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假滿歸來，沒幾天就把積壓的政務全部處理掉了。眾人大為歎服，姚崇亦頗為自得，忍不住問中書舍人齊澣：「我當宰相，比起管仲、晏子如何？」

齊澣略微沉吟，答：「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世，至少用其一生。而公所訂之法，隨時變更，似乎不及二人。」

姚崇又問：「那麼你對我作何評價？」

齊澣道：「公可謂‘救時宰相’。」

姚崇大笑，把手中毛筆一擲，說：「救時宰相，也殊為難得了！」

姚崇理政善於權變，因事制宜，從不墨守陳規，且辦事雷厲風行，注重實效，所以「救時宰相」之譽亦可謂恰如其分，實至名歸。姚崇的上述執政風格，在隨後展開的滅蝗鬥爭中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開元三四年間，黃河中下游地區連續爆發了大規模蝗災。蝗蟲過處，千里赤地，顆粒無收。在古代農業社會，蝗災所造成的損失無疑是各種自然災害中最為嚴重的，如果對治不當，不僅國家的糧食儲備會出現問題，還會造成大量的災民和流民，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甚至動搖統治根基。

所以，如何對付這場前所未有的蝗災，就成了姚崇最後一任宰相生涯中最嚴峻的挑戰。

蝗災始發於開元三年（西元715年）夏。古代人篤信天人感應之說，認為蝗災是一種天譴，人力不可違抗，因而面對鋪天蓋地、漫山遍野的蝗蟲，各地的官員和百姓都不敢捕殺，而是一味焚香祭拜，修德禳災，希望以此感動上蒼，使蝗災自滅。

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的。人們拜得越虔誠，蝗蟲就繁殖得越厲害，最後大家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田中的農作物被蝗群吞噬殆盡。對此，各地官員心急如焚，卻又束手無策。

姚崇聞報後，立即上奏玄宗，強烈建議派遣御史分赴各地，組織當地的官員和百姓捕殺蝗蟲。可朝臣們多以為蝗蟲數量太多，難以除盡，玄宗對此也是滿懷疑慮。

姚崇堅持說：「如今蝗滿山東（崤山以東），且繁殖速度極快，為歷來所罕見。河南、河北百姓儲糧不多，倘若農田無收，必定流離失所，事關百姓存亡，社稷安危，切不可猶疑拖延。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臣知陛下有好生惡殺之德，故此事無需陛下頒佈詔書，只需臣下發牒文，督促各地滅蝗。若仍除之不盡，請陛下將臣的官職爵位全部削除！」

這就叫「有功歸於上，有過歸於己」。

這是一種為官的智慧，也是一種做人的勇氣和擔當。

既然姚崇都把話都說到這份上了，玄宗當然沒有理由再表示反對。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平日裡唯唯諾諾，對姚崇唯命是從的宰相盧懷慎卻站了出來，再次反駁說：「蝗是天災，豈能以人事對治？外間輿論均以為此法不妥，況且殺蟲太多，有傷天地和氣。此事尚可商榷，請公三思。」

姚崇厲聲應道：「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資治通鑑》卷二一一）此言一齣，盧懷慎啞口無言，滿朝文武也頓時噤聲，於是此議遂定。

隨後，姚崇立即行動起來，一邊發文，一邊派遣御史分赴各地。他還在牒文中提出了滅蝗的具體辦法：根據蝗蟲夜間趨火的特點，「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yì，掩埋），除之可盡」（《舊唐書·姚崇傳》）。

為了提高百姓滅蝗的積極性，姚崇還採取了特殊的賑災辦法，將賑糧數量與滅蝗數量掛鉤，「採一石者，與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朝野僉載》）。

採取了上述措施後，一度肆虐的蝗災得到了較為有力的控制。「是歲，田收有獲，民不甚飢」（《舊唐書·玄宗本紀》）。

開元四年（西元716年）春夏之交，蝗災再次爆發。姚崇按照去年的經驗，任命一批御史為「驅蝗使」，分赴各地組織滅蝗。不料，前往汴州（今河南開封市）的御史卻遭到了當地刺史倪若水的強烈抵制。即便已經有了去年收效甚著的滅蝗事實，可倪若水還是死抱著舊觀念不放，一再聲稱：「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資治通鑑》卷二一一）拒不執行朝廷的命令。

姚崇勃然大怒，當即發文予以駁斥：「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這句話的大意是：古代有德的地方長官，蝗蟲不入其境，如果說他是靠修德才免災的，那你倪若水豈不是因無德才導致蝗災？

姚崇此言，可謂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倪若水接到牒文後，目瞪口呆，半晌無語，最後只好老老實實地按照姚崇的「焚瘞之法」組織力量滅蝗，結果很快就「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舊唐書·姚崇傳》）。

與此同時，玄宗還頒佈詔書，命各地「驅蝗使」嚴格審查州縣官吏在捕蝗方面的成績，並予以公佈，以此作為政績考核的主要標準之一。

有了姚崇極力推行的滅蝗舉措，加上玄宗的支援，災情總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飢」（《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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