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學時住了六年的四疊半宿舍「仕伏公寓」位於京都市左京區的北白川。它的東邊是棟小樓，院子裡有棵大櫻花樹，是房東的住處。她是個優雅的老奶奶，每個月末去交租金時，她會在賬本上蓋章，再獎勵我一罐咖啡。

由於沒有浴室，我去公共澡堂洗澡。洗衣機、煤氣灶、廁所都是公用的。房間裡有個水槽，我卻在那裡放了電熱器。夏天熱得跟地獄似的，冬天就算開了電暖器，席子也永遠冰冰涼。在四疊半公寓中擺上三個書架和一臺電視機之後，剩下的空間只夠勉強塞下一床被褥。當有十個客人來玩的時候，雜物能在書桌上架起高臺，所有人都只能正坐，全身不得動彈，面面相覷。公寓中的居民也是各色各樣，有隻穿一條底褲出來洗衣服的男人，有半夜莫名其妙反覆尖叫的男人，二樓的最深處還住著些畢不了業的醫學生。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也很多。我明明是住在四疊半這一日本傳統房型中，日常耳聞的卻淨是外語。除了這些居民外，我還得把每晚趴在廁所玻璃窗固定位置的壁虎情侶加上去。

大學生協會介紹了這個地方，我與父親一同前來時，就被它的簡陋不堪驚到了。由於我沒見過其他住處，心裡想著「就這副樣子嗎」一邊答應了下來。房租是兩萬日元。三十年前曾在京都求學的父親似乎認為「這沒啥好挑剔的」。如今回想起來，我仍舊覺得它對學生來說已經足夠了，只有母親認為「應該找個更乾淨點的地方」。

我其實只要做份兼職就可以搬出去了。家裡有給我寄生活費，也並非窮到喘不過氣。我純粹就是怕麻煩。「學生時期該做些什麼呢？」聽到我這個問題，當時還健在的祖父回答說：「讀書吧。」母親說：「有空打工還不如用功學習。」聽了他們的話，我斷定無須非得去兼職來擴張四疊半生活，便蟄居在宿舍中。不過我也並沒有奮不顧身地讀書學習。我取得了畢業所需的學分，可那與學習又是兩回事。我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做了什麼，總之是做過許多事情。沒有比被自己喜愛的書本包圍並營造出一種虛偽的孤高更愉快的事了。

住著住著，宿舍裡的居民越來越少。即便房租減到了一萬四千日元，還是住不滿人。深夜尖叫的鄰居被遣送回鄉了。在怕麻煩不肯搬的過程中，不知不覺我已經成了住得最久的住戶。

沒頭沒腦飛得越高，著陸就越困難。到了該跟校園生活做個了斷的時候，我向現實的著陸遭遇了失敗，摔了個踉蹌。我不再去大學上課，而是為前途悶悶不樂，掙扎著尋求一條活路。我也是在那時候明白了鄰居在深夜尖叫的心情。父母拿我沒轍，我也拿自己沒轍。儘管有留戀學生時代的念想，我還是不想重蹈空白一整年的覆轍。我能從漫無目的的四疊半彷徨中脫離出來，是多虧了從天而降的幸運與身邊之人的憐憫。

我進了研究生院並確定就職之後，寫的小說也出版了。同一時間，原本的宿舍樓確定將改造成某大學的宿舍。容納了我六年來一切的四疊半公寓簡直混沌到了極點，搬家的時候真是發自內心地憎恨「壁櫥」這一概念的存在。我學生時代的主戰場——讓我感到那樣廣闊無垠的四疊半公寓，在搬走了書本和傢俱之後，又變回了禁閉室一般的荒涼與窄小。

搬家前幾天，房東為慶祝我的小說出版，送來了大德屋的紅米飯與油豆腐壽司。

「你搬了家就當換個心情，再交個女朋友吧。那樣你的胡思亂想也能快活一點。」她溫和地勸導我。

（《朝日新聞》早報2007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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