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眼角瞥了他一眼。他看起來最多十六歲。

「你知道我多大了嗎？」我不悅地問道。

水兵衝我咧嘴一笑：「不曉得，我才不管那個呢。」

我看這水兵真是個帥小夥兒。他看起來像北歐人，還是個童男吧。眼下我看上去頭腦簡單，似乎還挺吸引英俊正派的男人的。

「嗯，我三十歲了。」我說，然後等他答話。

「哎呀，愛莉，你看起來可沒那麼大。」水手捏了一把我的屁股。

然後他從左到右匆匆將四周掃視了一番。「聽著，愛莉，咱們要是到那邊臺階上去、紀念碑底下，我就能親你的嘴兒。」

正在那時，我瞥見一個棕色的人影，穿一雙棕色的實用平底鞋，大步流星地穿過波士頓廣場往我這邊走來。從遠處，我分辨不出那一角硬幣大小的臉上的容貌，但我心知那是威拉德夫人。

「請問到地鐵站怎麼走？」我大聲對水兵說。

「嗯？」

「就是開往鹿島監獄的那條地鐵。」

威拉德夫人走近時，我只好假裝我是在向水兵問路而已，壓根兒不認識他。

「把手拿開！」我從牙縫裡說道。

「喂，愛莉，怎麼回事？」

那女人走近了，過去了，既沒瞧我一眼，也沒向我點頭；當然啦，她不是威拉德夫人。威拉德夫人正在她阿迪朗達克山區的農舍裡呢。

我恨恨地朝那女人漸漸遠去的背影死死盯了一眼。

「喂，愛莉……」

「我以為是我認識的一個人，」我說，「芝加哥孤兒院裡的一個該死的女人。」

水兵的手又摟上了我。

「你是說你沒爹沒媽，愛莉？」

「是。」我淌下一滴眼淚，這淚原本就盈盈欲墜。淚珠滾落臉頰，留下一道發燙的痕跡。

「喂，愛莉，別哭呀。這女人，她待你很壞嗎？」

「她……她壞透了！」

我的淚水奪眶而出。當水兵在一棵美國榆樹的樹陰下擁抱著我，用一方大大的、乾淨的白色亞麻手帕揩拭我的淚水時，我想，那個穿棕色衣服的女人好狠毒啊，不管她知道不知道，我轉錯的這個彎、錯上的那條路，以及自那以後經歷的所有痛苦，都是她造成的。

「哦，埃斯特，這星期感覺如何？」

戈登大夫把他的鉛筆託在手心裡，鉛筆像一發細長的銀色子彈。

「老樣子。」

「老樣子？」他揚起一道眉毛，似乎他並不相信。

於是，我以同樣低沉而平板的口吻把我的情況又講述了一遍，只是這次更為光火，因為他真是愚鈍，就是理解不了我怎麼一連十四個晚上睡不著覺，我怎麼會讀不了書、寫不了字、吃不下飯。

戈登大夫似乎無動於衷。

我把手伸進手袋，找到我寫給多琳的信的碎片。我掏出碎片，把它們紛紛揚揚地撒向戈登大夫那隻字未落的綠面記事簿。碎片落在那裡，默默無聲，無精打采，宛若夏日草地上的雛菊花瓣。

「你，」我說，「怎麼看？」

我以為戈登大夫一定會立刻看出我的筆跡有多糟糕，但他只是說：「我看我要跟你母親談談。你不會介意吧？」

「不會。」但是我一點兒也不樂意戈登大夫跟我母親談。我想他也許會告訴她，應該把我關起來。我把寫給多琳的信的碎片全撿了起來，這樣戈登大夫就沒法將碎片拼湊在一塊，看出我正在籌劃逃亡。然後我就走出了他的診所，沒有再吭一聲。

我看著媽媽的身影變得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戈登大夫診所所在的辦公樓樓門裡。然後，我又看著媽媽的身影變得越來越大，朝車子走來。

「怎麼樣？」我看得出來她曾經哭過。

媽媽看也沒看我一眼，發動了汽車。

車子沿著陰涼的、大海一般深邃的榆樹樹陰向前滑行時，她說：「戈登大夫認為你一點兒也沒好轉。他認為你應該去他設在華爾頓的私人醫院接受休克治療。」

好奇心深深刺激了我，彷彿我剛在報紙上讀到了一則關於別人的大字標題新聞。

「他是說住在那兒嗎？」

「不。」媽媽說，她的下巴在顫抖。

我想她一定是在撒謊。

「把真實情況告訴我，」我說，「不然我永遠不再跟你說話了。」

「我不是總跟你說實話的嗎？」媽媽說，放聲大哭。

自殺者在七層平臺被救

喬治·波羅齊先生在七層一個狹窄的突出牆面的平臺上——下面是停車場的水泥地，場上聚集了一大群圍觀者——待了兩個小時，後被查爾斯大街警察局警官威爾·克爾馬丁通過附近的一扇窗戶救到安全地點。

我從花了十美分買來準備喂鴿子的食袋裡拿出一粒花生，磕開吃了。難吃得要死，簡直像在嚼一塊老樹皮。

我將報紙拿起，湊近眼睛，想看清楚喬治·波羅齊的臉，聚光燈下的那張臉就像快要滿盈的月亮，背景模模糊糊，是牆磚與黑壓壓的天空。我覺得他有重要的事要講給我聽，然而，他要講的不管是什麼，可能都寫在他的臉上。

可是，我看著看著，喬治·波羅齊那張皺紋密佈的髒臉化了，化成規則排列的深灰、淺灰和中灰色的小圓點。

這印得黑不溜秋的一小段報紙新聞沒有說明波羅齊先生到底為什麼爬到突出牆面的平臺上，或者克爾馬丁警官對他做了什麼，使警官最終得以通過那扇窗戶將波羅齊先生救回。

跳樓的問題在於，要是你沒選對樓層，摔到地上時你可能還活著。我想，七層該是個保險的高度吧。

我將報紙摺疊起來，塞進公園長凳木板條之間的縫隙裡。這是媽媽稱之為黃色小報的玩意兒，報紙充斥著當地謀殺、自殺、毆打、搶劫的新聞，幾乎每一頁上都印了個半裸的女人，裙子的領口處酥胸半露，大腿擺出的姿態幾乎能讓你瞧見長統絲襪的頂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以前從未買過這類報紙。這是我眼下唯一能看得下去的東西。一小段一小段的新聞夾在照片之間，沒等字母趾高氣揚地扭動起來，報道就煞尾了。在家時我能讀到的只有《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除了星期日之外，它每天清晨五點出現在門口臺階上。對那份報紙來說，什麼自殺啦、性犯罪啦、飛機失事啦，好像壓根兒就沒發生過似的。

一隻好大的白色天鵝船載滿了孩子，向我坐著的長凳駛來，然後掉頭，繞過一個灌木叢生、四處棲息著鴨子的小島，往回穿過黑魆魆的拱橋洞。視野中的一切似乎都亮光光的，極其微小。

彷彿透過一扇我無法開啟的門的鑰匙孔，我看見我自己和我的弟弟——他才到我膝蓋那麼高，手裡拿著兔耳形氣球——爬上一隻天鵝船，爭著搶個靠近舷邊的座位，水面漂滿了花生殼。我的嘴裡有一種清潔的薄荷味兒。要是我們在牙醫那兒聽話的話，媽媽總是給我們買票坐一趟天鵝船。

我沿著波士頓公園轉了一圈，辨讀各種樹木的名字。我走過小橋，走過藍綠色的紀念碑，經過組成美國國旗圖案的花壇，經過大門口，在那兒花上二十五美分，你可以在橙白條紋相間的帆布棚子裡拍一張快照。

我最喜愛的樹是哭泣學者樹。我想這一定是從日本移植來的。日本人懂得什麼是精神。

出了問題時，他們就剖腹自殺。

我試想他們是怎麼剖腹的。他們一定有一把鋒利無比的刀。不，可能是兩把鋒利無比的刀。然後他們就盤腿而坐，雙手各持一把，雙手交叉，將刀刃對準肚子兩側。他們只能裸著身子，要不衣服會把刀卡住。

然後，說時遲那時快，不等他們有時間重做考慮，刀子已經刺進肉裡去了，拉開，上邊拉一彎上弦月，下邊拉一彎下弦月，合成一個整圓。肚子上的皮鬆脫了，如盤子一般，內臟溢位，他們就死了。

那樣去死一定需要極大的勇氣。

我的問題是，我見到血就怕。

我想我也許會在公園裡待上一整夜。

第二天上午，渡渡·康威要開車送我和媽媽去華爾頓，要是我想及時逃走，現在正是時候。我察看一下手袋，數了數，有一張一美元的鈔票，其他角幣、分幣湊在一塊還有七十九美分。

我對去芝加哥要花多少錢一無所知。我不敢去銀行把所有的錢都取出來，因為我想戈登大夫也許已經跟銀行職員打過招呼，讓他們截住我，如果我採取什麼明顯的步驟的話。

我想到了搭便車，但是我不知道從波士頓出去哪幾條公路通往芝加哥。在地圖上找尋方向易如反掌，但是一困在具體地方，我就會完全迷失方向。每次我想辨別東南西北，似乎總是遇到正午，或者多雲天氣，提供不了一絲線索；要不就是晚上，除了北斗七星和仙后座以外我對星象一竅不通，這一缺陷總是叫巴迪·威拉德灰心喪氣。

我決定走路到汽車總站去，詢問一下去芝加哥的車費。然後我可以去銀行把數目剛好的款子提出來，這樣就不會引起太多的懷疑。

我晃晃悠悠地穿過汽車總站的玻璃門進去，當我正瀏覽架上彩色的旅遊宣傳頁和日程指南時，我猛然意識到已是下午四點，家鄉的銀行就要打烊，要取錢得等到第二天。

華爾頓醫院預約我就診的時間是十點。

正在這時，廣播喇叭響了起來，宣佈外面停車場上一輛行將出發的汽車各個停站的站名。擴音喇叭傳出的聲音咕嘟咕嘟咕嘟，那種樣子說話，叫人一個字也別想聽懂。突然，在一片噪聲之中，我聽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彷彿在交響樂團一片調校樂器的聲音中間聽見鋼琴上彈奏出來的一個a。

那是離我家才兩個街區的車站站名。

我急忙衝到外面，七月底的下午異常炎熱，塵土飛揚。我滿頭大汗，嘴裡灌滿了沙塵，彷彿我正趕著去應付一場艱難的面試，而面試的時間已經過了似的。我跳上那輛紅色的公共汽車時，汽車的引擎已經發動了。

我將車費遞給售票員，鉸鏈套著套子的車門無聲無息地在我身後摺疊、合上。

【註釋】

畢肯山：位於波士頓市中心。

法倫百貨公司：總部設於波士頓的大型連鎖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