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隆基擺平功臣和宗室的過程中，宰相姚崇一直與他默契配合，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但令人奇怪的是，同樣作為玄宗昔日的親信，姚崇為何沒有遭遇「兔死狗烹」的命運，反而能得到玄宗毫無保留的信任和倚重，從而位極人臣，獨攬朝綱呢？

究其原因，應該有以下三點。

首先，姚崇雖然和郭元振、劉幽求等人一樣，都是玄宗政變的支援者，但他並沒有直接參與，因此也就無所謂什麼「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對玄宗的皇權當然也就構不成威脅；其次，姚崇是三朝宰相，素以「吏事明敏」、精明強幹著稱，玄宗要追求天下大治，自然需要這種富有執政經驗的大臣輔佐；最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姚崇忠於人主，深明君臣大義。

有一則故事很能表明姚崇的這種節操。

那是在神龍政變成功後，女皇武曌被軟禁上陽宮，姚崇作為武曌一手提拔起來的宰相，雖然追隨張柬之等人參與了政變，但得知女皇被軟禁之後，還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傷感的淚水。別人都興高采烈，唯獨他一個人「嗚咽流涕」。張柬之見狀大為不滿，警告他說：「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

姚崇說：「事則天歲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非忍所得。昨預公誅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舊唐書·姚崇傳》）隨後，姚崇果然被逐出了朝廷，貶為亳州刺史。

像這樣一個忠於舊主、性情堅貞、絕不與時俯仰的臣子，有哪一個皇帝不喜歡呢？又有什麼理由讓李隆基不放心呢？

當然沒有。

因此，姚崇必然會成為輔佐玄宗開創盛世的不二人選。

姚崇沒有讓李隆基失望。

據說，姚崇於先天二年十月奉密詔赴驪山覲見玄宗時，一見面就提出了十個條件，相當於跟皇帝「約法十章」，聲稱若是玄宗不答應，他便拒絕出任宰相之職。（《新唐書·姚崇傳》）

居然會有如此牛逼的臣子，皇帝讓他當宰相，他還和皇帝講條件。

是的，姚崇就是如此牛逼，否則他就不是姚崇了。

當然，姚崇之所以敢跟玄宗講條件，是基於兩個判斷：一、玄宗為人豁達大度，有容人之量；二、玄宗銳意求治，亟需一套切實可行的治國方略。

果然不出姚崇所料，雖然他的倨傲態度讓玄宗頗有些詫異，但玄宗還是流露出了濃厚的興趣，表示很想聽聽他所謂的「十事」。

姚崇隨即侃侃而談，向玄宗提出了他的十條政治建議：一、施政以仁義為先；二、不謀求對外擴張；三、執法從親近之人始；四、宦官不得干預政事；五、對百姓除租賦之外不得苛取；六、皇親國戚不得擔任臺省要職；七、對臣下接之以禮；八、鼓勵犯顏直諫；九、停止建造各種佛寺道觀；十、杜絕外戚干政。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說」。

此「十事」，與其說是宰相跟皇帝的十條約法，不如說是姚崇的十大施政綱領。當時玄宗求治心切，此「十事」又皆為切中時弊之言，所以玄宗欣然接受，全盤採納。

從玄宗朝廷日後出臺的種種政治舉措來看，基本上都是以這十大綱領作為指導思想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姚崇所言的「十事」，實際上就是一整套針對當時社會現狀的治國方略。正是這一套方略的推行實施，玄宗朝廷才會呈現出一派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清正廉潔、抑奢求儉的政治新氣象，從而使得「貞觀之風，一朝復振」（《舊唐書·玄宗本紀》）。

玄宗深知，姚崇是一個棟樑之才，只因這些年來政局紊亂，仕途顛沛，他一直沒有機會施展才幹，如今所有的障礙既已清除，自然要給他提供一個廣闊的舞臺，好讓他放手大幹一場。史稱開元之初，「上初即位（實際應為「初親政」），勵精為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資治通鑑》卷二一○）。

然而，玄宗固然敢於「專委」放權，姚崇復相之初還是有些放不開手腳。就算是任命一些低階官吏，姚崇也要一一稟報，不敢自專。有一次，玄宗聽完他的奏報，忽然仰頭望著房梁，一句話也不說。姚崇再三言之，玄宗卻始終沉默。姚崇又驚又疑，不知道自己哪裡做錯了，只好怏怏告退。

姚崇退下後，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忍不住問：「陛下剛開始治理大政，宰相奏事，可與不可都當面議，陛下為何一言不發？」

玄宗面露不悅之色，說：「朕把政務交給姚崇，有大事理當奏聞，可像這種任命郎吏的小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奪，又何必事事來煩朕？」

高力士恍然大悟，隨後便把皇帝的這個指示精神透露給了姚崇。姚崇聞言，所有的憂愁和顧慮一掃而光，從此大膽秉政，「獨當重任」，於大小政務「斷割不滯」。當時的另一個宰相盧懷慎自知才幹不及姚崇，於是「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舊唐書·盧懷慎傳》）。

有一次，姚崇家中辦喪事，請了十多天假，朝堂中政務公文堆積如山，盧懷慎不敢決斷，只好向玄宗請罪，沒想到玄宗卻說：「朕把天下事交給姚崇，卿等坐觀其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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