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了。有時候吹來清爽的和帶著溼土氣味的暖風。呼吸呼吸春天的空氣是多麼好呀！我提前從悶熱的電車裡走出來了，因離家不遠，我可以步行到家。
春天不只使我一人愉快：這時可以更多地看見行人臉上的微笑，他們的眼睛更明亮，聲音也更響亮更活潑了。
「西班牙共和國的軍隊在科爾多巴的進攻很順利。」我聽到了人們在談論著。
「在埃斯特馬都爾省……」
是啊，在所有人的心裡和嘴裡全是西班牙，我們也全都想著西班牙。伊巴露麗常說的那句「立著死勝於跪著生」的話，已經飛遍了全世界，落到了每一個正直人的心裡。
每天早晨，卓婭剛醒來就跑到信箱取報：今天在西班牙戰線上怎樣？
舒拉呢？還不滿13歲。他不能馬上到馬德里附近去，這是使他焦心的事，每天晚上他總是反覆地談著：他看見報上說，有一個女孩在共和國的軍隊裡英勇地戰鬥著；或是他聽到了無線電廣播，西班牙的某一個青年，他的父母不放他到前線去，可是他終於跑去了。結果他還是那麼英勇的！一顆法西斯的炮彈破壞了他們的戰壕，炸燬了他們的反坦克炮。可是這個小夥子（他的名字是埃姆切里奧·科爾聶賀）拿起手榴彈就從戰壕裡跳出來，他迎著坦克跑上去，把手榴彈向坦克投去，手榴彈在履帶下爆炸了，坦克就在原地轉起來。這時候其他人抬來一箱子手榴彈。科爾聶賀就一個接著一個地投開了。一會兒第二輛坦克斜歪著倒下了，再過一會兒第三輛也翻過去了，其餘的坦克就全往回逃跑。你看，啊！可是說起來好像沒有比坦克更可怕的東西似的。
「這個科爾聶賀多大年紀呀？」我問。
「17。」舒拉回答。
「那麼你多大呀？」
對我來說，提這樣的問題未免太忍心啦。舒拉默默地嘆息著。
一次，我下班正向家裡走，耳邊響亮的聲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媽媽，為什麼這麼晚？我們等急啦！」這是卓婭的聲音。
「晚了嗎？我答應了在7點鐘回來的。」
「可是現在差10分8點鐘了。我已經開始著急了。」卓婭攙住我的臂，比齊了腳步，我們就並肩地走著。她在最近兩年長大了很多；很快她就要長得和我一樣高了。我有這麼大的女兒，有時我覺得好像有些奇怪似的。裙子她穿著短了，繡花襯衫也小了；該考慮做新的了。
從1931年，就是從我把孩子們接到莫斯科來的那年起，我們差不多沒分開過。我們每個人，雖然離家時間不長，也都說清楚了到什麼地方去，在什麼時候回來。我既然答應了在8點以前下班回家來，我就盡力履行這個諾言。如果我被什麼事耽誤了，就像今天這樣，卓婭一定著急，她就到電車站去接我，等候我。
如果舒拉回到家裡不見姐姐，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卓婭在哪裡呀？她上哪兒去了？為什麼這麼長時間她還不回來呀？」
卓婭也是剛一邁進門坎就問：「舒拉在哪裡啦？」
如果我比孩子們先到家裡，在沒聽見樓梯上的熟悉的腳步聲之前，我心裡也有些不習慣，總覺得不舒服。在春天，有時候我站在開啟了的窗前，等待他們……好像現在我在看著：他們來了，差不多永遠在一起，熱烈地談著什麼。這時我心裡馬上暖和了。
卓婭從我手裡輕輕地奪去皮夾和書包：
「你累了，我拿著吧。」
我們慢慢地走著，欣賞著春天的美妙的黃昏，並且彼此述說著在這一天裡發生的事。
「你讀報了沒有？把西班牙的小孩子們運到阿泰克來了，」卓婭說，「法西斯差一點沒把他們坐著的那艘輪船炸沉了。能看看這些孩子才好哪！你想啊，在經過轟炸和一切苦難之後，忽然來到了阿泰克！現在那裡好嗎？不冷麼？」
「不冷，4月在南方完全暖和了。玫瑰也開了。你看看自己，你在莫斯科也曬得這樣，鼻子脫皮啦。」
「我們已經開始圍著學校種樹了。在室外呆了半天，所以曬成這樣子。你知道麼？每一個人都應該栽一棵樹。我可能栽一棵楊樹，我喜歡天空飛楊花。楊樹的氣味也好，是不是？很鮮很鮮的，還有一點苦味兒……呶，咱們現在到家了！你快洗臉，我馬上把飯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