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啦，他媽媽把他給殺了。」

我的目光落在喬蒂希望我認識的這個男孩的嘴上。他嘴唇厚厚的，粉紅色，淺黃色的柔順發絲下一張孩子氣的臉半遮半現。他名叫加爾，我想這一定是什麼名字的縮寫，但是我想不出到底是什麼，除非是加利福尼亞。

「你怎麼肯定她把他給殺了？」我問。

據說加爾是十分聰明機智的。喬蒂在電話上說他乖巧伶俐，我會喜歡他的。我不知道要是我還是原來的我，我會不會喜歡上他。

這真的很難說。

「沒錯，起先她是說不不不，可後來她又說行。」

「可她後來又說不不。」

在隔著沼澤地與林恩遙遙相望的一片髒兮兮的沙灘上，我和加爾並肩躺在一條有橙色和綠色條紋圖案的浴巾上。喬蒂和馬克——喬蒂定了情的男朋友——正在游泳。加爾不想游泳，他想聊天，我們便討論起一部話劇來。在這部話劇中，一位年輕人發覺自己染上了一種腦疾，起因是年輕人的父親曾跟些不乾不淨的女人鬼混過。這位年輕人的腦子日漸軟化，最後他完全失去理智，他媽媽正在跟人爭論要不要把他殺了。

我懷疑媽媽曾給喬蒂打過電話，懇求她帶我出來走走，這樣我就不會拉上百葉窗整天悶坐在房間裡。一開始我不肯出來，因為我想喬蒂會注意到我身上的變化，任何人只要長了眼睛就會看出我壓根兒沒腦子。

然而，在驅車往北，繼而又往東的一路上，喬蒂一會兒開個玩笑，一會兒哈哈大笑，一會兒嘰嘰喳喳地講個沒完，似乎毫不介意我僅以幾句「哎呀」、「天哪」、「怎麼會」作答。

我們在海灘的公共烤肉架上烤熱狗。我留心觀察喬蒂、馬克、加爾是怎麼烤的，然後居然也能將我的熱狗烤得恰到火候，既沒把熱狗烤焦了，也沒把它掉進火裡去——我就擔心出這樣的事。然後，趁他們不注意，我把熱狗埋進沙裡了。

吃完以後，喬蒂和馬克手拉著手衝進大海里去，我又躺了回去，瞪眼望天，加爾則沒完沒了地談論這部話劇。

我之所以仍然記得這部話劇，只是因為戲裡有個瘋子；我讀過的所有關於瘋子的東西都留在腦子裡了，其他一切全飛到了九霄雲外。

「可是，重要的是那個‘行’，」加爾說，「最終她還是歸結到‘行’。」

我把頭抬起來，眯起眼睛向那蔚藍色的海面望去——海面像一隻蔚藍色的盤子，盤子邊沿髒乎乎的。一塊碩大的灰色礁石，圓圓的，在塊石嶙峋的海岬外一英里處的水面冒出頭來，活像一隻雞蛋的上半部。

「她是要用什麼去殺死他的？我忘啦。」

「嗎啡粉。」

「你說，美國有嗎啡粉嗎？」

加爾思索了一會兒，然後說：「應該沒有吧。聽起來老早就過時了。」

我轉身趴在浴巾上，眯起眼睛往另一個方向——林恩那邊——望了過去。從烤肉架的炭火和熾熱的公路上冉冉升騰的熱氣中形成一層光亮而透明的霧靄，透過這層霧靄，就像透過一層清澈的水簾，我可以分辨出汽油罐、工廠煙囪、油井架和橋樑的灰濛濛的空中輪廓。

看上去可真是亂七八糟。

我重又仰天躺著，裝出一副隨隨便便的口氣問道：「要是你想自殺的話，你會怎麼幹呢？」

加爾似乎樂了起來：「我常常想到這個問題。我會用一杆槍，來個腦袋開花。」

我失望了。男人就是這樣，用槍結果自己。我簡直沒有摸槍的機會。即使有，我也壓根兒不知道往我身上哪部分開槍。

我曾經在報紙上讀到過關於人們用槍自盡的報道，他們只打中一根關鍵的神經，成了癱瘓，或者把臉炸開了花，被外科醫生或者某種奇蹟救了，一下子死不了了。

使用槍支似乎要冒極大的風險。

「用什麼槍呢？」

「我父親的獵槍。他的槍總是上滿子彈的。哪一天，我只消走進他的書房，然後，」加爾用一根手指頂著他的太陽穴，做了一個滑稽的鬼臉，結束道，「喀噠！」他瞪圓了淺灰色的眼睛瞧著我。

「你父親住在波士頓附近嗎？」我懶洋洋地問道。

「不，在克拉克頓。他是英國人。」

喬蒂和馬克兩人手牽著手奔來，渾身淌著海水，像兩隻相親相愛的小狗一般抖落身上的水珠。我想這兒人太多了，就站了起來，假裝打了個哈欠。

「我想游泳去。」

跟喬蒂、馬克和加爾待在一起，我越來越覺得壓抑，就像有塊木頭悶悶地壓在鋼琴琴絃上似的。我擔心我隨時可能崩潰，開始喋喋不休地嘮叨，說我怎麼看不進書，怎麼寫不了東西，說我整整一個月沒合過眼卻居然沒有因精疲力竭倒地死掉，說我準是唯一一個做到這一點的人。

似乎有一股煙正從我的神經裡升騰而起，恰似從烤肉架和飽受太陽炙烤的公路上冉冉升起的那股煙氣。這整個景緻——沙灘、海角、大海和礁石——都在我的眼前微微顫動，彷彿舞臺上的背景幕布。

我不知道在空中的哪一個分界點上，這天空愚不可及、假模假式的藍色會變成黑色。

「你也去游泳吧，加爾。」

喬蒂戲謔地輕輕推了加爾一把。

「噢——」加爾把臉埋在浴巾裡，「太冷啦。」

我向海水走去。

不知怎麼，在一望無際、不留任何陰影的正午的陽光中，海水看起來和藹可親，熱烈地歡迎我的到來。

我想，淹死準是最仁慈的一種死法，而燒死是最殘酷的。巴迪·威拉德帶我去看玻璃瓶裡的胎兒，據他說有些長了腮。他們曾經歷過一個類似魚類的階段。

一陣小小的浮滿垃圾的浪頭——盡是些糖果紙啦，橙子皮啦，海草啦——湧過我的腳面。

我聽見身後沙地上吧嗒吧嗒的腳步聲，加爾來了。

「我們游到礁石那兒去吧。」我指著礁石說。

「你瘋啦？有一英里呢。」

「怎麼，」我說，「你是膽小鬼嗎？」

加爾拽住我的胳膊肘，把我推進海水中。當水深至腰部時，他把我往水裡按。我浮了上來，拍打著海水，眼睛被鹹水灼得生疼。身下的海水綠瑩瑩的，半透明，像一大塊石英石。

我遊了起來，樣子有點像狗爬式，臉正對著礁石。加爾遊慢速的自由泳。不一會兒，他把頭昂起來，開始踩水。

「不行了。」他呼哧呼哧直喘粗氣。

「好，你回去吧。」

我想我要游下去，一直游到筋疲力盡，回不去了。我雙腳打水向前游去，聽見自己的心跳聲怦怦地迴響，彷彿一臺馬力不足的引擎。

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

那天上午我試過自縊。

媽媽一離家去上班，我就取下她的黃色浴衣上的絲帶，在臥房琥珀色的陰影裡打了個可以上下移動的活結。我費了好長時間打這個活結，因為我一向不擅打結，壓根兒不會打個像樣的結。

然後我四處尋找合適的地點好掛上絲帶。

問題是我們家的天花板不對頭。天花板很低，灰泥抹得平展展的，刷得雪白，瞧不見一根燈管或者一根木樑。我懷念起外祖母從前的宅第來，她把那房子賣了，先是搬來跟我們住，後來又搬去跟我小姨麗比住了。

外祖母的宅第是按優美的十九世紀風格建築的，房間高大寬敞，有堅實的枝形吊燈架，有高高的壁櫥，壁櫥門上釘著結實的橫檔，還有人跡罕至的閣樓，閣樓裡堆滿了箱子、養鸚鵡的籠子、裁縫用的人體模特，屋頂的橫樑有船骨那麼厚實。

那是一幢老房子，早已易主；我再不認識什麼人有那樣的房子了。

我走來走去找不著一處可以綁上絲帶的地方，脖子上掛著的絲帶晃來晃去，像條黃貓的尾巴，最後我心灰意懶，坐到媽媽的床邊上，試著拉緊絲帶。

每次我把絲帶勒緊了，便感到耳朵裡嗡嗡作響，血直湧到臉上來，我的手就沒勁了，手上的勁兒一鬆，我又沒事兒了。

這下我看出來了，我的身體擅施各樣小計，譬如說在關鍵時刻讓手綿軟無力，這些伎倆總能救它脫離虎口。要是都由我來說了算的話，頃刻之間我就嗚呼哀哉了。

要是都由我來說了算，我就用我所剩無幾的心智給我的身體一個伏擊，不然的話我就會被困在它那愚蠢的牢籠裡，五十年，神志盡失。而當人們發現我已經沒了腦子——儘管媽媽守口如瓶，他們遲早會發現的——他們就會勸媽媽送我到精神病院去治療。

只不過我沒治了。

我從藥店裡買來幾本論述異常心理學的簡裝書，將我的症狀與書中描述的症狀比較了一下，沒錯，我的症狀與最無望的病症正相吻合。

除了黃色小報以外，這些論述異常心理學的書是我唯一能讀下去的東西。看這情形，似乎給我留下了一條窄窄的透光口，好讓我能對我的病情有足夠的瞭解，去以適當的方式來了結一切。

上吊失敗之後，我想也許我不該自暴自棄，還是把自己交給醫生算了。這時我想起了戈登大夫和他私立醫院裡的電擊器械。一旦我被關起來，他們就可以把那東西用在我身上，沒完沒了。

我想象媽媽、弟弟和朋友們會如何日復一日地探視我，希望我能有起色。然後，他們的探視會漸漸稀疏起來，然後他們會放棄一切希望。他們會老的。會忘掉我。

他們也會日漸囊中羞澀。

起先，他們會希望我能得到最好的照料，往戈登大夫那樣的私立醫院傾注他們所有的錢財。最後，錢財耗盡，我會給轉移到州立醫院，跟數以百計的和我一樣的人擠在地窖一隻大籠子裡。

你越是治療無望，他們就會把你藏得越深。

加爾已經轉過身，往岸邊游去了。

我瞧著他慢慢遊到水面深齊頸項的海區。在土黃色的沙地和靠近岸邊的平伏的綠色波浪的襯托下，他的身子有一陣兒像條雪白的蟲子被一分為二。然後，身子整個兒浮出了碧綠的水面，上了土黃色的沙地，消失在大海與藍天之間或蠕動或閒蕩的無數蟲子中間。

我手腳並用，在水中劃拉踢蹬。蛋形礁石似乎並不比加爾和我在海岸上眺望時近了多少。

然後我發覺沒有必要游到礁石那麼遠，因為我的身體會把這段長距離游泳當做藉口，爬出水面，到陽光下去躺著，養精蓄銳，好再游回岸去。

唯一的辦法就是把自個兒淹死，此刻，此地。

於是我停止了划動。

我把手合抱在胸前，將頭鑽進水裡，用手將水扒開，潛了下去。海水向我的耳鼓和心臟擠迫過來。我繼續往海底劃去，但是，還沒等我弄明白我到底潛到哪兒了，海水卻把我吐進陽光裡，周圍一片波光粼粼，宛若藍色、綠色、黃色的半寶石。

我搓了一把眼睛，將裡面的水擠出來。

我呼哧呼哧喘著氣，像是剛使了好大的勁，但我仍然浮在水面上，這倒沒費我一丁點兒力氣。

我潛下去，又潛下去，每次都像個軟木塞子，撲的一聲，重又浮上水面。

那灰色的礁石像只救生圈一般輕鬆自如地浮在水面上，模仿我的樣子嘲弄我。

我被打敗了，我知道。

我往回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