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大夫的候診室是米色的，一片寂靜。

牆是米色的，地毯是米色的，椅套和沙發套也是米色的。牆上沒有鏡子，也沒有畫，只掛了各類醫學院的證書，證書上用拉丁文寫著戈登大夫的名字。茶几上、咖啡桌上、雜誌桌上，到處都擺放著陶瓷花盆，裡面種著淺綠色的蕨類植物，蟹爪似的葉片耷拉下來，形成環狀，也種著墨綠色的長著粗短刺狀葉片的植物。

起初我不明白為什麼待在這房間裡會有一種安全感，後來我明白了，是因為候診室沒有窗戶。

空調吹得我打了個寒戰。

我仍然穿著貝特西的白色上衣和阿爾卑斯村姑式裙子。衣服軟塌塌的，我在家裡待了三個星期，還沒洗過這套衣服。有汗漬的棉織品發出一種酸溜溜但卻十分好聞的味兒。

我也有整整三個星期沒有洗頭了。

我已經有七個晚上沒有入睡了。

媽媽說，我一定睡著過，那麼長時間沒睡著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睡著過，我的眼睛一定是大睜著的，因為這七個夜晚中的每一夜，我的視線都追隨著床邊時鐘那泛出綠光的秒針、分針、時針，走完一圈，又走半圈，再走半圈又是一圈。七個夜晚，我從未錯過一小時，一分，一秒。

我不洗衣服和頭髮的理由是因為我覺得那樣做太愚蠢了。

我看到日日年年如同一長串白晃晃的箱子向前排列，在箱子與箱子之間橫隔著睡眠，彷彿黑色的陰影一般。只是對我來說，那將箱子與箱子分隔開來的長長的陰影突然之間啪的一聲繃斷了，一個又一個白天在我的面前發出刺眼的白光，就像一條白色的、寬廣的、無限荒涼的大道。

今天洗了，明天還得再洗，我看這事愚蠢極了。

連想一想這事我都覺得累。

我只想什麼事只幹一次，幹完就拉倒。

戈登大夫手裡捻著一支銀色的鉛筆。

「你母親跟我說，你很痛苦。」

我蜷縮在深深陷下去的皮椅子裡，隔著一張擦得鋥亮、又寬又長、面積足有一英畝的書桌對著戈登大夫。

戈登大夫等我開口。他用鉛筆在他整潔的記事簿那宛若綠色田野的封面上輕輕敲打著——啪，啪，啪。

他的眼睫毛那麼長，那麼密，看上去像假的似的。黑色的塑膠蘆葦圍繞著兩汪碧綠的冰涼的池水。

戈登大夫的五官是如此完美，簡直可以說漂亮。

打一進門我就討厭他。

我原來想象會見到一位慈愛的、長得挺醜但富有直覺的男子，抬起頭來，用鼓勵的語氣對我招呼「嘿」，彷彿他能體會我所不能體會的東西，然後，我會對他敞開心扉，告訴他我是怎麼嚇得要死，彷彿我正被越來越深地塞進一隻叫人窒息的黑口袋，沒有出路。

然後他會靠在椅背上，兩手指尖搭在一起成尖塔形，告訴我我為什麼會失眠，為什麼會讀不進書，為什麼會沒有食慾，為什麼常人所做的任何事在我看來都顯得愚蠢極了，反正他們最終都不免一死。

我想，然後他會幫助我一點一點地恢復正常。

然而戈登大夫跟我的想象南轅北轍。他年輕英俊，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是多麼自鳴得意。

戈登大夫在他的桌上放了一張相片，鑲在銀邊的鏡框裡，相片一半面對著他，一半向著我坐的皮椅子。這是一幅家庭照，一個美麗的黑髮女人——沒準是戈登大夫的妹妹呢——在兩個金髮孩子的身後嫣然微笑。

現在回想起來，兩個孩子中一個是男孩，一個是女孩，但是也很可能兩個都是男孩，或者兩個都是女孩，小孩子是很難瞧得出性別來的。我想當時照片底部還有一隻狗——有黑斑的棕色粗毛獵犬，或者是那種金毛獵犬——但是也很可能不過是那女人裙子上的圖案而已。

不知怎的，這張照片叫我大為光火。

我搞不懂為什麼照片要一半向著我，除非戈登大夫想叫我立刻明白，他已經是有婦之夫，妻子光彩照人，我最好別胡思亂想。

我繼而一想，既然戈登大夫有這麼漂亮的妻子、這麼漂亮的孩子、這麼漂亮的狗，像聖誕賀卡上的小天使一般簇擁在他的周圍，他怎麼可能幫得了我呢？

「也許，你可以跟我講講，你認為是什麼東西不對勁呢？」

我滿腹狐疑地翻檢他話裡的每一個字，就像翻著被海水洗刷得滑溜溜、圓滾滾的石子，生怕它們驀地伸出鉗子，搖身一變，成了別的什麼玩意兒。

我認為是什麼東西不對勁呢？

聽起來似乎是說，其實沒有什麼東西不對勁，只是我以為有什麼東西不對勁。

我用一種低沉、平板的語調——藉以表明我絕沒有被他英俊瀟灑的外形和家庭照片所矇蔽——對戈登大夫述說了我失眠、食慾不振、無心閱讀的情況。我沒有告訴他關於我筆跡的情況，儘管這是我最為煩惱的。

那天上午，我起意給遠在西弗吉尼亞州的多琳寫封信，詢問她我能不能去跟她住在一起，或者在她學院裡找個跑堂的活兒。

然而，當我提起筆來，寫出的字母一個個有鬥那麼大，歪七扭八的，簡直跟小孩子寫的一樣，字行從左到右幾乎沿對角線斜著滑下去，彷彿是一團團的線圈擱在紙上，有人來，將線圈吹歪了。

我知道這樣的信是不能寄出去的，所以我將信撕成碎片，放在我的手袋裡，挨著我那隻功能齊全的化妝盒，以防精神病醫生想要看看。

當然，戈登大夫並沒有要求看看這些碎紙片，因為我壓根兒沒提到這事。我開始得意於我的聰明機警。我想，我只需告訴他我願意告訴的東西，隱藏這個，披露那個，以此控制他對我的印象；與此同時，他還以為自己有多聰明呢。

我說話的這一陣兒，戈登大夫一直低垂著腦袋，彷彿在祈禱。房間裡除了我那低沉、平板的嗓音之外，唯一的聲音便是戈登大夫的鉛筆啪啪啪地敲在綠面記事簿的同一個點上，彷彿是一根逡巡不前的手杖。

我講完了，戈登大夫抬起頭來。

「你說你上的是什麼學院來著？」

我莫名其妙，告訴了他。我不明白學院跟這有什麼關係。

「哦！」戈登大夫靠在椅背上，向我肩膀上方的空間看去，臉上浮起一絲緬懷往事的微笑。

我以為他要跟我講講他的診斷，也許我對他的論斷過於匆忙、過於尖刻了。但是，他只是說：「我對你們學院印象很深哪。戰爭期間我去過那裡。那兒有個陸軍婦女隊的站點，是不是？或者是海軍婦女預備隊？」

我說我不知道。

「對了，是陸軍婦女隊，我記起來了。我被派駐海外之前，在那兒當過大夫。哎呀，那些姑娘可真漂亮。」

戈登大夫哈哈笑了。

然後，他一骨碌站了起來，繞過書桌一角，向我這邊走來。我不知道他要幹什麼，於是也站了起來。

戈登大夫伸手抓住垂在我右側的那隻手，握了握。

「那就下星期見吧。」

枝繁葉茂、頂如華蓋的榆樹遮在聯邦大道黃磚與紅磚砌成的門面上，形成一條林陰隧道，有軌電車正沿著它那細長的銀色軌道向波士頓駛去。

我等電車開過去，穿過大街到對面街邊那輛灰色的雪佛蘭車停放的地方。

我看見媽媽仰著臉，透過擋風玻璃盯著我看，那張臉像檸檬片一般，面呈菜色，焦灼不安。

「嗯，他說什麼？」

我拉上車門。沒帶上。我又把車門推開，猛地帶上，發出一記沉悶的響聲。

「他說下星期再見我。」

媽媽嘆了口氣。

戈登大夫一小時收費二十五美元。

「嘿，那位，你叫什麼名字？」

「愛莉·希金博特姆。」

水兵趕上我的步伐，跟我並排走，我嫣然一笑。

我想，波士頓廣場上的水兵準有鴿子那麼多。他們似乎是從另一端暗褐色的徵兵站裡走出來的，徵兵站周圍的告示牌和內牆都貼滿了「請參加海軍」的藍白相間的招貼畫。

「你是哪兒人，愛莉？」

「芝加哥人。」

我從來沒有去過芝加哥，但我認識一兩個在芝加哥大學讀書的男孩子，那種地方似乎專出些不守規矩、頭腦混亂的傢伙。

「你離家好遠哪。」

水兵用手摟住我的腰，我們就那樣在波士頓廣場轉悠了好一陣子。水兵的手伸進我的裙子摸我的屁股，我呢，一味神秘地微笑，不露任何口風，以免被他看出我就是波士頓人，隨時有可能遇見從畢肯山喝茶或從法倫百貨公司地下商場購物後路過波士頓廣場的威拉德夫人或者媽媽其他的朋友。

我想，要是我真的有機會去芝加哥，我也許會永遠改名為愛莉·希金博特姆。那樣的話，就不會有任何人知道我曾經拋開東部一所規模宏大的女子學院的獎學金，又在紐約鬼混了一個月，還拒絕了一個相當體面的醫科生的求婚——這學生終有一天會成為美國醫學協會的會員，掙大把大把的鈔票。

在芝加哥，人們認識的會是真實的我。

我會成為一個心思單純的愛莉·希金博特姆，一個孤兒。人們會因為我溫柔嫻靜的性情而愛我。他們不會逼我讀書，寫關於詹姆斯·喬伊斯作品中的孿生兒意象的長長的論文。然後有一天，我也許會嫁個既有男性氣概又溫柔體貼的汽車修理工，跟渡渡·康威一樣，養一大群孩子。

只要我喜歡，我就這麼幹。

「從海軍退役以後，你想幹什麼？」我突然問那水兵。

這是我說過的最長的一句話，他似乎被我嚇了一跳。他將那頂雪白的杯形蛋糕似的帽子往邊上一推，搔起腦袋來。

「哎，我不曉得，愛莉，」他說，「沒準兒，我會按士兵法規議案去上大學吧。」

我頓了一頓，然後提議道：「你從沒想到開家汽車修理鋪子嗎？」

「沒，」水兵說，「從沒想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