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十一月末的一個清晨，二十多年前一個冬日早晨的來臨。想象一個鄉村小鎮上一爿老宅中的廚房。廚房裡最醒目之物是一個黑色大烤爐。此外還有一面大圓桌和一個壁爐，壁爐前放了兩把搖椅。就是從那天開始，壁爐開始了這一季的低吟。

廚房的窗前站著一個婦人，白髮剪得很短，腳上一雙網球鞋，夏天的花布裙外罩了件沒有形狀的灰色毛衫。她嬌小靈活，像只矮腳母雞。不過，因為年輕時的一場久病，肩背變成令人遺憾的微駝。她的臉很特別，有點像林肯，像他的一樣嶙峋，而且染了風霜日曬的顏色，可同時又有點嬌氣，骨骼勻細；眼睛是雪莉酒的黃褐色，目光驚怯。「哦天，」她歡快地喊道，氣息吹蒙了窗玻璃，「做水果蛋糕的天氣到了。」

她這句話是衝著我說的。那時我七歲，她六十來歲。我們是表親，很遠的那種。我們一直生活在一起，從我記事起就是。老宅裡還住了其他人，都是親戚，他們比我們強大，經常弄得我們哭。我們呢，總的說來不太在意他們。我們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她叫我巴迪，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個巴迪死在1880年代，她那時還是個小孩。她現在仍是個小孩。

「我還沒起床就知道了。」她說，從窗邊轉過身來，眼神喜悅而果決。「法院的鐘聲又冷又脆，聽不到鳥叫，它們都去了溫暖的地方。確實是的。哦，巴迪，別再往嘴裡塞麵餅了，去找我們的小車，幫我找下帽子。我們要烤上三十個蛋糕。」

總是這樣：十一月的某個清晨來臨，我朋友被點燃了內心的火焰，想象力也因之歡騰，似乎是為了給一年的聖誕季節致以正式的歡迎辭，她大聲宣佈說：「做水果蛋糕的天氣到了！去找我們的小車。幫我拿帽子來。」

帽子找到了，一頂淺頂寬簷大草帽，裝飾著已經褪色的天鵝絨野玫瑰，是一個時髦的親戚以前用過的。於是，我們一起推了小車，一輛很破敗的嬰兒車，出了園子，去到一個山核桃果園。這輛車是我的，就是說，是在我出生時為我買的。柳條編的，都快散開了，輪子顛得像醉鬼的腿。可它一直很管用；春天我們推著它去樹林，裝滿鮮花、草藥和野蕨，好插到前廊的花罐裡；夏天我們在裡面放上野餐的行頭和釣魚的甘蔗稈，推著它來到小溪邊；冬天它也自有用場，作為貨車把柴火從院子裡運進廚房，作為奎妮一張溫暖的床。奎妮是我們了不起的黃白毛捕鼠㹴，她挺過了一場瘟疫和兩次響尾蛇的噬咬，現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車旁。

三小時後我們回到了廚房，開始給那滿滿一車風吹自落的山核桃去殼。我們撿得背都疼了，那些核桃好難找啊（大部分果實都被搖了下來，給果園主人拿去賣了，而果園的主人不是我們）：樹葉會將它們掩蓋，而霜打過的草也會混淆我們的視線。咔嘣！嘎吱！歡快的裂殼聲像是一片微弱的雷鳴。很快，那香甜油亮的象牙般的核桃肉便在牛奶玻璃碗裡堆成了金燦燦的小山。奎妮過來討吃，我朋友時不時悄悄地塞給她一小粒，可是堅持我們自己不能嘗。「我們不能這樣，巴迪。一旦吃起來就停不住。本來就不太夠。要做三十個蛋糕呢。」廚房裡暗了下來。暮色把窗玻璃變成一面鏡子：我們在壁爐的火邊幹著活，而我們的影子和初升的月亮交融在一起。最後，月亮升得老高了，我們把最後一片殼扔進火裡，一起打著呵欠，看它燒起來。小車空了，碗卻裝得滿滿的。

我們邊吃晚餐（冷麵餅、火腿和黑莓醬）邊討論明天的事情。明天要做的是我最喜歡做的：買東西。櫻桃和香櫞、生薑和香草、夏威夷菠蘿罐頭、乾果皮、葡萄乾、胡桃和威士忌，哦，還有那麼多面粉、黃油，那麼多雞蛋、香料、調味料；噢，我們需要一匹小馬才能把車拉回家。

但去買之前，還得解決錢的問題。我們倆誰都沒有。除去家裡的人偶爾給的一點零錢（一角都算是大數目了），還有就是我們自己搗鼓各種營生賺來的：賣舊貨，賣一桶桶手摘的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醬、蘋果凍和桃幹，還為葬禮和婚禮採集鮮花。有一次我們在全國橄欖球賽上贏到了第七十九名，得了五元錢，並不是因為我們瞭解一丁點橄欖球，只是我們參加各種我們聽說的競賽。那時我們的希望集中在為一個新的咖啡牌子取名的五萬元大獎上（我們提議叫「a.m.」，因為我朋友害怕這樣會瀆神，所以一番猶豫之後，才給出廣告語：「a.m.！阿門！」）。說實話，我們真正賺錢的生意是兩年前的夏天在後院木棚裡開設的「妙趣與奇觀博物館」。「妙趣」是一臺實體幻燈機，裡面存有華盛頓和紐約風景的連續幻燈片，是去過那些地方的一個親戚借給我們的（她發現我們借用的原因後大為光火）；「奇觀」是我們自己的母雞孵出的一隻三條腿小雞崽。周圍每個人都想來看看這個小雞崽，我們收大人五分，小孩兩分的參觀費。等到博物館因為主要參觀物件的病亡而被迫關門時，我們足足賺了二十元。

我們每年都想方設法湊足了這筆聖誕節儲蓄，水果蛋糕基金。這些錢我們藏在一個古老的綴珠錢包裡，錢包在一塊鬆動的地板下，地板上壓著一個夜壺，夜壺上面是床。我們絕少把錢包從那安全的藏匿點拿出來，除了放錢進去的時候，或者每星期六的那次提款。因為星期六我可以拿一角錢去看電影。我朋友從來沒去看過電影，她也不打算去：「我寧願你講給我聽，巴迪。這樣想象的餘地更大。再說，一個像我這麼大年紀的人不應該不知愛惜地用眼。上帝來時，我可以看清點他。」除去從沒看過電影之外，她從未做過的事情還有：下館子，出門五英里遠，收發電報，閱讀《聖經》和報紙漫畫版以外的東西，化妝，被詛咒，詛咒別人，故意撒謊，讓一條餓狗餓著肚子走開。而下面則是一些她做過，確實做過的事情：用鋤頭打死一條本縣人見過的最大的響尾蛇（十六節）；吸鼻菸（偷偷地）；馴養蜂鳥（試試而已），直到它們立在她的手指上；講嚇人的鬼故事（我們都相信有鬼），讓人在七月天也感到寒意；自言自語；在雨中漫步；種出全城最美的日本山茶；知道每一種印第安老藥方，包括一種神奇的除疣方。

現在，吃過晚飯，我們回到我朋友的房間，在房子比較偏的位置，裡面她睡的鐵床被漆成玫紅色，她喜歡的顏色，上面蓋了一床百衲被。我們默不作聲，沉湎在密謀的快樂中，從秘密的藏匿處把綴珠錢包取出來，把其中的內容傾在被子上：緊緊卷裹的一元鈔，綠如五月的苞芽；暗色的五十分幣，重到可以壓覆逝者的眼；漂亮的一角銀幣最活潑，響聲真叫清脆；五分幣和二十五分幣被磨得像溪水中的卵石一樣滑；可最多的是散發出苦味的一分幣，堆了可恨的一堆。去年夏天這所房子裡的其他人跟我們講好，每打死二十五隻蒼蠅，他們付我們一分。哦，那場八月屠殺！飛去天堂的蒼蠅們！這樣的工作不會讓我們覺得有面子。並且，我們數錢的時候，感覺像在數蒼蠅的屍體。兩個人都沒有數字頭腦。我們慢慢數著，數忘了，又重新開始。她數的結果是12.73元，我數到最後是整13元。「我真希望是你算錯了，巴迪。我們不能在‘十三’上面含糊。蛋糕會散掉。要不就會把什麼人送進墳墓。哎，我從來沒想過要在十三號起床活動。」這是真的，她總是在床上度過十三號。因此，為了安全起見，我們拿掉一分錢，把它丟擲窗外。

水果蛋糕所包含的各種成分裡，威士忌最貴，也最難弄到，因為州法律禁止酒類銷售。但誰都知道哈哈·瓊斯先生那裡有賣。第二天，在採購完了那些較平常的原料後，我們出發去哈哈先生的店，那是河岸遠處一個罪孽深重的（據公眾看法）、供應炸魚宴的跳舞酒吧。出於同樣的使命，我們以前去過那裡；但前面幾年我們只是找哈哈的妻子辦事。她是一個紫棠麵皮、黃銅色漂發、總是一副倦態的印第安女人。實際上，我們從未跟她丈夫照過面，只是聽說他也是個印第安人，臉頰上有幾道剃刀疤的巨人。他們叫他哈哈是因為他很陰沉，從來不笑。我們朝他的酒吧走去（一個大木屋，裡裡外外掛滿一串串花花綠綠的裸燈燈泡，坐落在河邊泥岸上的樹蔭裡，灰霧一般的青苔浮漫在樹枝間），腳步慢了下來。奎妮也黏在我們身邊，不再歡蹦跳躍。哈哈的酒吧裡有人被謀殺。被切成了塊。頭部遭襲。下月還有個案子要開庭。自然，這些事情都發生在夜晚，在彩色燈泡塗抹瘋狂圖案、留聲機發出淒厲哀號之際。白天哈哈的酒吧破敗而荒涼。我敲了敲門，奎妮吠了幾聲，我朋友喊道：「哈哈夫人，太太？有人在家嗎？」

腳步聲。門開了。我們的心都翻了個。那是哈哈·瓊斯先生本人！他是個巨人，臉上確實有疤，也不笑。不，他那撒旦似的斜挑眼怒視著我們，大聲發問：「你們來哈哈買什麼？」

有一會兒我們嚇得說不出話。然後我朋友終於出了點聲，但也大不過耳語：「哈哈先生，如果可以，我們想要您一夸脫最好的威士忌。」

他的眼睛挑得更斜了。你能相信嗎？哈哈在咧嘴笑，又哈哈大笑。「你們當中誰是喝酒的那位啊？」

「我們要做水果蛋糕。哈哈先生。是出於烹飪需要。」

這讓他冷靜了點，皺起眉頭，說：「絕不能那樣浪費好的威士忌。」不過他還是轉身進到酒吧的暗影裡，幾秒鐘以後又出現了，手中拎著一瓶未貼標籤的雛菊黃的酒。他在陽光下展示了它的氣泡，說：「兩元。」

我們一分五分一角地數給他。突然，他把一手的硬幣像搖色子那樣搖得嘩啦響，臉色緩和下來。「你們聽著，」他把錢倒回我們的綴珠錢包，提議道，「送我一個你們做的蛋糕就可以了。」

「哦，」我朋友在回家的路上評價說，「真是一個可愛的男人。我們要在他的蛋糕裡多加一杯提子。」

黑色烤爐裡塞了炭和柴火，燃燒得像一個發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轉著，茶匙在一碗碗的黃油和糖裡攪動，香草讓空氣變得甜美，生薑增加了它的香氣。甘美的、挑逗鼻孔的香味浸透了廚房，瀰漫到屋子裡，又隨著一陣陣炊煙飄向外面的世界。我們的活計四天就好了。三十一個浸潤著威士忌的潮溼蛋糕，正在窗臺和架子上晾曬著。

都是為誰做的呢？

朋友們。不一定是鄰近的朋友，事實上，大部分蛋糕都是為那些我們也許只遇見過一次，或者素未謀面的人做的。那些討我們喜愛的人。比如羅斯福總統。比如j.c.盧瑟牧師和他的夫人，他們是去往婆羅洲的浸禮會傳教士，去年冬天來過這裡佈道。或者是每年來鎮上兩次的小個磨刀匠。或是阿布納·帕克爾，從牟拜爾來的六點鐘班車司機，他每天嗖一下經過時都會從一團煙塵中跟我們互相揮手致意。或是年輕的溫斯頓夫婦，一對加利福尼亞人，有天下午他們的車在我們房子外面熄火，因此和我們在前廊上愉快地聊了一小時。（年輕的溫斯頓先生給我們照了相，我們只照過那麼一張。）是否因為我朋友在所有人——除了陌生人以外——面前都很害羞，因此只有這些陌生人，一面之交的人看來是我們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們用一本剪貼簿收集了白宮來信的感謝詞、來自加利福尼亞和婆羅洲的一次次通訊，以及磨刀人寄來的一分錢明信片。它讓我們感覺與廚房外那個風雲變幻著的世界相連，雖然我們只能看到它一角停滯的天空。

一根十一月裡的光禿禿的無花果枝丫擦刮著玻璃窗。廚房空了，蛋糕不見了。昨天我們把最後一個用小車運到了郵局，郵費掏空了我們的錢包。我們破產了。這讓我很沮喪，但我朋友堅持要慶祝，用哈哈的酒瓶裡剩下的兩寸威士忌。奎妮的咖啡裡也加了滿滿一勺（她喜歡喝菊苣口味的濃咖啡）。剩下的我們用一對玻璃果凍杯分了。想到要喝純的威士忌，我們都相當膽怯。它的味道讓我們齜牙咧嘴，酸得打戰。但漸漸地，我們開始唱歌了，兩個人同時唱著不同的調子。我不知道我那首的歌詞，只是哼哼：來吧，來吧，來到黑人逍遙舞會。但我會跳舞，而我想成為的人也是電影裡的踢踏舞演員。我的舞蹈在牆上投下嬉鬧的影子。我們的聲音震動著瓷器。我們咯咯傻笑，就像有看不見的手在撓我們癢癢。奎妮仰躺在地上打滾，她的爪子在空氣中抓耙，一種類似咧嘴而笑的表情拉伸著她的黑色唇吻。我覺得身體裡面暖洋洋活潑潑的，像那些燒透將散的圓木；而且輕飄飄的，像煙囪裡的風。我朋友圍著烤爐旋轉，手指拈起她那寒酸的棉布花裙的褶邊，好像那是一件舞會裙裝：指給我回家的路，她唱道，網球鞋在地板上吱扭響。指給我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