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8月底來到了莫斯科。阿納託利·彼得洛維奇到車站來迎接我們。孩子們幾乎是最先從車廂裡跳出來，然後撒腿向父親那邊跑過去，但是，沒跑到他身邊就停住了腳步：他們畢竟一年沒見面了，怎能不感到生疏呢！
阿納託利·彼得洛維奇向來是不輕易流露感情的，也不常表示出溫柔。但是他明白了他們猶豫不前的原因，就上前把他們都摟在懷裡，親熱地吻了他們一番，撫摸著他們留著短髮的頭，就好像昨天才跟他們分別了一樣，對他們說：
「現在我領你們看看莫斯科。讓咱們看看，它跟白楊村是不是一樣？」
我們登上了電車——這簡直是對勇敢和好奇的一種考驗。我們坐在轟隆作響、鈴聲不斷的電車裡，在莫斯科賓士著，經過高樓大廈，越過華麗的汽車和街上行色匆匆的人群。孩子們始終把鼻子緊貼著玻璃看著。
舒拉看到大街上那麼多人，顯得非常驚訝。他們到哪兒去呀？他們在哪兒住呀？為什麼他們這麼多人呢？他大聲嚷著，無所顧忌，把乘客們都惹笑了。卓婭默不作聲，但是她臉上的表情也顯得十分著急：快，快！趕快把這個偉大而驚人的城市裡的一切看個遍，看個清楚瞭解個透！
最後，我們來到莫斯科郊區，一所坐落在齊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我們上了第二層樓，走進一間不大的屋子：那裡有床，桌子，不很寬敞的窗戶……看吧，我們總算到家了。
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學校的那一天，是人們一生所記得的日子中最美好的一天。所有的母親一定都記得那一天。我也記得。那是1931年9月1日。這天天氣晴朗，萬里無雲。齊米列捷夫卡的樹木換上了金黃色的秋裝。落葉在腳下沙沙作響，像在說著什麼神秘的，令人振奮的耳語，可能是說，我的孩子們嶄新的生活從這一刻開始了。
我拉著孩子們的手送他們上學去。他們顯得很莊重，神情很專注，可能還有一些膽怯。卓婭用空著的那隻手緊握著書包。書包裡放著課本、方格和斜格的練習本、文具盒。舒拉很想自己提著那心愛的書包，可是因為卓婭比他大，書包就由卓婭拿了。再過13天卓婭才滿8週歲，而舒拉剛剛過了6週歲。
雖然舒拉還小，但是我們還是決定把他送到學校去。他習慣了和姐姐在一起，卓婭上學去了，讓他自己留在家裡是不行的，再說我和阿納託利·彼得洛維奇都有工作，家裡也沒有人照顧他。
我自己是我的孩子們的啟蒙老師。那一年我正好教預備班，校長就把卓婭和舒拉分配在我的班裡。
我們走進教室時，30個像這樣年齡的小孩全體起立歡迎我們。我把卓婭和舒拉安置在離黑板不遠的一張書桌邊坐下，然後就開始上課……
我還記得，在學校的最初幾天，有個男孩子總纏著卓婭，用一隻腳在她周圍跳躍，嘴裡一邊哼著「卓婭，卓婭，掉進髒水坑裡去啦！」他洋洋得意地不停地唱著。卓婭不動聲色，默默地聽著。當那男孩稍為停了一下，喘一口氣的時候，卓婭若無其事地對他說：
「我真沒想到你是個這麼糊塗的人哪。」
那個男孩討了個沒趣，對卓婭眨眨眼睛，又把那兩句損人的話重複了兩次，但是已經沒有原先那樣的神氣了，以後他就再也不糾纏卓婭了。
有一次，在卓婭值日的時候，有人在教室裡打碎了一塊玻璃。當時我完全無意懲罰肇事的人。我想，要找一個一輩子沒打碎過一塊玻璃的人，這是不可能的，童年時代誰都有過這種事。就拿我的舒拉來說，他打碎過很多玻璃。但是我希望肇事者能自己主動承認。我先不走進教室，在走廊裡停下腳步，考慮著怎麼跟孩子們開始談話。這時我聽到了教室裡卓婭的聲音：
「是誰打碎的？」
我悄悄地瞥了教室一眼。卓婭站在椅子上，孩子們圍著她。
「誰打碎的，說？」卓婭下命令似的重複著，「不說，我看眼色也能看得出來。」她十分自信地補充了這句話。
教室裡沉默了一會兒，塌鼻樑、臉很胖的別佳·列波夫（他是我們班裡最淘氣的孩子）嘆了口氣說：
「是我打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