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皎臉色唰的一下就白了，慌忙伏地叩首，拼命謝罪。

張說萬萬沒想到，自己機關算盡，結果反而加快了姚崇回朝的步伐。玄宗隨後便遣使召回了姚崇，拜其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補了郭元振的缺。兩個月後，又讓他兼任中書令（時稱紫微令），大有徹底取代張說之勢。

眼看自己隨時可能出局，張說惶惶不可終日。

人一急就容易出昏招，張說情急之下就做出了一個十分愚蠢的舉動，竟然暗中跑到岐王李範的府上，向他大表忠心。

當朝宰相與宗室親王暗通款曲，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往輕了說，這叫行為不檢；往重了說，這叫陰謀篡逆！尤其對玄宗李隆基這種非正常即位的皇帝來說，大臣和親王揹著他眉來眼去，勾肩搭背，更是一種最讓他感到恐懼和憤怒的行為，一種絕對不可饒恕的行為！

張說的一舉一動都被老對手姚崇看在了眼裡。

有一天，姚崇奉召入對，走進殿中的時候，故意裝出一瘸一拐的樣子。玄宗問他：「有足疾乎？」姚崇答：「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資治通鑑》卷二一○）

玄宗大為詫異，追問他到底怎麼回事。姚崇不緊不慢地說：「岐王是陛下愛弟，張說乃宰輔重臣。日前，張說竟然私下拜詣岐王，臣擔心岐王受其蠱惑，故而為此憂心。」

居然有這回事？

那就什麼也不用說了。

開元元年（西元713年）十二月末，玄宗斷然罷去張說的相職，將其貶為相州（今河南安陽市）刺史；同日，劉幽求亦被罷相，貶為太子少保。

劉幽求一向自視甚高，經常自詡為擁立玄宗的第一功臣。唐隆政變中他功勞最大，可事後也不過當上了中書舍人，雖然有「參知機務」之權，可充其量也就是個三級宰相。先天元年，他為了鞏固李隆基的皇位，發動政變未遂而遭流放，其後又險些被太平一黨害死。如今玄宗親政了，他好不容易從嶺南迴到朝中，如願以償地當上了尚書左僕射，可是屁股還沒坐熱，便又無故遭貶。對此，劉幽求自然是憤憤不平，因而不免「有怨望語」。

和劉幽求同病相憐的，還有很早就靠邊站的鐘紹京。唐隆政變後，鍾紹京只當了幾天的中書令就被罷為戶部尚書，不久又貶為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後，他回朝復任戶部尚書，但是隨後又被貶為太子詹事，和劉幽求一樣坐了冷板凳。面對如此際遇，鍾紹京當然也是牢騷滿腹，所以時常和劉幽求一起慨嘆時運不濟。

劉、鍾二人的怨言很快就傳進了一個人的耳朵。

他就是新任宰相姚崇。

姚崇很清楚，雖然他和劉幽求他們一樣，都是李隆基的心腹股肱，但是單純從擁立李隆基為帝的角度來說，劉幽求等人的功勞是遠遠大過他的。所以姚崇覺得，如果不將劉幽求等人徹底排擠出朝，他的宰相之位就不可能牢固，更難以放手施政。

為此，姚崇毫不猶豫地告發了劉幽求和鍾紹京。

開元二年（西元714年）閏二月，玄宗命姚崇對劉幽求和鍾紹京立案審查，準備治罪。劉、鍾二人不服，不斷上疏抗辯。

其實，無論是玄宗還是姚崇，他們的目的一樣，只是想把劉幽求等人逐出朝廷而已，並不希望事態擴大。所以，當劉、鍾二人極力抗辯，事情一度陷入僵局的時候，姚崇便又恰到好處地站出來打了一個圓場。他與另兩個新任宰相盧懷慎、薛訥聯名，向玄宗奏稱：「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閒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這幾句話的意思是：劉幽求等人都是功臣，忽然轉任閒散職務，心情難免沮喪，此乃人之常情。功勞既大，所受的榮寵也深，一旦逮捕下獄，恐怕會驚動朝野輿論。

姚崇的言下之意，就是暗示玄宗見好就收，不宜把事情做得太絕。

玄宗心領神會，當即貶劉幽求為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刺史，並把他的七百戶封邑削掉了六百戶，同時貶鍾紹京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刺史。

不久，在姚崇的積極配合下，玄宗又把王琚、魏知古、崔日用等人也先後貶出了朝廷。

至此，昔日輔佐李隆基君臨天下的政變功臣基本上已被貶黜殆盡。

這就叫飛鳥盡，良弓藏。

此乃政治角鬥場上的遊戲規則，自古皆然。更何況，為了徹底改變自神龍革命以來政變頻仍、皇權危弱的局面，李隆基也只能這麼做。

《新唐書》稱：「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然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平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這「不可與共治平」一語，道破了玄宗罷黜功臣的箇中原委。

從歷史上看，這「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一幕，幾乎也是每個強勢帝王為了鞏固皇權，開創大業而必修的一課。尤其對李隆基這種非嫡長子出身，並且靠政變上臺的皇帝而言，這更是他親政之初的勢在必行之舉。

作為睿宗庶出的第三子，相對卑微的出身始終是李隆基的一塊心病。所以，如果想要坐穩皇位，他就必須在擺平功臣的同時再擺平宗室。

當時，能夠對李隆基構成潛在威脅的宗室親王，就是他的四個兄弟和一個堂兄（豳王李守禮）。一開始，李隆基對五王採取的主要是懷柔手段，「專以衣食聲色蓄養娛樂之，不任以職事」，讓他們在富貴溫柔鄉中當逍遙王爺。

每當政務之餘，李隆基總是陪五王一起尋歡作樂，彼此間不以君臣相稱，而以家人之禮遊處，有時候一起到郊外擊毬、遊獵，有時候召他們入宮一同宴飲、鬥雞、下棋、吟詩作賦、演奏樂器，待酒足飯飽，笙歌散盡之後，就用特製的「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據說，要是諸王偶染微恙，李隆基便會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有一次薛王李業生病，李隆基甚至親自為其熬藥，以致鬍鬚不小心被火燒著了，左右大驚失色，連忙撲火，李隆基卻說：「但使王飲此藥而癒，須何足惜！」由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稱讚天子李隆基「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資治通鑑》卷二一一）。

繼感情籠絡之後，李隆基又在制度上採取了防範措施。開元二年六七月間，在宰相姚崇等人的建議下，玄宗把五個兄弟都外放到了地方上擔任刺史，並且規定：五王到任後不負責具體政務，一切州務都交由僚佐處理。到了開元八年左右，玄宗的皇權已經相當鞏固了，才讓五王陸續回到了長安，授予了他們司空、司徒等榮譽銜，同時嚴禁他們「與群臣相結」。

就這樣，在玄宗的情感安撫和制度約束之下，這些親王都學會了夾起尾巴做人，在餘生中始終表現得臨深履薄，謙恭謹慎，讓一些野心家即便想利用他們搞陰謀也無從下手。有些僥倖之徒想要輕舉妄動，到頭來也只能自遺其咎，招致禍敗。比如開元八年，有幾個朝臣就跟岐王李範、薛王李業走得很近，企圖揹著玄宗搞一些小動作，最後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貶謫流放的下場。

事後，李範和李業惶恐不安，主動向玄宗請罪，李隆基還安慰他們說：「我們兄弟親密無間，都是一些趨炎附勢之徒強相托附，我不會責怪自己的兄弟。」最後，為了表明自己對兄弟的真情，李隆基甚至賭咒發誓說：「倘若我有心猜忌兄弟，就讓我天誅地滅！」

就這樣，李隆基以他的高明手腕巧妙地擺平了功臣和宗室，消除了所有潛在威脅與後顧之憂，牢牢握住了他的帝王權杖。

不可否認，在處理功臣和宗室的問題上，李隆基的做法具有濃厚的權謀色彩。但是，和歷史上那些為了鞏固皇權而剪除功臣、誅殺兄弟的皇帝比起來，李隆基採取的手段還是相對比較溫和的。他充其量只是做到了「飛鳥盡，良弓藏」，而沒有發展到「狡兔死，走狗烹」的地步。

換而言之，李隆基身上還是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人情味。用一句經典臺詞來說：「沒有人情味的政治是短命的。」唐玄宗李隆基之所以能在皇帝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四十五年，而且締造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也許就在於他的人情味，在於他執政手段的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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