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子裡的那張臉瞧上去就像個病歪歪的印第安人。

我把化妝盒扔進手袋，往火車窗外望去。康涅狄格州的沼澤地和電影製片廠的外景攝製場地一掠而過，像一個奇大無比的廢品舊貨棧，一個破敗的殘餘物，與其他部分毫無關聯。

這世界，真像一鍋大雜燴！

我瞥了一眼我身上陌生的裙子和上衣。

這是一條阿爾卑斯村姑式連衣裙，上面密密麻麻印滿了黑色、白色和霓虹藍色的細小花樣，上衣緊窄，腰部打了密密的褶子，裙子往外張開，像只巨型燈罩。白色的網眼上衣沒有袖子，肩部縫了荷葉邊，耷拉著，彷彿新生天使的羽翼。

我在紐約上空放飛衣物時忘了留下白天穿的衣服，所以貝特西用一條裙子、一件上衣換了我那件印有向日葵的浴衣。

我的蒼白的影像，白色的羽翼，棕色的馬尾，等等等等，襯著窗外的場景，幽靈般前行。

「波麗安娜牛仔女郎！」我大聲喊了出來。

坐在我對面的一位婦女從雜誌上抬起頭來。

即使到上車前的那一剎那，我也沒想洗去劃在臉頰上的兩道歪斜的血跡。它們瞧上去煞是動人，甚至可說是蔚為壯觀；我想，我要讓它們像死去情人的遺物一樣跟著我，直到它們自己褪去。

當然啦，要是我微笑或者面部表情太過生動，血塊很快就會脫落，所以我把臉繃得緊緊的，要是我非得說話不可，就咬著牙說，絕不讓嘴唇動一下。

我不太明白人們幹嗎要盯著我看。

許多人瞧上去要比我古怪得多。

我的灰箱子就擱在頭上的行李架上，除了《年度最佳三十篇小說集》、一個白色的塑膠太陽鏡盒以及兩打鱷梨——多琳的告別禮物——之外，箱子裡空空如也。

鱷梨還沒成熟，這樣比較好儲存。只要我把箱子提起、放下，甚或只是拎著箱子往前走，鱷梨就從箱子的一頭衝向另一頭，發出它們特有的轟隆隆的響聲。

「一百二十八路！」列車員咆哮道。

業已歸化的松樹、楓樹和橡樹林不再往後移動，鑲在火車窗框裡，像一幅糟透了的畫。我沿著長長的通道往前移步，箱子裡又發出轟隆隆的滾動和碰撞聲。

我從開著空調的車廂踏上車站月臺，郊區那種母親般的氣息包圍了我。這是草坪噴灑器、客貨兩用轎車、網球拍、狗、嬰兒糅和在一起的一種氣息。

一種夏日的靜謐像死亡一般撫慰著一切。

我的媽媽正等在那輛灰色的雪佛蘭車邊上。

「哎呀，寶貝，你臉上是怎麼回事？」

「劃破了。」我簡短地答道，把皮箱放到小車後座上，然後鑽進車裡。我不想讓她在回家的一路上盡盯著我瞧。

車內座椅感覺滑溜溜的，很乾淨。

小車突突地啟動了。

「我想我現在就該告訴你，」她說，從她頸項的姿勢我可以看得出來那一定是個壞訊息，「寫作訓練班沒有錄取你。」

好像有人朝我肚子捅了一拳，我吐出一口長氣。

整個六月，寫作訓練班在我的幻象中就像一座光明、安全的橋樑，架設在夏日令人煩悶的港灣上。而眼下，我瞧著它搖搖晃晃、土崩瓦解，一個穿白色上衣、綠色裙子的身體一下栽進了深淵。

我的嘴不快地撅了起來。

這在我意料之中。

我往下滑溜，直到鼻子與窗沿平齊，然後我看著波士頓郊外的房屋往後掠去。隨著房屋的樣式越來越眼熟，我更往下溜去。

我想我一定不能被人給認出來。

灰色的車頂像囚車車頂一般壓在我的頭上，天窗部分好似軟禁室防止囚犯自傷的護墊。亮得耀眼的千篇一律的裝有護牆楔形板的白色房屋，房屋間隙處精心修剪的綠色草坪，一排接著一排飛掠而過，全被罩在一個無比巨大卻又無法逃脫的籠子裡。

我以前從未在郊區度過夏日。

吱吱嘎嘎，推車輪子尖利的響聲磨礪著我的耳朵。透過百葉窗射下的陽光使臥室充滿了硫磺色的光。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只感到精疲力竭之下的一陣狠狠的抽搐。

房間裡另一張床已經空了，但還沒收拾。

七點鐘時，我聽見媽媽起床、穿衣服、躡手躡腳地出去了。接著樓下便傳來榨橙機的嗡嗡聲，咖啡和燻肉的香味從門縫間飄進房來。然後我聽見水池龍頭放水的嘩嘩聲，以及媽媽將擦拭乾淨的盤子放回碗櫃發出的叮噹聲。

然後前門開啟、關上，然後車門拉開、關上，馬達突突突突響了起來，嘎吱嘎吱，車輪碾過沙礫地，開出去了，消失在遠方。

我媽媽在市立學院給一大群女生講授速記和打字，不到下午三四點鐘，她回不了家。

吱吱嘎嘎，推車又打這兒經過。窗下似乎有人正把一輛嬰兒車推過去又推過來。

我從床上一骨碌滑到地毯上，輕手輕腳地爬到窗戶邊去瞧個究竟，看看到底是誰在那兒。

我們家住的是一座小巧的、裝有白色護牆板的房子，坐落在兩條寧靜的郊區街道的轉角上，一塊小小的綠色草坪中間。儘管在屋子周圍種上了一圈小楓樹，過路人只要往二層樓的窗戶瞧上一眼，就能把屋裡的情景看個一清二楚。

是我們家鄰居，一個名叫奧肯登夫人的討厭女人使我明白這點的。

奧肯登夫人是個退休的護士，剛跟她第三任丈夫結婚——前兩任丈夫都死得莫名其妙——她沒完沒了地躲在她家漿過的白窗簾後面往外窺視。

她給我媽媽打過兩次電話告我的狀——一次說我在屋子前面街燈底下坐了一個小時，跟一個穿藍色海軍裝的人親嘴；另一次是說我最好把臥房的百葉窗拉下，有天晚上她在街上遛她的蘇格蘭小獵犬時，碰巧瞧見我半裸著身子上床。

我小心翼翼地把視線抬到與窗臺平齊。

一個不到五英尺的女人，挺著個奇特的大肚子，正推著一輛舊的黑色嬰兒車向街道那頭走去。兩三個個頭不等的孩子在她的裙影下蹣跚而行，個個膚色蒼白，臉上、裸露的膝頭上都沾著泥。

一絲莊嚴的、近乎神聖的笑容使這女人光彩照人。她腦袋幸福地往後仰著，衝著陽光微笑，活像一枚擱在鴨蛋上的麻雀蛋。

這女人我很熟。

她是渡渡·康威。

渡渡·康威是一位天主教徒，曾在巴納德大學讀書，後來跟一位建築師結了婚；建築師呢，讀的是哥倫比亞大學，也是一位天主教徒。他們有一幢寬敞的、大而無當的房子，就坐落在我們這條街的上面，房子跟前有一排病歪歪的松樹，房子周圍堆滿了小摩托車、三輪車、嬰兒車、玩具救火車、棒球棍、羽毛球網、門球的小門、捕蒼鼠的籠子，還有小獵犬的崽子——在郊區撫養孩子的全套裝置都晾在這兒了。

我不由自主地對渡渡有了興趣。

她的房子與我們這一帶所有建築物在面積（他們的房子要大得多）和色彩（他們的兩層樓裝的是深棕色的護牆板，底層用灰泥粉飾，牆面星星點點地綴著高爾夫球大小的石頭，有灰色的，也有紫色的）上迥然不同，房前的松林嚴嚴實實地擋住了外人的視線。在我們這一帶，各家草坪毗連，其間以齊腰高的籬笆象徵性地隔開，所以渡渡家的房子被視做不合群的表示。

渡渡用香脆米條為原料，以花生、黃油、果汁軟糖做餡的三明治，香草冰淇淋以及一加侖又一加侖的「胡茲」牌牛奶餵養她的六個孩子，毫無疑問，她還會用同樣的東西餵養她的第七個孩子。本地牛奶商給她特別的優惠。

雖然渡渡不斷膨脹的家庭一直是鄰居們的話題，人人都喜歡渡渡。周圍年紀大一點的人，譬如我媽媽，生兩個孩子，年輕一些、也更富裕一些的，生四個孩子，但絕沒有人像渡渡那樣，眼看著就要生第七胎了。六個孩子已經被認為過多了。不過大家都說，當然啦，渡渡是一個天主教徒嘛。

我瞧著渡渡將最年幼的康威推來推去。她這樣做似乎是為我著想。

誰家的地板嘎吱嘎吱響了起來，不知是出於本能呢還是因為一種特異的聽覺功能，渡渡·康威的臉在她那細脖子軸上轉過來，我趕緊縮回了腦袋。

我覺得她的目光穿透白色的護牆板和牆紙上的粉紅色的玫瑰發現了我，我正蹲伏在銀色的暖氣片後邊。

我爬回床上，用被單矇住腦袋。即使這樣，還是有光線漏進來，於是我將頭埋進枕頭底下的黑暗之中，假裝黑夜尚未過去。我看不出有起床的必要。

沒有什麼可期待的。

過了一會兒，我聽見樓下廳裡電話鈴響了。我用枕頭塞住耳朵，決定等五分鐘看看。然後我向著光線透進來的方向探出頭去。鈴聲已經停了。

鈴聲幾乎立刻又響了起來。

我一邊詛咒著那個嗅出我已回到家的朋友、親戚或陌生人，一邊光著腳丫子噼噼啪啪走下了樓。廳堂桌上的那個黑玩意兒發出一陣又一陣歇斯底里的顫音，活像只神經質的小鳥。

我拿起了話筒。

「喂？」我用一種低沉的假聲說。

「喂，埃斯特，怎麼回事，你得了喉炎嗎？」

是我的老朋友喬蒂，從劍橋城打來的。

那年夏天喬蒂在監獄打工，利用午飯時間修一門社會學課程。她和我學院裡的其他兩個女生從四個哈佛法學院學生那裡租了一套寬敞的公寓，我一直計劃著寫作訓練班一開課就住到她們那兒去。

喬蒂想知道我什麼時候搬過去。

「我不去了，」我說，「我沒被錄取。」

一陣短暫的沉默。

「這頭蠢驢，」喬蒂說，「他根本不識貨。」

「我就是這麼想的。」我的嗓音聽起來陌生而空洞。

「不管怎麼樣，還是來吧。修門別的課。」

學德語或異常心理學的想法閃過我的腦海。畢竟我把在紐約掙的全部工資差不多都攢下來了，我應該能付得起學費。

然而，那個空洞的聲音說：「你們還是別等我了。」

「是這麼回事，」喬蒂開腔道，「這兒有個姑娘說，要是有人退出，她想搬來跟我們住在一起……」

「行，讓她住進去吧。」

我一掛上話筒就覺得我剛才該說我要來的。一早晨聽著渡渡·康威的嬰兒車的嘎吱聲會叫我發瘋。而且，我決心永遠不跟媽媽待在同一幢屋子裡超過一個星期。

我伸手去拿話筒。

我的手往前移動了幾英寸，然後又退縮回來，無力地垂下。我強迫手再往話筒那兒伸過去，但是它中途又停住了，好像遇到一塊玻璃擋在那兒似的。

我信步走進餐廳。

我發現桌上支著兩封信，一個長長的公事信封，是暑期學校寄來的，另一個是薄薄的藍色信封，用的是耶魯大學時剩下的文具，信封上用巴迪·威拉德清晰的筆跡寫著我的名字。

我用刀子裁開暑期學校的信。

信中說，既然我沒有被寫作訓練班錄取，我可以選擇另外一門課程，但我必須在那天上午給招生辦公室打個電話，否則報名就太遲了，因為各門課程都差不多滿額了。

我撥通招生辦公室的電話，聽見一個殭屍般的聲音留言說，埃斯特·格林伍德小姐取消了一切去暑期學校的打算。

然後我開啟巴迪·威拉德的信。

巴迪寫道，他很可能是愛上了一位也患肺結核的女護士，但是他媽媽七月份在阿迪朗達克山區租了一間小屋，要是我跟她一塊去他那兒，沒準兒他會發現他對於女護士的感情不過是一時衝昏了頭腦。

我隨手抓來一支鉛筆，在巴迪的信上打了個大叉。然後我將信箋翻個個兒，在另一面寫道，我已與一位同聲傳譯訂了婚。我永遠不想再見巴迪，因為我不想讓我的孩子有一個偽君子式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