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來兩個親戚。非常生氣。他們準備好了苛責的眼神、灼人的話語。聽聽他們要說的，那些隨著憤怒的腔調滾滾而出的話：「七歲的孩子！滿嘴酒氣！你昏頭了嗎？給一個七歲的孩子灌酒！一定是瘋了。自尋絕路！記得凱特表姐嗎？查理叔叔？查理叔叔的姻兄？可恥！醜聞！丟人！跪下，祈禱，請求主的原諒！」

奎妮鑽到爐子底下。我朋友定定地看著自己的鞋，下巴哆嗦著，她撩起裙子擤了擤鼻子，跑進了自己的房間。鎮子沉睡很久了，房子裡很安靜，只聽到時鐘的敲打聲和快熄滅的火的噼啪聲，她還在對著枕頭哭泣，枕頭已經溼得像寡婦的手絹。

「別哭了。」我坐在她的床腳下，一邊說，一邊在法蘭絨睡袍裡打著寒戰，睡袍上還留有去年冬天的止咳糖漿的氣味。「別哭了，」我懇求道，逗弄著她的腳指頭，撓她的腳底板，「你太老了不能這麼哭。」

「這是因為，」她打著嗝兒說，「我太老了，又老又滑稽。」

「不是滑稽。是好玩。比任何人都要好玩。聽著。如果你不停止哭泣，明天會很累，我們就不能出去砍樹了。」

她坐直了身子。奎妮跳上床舔她的臉頰（奎妮是不允許上床的）。「我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真正漂亮的樹。巴迪。還有冬青。上面的漿果和你的眼睛一樣大。那地方在樹林深處。我們從來沒去過那麼遠。爸爸過去常從那裡給我們帶聖誕樹來：扛在肩上。那是五十年前了。哦，現在我都等不及天亮。」

天亮了。凝結的白霜在草葉上閃亮，太陽圓得像個橘子，顏色也是暑天月亮那樣的橘紅，支在地平線上，裝點著銀色的冬日樹林。一隻野火雞叫了。一隻野豬在灌木叢中咕噥。很快，我們就到了山中深可沒膝的急流邊，不得不丟下小車。奎妮第一個下水，划動著，不時吠上幾聲，抱怨水流太急，水冷得能讓人得肺炎。我們跟隨著，把鞋和裝備（一把斧子、一條麻布袋）舉過頭頂。接下來的一里路，到處都有刺人的荊條，刺果和棘木鉤住我們的衣服。地上鋪著鏽朽的松針，點綴著豔麗的菇子和鳥類換掉的羽毛。這裡一閃，那裡一撲稜，一陣狂喜的尖叫聲提醒我們不是所有的鳥都飛往南方了。小路總是在一池池的檸檬色陽光和漆黑的藤廊中蜿蜒。又有一條小溪要穿過：一大群受驚的斑點鱒在我們周圍把水攪得翻泡；大如盤子的青蛙練習著腹部彈跳；水工河狸正在修建一個水壩；對面的岸上，奎妮甩著身上的水，顫抖著。我朋友也顫抖起來，不是冷，而是興奮。她仰起頭，深深吸入松香濃郁的空氣，同時帽子上的破舊玫瑰上脫落了一片花瓣。「我們就到了，你聞到氣息了嗎，巴迪？」她問，似乎我們就要到達的是一片大海。

可那的確也是一片海洋。連著幾英畝芬芳的節日之樹、葉上帶刺的冬青。紅色漿果像中國鈴鐺一樣閃亮：黑色烏鴉尖叫著飛撲上去。我們先往麻布袋裡裝上紮成花環足夠裝飾一打窗戶的青枝和紅果，然後開始選擇一棵樹。「它應該，」我朋友沉吟著，「比男孩高一倍。這樣他們就偷不到上面的星星。」我們選的那一棵有我的兩倍高。那英勇而颯爽的小蠻子，挺過了三十斧之後，才在斷裂時發出哭泣般的嘎吱聲，翻倒在地。我們使勁拖著它踏上漫長的歸途，像拖一頭死去的獵物。每走幾碼我們就放棄掙扎，坐下來大口喘氣。不過我們懷著獵人凱旋的心情，樹上散發的冰涼提神的香氣也使我們又有了精神，促使我們繼續。黃昏時在通向鎮子的紅土路上，我們不停地聽到讚美。多漂亮的樹啊，哪裡弄來的？路人表揚著橫陳在小車裡的寶物，可我朋友卻躲閃著不願意搭腔。「那邊。」她含糊地咕噥。有一次一輛汽車停下來，有錢的磨房主的懶婆娘伸出頭來嘀咕：「給你兩毛五現金買那棵樹。」一般情況下我朋友是不敢說「不」的，但這次她迅速地搖了搖頭：「一元我們也不幹。」磨房主的婆娘堅持：「一元，我的天。五十分。到頂了。天哪。大姐，你可以去再弄一棵。」對於她的說法，我朋友想了想輕輕地回應：「我懷疑。任何東西都沒有替代品。」

到家了。奎妮一下躺倒在火邊，一覺睡到第二天，鼾聲大得像人在打。

閣樓裡的皮箱裡裝著：一鞋盒貂尾（一個曾租過老宅一間房的奇怪女士的歌劇服披風上的）、幾卷因磨損而變得金黃的陳年金屬絲、一顆銀色星星、一小段糖果狀的燈泡繩（壞的，毫無疑問很危險）。可一旦派上用場，它們都是絕好的裝飾，但還遠遠不夠，我朋友想要讓我們的樹像「浸禮會的窗子」一樣閃亮，並被大雪一樣沉的裝飾品壓彎。但我們買不起「五分一毛店」裡面那些日本產的光鮮玩意。於是就像往常一樣，一連幾天坐在廚房的桌子邊，手拿剪刀、彩筆和一沓沓彩紙。我在上面畫畫，我朋友把它們剪下來：許多的貓和魚（因為它們好畫），一些蘋果和西瓜，還有幾個長翅膀的天使，是用留起來的「好時」巧克力條裡的錫箔紙做的。我們用回形針把這些小製作固定到樹上，又在樹枝上撒了些碎棉花（八月時特地摘的），作為最後一道工序。我朋友打量著成品的效果，兩手緊握在一起：「現在說實話，巴迪。它看上去是不是好看得讓人想吃啊？」奎妮想去吃一個天使。

我們為所有屋子前面的窗戶編紮了冬青花環，並用帶子綁好。接下來的工程是準備給家人的禮物。給女士們的是扎染圍巾，給男士的是家釀的檸檬甘草阿司匹林糖漿，以備「打獵回來或者出現一絲感冒症狀時」之需。當到互相準備禮物時，我朋友就和我分開來各自悄悄地忙乎。我想要給她買一把手柄鑲珍珠的小刀、一臺收音機、整整一磅巧克力裹櫻桃（我們有次吃過，後來她總是起誓：「我能只吃這個活著，巴迪，主啊，是的我能——這可不是在濫用主的名字。」）。可實際上，我給她做的是風箏。她想要送我一輛腳踏車（她這麼說了有好幾百萬次：「如果我能，巴迪。一個人在生活中得不到他想要的東西，這已經夠糟糕了。可是很討厭，令我氣惱的是不能送給別人你希望他擁有的東西。總有一天我會的，巴迪。給你一輛腳踏車。別問是怎麼來的，也許是偷的。」）。實際上，我相當肯定她也在為我做風箏——像去年一樣，還有前年。大前年我們互相交換的是彈弓。這些對我來說都很好。因為我們是放風箏冠軍，像水手一樣對風頗有研究。我朋友，比我放得還好，她在風輕得都吹不動雲彩的時候，也能把風箏送上天。

平安夜那天下午，我們蒐羅到五分錢，去肉鋪買了給奎妮的傳統禮物，一根上好的可供啃咬的牛骨。骨頭被包裹在漫畫報紙裡，高高地掛在樹上，銀色星星旁邊。奎妮知道那裡有根骨頭。她盤踞在樹下用貪婪的目光盯著上面出神。上床時間到了，她拒絕移動一下。我自己也和她一樣興奮。我踢被子翻枕頭，好像是在熱浪灼人的夏夜。一隻公雞在什麼地方叫起來，叫錯了，因為太陽還在世界的另一邊。

「巴迪，你醒著嗎？」我朋友在隔壁她的房間裡喊我。一眨眼她就拿著根蠟燭坐到了我床上。「哦，我一點都睡不著。」她說，「我心裡像有隻長耳大野兔在跳。巴迪，你覺得羅斯福夫人會在正餐時端上我們的蛋糕嗎？」我們擠在床上，她捏捏我的手錶示「我愛你」。「好像你的手過去要小很多。我猜我不喜歡看到你長大。你變成大人，我們還會是朋友嗎？」我說我們永遠是。「可我感覺很糟，巴迪。我好想給你買輛腳踏車。我想賣掉爸爸給我的浮雕寶石。巴迪——」她遲疑著，似乎有點不自在——「我又給你做了個風箏。」然後我承認我也給她做了一個。我們大笑起來。蠟燭燒得只剩很短了，拿不住。燭火熄滅，星夜展開。星星在視窗旋轉，彷彿一首看得見的頌歌，慢慢地，慢慢地，沉寂在黎明裡。我們可能盹著了一會；清晨最初的亮光像冷水一樣潑濺在我們身上，我們起來了，睜著眼睛走來走去，等待其他人醒來。我朋友故意讓一個水壺掉在了廚房地上，我則跑到那些關閉的門前跳踢踏舞。全家人一個接一個出現了，看上去就像要殺掉我們兩個。但今天是聖誕節，他們不能。首先，是一頓美妙的大餐：你能想到的全都有，從薄煎餅、炸松鼠到玉米片粥和蜂窩蜜。吃得每個人都滿心歡喜，除了我朋友和我。坦白說，我們那麼焦急地想看到禮物，簡直一口都吃不下。

哦，我很失望。誰能不呢？只是襪子、主日學校衫、幾塊手帕、一件二手毛衣和一年的兒童宗教雜誌訂單。《小小牧羊人》。我很煩這個。真的很煩。

我朋友的收穫好過我的。一袋薩摩蜜橘，這是她得到的最好的禮物。可她最得意的是她出嫁的姐姐織的一條羊毛白披肩。她說她最喜歡的禮物是我給她做的風箏。它非常美麗，但還沒有她做給我的那隻好。那只是藍色的，上面點著金色和綠色的幸運星。而且，上面還畫著我的名字：巴迪。

「巴迪，起風了。」

風颳起來了，可這也沒用，我們得跑到房子下邊的草地上才行。奎妮已經溜出來把她的骨頭埋在了這裡（隨後的一個冬天，奎妮也被埋在了這裡）。就在這裡，我們扎進齊腰高的茂草叢中，鬆開風箏線，感到線在手裡被猛然抽動著，風箏像天空之魚一樣在風中游動起來。陽光和煦，我們心滿意足地趴在草叢裡剝薩摩蜜橘，看風箏在天上歡躍。很快我就忘記了襪子和舊毛衣。高興得像在咖啡命名競賽中得了五萬元大獎一樣。

「天，我好傻啊！」我朋友大叫著，忽然間警醒起來，就像一個女人很遲才記起烤箱裡的麵餅。「你知道我總在想什麼嗎？」她眼含微笑，望著上面的某一點而不是我，用一種發現的口吻問，「我原來總是想，一個人總要生病，垂死，然後才見到主。我想象主降臨的光景，應該就像看見浸禮會的窗子一樣，像陽光穿瀉而過的那些彩色玻璃一樣美麗。那種光亮讓你不知道天已暗下來。想到這樣的光亮會帶走所有詭異的感覺，是一種安慰。但我現在打賭不是這樣的，我打賭一個人臨終時分會意識到主早就顯現過。看到這些——」她的手打了個圈，把雲、風箏、草地和往骨頭上耙土的奎妮都包括進來——「他們總能看見的東西，就是看見了主。就我而言，我可以眼含著今天的情景離開世界。」

這是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個聖誕節。

生活分開了我們。那些最通曉事理的人決定我應該去一所軍事學校。因此接下來我便悽慘地經歷了那些吹著軍號的監獄、敲著可憎起床鼓的夏令營。我也有了個新家。但那不算。家是我朋友在的地方，可我再也沒回去過那裡。

她卻一直在那裡，在廚房裡轉悠。一個人和奎妮。後來又成了單單一個人。（「親愛的巴迪，」她潦草難辨的筆跡寫道，「昨天吉姆·梅西的馬把奎妮踢得很重。謝謝天她沒有受很大的痛苦。我用細麻布床單把她包起來，用小車推著到辛普森家的草地上，在那裡她可以和她的那些骨頭在一起……」）後來那幾年的十一月，她一個人繼續烤水果蛋糕。沒以前多，但烤一些，當然，她總是把「一批裡最好的那個」送給我。她還會在每封信裡用手紙包上一角錢：「去看場電影，寫信告訴我故事。」但後來的信裡，她漸漸地總是會搞混我和她另外的那個朋友，那個1880年代就去世的巴迪。越來越多的月份裡，十三號不再是她在床上度過的唯一一天。十一月的一個早晨來臨，一個沒有樹葉沒有鳥鳴的冬日早晨，她再也不能喚醒自己開心地宣佈：「哦天，做水果蛋糕的天氣到了。」

這事發生時，我是知道的。一條簡單的口信證實了體內某根隱秘的血管已經接收到的訊息，割去了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讓它像斷線的風箏一樣遠去。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個特別的十二月的早晨，走過一個學校校園時，我不停地在天空中搜尋。就好像我希望看見，如相偎之心，一對迷失的風箏正一路趕去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