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丞相

劉長之死說明了一個道理，青少年時期的教育對一個人的成長至關重要。其實，高祖在世時，就已注意到這一點。

高祖本人不愛讀書，怠慢儒生，動輒辱罵讀書人，甚至扯下他們的儒巾往裡面撒尿，有一次，高祖竟然按倒周昌，騎在他脖子上。宋人徐鈞作詩譏諷曰：「溺冠騎項不知儒，馬上功成習未除。《新語》見稱應有意，當時人未說詩書。」

不過，高祖為人有個優點，就是知人善任，叔孫通、酈食其、陸賈等人，雖然都曾被他戲弄，但認識到錯誤後，他馬上就改正，並委以重任。

高祖晚年已意識到可以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所以對諸位皇子，他都安排了名師教導輔佐。比如讓叔孫通為太子傅，教導太子劉盈；周昌為趙國國相，去輔導趙王劉如意；而給淮南王劉長安排的是張蒼。相比於酈食其、陸賈、叔孫通等人，張蒼是個全能型人才，也是個學者型官員。據說，他師承荀子(劉向《別錄》稱，荀子受業於趙國趙孝成王國相虞卿，又傳授於張蒼，張蒼又傳授於賈誼)，但這種說法歷來受到質疑，錢穆先生在他的《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中就斷然否定。姑且不論張蒼的師承，他的才華在漢初高層官員中，罕有其匹。

張蒼，陽武(今河南省原陽縣東南)人，早年就養成了愛讀書的好習慣，大凡詩書文學、樂律、曆法等，無不涉獵。在秦朝時，張蒼就出任柱下史(周、秦時官名，類似於漢朝時的御史)，負責掌管宮廷內府圖書檔案，這段履歷，進一步開闊了他的視野。只是秦法森嚴，動輒得咎，要想不犯法實在是很困難，不知何故，張蒼後來也犯了法，他趁著尚未被發現，一口氣跑回了陽武老家，藏了起來。

此時已是秦末，天下大亂，海內反秦浪潮此起彼伏，朝廷忙於對付各路義軍，根本無暇顧及他，張蒼因此僥倖逃過了一劫。

回到家鄉沒多久，高祖率領義軍路過陽武，張蒼算是看出來了，秦朝已是回天乏術，便投奔高祖麾下，一起反秦。

說起來，張蒼命數實在差，倒霉透頂，隨義軍西征至南陽時，又觸犯了軍法，被處以斬刑。

行刑之時，張蒼被扒了衣服，強按倒在行刑墩上。張蒼身材修長，皮膚白皙細膩，在陽光照耀下，猶如葫蘆子一般潔白。

沒想到躲過了秦法制裁，如今卻要死於義軍刀下，難道宿命就該如此嗎？張蒼暗自神傷不已。

滿腹才華還沒來得及施展，就這樣死於非命，他實在心有不甘，但又能怎樣？待到劊子手手起刀落，屍首分離，一切成空!

正以為生命已走到了終點之時，沒料到峰迴路轉，有人出面為他求情，張蒼就這樣被無罪釋放了。

此人正是王陵。

原來，張蒼伏在行刑臺上時，王陵剛好路過，眼看一名美男子就要性命隕落，動了惻隱之心。

所謂的悲劇，就是將世間一切最美好的事物，在你面前摧毀。王陵不忍心看眼前這幕即將發生的悲劇，主動站出來，向高祖求情。

當時，王陵剛率眾歸附高祖，他的母親為了讓兒子堅定意志，不惜自殺。高祖覺得欠王陵一份人情，所以見他出面，自然不會駁他的面子，立刻答應下來。

王陵讓張蒼活了下來，同時，也給了他一次施展抱負的機會。這份恩情，張蒼感恩了一輩子。

當一個人從死亡線上遊走了一圈後，他對生命的理解就會大不同，會更加珍惜生命，過好每一天。

張蒼迎來重生後，暗自立志，定要把握好機遇，活好當下，必須要讓餘生活得更加精彩紛呈。

從南陽行刑臺上走下來後，他滿懷感恩之心，人生觀發生了重大改變，此後一生平穩順暢，仕途基本一帆風順。那些年，他的人生履歷，幾乎與大漢帝國崛起同步，隨高祖入關，遷往漢中，而後重返三秦，接下來，東出函谷，先後出任常山郡郡守和代國國相。後來，又跟韓信一起，參與了滅趙之戰。收復河北地區之後，高祖重新立張耳為趙王，張蒼為趙國國相。張耳死後，張蒼繼續輔佐張耳之子張敖，不過沒多久，朝廷一道調令，讓張蒼回國，重新為代國國相。

等到燕王臧荼謀反，張蒼跟隨高祖前往平叛，戰亂很快平息。張蒼因功於高帝六年(西元前201年)受封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戶。

大漢初建之時，在朝廷層面人才薈萃，然而，其中大多數人，諸如曹參、周勃、樊噲、酈商等，都是行伍出身，行軍打仗在行，對治國理政卻缺乏經驗，實幹型人才奇缺。像張蒼這樣從前朝過來，具有豐富從政經驗又博學多智之人，更是稀有。

很快，張蒼從地方調到中央，以列侯身份出任主計(負責全國財政的官員，初名計相，張蒼上任一個月後，更名為主計)一職，辦公地點就設在相國府。高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讓張蒼全力協助蕭何，摸清大漢的家底。

由於在秦朝時，張蒼就曾博覽宮廷收藏的天下圖書典籍，對典章制度、戶籍稅收之類非常熟悉，更何況他本人聰慧過人，精通算術、樂律、曆法等，因此在新的崗位上游刃有餘，埋首於各個郡國彙集上報來的各類賬目與會計資料包表間，一干就是四年。

在這四年中，張蒼整日與簡帛、算籌為伍。大漢的財政家底，在他手中一天天清晰起來，他初步理清了目前國家基本財政狀況，統計出了第一手資料。

當張蒼在高度繁忙中度過每一天時，長安城外的地方也不太平，高祖為了剷除異姓諸侯王，在關東一帶浴血奮戰。

高帝十二年(西元前195年)冬十二月，高祖徹底擊敗淮南王英布，平定海內，然後封劉長為淮南王。

當時劉長不過幾歲，需要一名信得過、能力強之人，出任淮南國國相輔佐教導他，毫無疑問，沒有人比張蒼更適合了。

張蒼沒有任何推辭，二話不說，護送劉長離開長安，去了遙遠的南方。

高祖的晚年是淒涼悲愴的，他知道自己死後，呂后專權已是無人能阻止。那麼，他能做的就是趁著還有一口氣在，將兒子們一個個打發得遠遠的，離長安這個是非之地越遠越好，希望他們能夠逃脫呂后的毒手。

為此，他讓劉如意北上趙國，派劉長南下淮南。

同時，讓生性耿直的周昌輔佐劉如意，聰慧過人的張蒼輔佐劉長。

高祖本以為，以周昌的忠直，定能扛得住呂后的壓力，保全劉如意。同樣，以張蒼的聰慧多識，必然會將劉長教導成為一個知書達理之人。

然而，後來的事實說明高祖錯了，他的兒子們都難逃殞命。

高祖識人無數，對身後事的預判，大多一一得到了驗證。可惜，卻沒有保住幾個兒子的性命。

呂后自掌權後，就已鐵下心來除掉高祖諸子，恐怕沒有人能輕易改變她的決心。周昌固然耿直，但也只懂得一味硬抗，不懂得變通，最終被呂后騙離趙國，劉如意被殺。

至於張蒼，縱然博學多才，經驗豐富，但少了一份周昌一樣的執著。在淮南國，他一待就是十六年，但對成長中的劉長，似乎並沒產生多大影響，終究沒有化解掉這位少年皇子心頭的戾氣。

歷史不容假設，但不妨試想一下，假如當初高祖讓周昌和張蒼對調一下，會不會出現另外一種局面？劉如意和劉長的命運會不會又是另外一種結局？

我們不知道，也無法回答，或許會吧。

但無論如何，張蒼被高祖調出長安，無疑是幫他跳出了火坑。

呂后大權在握的十五年間，京城內呂氏和劉氏兩派爭得你死我活，不知有多少朝廷大員慘死在她的屠刀之下。而張蒼遠離長安，在淮南安然無恙，絲毫沒有受到波及。

劉長年幼，淮南的大小事務，自然由張蒼全權代理。在他的治理下，經過十餘年，戰爭的創傷逐漸平復，封國內部基本保持平穩有序的狀態。

呂后去世之後，御史大夫曹窋被免職(按理說，曹窋在倒呂政變中及時傳遞情報，也是出了力的，不知何故，卻被罷了官)。張蒼接到調令，趕赴長安，接任御史大夫一職。

張蒼上任後，響應周勃、陳平等人的建議，積極擁立文帝，頗為皇帝器重。故而，文帝前元四年(西元前176年)灌嬰去世後，他被拜為丞相。

張蒼的人生軌跡，相當於在大漢帝國遼闊的版圖上畫了一個大圈。他先是北上代、趙，後又南下淮南，如今，再次重返帝國的中心，榮登丞相之位，位列三公之首，達到了人生巔峰。

不過，多年來，無論身處何處、官居何職，有一個人，張蒼從未片刻遺忘，那就是王陵!

南陽刑場的救命之恩，他一直記在心頭。

呂后稱制後，王陵失勢，朝堂上許多人唯恐避之不及，唯有張蒼始終不離不棄，視之如父。可惜的是，當重返長安之時，王陵早已黯然離世。

故人凋零，但情義不能忘，哪怕如今官拜丞相，張蒼依然初衷不改，不管政務如何繁忙，每逢節假，他都堅持抽出時間，帶上美食去王陵府上，拜訪王陵夫人，並親自侍奉她吃完，然後才回家。

為人如此，為官亦如是。

文帝即位時，大漢已經立國二十餘載，丞相也換了多位。然而，此前的數任丞相(相國)，蕭何、曹參、陳平、周勃、灌嬰等，都是跟隨高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遍觀朝中百官，多是武職出身。

嚴格來說，張蒼也屬於功臣集團中的一員，但他又是一個絕對異類，他不像蕭何、曹參、周勃、灌嬰、樊噲、夏侯嬰等，不屬於從沛縣走出來的嫡系人馬。同時，他也不像這些人，只懂得打打殺殺。

他博學多才，與朝堂上那些草莽出身的軍人們形成鮮明對比。

那些將軍們關心的事，無非是土地爵位、錢財權勢。至於深層次的國家意識形態構建等高深的領域，他們理解不了，也沒有興趣去關注。

但張蒼不同，他將更多興趣投射到文化思想方面，愛讀書的習慣終生不改，他興趣廣泛，研究領域涉及各個方面，尤其是精通音律和曆法。

他覺得，如今大漢國家局面已基本平穩，大戰暫時打不起來，和平發展是帝國的方向主軸。那麼，是時候制定和修訂大漢新的音律與曆法了。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音律絕非單純屬於音樂領域，曆法也非簡單的計時方法，它們從來不曾遠離政治。音律與曆法的修訂，關乎王朝正朔，關乎王朝法統的正確性，從來都是高度敏感的政治大事。

大漢建立後，百廢待興，想在短期內在制度方面有所創新，幾乎不可能。因此，基本上還是繼承了秦朝那一套制度框架，只不過在區域性地方，做了一些調整而已。

雖說，叔孫通和陸賈等人在倡導儒學、修訂禮制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楚元王、申公等人在儒家經典的整理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大漢立國二十幾年以來，儒家學說依然處於點綴品的尷尬地位。

高祖去世以後，惠帝、呂后時期，在朝廷層面，奉行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文帝即位後，依然延續了這種局面。總體來說，漢初的意識形態領域，基本上處於自由發展的狀態，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依舊餘脈相傳。

之所以這樣，並非不願為，實為不能為也。主要是國家初建，國力疲弱，朝廷對民間控制力量有限，更無力在文化思想領域加以管控。

更何況，歷來執政者對於各家學說，大多都不會僵硬地採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是恰恰相反，採用靈活的實用主義策略。比如秦自商鞅變法以來，推崇法家思想，但並未因此就將其他百家學說完全扼殺，其他學說依然在秦存在。

比如，墨家思想在秦曾一度非常活躍，至於儒者，就是始皇帝頒佈焚書令後，在朝堂上依然有叔孫通這樣的儒者博士存在。在意識形態領域，秦人雖推崇法家思想，然實際上，同時吸取其他學派觀點作為官方指導思想，兩者之間並行不悖，比如陰陽家思想，在大秦帝國就大行其道。

漢承秦制，大漢繼承的秦帝國各種文化遺產中，就有陰陽五行學說，它與黃老思想一樣，在漢初依然受到推崇。

與儒家只關心政治倫理不同，陰陽五行學說的滲透大到宇宙星象，小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像修訂音律和曆法這樣的大事，理所當然，必須合乎陰陽五行才行。

張蒼萬萬沒料到，他無意間開啟了一場長達百餘年的大爭論，爭論的核心議題是，大漢王朝的屬性究竟是什麼？這場爭論的結果，直接導致張蒼的政治生命終止，使他從帝國權力的巔峰跌落。

那麼，一場看似圍繞形而上的哲學命題爭論，為何掀起這麼大的波瀾？

想要搞清這個問題，還要追本溯源，搞清楚陰陽五行學說究竟是怎麼回事。

五行學說

在古代世界，由於受到科學技術限制，人們對自然世界的認識有限，在漫長的時光中，總有一些人試圖對自然世界給出自己的解釋，利用自我認知，去闡釋天地與人的關係。

來自西方文明濫觴之地古希臘的賢哲亞里士多德認為，火、空氣、土、水是構成世界萬物的基本元素。古印度人則認為，地、水、火、風四種元素，組成了物質世界。

在我國，早在先秦時，中國古人們對宇宙及物質世界就有一個樸素的認識，認為世間萬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所組成，稱為五行。

關於五行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尚書》。《尚書·洪範》雲：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

很顯然，五行的最初概念是古人對生產生活，特別是對農耕生活經驗的總結。《尚書大傳》說得更直白：

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

如此看來，所謂五行，無非是人們日常生活中與吃穿住行、耕耘勞作息息相關的五種基本元素罷了。因此，在最初時候，五行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叫作五材。

只是，它們之間有何內在聯絡？是否有一定的規律可循？

這個問題困擾著古人們，讓他們百思不解。

後來，就有人嘗試給出各種解答，認為金、木、水、火、土之間不但有規律，而且冥冥之中左右著我們的生產生活。我們每個人的命運，甚至王朝的興衰都與五行相關。

至戰國時，百家爭鳴，齊人鄒衍糅合了《周易》中的陰陽思想和五行學說，開創了一個學派，稱作陰陽家。在當時，陰陽家雖不如道、法、儒、墨這些顯學般顯赫，但秦漢以後，對後世影響越來越大。

史書中關於鄒衍生平的記載寥寥。關於他活躍的時間，歷來眾說紛紜，史學界有種種說法。顧頡剛先生認為大概在西元前300年至前260年，錢穆先生認為在西元前305年至前240年，日本學者井上聰則認為大致在西元前300年至前260年，總之大概生活在齊威王、齊宣王時期稷下學派盛行之時，約在孟子之後。

先秦諸子中，除了墨子外，道、法、名、儒多關注政治、倫理領域，對實踐科學，較少涉獵。而鄒衍不同，他是個飽學之士，學術研究領域非常廣泛，涉及地理、物候、氣象等多個方面。

鄒衍初學儒，後改攻陰陽五行，他不喜迂闊之術，專治經世致用之學。(見《鹽鐵論·論鄒》)

戰國末年，諸侯各國為了強兵興國，養士之風盛行，大肆招攬人才，尤以齊國為最。齊威王時，在齊國都城臨淄稷門外設館，提供優渥的待遇和寬鬆的治學環境，招攬各國人才，號稱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幾乎涵蓋道、儒、法、名、兵、農、陰陽等各個學派，會集了孟子、淳于髡、田駢、慎到、申不害、接子、季真、環淵、彭蒙、尹文、田巴、兒說、魯仲連、騶奭、荀子等大家。

而鄒衍，就是置身這些大家之中，也是一等一的大師，名揚天下。後世稱鄒子，諸侯各國無不對他敬重有加。

燕昭王為了復國，厚禮聘鄒衍至燕，當自己的國策顧問。鄒衍抵達燕國時，燕昭王親自拿起掃帚在前面清掃道路(劉向《說苑·君道》)，以免鄒衍沾染灰塵。其在諸侯中享有的盛譽，可見一斑。

由於鄒衍博學，熟悉氣象與物候方面的事，估計在燕國期間，在農業生產方面給予了燕國人一些指導幫助，世人不知，覺得實在神奇，將他看作近似神仙一般的人物。關於他，流傳至今的一些簡單記載中，不難看出這一點：

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王充《論衡·寒溫篇》)

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而黍生，今名黍谷。(《藝文類聚·水部》引劉向《別錄》)

利用音律改變氣候，當然是荒誕不經之事。很有可能是燕國地處嚴寒，在鄒衍幫助下農業生產大為改觀，結果被以訛傳訛罷了。

只是好景不長，燕昭王死後，燕惠王即位。燕惠王一改昭王時做法，樂毅等前朝老臣要麼被迫害致死，要麼被迫出走，鄒衍也未倖免，遭到誣陷，被打入大獄。

身陷囹圄的鄒衍，悲感交集，老淚縱橫，不由得仰天長嘆，感慨自己蒙受不白之冤，滿腹學問眼看就要成為絕學。說來也巧，當時明明是初夏五月，一夜之間，地上竟然結了一層厚厚的霜。

在古人看來，天象異變，必然是世間有人蒙冤。鄒衍蒙冤下獄，上天降下異兆的訊息不脛而走，很快傳了開來。

民間輿論給燕惠王造成很大壓力，不得已之下，他只好下詔釋放鄒衍。鄒衍出獄後，不敢再留在燕國，他動身返回母國——齊國，再後來，他一度作為齊國使者遊歷趙國。在邯鄲期間，他遇到了大名鼎鼎的詭辯術大師——名家(先秦諸子百家的一派，以詭辯和邏輯推理而著稱)大師公孫龍。

公孫龍曾提出「白馬論」「堅白論」等著名邏輯命題，在邏輯學上影響極大，其人口才非常了得，能將白說成黑，將黑說成白，而且在語言邏輯上嚴絲合縫，無懈可擊，幾乎無人可以辯論過他。

然而，在和鄒衍的辯論中，公孫龍卻顯得有點辭巧理拙，招架不住了。當然，兩人都是一代宗師級人物，在理論上誰都無法說服誰，最多是語言技巧的較量罷了。

鄒衍和公孫龍的此次辯論，可以看作百家爭鳴之餘暉。此後，鄒衍徹底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不知所終。

鄒衍的生平近乎於老子，其真實面目早已雲山霧罩，看不清楚，而其學說，在後世也不斷被改頭換面。不過，我們通過梳理，對他的學術成就，依舊可以理出個大致輪廓，其中不乏驚世駭俗之論，比如大九州說。

根據《禹貢》等古籍，古人普遍信奉天圓地方之說，認為天下地域分為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合稱九州，華夏居中央，四夷處其外。九州之外，分佈著四海。

然而，鄒衍並不認同，他認為中國(指中原)所處之地，不過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所謂九州，不過是整個天下的九分之一，稱作赤縣神州。海外像九州這樣的陸地，尚有八個，其周圍也被大海環繞。其他八大州上的人物風情、物產禽獸，與神州亦不相同。

鄒衍大九州說，當然是一種充滿想象的空想假說，但其大膽推論求證的精神，無疑拓寬了人們對地理認知的眼界，以至於此後神州成為中國的代名詞。其精神，就是今天看來，依然彌足珍貴。

不過，鄒衍學說中，對後世產生最大影響的是他的五德終始說。

鄒衍將五行中的金(金屬)、木(植物)、水(液體)、火(熱能)、土(大地)賦予品質屬性，稱木有生長發育之性，火有炎熱、向上之性，土有和平、存實之性，金有肅殺、收斂之性，水有寒涼、滋潤之性。

而五行之間，又是相生相剋。五行相生順序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剋順序為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

由此衍生，將宇宙萬物都歸類到五行之內，在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中找到與之匹配的屬性，比如：

天有五星：太白星(金星)、歲星(木星)、辰星(水星)、熒惑星(火星)、鎮星(土星)；

地有五方：東、南、西、北、中；

動物有五蟲：蠃(人類等裸體動物)、鱗(魚類等水生動物)、毛(走獸)、羽(禽類)、昆(昆蟲)；

數有五位：一、十、百、千、萬；

音階有五聲：角、徵、宮、商、羽；

藥有五味：酸、甘(甜)、苦、辛(辣)、鹹；

物有五色：青、黃、赤、白、黑；

糧有五穀：稻、黍、稷、麥、菽；

體有五臟：心、肝、脾、肺、腎；

……

可以說，五行學說幾乎涵蓋當時的天文、地理、術數、音樂、農學、醫學等一切認知範圍。有些領域，比如傳統醫學，至今仍以五行學說作為指導思想。

至於陰陽說，最早起於《周易》，用「陰」「陽」表示一切事物的對立面，比如動與靜、上與下、冷與熱、男與女、內與外、尊與卑等。陰陽是一體兩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陰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的，可以互換的，比如日為陽、月為陰，白天為陽、黑夜為陰，日升月落、晝夜交替，永不停息，寒來暑往，週而復始。

鄒衍將陰陽學和五行說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

陰陽五行學說，同樣也引申到政治領域，給金、木、水、火、土賦予相應的政治屬性，稱為五德，用五行來解釋王朝興替。試圖說明王朝世代更迭並非偶然，而是有內在的規律，每個王朝的興起與敗亡都與五行相生相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

鄒衍一生著作頗豐，可惜後世遺失殆盡，只能從其他相關古籍中得窺一鱗半爪。戰國後期雜家學說代表作《呂氏春秋》，幾乎彙集了先秦諸子百家各派的學術主張，其中不乏陰陽家學術觀點。關於五德終始說，在《呂氏春秋》中有一段比較系統的闡述：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於土。(《呂氏春秋·應同》)

從中不難看出，陰陽家將從黃帝到周朝的各代王朝屬性列出來了，黃帝時為土德，夏朝時為木德，商朝為金德，周朝為火德。

因此，依照五德終始理論，就不難看出其中規律。夏朝取代黃帝王朝，是木勝土；商朝取代夏朝，是金勝木；周朝取代商朝，是火勝金。

按照陰陽五行學說，一個王朝必須按照自己的屬性來執政、用什麼曆法、穿什麼顏色的衣服、祭拜哪個方位的神、用什麼音律等，絲毫馬虎不得。一旦對自己的王朝屬性產生誤判，輕則產生災變，重則王朝顛覆，為他人所取代。

鄒衍是個偉大的思想家，其陰陽五行學說包含一定的樸素辯證理論，但是在他身後，陰陽五行學說很快淪為燕、齊一帶的方士騙人的把戲。到了後世，在廟堂之上，陰陽五行學說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至於民間，則變質為江湖術士算命騙財的唬人伎倆(就是在現代社會，還有不少人在給孩子取名字時，講究所謂五行缺一不可，比如某個孩子，被認為五行缺水，在名字中必須要有一個帶水字旁的字，實在可笑之至)。

既然周朝是火德，取代周朝的新興王朝的屬性必然是水德。始皇帝討厭儒家那一套繁縟禮節，但統一天下後，卻很快採納了燕、齊方士們的建議，認為大秦的屬性是水德。

那麼，問題來了，王朝的屬性是如何判斷的？

據說，天帝默默注視著人間發生的一切，時不時降下一些徵兆，比如奇特自然現象、珍稀動物之類的。如上文《呂氏春秋》這段記載中，夏禹王時秋冬季節天氣反暖，出現草木不枯萎，商湯王時水中浮現金刃，周文王時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這些所謂祥瑞，成為判斷王朝屬性的通關密碼。

按照方士們的說法，他們之所以判斷秦朝為水德，是因為在秦文公時，文公外出打獵，曾捕獲過一條黑龍。

秦文公至始皇帝時已有五百年，早已死無對證，誰也無法考證是否真有過這麼回事，估計十有八九是方士們編造出來的鬼話。

不過，始皇帝非常虔誠地接受了方士們的建議。按照陰陽五行說，水德尚黑，主北方，節氣為冬季(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為首。始皇帝下令，更名大河(即黃河)為德水，旗幟服色皆為黑色。

在宮廷禮儀中，皆尚數六，一切以六為最高標準。譬如符節、法冠(即貔貅冠，御史所戴的冠式)俱為六寸，輿車寬度為六尺，一步(長度單位)為六尺，天子車駕用六匹馬。這是因為數字六吻合水德。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尚書大傳·五行傳》)

在曆法上，採用「顓頊歷」，以冬十月(冬屬水，十月為冬季之始)為一年歲首。

總之，五行學說在秦朝時已經滲透到政治意識形態的方方面面。

大漢取代了大秦，既然秦為水德，按照五行學說，土勝水，那麼，漢的德性應當是土德才對。

然而，高祖建立大漢後，面對千瘡百孔的帝國，根本無暇留意五德終始說。況且，以高祖和他的功臣集團的文化水平，根本無法理解陰陽家的這套龐大學術體系。

所以，漢初的一切，無論政治制度、官職架構，除了做個別刪減外，基本都是將秦朝制度原封照搬。

高祖入關之初，為了慶賀勝利，想要感謝神明庇佑，但卻不知祭祀何方神聖，便問詢身邊人，咱們該祭誰？

秦朝時，秦人因起於西陲，故而歷代國君起先多祭祀白帝(按照五行學說，西方屬金，尚白，白帝為少昊)，後來又祭祀青帝太昊(東方屬木，尚青)、赤(炎)帝神農(南方屬火，尚紅)、黃帝軒轅(中央屬土，尚黃)，合祭四帝。

大家遂如實回答道，我們應該祭祀白、青、黃、赤四帝之祠廟。

誰料高祖一聽，卻說，我聽說天有五帝，為何現在祭祀的只有四帝？

祭祀四帝傳統由來已久，誰也沒想到高祖會有如此一問，一時間都愣在那裡，不知該如何作答。

高祖見狀，想了想說：「我明白了，這是在等我才湊齊啊!」當即下令修建黑帝祠堂，自此開始了對五帝祭祀的傳統。

黑帝顓頊，主北方，屬水德。高祖認為自己接過了大秦的家業，大漢的王朝屬性，當然也屬於水德。

以張蒼的博學，對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自然非常瞭解，但他也認為大漢屬於水德。他的理由是，當年高祖率領義軍入關，抵達霸上時，正好在冬十月，冬十月屬水，況且高祖首倡祭祀黑帝，不正是暗合大漢興於水德嗎？

張蒼依照這個思路，堅持認為大漢應該還是使用《顓頊歷》，一年以十月為首，服色還是和秦朝一樣尚黑，在這個基礎上，對曆法和音律做一些修正即可(根據《漢書·律曆志》記載，《顓頊歷》與實際情況常有出入，對朔月、弦月的推測時有錯誤)。在為相十幾年間，他先後解決了曆法和音律中存在的問題。

張蒼本人是個音樂達人，善於吹奏律管(竹製樂器)，除錯了各種樂器，使它們符合五聲(宮、商、角、徵、羽五個音節)和八音標準。

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所謂的八音，八音非指八個音調，而是古代八類樂器，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分別為：

金，鍾、鎛這類金屬打擊樂器；

石，磬這類石制打擊樂器；

土，壎、甌這樣的陶製樂器；

革，鼓這樣的皮革製作的樂器；

絲，琴、瑟類絃樂樂器；

木，指木製的樂器，如柷、敔等；

匏，笙、簧一類樂器；

竹，簫、笛、竽等竹製管樂樂器。

這就是說，張蒼幾乎給所有樂器都制定了音色標準。這還不算，他又為各類其他器物制定度量標準。張蒼以一己之力，為大漢制定了一套國標體系，其工作之繁雜、工程之浩大，令人歎為觀止。往後，凡大漢帝國境內百工，只管照張蒼制定的標準去做事就好了。

毫不誇張地說，張蒼完成的工作，是繼始皇帝統一文字、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之後，又一項前無古人的壯舉，對新興的大漢帝國產生的影響，無論給予怎樣的讚譽都不為過。

張蒼一生酷愛讀書，無論是哪方面的書，都會激發他濃厚的興趣，讓他孜孜不倦地鑽研學習。他就是一座移動的圖書館，一部會說話的大百科全書。

這樣一位神一樣的帝國宰相，他所做出的決定，他所說的話，簡直就是神諭，誰敢質疑？

所以張蒼提出大漢屬性為水德的主張後，朝堂上基本無人敢反對。然而，這世上總有那麼一些人，不迷信權威，敢於提出反對意見。

誰也沒料到，敢於向張丞相發起挑戰的，竟然是一介無名之輩。

作者「李金海」的其他小說

《大漢興亡四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