亡政息了嗎？所以武后相信，不需要太長時間，她就能把宰相班子逐一換成自己的人。

至於說對付太子李賢，武后更是擁有絕對自信。她決定拿出馴服獅子驄的慣用方法——先用鞭子抽，如果不服的話，再用鐵錘和匕首！

隨後的日子，武后擺出一副嚴厲的面孔，開始對李賢進行調教。她命北門學士送給李賢兩本書，一本是《少陽正範》，專門教他怎麼做一個好太子；另一本是《孝子傳》，專門教他怎麼做一個乖兒子。與此同時，武后還不斷寫信給李賢，對他的種種過失和缺點大加數落，最重要的，當然是指責他不孝。

然而，讓武后斷然沒有料到的是，李賢不僅把她送的書扔到了一邊、把她的諄諄教誨全都當成了耳旁風，還用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對她進行了強有力的還擊。

李賢的還擊就是——寫書。

關鍵時刻，李賢早年勤奮好學打下的根底終於發揮了作用。他學著母后的樣子，很快召集了一幫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太子洗馬劉訥言、學士許叔牙等人，捲起袖子，準備為一部史書作注。

哪一部？

《後漢書》。

在浩如煙海的文史典籍中，李賢為什麼單單選擇了這部書呢？

原因很簡單，整個東漢一朝最顯著的歷史特徵，莫過於太后臨朝和外戚擅權！而今李賢專門挑出這部書來作注，擺明了就是要跟武后叫板。

對不起，你想教育我怎麼當一個好太子和乖兒子，那就請你先用這部書照照自己，看你是如何做一個好皇后和好母親的！

儀鳳元年（西元676年）十二月，李賢的《後漢書注》大功告成。他立刻鄭重其事地把書獻給了高宗。高宗大喜，就像當初看到李弘獻給他的《瑤山玉彩》一樣，內心充滿了欣慰，當即賜給李賢三萬匹綢緞。

李賢注此書，至少達到了三個目的：第一，向朝野上下顯示自己的才學，進而提升自己的政治威望；第二，效法當年的秦王和如今的武后，延攬學士，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第三，以此對母后進行堅決的反擊！

雖然帶有這麼多政治目的，可李賢這部註疏的學術價值卻不可低估。清末學者王先謙曾經對此作出了很高的評價：「章懷之注範，不減於顏監之注班。」意思是說，李賢（諡號章懷太子）所注的范曄《後漢書》，水平不低於顏師古（曾任秘書少監）所注的班固《漢書》。

時至今日，我們閱讀的比較權威的《後漢書》版本，仍然是李賢的這個注本。

看著李賢得意揚揚地捧出他的《後漢書注》，武后當時的憤怒可想而知。

她斷然沒有想到——眼下的李賢居然會比當初的李弘走得更遠，對她的挑釁和攻擊也更為有力、更加明目張膽！

這是武后絕對無法容忍的。

既然李賢可以無視她的鞭子，她當然只能動用鐵錘和匕首了。

儀鳳元年，新太子李賢以一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姿態，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一條和武后抗爭並決裂的道路。

很顯然，這是在步李弘之後塵。

很顯然，這是一條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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