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廁所洗手時，耳邊接連不斷地傳來木底拖鞋聲和大嗓門說話聲。看來第二車間的同伴正下班從窗下走過。

「還在洗？」這時，須山來到身後招呼道。他是第二車間的。

我轉過滿是肥皂泡沫的臉，約略皺了下眉頭。這是因為，我和須山早已講定，避免兩人從工廠一同往回走。否則，一旦被人發現有個一差二錯，那可就不是犧牲一人就能了結的事。可是，須山時不時違約，並且勸我別生氣，還做出討人喜歡的笑容。總的說來，須山這人不拘小節，和藹可親，讓人恨不起來。這麼著，每次我都報以苦笑。但眼下畢竟是特殊時期，我示以嚴肅的表情。再說，今天預定要約新成員順路去一家「豆湯屋」……不料，驀然一看，須山不是平時那副嬉皮笑臉的表情。剎那間我覺出做我們這種事的人特有的那種「預感」。「啊，馬上！」說著，三把兩把洗完臉。

須山想必明白了我的意思。卻又忽然改變腔調，在身後說道：「來一杯麒麟？」只是，儘管腔調大體算是須山平時的腔調，但總有一種非同一般的刻意性。這點瞞不住我。

走到外面，須山到底走在離我三四丈遠的前面。從工廠通往鐵路那裡，一邊是國有電氣列車經過的河堤，一邊擠滿店鋪，路很窄。兩根電線杆之間站著一個穿西服的人，往這邊看著，半看不看地看，讓人不快。我當即同後面趕來的五六個人並肩行走，邊走邊說。而左眼角一直留心「西服」，不敢大意。總的說來，「西服」已經厭倦了日復一日的例行公事，一副無所謂的懶洋洋的樣子。每天這個時候，他們都監視工廠的出入情況。須山邁著外八字步，示威似的緊貼「西服」大踏步走過。我從這邊看得出來，心裡覺得好笑。

走上擁擠的電車路面，我追上須山。他邊擦鼻子邊若無其事地四下打量。

「總有些不對頭……」他說。

我注視須山的嘴角。

「上田跟鬍子斷了聯絡……」

「什麼時候？」我問。

「昨天。」

鬍子這人是無需準備「備用點」的。但我還是問。

「備用點準備了？」

「聽說準備了。」

他告訴我，昨天的聯絡事項分外重要，晚一天就要出不得了的差錯，所以決定利用s河、m街和a橋這三個電車站之間的街頭。而且兩人提前一天在同一場所走了走，定下「從這裡到這裡」的地段。為防萬一，鬍子還在路上少見地指定了一家看上去安全的茶館——交代說如果在街頭見不到，就二十分鐘後在那裡碰頭，分別時還互相對了手錶。被稱為「鬍子」的同志是我們級別最高的上司，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迄今為止，差不多上千次聯絡當中（儘管全是街頭），自己遲到的時候僅有兩次。雖說做我們這種事的人本應如此，但做到的人並不多。而且，那兩次，一次是因為雙方有誤解，就時間來說他還是準時去了的；另一次是因為到了那天下午他不知道手錶出了毛病。換上別人，即使一兩次不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鬍子沒來，並且連備用點也沒到這件事，讓我們實在無法相信。

「今天怎麼樣？」

「唔，說是重複使用和昨天同樣的地方。」

「幾點？」

「七點，還在茶館，七點二十分。可這樣子讓我放心不下，講好八點半和上田見面來著。」

我算了算今晚自己的時間，說：

「那麼，九點見我！」

我們在那裡定下場所告別。告別時，須山說要是鬍子出事，他也自首。那當然是玩笑，卻有一種奇異的實感。我說了聲：「胡鬧！」不過，對他那麼說的心情，自己也感同身受——「鬍子」便是這樣受到同伴的信賴，被當作靠山。對於我們，即便說是燈塔般的傢伙，也一點不誇張。實際上，假如「鬍子」沒了，我們當天就完全沒了主意，不知如何開展工作。雖說車到山前必有路……我邊走邊心裡嘀咕，但願他沒有被捕。

路上我走進一家小糕點鋪，買了一塊森永奶糖。拿著糖回來，房東的男孩正和附近的孩子們一起站在自動出糖球的機器跟前。投入一分錢一搖手柄，球就飛進棒球壘裡面。下一個洞中出來的糖球，因球入壘情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最近開始流行這種機器，街頭哪座機器前都圍著許多小孩。每個小孩都拼命咧著嘴角，目不轉睛按動手柄——用一分錢說不定能得到比一分錢多的東西。

我嘩啦啦在衣袋裡搜了搜，拿出兩枚一分銅幣給了房東孩子。孩子起始稍微縮了下手，但很快滿面笑容。看來，房東的孩子原來只從後面觀看別的孩子搗鼓來著。我把剛才買的奶糖也塞進孩子口袋，走進房間。

我必須趕在八點前把今天廠裡發生的事寫出來，以便明天撒傳單用。預定八點交給碰頭的s。我從壁櫥裡拿出裝有各種文稿的手提包，開啟鎖。「倉田工業」原本是二百人左右的金屬工廠，但戰爭開始後招了多達六百的臨時工。我、須山和伊藤（女同志）那時拿著別人的履歷書混了進來。二百人的工廠本部進來六百臨時工——不難得知工作量湧來多少。倉田工業在戰爭開始後不再做原來的電線，而開始做毒氣面罩、降落傘和飛艇的船舷。但最近那種工作告一段落，六百臨時工可能砍掉四百。這樣，近來廠裡談論盡是這個。大家一說「砍掉、砍掉」，廠方就應道「臨時工本來就沒什麼砍不砍的，不是比最初講的多僱傭了半個多月嗎？」，事實上也比原定多幹了不止半個月。全都是刻不容緩的活計，那期間簡直像玩命似的。女工們從早上八點開始，加夜班幹到九點，也只掙得一元零八分。晚間六點到九點每小時八分，工廠甚至從夜班費中扣除吃晚飯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的二分或三分錢（特意計算的）。吃飯的時候，我說：「這樣一來，豈不等於說廠方認為工人是可以不吃不喝也能幹活的嘍！」一起幹活的一個臨時工當即附和：「啊，正是。」由於「啊，正是」說得相當特別，大家都笑了。每天發當日工錢時，要對將近四百名女工分發8分尾數的三枚銅幣：五分的一枚、一分的三枚，很花時間。六點下班，為此甚至熬到七點。「真他媽不像話！把八分變成一角，不知省多少事！或者咱們少要，不要八分要五分算了！」大家排隊時心焦氣躁，「有錢人真是敲骨吸髓，咱們根本想不出！」

不料，有傳言說臨時工砍掉時，廠方要另給每人十元錢。因是臨時工，即使一分錢不多給也不違約。所以這樣，似乎是因為大家乾得很賣力氣。雖然不知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但大家都不知不覺指望上了。畢竟這裡幹完，又要有一段時間找不到工作。問題是，連吃晚飯的時間都從工錢里扣除兩三分和寧可讓好幾百人等一個多小時分發三枚一分銅幣的廠主，怎麼可能給六百人每人十元（整整十元！）呢？放出十元這個傳聞，明顯是廠方的詭計——為了防止解僱前人心動搖而讓工人老老實實幹到最後一刻，故意放出這個風來。

由於今天這在廠裡成了相當大的話題，我決定把這個寫進明天在工廠散發的傳單裡。前天的傳單寫了大前天大家七嘴八舌議論的要求縮短髮工錢時間的事（事情倒是雞毛蒜皮），結果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在桌前盤腿坐定。

不大一會兒，下面的阿婆跑上樓來：「剛才謝謝你了，孩子讓你費心了！」說罷，一反常態地微笑著下樓去了。做我們這種事情的人，必須留意「世間常事」——哪怕再不值一提——必須避免房東心想：「樓上的人好怪啊是做什麼的呢？」眼下在獄中鬥爭的同志h，有一次甚至把房東領去帝國劇院，目的就是為了在自己的照片被分發到餐館、茶館、理髮館、澡堂等場所那樣的、遠非我們所能比的嚴峻追查中正當開展工作。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學會談論「世間常事」那種無謂的話題或說討人喜歡的話。問題是，對那種事我實在做不來，近來倒是多少有點習慣了……

我對老婆婆說：「啊，沒什麼，一點點。」說完自己臉紅了。不成啊！

頂多不過兩頁到兩頁半稿紙的分量，但白天勞作一天後寫起來，感到並不輕鬆。好歹揭露完十元補貼的事，七點已經過了。這時間裡我用毛巾「咔哧咔哧」擦了好幾遍臉。一寫稿就出汗，寫罷裝進信封。信封胡亂寫上女人名字，偽裝成情書。七點四十出門。我說「散散步去」，平時一聲不響的阿婆這回對我說了一句：「快些回來！」效果出現了。我在黑暗中苦笑。以前這樣出門時，阿婆曾說「你這人老是出門啊」，聽得我心裡一驚。實際上我也每晚外出，懷疑也是理所當然。我一時心慌，笑著應道：「畢竟……」阿婆接道：「畢竟年輕，是吧？」說罷笑了。得知阿婆不是那個意思，我才放下心來。

八點碰頭的地點是一個街道小廠密集的地方，位於從正面電車路拐下的一條小巷。路面有許多開店的人和額前頭髮偏長的職工。每次我都根據去的地方而儘量讓衣著與之相符。萬無一失固然做不到，但這是相當重要的。無論如何，我們必須使自己衣著整潔，以免受到嫌疑性盤問。可是，在今天這樣的地方，在八點這樣的時間段，如果身穿西服拿著手杖行走反而惹人注目，弄巧成拙。於是我穿了件大體像那麼回事的和服，隨意紮了條衣帶，帽子也沒戴就出門了。

筆直的路對面，習慣搖晃右肩的s走了過來。看見我，他略為靠近一家商店的展示窗，然後若無其事地拐進小巷。我跟在他後面同樣拐了進去，在另一條彎路上和他並肩走了起來。

s聽我講了前天散發傳單的工廠裡的情況。問了好幾點之後，說道：

「每次都從廠裡成為話題的事情出發，這樣提起問題好是好，但在進一步提出政治性問題這點上有所不足。」

我吃驚地看著s的臉，覺得言之有理。我每每為傳單受到好評感到欣喜，卻忘了從更高的角度看待問題。

「所以就是說，就連我們也跟著大家自然而然發生的心情走。為了使大家由日常性不滿過渡到認清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還需要付出計劃性的、尤其專業性的特殊努力。需要促使大家認識到這個……」

他說，以往的傳單多是羅列很多公式化的抽象的反戰傳單。為了彌補這一缺陷，這回又犯了把問題反過來侷限於經濟要求這一範圍的錯誤。這種右翼性傾向，因追隨大眾而每每獲得不錯的評價。所以，對「評價不錯」這點也還是需要慎重考察的。我們這樣邊走邊談。

「我只是提醒一下，往下若是出現驢唇不對馬嘴那樣的情形可不成。倒退！過去我們像矇眼馬那樣只看事物的片面，只看片面。」

走了一陣子，我們走進一家茶館。

「給，情書。」

說著，我把稿子放在餐桌下面的隔板上。s一邊哼著什麼歌，一邊小心翼翼地把稿子揣進衣袋。接下去，他問我：

「你沒有主動和鬍子（他按了按鼻子下面）接上線吧？」

我說了路上從須山那裡聽到的情況。s故意哼歌聽著，但眼睛十分留神。這是他的習慣。

「我也見了，昨天六點。但再無下文。」

我聽了，胸口一陣不安。

「莫非出事了？」我說。可心裡期待他說不要緊。

「呃……」s想了想，「不過，那傢伙畢竟老謀深算啊！」

我們講定誰能接上線誰就接，然後商量一下明早帶傳單的事就分手了。

九點一見須山，看他的臉色就明白了。儘管這樣，也並不是說全部絕望。我和須山也商定想方設法查明鬍子的下落，之後馬上分開。

若非在自己住處附近接頭，九點半過後我們概不活動，因為路上危險。和須山分別獨自往回走時，我知道鬍子吃進自己胸口的程度意外之深，覺得這麼走路都好像分外心神不定。膝蓋發軟，甚至呼吸困難。生活在普通環境的人，也許認為我這時的反應伴有幾分誇張和虛假成分。可作為我們，同外部已經徹底隔絕，和多年來的個人朋友也全部斷絕往來，即使去澡堂也馬虎不得，一旦被捕至少要進去六七年——這樣的我們所能依賴的只有同志。每有同志——哪怕只有一個——被奪走，我就痛感維繫我們之間的心情是多麼根深蒂固。而若是時刻指導我們的同志，感覺尤其如此。以前在一個反動工會中作為反對派進行合法活動時，即使發生同樣的事也不至於這樣。畢竟那時可以通過日常各種各樣的生活加以沖淡。

太田在住處等我，本來我不把自己的住處告訴任何人，但在取得上面的人理解的情況下，只告訴了一個人（太田）。這是因為，為了在倉田工業開展活動，無論如何都得定個專人始終同其見面。而在外面見面，一來不及時，二來沒辦法談透（就各種問題取得對方理解）。

太田是來談明天的傳單的。我說了剛才同s商談的事項，決定明早七點他去省線t站月臺——s在那裡把傳單交給他。

談完當務之急，我們閒聊了一會兒。「聊上幾句？」我笑著提議。「你的拿手好戲！」太田笑道。事情談完後，我幾乎每次都提議「聊上幾句」，並且顯得十分開心，所以現在成了我的拿手好戲。可這種時候自己為什麼想要「閒聊」呢？我察覺到的緣由是：我們因活動關係幾乎每天和同志見面，但那種情況下，我們是在茶館裡用盡可能低的聲音就事談事，談完馬上離開那裡，儘快分手。相同的狀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週而復始。不用說，我們已經按照那種日常生活形態清算了過去的生活模式，如今習以為常了。但是，一如在拘留所待久了就特別想吃「甜食」以致有時想得病情發作一樣，就我來說，對於那種生活的單一性的反作用使得我一看見同志就想聊上幾句——類似的反應似乎是藉助這一形式表現出來的。但是，這一心情在過普通生活的太田眼裡，只能看成我性格中極其樂觀的另一面。時常為桌球之類口出狂言的他，不可能深度體察我的心情，有時殘忍地（！）連閒聊也不聊就揚長而去。

太田答應「閒聊」，就工廠各種各樣的女工評頭品足一番，然後回去了。我很奇怪，奇怪他不知什麼時候認識了這麼多的女工。

「女工的愛法和資產階級小姐不一樣，不那麼拐彎抹角裝模作樣，非常直接而具體，傷腦筋！」他這樣說道。

「非常直接而具體」這說法很好笑，我們都笑了。

二

明確署名為「黨」的傳單散發之後，倉田工業早晚出入當即變得嚴峻起來。畢竟時期非比以往，加之製造的東西不同尋常，廠方也開始狼狽起來。在我身旁幹活的一個女工一天早上是十萬火急跑進來的。工廠門旁有座昏暗的倉庫總是開著門，女工無意間從那裡通過時，發現角落裡有頭上套著黑衣服的「東西」蠢蠢欲動。後來得知那是保安員。從這上面也可看出那幫傢伙是多麼驚慌失措。

戰爭開始後，廠裡的年輕工人接連出徵離開。而另一方面，軍需品生產任務急速增加。為了填補這個空白，哪家工廠都不得不開始大批次僱工。以前哪怕僱一個工人也要嚴格審查，還要有身份擔保人。但是，戰爭開始後就顧不過來了。我們瞄準這樣的機會。當然，這種情況下即使僱用，也是「臨時工」。而且，以國家「非常時期」為名目大量使用臨時工，在結果上有助於拉低全體工人（從工廠看來僱用正式工人時）的工資。但是，他們夾在自身利益這兩塊板之間，不得不做出頭套黑衣服監督這等恬不知恥的蠢事。

黑衣服倒是無所謂，問題在於伏擊我的「西裝」。我的相片已經分發到各警察署。儘管我改變了臉形，但還是不容大意。有個同志因為警察署有他十三年前照的相片而被見也沒見過他本人的特務逮捕。一個同伴勸我徹底「潛伏」。那當然再好不過，但根據過去的經驗，在廠外推動廠內組織活動要困難百倍，連百分之一的成果也談不上。這點即使在能同廠內成員保持密切聯絡的情況下也不例外。我們說的「潛伏」，當然不是指隱居，也不單指藏身或四處逃竄。不瞭解的人也許那樣認為。假如「潛伏」真是那麼回事，那麼相比之下，老老實實被那些傢伙逮住關進拘留所不動不知要快樂多少倍。相反，「潛伏」的目的，是為了避開敵人的攻擊，進行最為大膽而堅決的鬥爭。自不待言，從開展活動的容易程度等方面來說，我們合法是最理想的。所以我才讓太田他們儘可能長時間確保合法性。在這個意義上，「潛伏」不是正確說法。我們絕非主動「潛伏」，而是被他們逼的。

因為是在如此狀態下將自己本身的危險暴露在敵人面前，所以一早一晚的「西服」實在讓我吃不消。如果站在那裡的「西服」總是平時那張熟面孔倒也罷了，而若遠處站著另一張臉，自己就得放慢腳步，扶正帽子，走近之前確認是不是自己認得的臉。第一道關通過後，往下就是門衛的審視。攜帶傳單的人是碰不得這裡的。太田為此使用的女成員。按太田的說法，為了安全，要儘可能放在女工肚臍往下的地方。那幫傢伙似乎還沒有無恥到檢查那裡的地步。

第二天早上一開存衣櫃，有傳單！波濤一般的感情一瞬間掠過全身。走進車間一看，旁邊的女工正在讀傳單。像小學生一樣一字一字拾讀，碰到不認識的字，就把小拇指插進頭髮搔動。看見我，問道：

「真的？」

指的是十元補貼的事。

我說真的真的一點兒不假。

女工隨即說了一句：

「真是太不像話了！」

廠裡，我作為「可疑的人」浮出水面來。有傳單也罷沒有也罷，我都總是對大家這個那個談論的工廠的事——無論大小——積極插嘴，注意將其引往正確無誤的方向。每當發生什麼事件，無不站在大家的前頭——我平時必須獲得這樣的信賴感。我必須在這個意義上身先士卒，「大眾性」地把更多的工人拉到自己這邊。以前在工廠裡實行的是小團體主義、悄悄把某個人拉進來。後來的實踐讓我明白：那種手法是永遠也不可能使運動大眾化的。

到開工還有一點時間，我正要往圍著機床說話的一堆人那裡移動，工頭來了：

「拿傳單的，交出來！」

大家下意識地藏起傳單。

「藏起來反倒麻煩！」工頭對我身旁的女工喝道：「你，快、快交出來！」

女工順從地從腰帶間拿出傳單。

「這麼危險的東西你怎麼還當成寶貝！」工頭苦笑。

「可工廠做事也太過分了吧？老伯！」

「所以、所以才說傳單有問題嘛！」

「真的？不幹時真給十元？」

工頭噎了一下，說道：

「那種事天曉得！問工廠去！」

「老伯你不也那麼說過一次嗎？喏，傳單說的到底是真的！」

女工這句話說得大家笑了起來。

「問得好！」有人開口道。

工頭頓時滿臉通紅，急忙蹭鼻頭，支支吾吾，氣呼呼離開了。我們第三車間隨即大聲哄了起來。事情雖然很小，但使得工頭那傢伙忘了繼續沒收傳單。

那天開工後不到一個小時，我聽說太田被人帶走了。大概攜帶傳單的事暴露了。

太田曉得我的住處！這點最讓我擔憂。

一次他說過，出事了，三天還是能堅持的。我問三天是從哪裡得來的。他說大家都那麼說。不知何故，在當時，「三天」彷彿成了一個通例。記得那時我們繼續開了一會兒玩笑，但驀然覺得太田某處的軟弱。聽得太田被捕時，腦袋裡首先閃出的即是此事。

我知道的一個同志，儘管和自己一起住的人被捕了，但依然在原來的地方起居，我和同伴勸他馬上搬離，結果那個同志做出莫名其妙的神情。不出所料，第五天住處來人了。當時他從視窗跳了出去。跳是跳出了，但跌傷了腿。為了不讓他中途逃跑，押送路上被剝得一絲不掛。走進警察署的拘留所，一眼看見先被捕的同志，當即罵道：「混賬！窩囊廢！」，不料那個同伴認為（並且想說）他才是窩囊廢。理由是他明知自己被捕了，卻吊兒郎當地逃也不逃。後來那個同志出來時，我們對他說所以不是提醒過了麼？明知可能被捕卻被捕了，這可是紀律上的問題！結果他反唇相譏：是那傢伙（先被捕的同伴）說的——居然在那幫混蛋面前說出來，這才是紀律問題！事實上那個同志面對審問也隻字未吐。對那個同志而言，說出這種事一開始就不在他的設想範圍內，因而根本沒以為別人會說出來，所以才「吊兒郎當」留在原來的住處。這時我比任何人都深感捅到了自己的痛處。讓他逃離住處，等於認同假如自己被捕，三四天就會招出住處這種敗北主義。不過，這樣的姿態恐怕同布林什維克無關。這是abc。自那以來，我便將那個同志的態度作為尺度而義務性約束自己。問題是現在面對的是信賴不得的太田，我不可能在住處將這正面意義上的「吊兒郎當」進行到底。我必須即刻搬離。

話說回來，到底還是不把住處告訴任何人為好。我們一位很優秀的同志將自己的住處告訴給了「七個人」，任憑他們出入。其中甚至有同志以外的「同情者」。那位優秀的同志因此在住處被捕——有這樣的先例。我們必須時刻記住：自己是在以世界第一嚴密自誇的警察網的追捕中活動的。

有一點值得慶幸，太田不知道須山和伊藤的住處。為了順利開展工作，一次我想告訴太田說那兩人是我們值得信賴的同志。但想到後來的事，就打消了那個念頭。一來是為了將鎮壓的波及控制在一定限度內，二來是因為我意識到單純按照某某是成員這樣的串聯開展活動乃是一種危險的權宜主義。

從工廠下班後，我會同須山和伊藤嘉，在「豆湯屋」緊急商談。結果決定：我馬上（今晚）搬離住所；休息到工廠情況明瞭為止；更緊密地聯絡剩下的同志，高度保持臨戰狀態。過去曾有許多同志以為「今天不要緊」或「不至於發生那種事吧」而招致失敗。我們講定，以上三點，作為「工廠支部」的決定由我堅定執行。從剛剛領得的當日工錢中，須山分出八角、伊藤分出九角給我。

須山問我想什麼呢，還問我知不知道神田伯山——這是他的老毛病——我笑道又來了又來了。他介紹說，神田伯山腹帶總是掖著一百元錢，不管遇到什麼事都不動不碰（一直到死）。這是因為神田認為人有可能隨時隨地遭遇不測，而若屆時沒帶錢，作為男人勢必蒙受奇恥大辱——那是萬萬使不得的。

「同樣，要是因為沒錢而動彈不得被捕，那可是階級性背叛啊！」這麼說罷，須山補充一句：「我們必須學會從他們的經歷中吸取教訓。」

我和伊藤笑道，知道那麼多的須山的腦袋活像「資料夾」。

我真是馬虎大意，很快拐進通往住所的小巷。其實怕也算不上什麼馬虎大意。因為我根本就沒想到太田會這麼快就供出我的住所。我驚愕地佇立不動：二樓我的房間亮著電燈！而且直覺告訴我房間裡至少不止一個人。毫無疑問是在盯梢。但是房間裡有不少想要帶出的東西，甚至有第二天就要礙事的——我轉而認為「但是」的想法要不得。

當務之急是無處可去。由於一直居無定所，大凡熟人的家都幾乎用遍了。那種地方早已不能再用第二次。我必須首先離開這個地段。於是走上電車道，四下打量著攔了一輛計程車。雖然別無去處，但我還是說道：

「去s街，兩角。」

這時我忽然察覺，自己仍是從工廠回來那身衣服——同計程車很不協調。我在計程車中想了想，但還是沒有著落。我心慌意亂。不過有個女子曾為我找過一兩回出逃的落腳處。我一求她，她必定照辦。女子租住一家商店的三樓，在一家小商會里工作。對左翼運動誠然懷有好意，但並不主動做什麼。她的住所我倒是知道，問題是找去一個女人住的地方不夠正常。所以過去有事時都是往商會打電話，用電話解決。但現在我只有那個女子，沒辦法顧慮那麼多了。在s街下了計程車，一咬牙乘上市營電車。

我儘可能靠邊坐下，雙手置於膝頭。然後不動聲色地把電車廂掃視一遍。幸好沒有「奇怪的傢伙」。一位銀行職員模樣的西服男子在我旁邊看《朝日新聞》。一看，第二版中間有個標題為「倉田工業檢舉紅色分子」。我掃了好幾眼，但正文看不成。我這才感覺到電車這東西真是慢性子，一時坐立不安。

出於慎重，我提前兩站下車，走進小巷拐了兩三個彎，趕去女子那裡。第一次來，加上走的是小巷，有點兒迷路。一位老伯在店鋪前面露出貼有膏藥的肩頭，自己用手拍打。我問樓上的笠原女士在嗎？對方默默看著我。第二次我多少加大音量。於是對方朝有拉門的客廳那邊說了句什麼——說什麼我沒聽懂——於是，有誰從齊腰高的玻璃往這邊窺看。

「啊，出門去了。」裡面響起不耐煩的語聲。

我心裡暗暗叫苦，遂問什麼時候回來。回答不知道那麼多。估計是看了我的長相（打扮）的關係。我無奈地站在那裡。別無他法。我說九點左右再來，走了出去。出來往三樓一看，電燈黑著。我頓時垂頭喪氣。

我走到有夜晚營業的小店的街上，或者看書，或者站在引人上鉤的圍棋盤前觀戰。然後走進一家茶館，好歹消磨掉兩個小時。折回拐彎一看，三樓視窗燈亮了。

我對笠原簡單說了情況，問她有沒有人家可住。問題是，她知道的人家過去幾乎為我用遍了。商會倒是有兩三個女同伴，但她們對我的活動一無所知，而且「都是單身一個人」。笠原一個勁兒歪頭沉思，但還是沒有。看錶，快十點了。十點過後出門轉悠再危險不過。何況我還穿著勞動服，就更危險了。若是女的，倒是有很多人可求，「可你是男的，難辦！」笠原笑道。我也難辦。但不管怎樣，假如我不想被捕，那麼剩下的只有一條路。而這說出口來是需要勇氣的。

「這裡怎麼樣？……」

我一狠心說出口來。自己臉紅了，磕磕巴巴。別人看起來也許是我大膽。實在走投無路。

「……」

笠原忽然睜大（變大的）眼睛盯著我，一下子屏息斂氣。而後紅了臉，不知為什麼，把一直歪坐的膝部慌忙收起正坐。

片刻，她定下決心，下樓解釋說s街的哥哥來了，需要留宿。可是，哥哥這個說法，無論怎麼看都有些滑稽。她雖然生活簡樸，但總是身穿正正規規的西式套裝，頭髮也半是短髮（？）。相比之下，「哥哥」卻穿著勞動服。她那麼一說，樓下的阿婆一聲不響地從上往下打量著有些孩子氣的笠原。她到底緊張起來，臉繃得緊緊的。對普通女子來說，光是男人留宿就已不是一件小事。

事情一旦這麼定下，兩人都一下子覺得有些彆扭起來，交談時斷時續。我借得鉛筆和紙張，趴著制訂明天的計劃：馬上找人替補太田；把太田被捕寫進傳單以提醒倉田工業全體員工注意。我一邊舔著鉛筆一邊寫。驀然回神，發覺女子不好自己開口說「該睡了」。於是問道：

「你幾點睡？」

「一般是這個時候……」

「那麼睡吧。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我立起打個哈欠。

被褥只有一套。她把被子遞給我，我堅決拒絕。只穿睡袍躺下。熄燈後，她走去房間一角，似乎在那裡換穿睡衣。

迄今為止（離家出走以來），我一直東奔西忙輾轉流離，已經習慣了這種睡法，我很快睡去。但睡在女子家裡是第一次，到底睡不踏實。剛迷迷糊糊就做夢醒來。如此反覆了好幾次。做夢做的也都是被人追趕的夢，而且很難逃掉——夢中大多如此——心裡急得不行。啊、啊、啊、啊、啊……喘息不止，隨即睜開眼睛。躺著一動不動，但覺腦袋的一側一下接一下鈍痛不止。我差不多沒有睡的感覺，不停地翻身。但笠原在早上到來前好像一次也沒翻身，身體一點兒動靜也沒有。我清楚意識到，她一開始便打定主意通宵不睡。

儘管這樣，想必我還是多少睡了一會兒。睜眼一看，笠原的鋪位早已收拾好，人已不見，估計下樓做飯去了。片刻，笠原已從下面吱吱呀呀踩著樓梯上來了。「睡得好？」她問。我「啊」一聲應道。好像有些晃眼睛。

我配合笠原上班時間，一起出門。下面的阿婆在廚房裡忙活，但那時停下手目送我的背影。

剛走出外面，笠原便像將昨天的擔憂一吐為快似的「啊——啊——」連聲。隨後小聲補充一句：「這老太婆！」

三

那天夜晚見s的時候，說了昨晚的事。他說那不合適，遂籌措一筆錢給我。我找好房子，請須山和伊藤置備傢俱，當即搬了進去。起始相當困惑，不知住在倉田工業所在的地段是好是壞。同一地段，危險相當大。但若選其他地段，交通費不好辦。這種情況下，當然是其他地段合適。但警察意外認為我逃入其他地區也說不定。因此，我覺得對那幫傢伙來個出其不意，留在同一地段也未嘗不好。此事已有先例。那是如今已去俄國的一個同志的事。那個同志聽說其他同志在江東方面活動期間，散步傳言說自己在相反的城西方面進進出出。聽得這個戰術，那個同志說換上自己就相反——在江東時就散佈傳言說自己在江東。就我來說，在這個地段尚未被特務具體認出，而且因為工廠已經不幹了，經濟拮据也促使我決定留在同一地段。

關於住所，比較說來，小商小販房子的二樓為好。一對老夫妻尤其好。那樣的人同我們的活動沒什麼關係，對二樓房客的行動理解有限。而若是一知半解的知識階層家庭，僅看一眼出入情形和房間，就能敏銳地從中感覺出非同「世人常人」的空氣。不過，警察那幫人時不時來小商小販這裡查戶籍，查的方式也不客氣。而另一方面，如果對有門臉那樣的人家，該查兩次則減為只查一次，而且只限於打聽「有沒有特殊情況」。這次的住處介於二者之間。阿婆說她原來開過娛樂性酒館，看樣子當過誰的情婦。

須山和伊藤把行李大致歸攏齊全，總算安頓下來。不足之處只是樓下也有房客。這樣，就需要首先了解那人是什麼人。我下樓去廁所。和我同是房客的人的房間拉門開著，人不在。我先把目光落在書架上。這是我去新住處而那裡又有房客時採取的第一手段。因為看書架可以當即看出對方是怎樣的人。書架上排列的全是極普通的書。估計是哪所學校的老師，地理書和歷史書居多。不過，書桌放著《日本文學全集》。一閃看見開啟的那頁有「片岡鐵兵」「葉山嘉樹」等人的卷首相片。但那種書只此一冊，此外似乎沒有。

我們同伴裡邊，有的好不容易搬來了，而房東卻在警察署工作——這樣的例子可是為數不少。房東是做什麼的這點馬上弄明白當然好。但有時候甚至一個月都無由得知。「您家先生是做什麼的？」——由於自身情況有別，即使這麼單純的提問也很難坦然出口。

我向阿婆問了澡堂位置，走出門去。目的是為了進一步調查。我拿著香皂和毛巾，慢悠悠走著。首先看了每天往來的路兩側人家的名牌。看了五六家，前面拐角那裡有個名牌寫著「警視廳巡警」。但位於大宅門的後門，用不著太擔心。從澡堂出來，回走路上檢視了這一帶的小路和過道。一般說來，這座城市（其他城市也有可能）的奇特之處，在於工廠街和富豪住宅街緊緊靠在一起。這裡也是如此，儘管倉田工業同在這裡，但稍一離開擁擠嘈雜的大街便是幽深的住宅區。而且值得慶幸的是，沿著幽靜的一條直路前行，不遠就是熱鬧的大街。辦完事回來，不難明白有沒有人跟蹤；而一齣家門，馬上就能混進熱鬧的大街。條件意外之好。

二樓我的房間直接連著「晾衣臺」。距離鄰居的晾衣臺只有一大步，很容易從這裡跨過另一家的院牆。我於是決定買一雙拖鞋放在晾衣臺上，以便一開窗就能穿上。只是傷腦筋的是，這一帶房子像「巴黎屋簷下」那樣擠在一起，稍一開窗就有被周圍五六座房子裡的人及其二樓房客看見的危險。在弄清那些人家的職業之前，我不得不關門閉戶坐著不動。這麼著，我就去樓下聊天。打算通過聊天打探左鄰右舍的情況。

一問，得知周圍住的是在法律事務所上班的事務員、三絃師傅及其二樓的股東掌櫃、派出婦女會，還有七八個公司職員，都是家裡有鋼琴的有錢人家。決定租住這裡的當天夜晚就弄明白了附近這麼多情況，可謂一大成功。除了饒舌的派出婦女會，必須說人都不錯。

只是，根據以往的經驗，必須準備好一旦住處被查或發生其他不測時能立即投宿的地方。哪怕看上去再安全，那也絲毫不意味永遠萬無一失。事實上，大上次那個住處，搬進去第二天就在洗完澡回來的路上看見住處前面站著一個穿西服的人。那是一條直路，我雖然發現了那個人，但已近得沒辦法退回去了，只好做出大搖大擺的樣子，把溼毛巾擋在眼前，吹著朦朧記得的「不遠萬里、追逐幻影……」的口哨，過門不入地徑直走去。穿西服的人似乎看見了我，但作為盯梢的看法，總覺得有點兒奇怪。走了一陣子回頭一看，那人仍站在那裡往這邊看著。那天夜晚我住進同志那裡。那個同志是有經驗的同志，據他判斷，第一，沒有那樣的盯梢方式；第二，不可能新搬來不出兩三天就在沒有任何預備調查的情況下趕來。第二天派人檢視，得知虛驚一場。但不管怎樣，作好及時應對突發災難的進一步準備總是必要的。下次聯絡時，我把這件事託付給了笠原。

活動立刻重振旗鼓。伊藤嘉最近變得非常積極，幹得有聲有色，決定用她替補太田留下的空缺。鎮壓風暴襲來時，很少有人表現出積極性。她雖然畢業於高等程度的學校，但由於長期在工廠生活（儘管工廠換來換去），過去那種味道已經蕩然無存。自從活動變得非法之後，這位女子總是潛入工廠活動，被捕了好幾次。那鍛鍊了她。潛入之後，伊藤反而拋頭露面，同漸漸遠離工人現實生活氣氛那一型別完全相反。每次被警察逮捕，母親都被找來領回女兒。但不出半日，伊藤就再次跳出家門，開始秘密活動——儘管母親每次都求她別再出去了。這樣，一接到警察通知女兒被捕了趕快過來，母親就很高興。在警察署，母親再三道謝，把女兒領回家來。第三次或第四次回家的時候，伊藤跟母親一起去了澡堂——已經好久沒這樣了——這也是出於以下考慮：自己的活動越來越重要，往下恐怕很難像過去那樣輕易走出警察署了。也就是說，這也是一種悄悄的告別。不料，母親在澡堂初次目睹女兒的裸體，一下子癱軟下來：伊藤的身體因再三再四的拷問而渾身佈滿青黑色的傷痕。據伊藤說，自那以來，母親一下子同情起女兒來，對女兒有了理解。生氣地說：「警察把女兒弄成這樣，沒必要向他們低頭！」伊藤後來因沒有交通費和生活費，只好派人找母親要錢。過去母親總說不回家就不給錢，而現在，要兩元給四元，要五元給七八元，還說家裡的事不用操心。「僅僅為貧苦人做事就那麼毆打無辜的女兒，壞的肯定是警察！」——母親每次見人都開始這麼說了。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能拉來自己這邊，怎麼可能在工廠裡把各種各樣的同伴組織起來呢？如果這件事有許多真正的含義，伊藤等人便是一個典型。對她這種獲取未入組織之人的技巧，我驚歎不已。哪怕有一點點時間，她也去淺草看歌舞表演，或者看國產電影，看無產階級小說。而在動員未入組織之人的時候當即作為話題巧妙地利用起來（順便說一句，她長著一張吸引人的漂亮面孔，即使一聲不響，下班路上也有男工找她去白木屋分店或松坂屋，給她買好多東西。她非常冷靜地將計就計）。

她是很願意聽別人意見的坦誠女子。但對自己以往通過多達幾十次的經歷篩選而獲取的方法，則如石頭一樣頑固堅持。眼下需要這樣的女同志。尤其倉田工業的百分之七十（八百人之中）都是女工，她的存在意義就更大了。

除了倉田工業，我還做「地方委員會」的工作。而鬍子被捕幾乎已確鑿無疑，因此他的一部分工作也要承擔，一下忙了起來。好在住處已經落實，加之沒了工廠活動，可以充分制訂日常生活計劃，比過去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之中。

在工廠時，可以把握廠裡每天每日的「動態」，將其及時反映在第二天傳單之中。現在，那項工作已由須山和伊藤負責。最初我擔憂離開工廠的後果，但通過同須山他們保持密切的組織聯絡，不僅沒有「漂浮」，反而得以拉開距離看出須山和伊藤他們（包括以前的我）被眼前的事分散了所有的注意力，因而無法從發展角度長遠看待事物。這讓我饒有興致。可以說，這表面上似乎採取十分精細的觀察方法，實則在某個固定框架內睜大眼睛逼視。不用說，這是因為我做容易高瞻遠矚的「地方委員會」工作的關係。從中得知自己無需擔憂自己「漂浮」。

我首先覺察的是這樣一種傾向：在八百人之多的工廠裡，只有四五個人的支部在拼命（絕對拼命）活動，儘管只有四五個人，但不用說，若沒有支部的拼命活動，就不可能驅動整個工廠。而為了通過這四五個人的拼命活動驅動整個工廠，就必須同廠裡的大眾性組織結合起來（或者建立那樣的組織並在其中活動），進而使之成為具體問題。如果不考慮這項實際計劃，那麼，勢必以四五個人的、毫無發展前景的獨角戲而告終。而實際上這些臨時工女工們正準備組織臨時工「親睦會」——雖說我們好歹相識了，也還是要各奔東西，但畢竟「袖口相碰」也是前世因緣。還有，臨時工、正式工之所以因為工錢等待遇問題而關係不好，是因為工廠故意使壞造成的。其中也有「互幫互助」而成為好友的人。雖說這不過是一兩例，但若支部懂得努力將這種自然發生的個例變成大的團體（組織）並在其中（不是自己四五人當中）勞動，那麼，在不日到來的解僱六百人的時候用來驅動整個工廠也並非不可能。

尤其是，倉田工業是生產毒氣面罩和降落傘、飛艇船舷的軍需品工廠，戰爭期間工廠組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戰爭開始以來，我們把組織的重心放在軍需品工廠（主要是金屬和化學）和交通產業（運送軍隊和武器），在裡面開展活動。於是我、須山、太田、伊藤等人打入倉田工業。只是，這種情況下，因為我們是臨時工，所以不出半個月都將被砍掉，必須爭分奪秒讓組織紮下根來。為此需要爭取正式工。那樣，就算被砍掉，也能通過留下的組織之根同外部的緊密聯絡而使活動順利繼續下去。我們決定：哪怕話題再小也要抓住，時刻促使正式工同臨時工相互接觸，在方向上推動二者結合起來。但與此同時，即使臨時工中間的組織，在他們被砍掉後也勢必另找工廠，進入各自的工作場所，即成為所謂「孢子」。因此，和一個個臨時工之間，往下再往下也絕不能放手——我們必須把這些工作在被解僱之前的短時間裡完成。

兩三天後和須山預定在街頭見面時，須山以奇妙的手勢揮著手走來。每有什麼他就總是做出那副樣子。見面後慢慢說這種方式，對於他似乎實在癢得難受，從而馬上在動作上表現出來。於是我想怕是有什麼了。我拐進一條小路。本應再拐進一條小路後兩人才並肩行走，然而須山已經一陣小跑從後面打起招呼來。

「太田有報告來了！」他說。

難怪，我心想。

報告是一個「不良分子」拿來的，說是受人之託。從倉田工業走上電車道，那一帶是「花街柳巷」。電車道兩側的小巷排列著帶小圓窗的妓院。一入夜就開門迎客，到處歡聲笑語。而且，什麼什麼「組」的什麼什麼「壞分子」「不良分子」在這一帶飛揚跋扈。不料，一個「遊手好閒的無賴」被以威脅罪抓進n警察署的時候，在拘留所偶然同太田關在了一起。於是，「遊手好閒的無賴」出來時，太田託他來我們認識的t那裡提交報告。

按報告的說法，我已受到非同一般的追查；甚至戴勞埃德眼鏡都已被知曉；那幫傢伙說只要花一點點錢就能立即逮捕，希望我充分注意。

我聽了，說道：

「反過來說，正因為太田什麼都說出去了，我才受到追查。」

「正是。你戴不戴勞埃德眼鏡，只要不是特務認識你和你走碰頭，那怕是不可能知道的。」須山也笑道。

於是，我們認為太田的報告是為了把自己的行徑合理化而寫的。相比之下，我們更想了解的是，太田在警察署供述了什麼和供述到什麼地步，進而據此及時制定對策。我覺得，看這個樣子，太田肯定很快出來，對這種態度的傢伙最要當心才是。

不過在工廠裡，由於太田是正做工時被帶走的，這點造成不小衝擊。大家心想原來一直散發傳單是他啊，從而產生親切的感激之情。並且，一有什麼就被工頭斥為「老虎」（ultra之意）和「國賊」的可怕的共產黨即是太田，那種原來以為自己看不見的遙遠的存在即是每天一起在降落傘布料上按熨斗的太田——這種意外使大家感到震驚。「太田總是考慮我們的事，結果被抓走了，我們是不是以工廠有心人的名義往警察署給他送點什麼？」——伊藤嘉當即這樣提起太田事件，把錢物集中起來。有七八個人出了錢，其中也有喜歡太田的女工。伊藤嘉從太田事件說到傳單，說到廠裡的勞作，終於把八九個人成功地爭取過來。由於長期在工廠活動，她曉得提起怎樣的話題能使大家跟上來。加上降落傘這邊因為幾乎全是女工，所以對太田的評價相當高。這點也給她巧妙地抓住了。她從八九人裡邊選出積極分子，以「倉田工業女工有心人」的名義派去警察署送東西。褲衩、短褂、夾衣、衣帶、手巾、衛生紙，以及現金一元。在警察署，警察讓那個女工等了一會兒，回覆太田說：「大家的好意自然難能可貴，但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不能接受。」喝令拿回。結果，對這種事不熟悉的女工就和四五個同伴一起把東西拿了回來。伊藤自己以前在警察署領教過這種名堂，就又去了一次警察署，死纏活磨把東西放在了那裡。事後從須山口中聽得太田原來這樣，不由得大發脾氣。

大概太田把自己的變節和卑劣看成自己一人的事，而不知曉這給眾多工人心頭投上了大塊陰影。那傢伙是個人主義者、敗北主義者、叛徒。他還把警察尚未掌握的我的部署以及其後的行動也說了出來。這意味著，今後我同倉田工業的同伴們一起活動的困難程度增加了不止十倍。我們不僅由於敵人的特務，而且由於己方的「腐敗分子」而浴火拼搏。那天交通費也不很夠，只好走路回去。路上我的神經變得異常敏銳，遇上的每個男人看上去都像是特務。我再三再四回頭回腦，設想那些傢伙由於太田的「進言」而嚴厲監視這一地段，以便逮捕我。據鬍子介紹（以前介紹的），那幫傢伙逮住我們一個，可領到五十元錢。想必那幫傢伙為這誘餌而走火入魔。我忽然心想，如此不冷靜的時候更容易出危險，我不能被捕。我走進「豆湯屋」慢慢歇了口氣，然後返回住處。

我們沒有退路。我們整個生涯都被活動擠得滿滿的。這和過著合法生活的人不同。雪上加霜的是，又出現了這種叛變行為。我們為之感到充滿全身的憤怒和憎惡。如今我們已不擁有堪稱私人生活的生活。所以我們是在以終生性感情（假如允許有這樣的說法）憤怒和憎惡。

想必我正在氣頭上，竟然忘了跟阿婆打招呼——我規定自己出門進門都向房東好好打招呼——直接爬上二樓。

我坐在桌前，罵了一聲：「畜生！」

那以後，我和笠原忽然親密起來。自己也覺得奇妙。大凡我託她的事，她都做得滴水不漏。太田的叛變使得我最近決定搬去別處，但我不能自己到處找房子，就委託給笠原。與此同時，我試著考慮和笠原一起住。即便為了讓非法活動長期繼續下去，也還是那樣合適。

住處有個男人，又沒在哪裡上班，而且每天晚上（一到晚上）都外出——被懷疑的因素可謂一應俱全。在工廠上班的時候，這點倒還好。特別是一個晚上平均有三四個聯絡，其間如果有一小時空白，就不能在外面逛來逛去，而要暫且回家。之後再次出門。那種時候，阿婆明顯現出詫異的神情。彷彿在說是靠什麼吃飯的呢？這種狀態，查戶籍的警察來時，有可能當即看出名堂。

笠原在公司上班，早上出門時間是固定的。那樣，就算我看上去東遊西逛，也可以解釋為靠妻子的工資過活。人世間只相信有一份固定工作的人。於是我問笠原能不能和自己一同生活。她聽了，突然用那對大眼睛（睜大的）瞪著我，什麼也沒說。過了一會兒，我催問一遍。她還是沉默。那天她到底什麼也沒說就回去了。

下次相見時，看上去笠原在我面前坐得相當拘謹，那的確稱得上拘謹——這以前是沒有過的——肩縮瑟著，雙手放在膝頭，身體僵挺。在她住處留宿的第二天早上一起出門時，剛出門一步她就用男人般開朗的語聲叫道：「啊——啊，這下好了，畜生！」全然沒有女人味兒。我不解地看著她。

我們談了很多事。交談中斷時，她顯得坐立不安。兩人都回避上次的話題，一再往後拖延。事情談定後，我終於開口了。來之前她是自己下了決心的。

之後我和笠原馬上搬去新的地方。那裡距離倉田工業稍遠一些，但須山和伊藤是能乘電車通行的「身份」，就由他們過來這邊。這樣，既節省了交通費，又可以減少路上的危險。

四

須山在那邊有事的時候，經常順便到我母親那裡。告訴說我精神很好，又把母親的情況告訴我。

我離開自己家時，由於事發突然，連對孤獨的母親都沒能說明情況就不得不轉入地下。那天夜晚六點左右，我像往常那樣出門「聯絡」。我雖然從事非法活動，但又以墮落工會一名會員的身份在許多合法場合作為反對派進行鬥爭。不料，六點見面的那位同志說同我一起做工的f突然被捕：「原因雖然還不清楚，但跟他直接聯絡的你必須馬上轉入地下。」我一時愣住了。假如因f的關係而知道我，那麼，我僅僅作為墮落工會的革命反對派是不可能了結的，勢必涉及上頭。於是我想先回家處理該處理的東西，準備轉入地下。也這樣說了，心想這點兒時間總還是有的，結果那個同志（鬍子）說道：

「開哪家子玩笑！」

他語氣雖然像開玩笑，但態度很明確：絕對不能回家；要處理的東西委託別人；即使就穿這身衣服走也只好這樣。「畢竟不是修學旅行啊！」他笑道。鬍子是能以和藹可親的態度說出決絕之事的少數人中的一個。他舉例說，一個轉入地下的同志最後無處可去了，就說了句「今晚不要緊吧」而回去住了，結果第二天早上就被捕了——儘管有足夠的理由考慮到監控危險性，但還是出門處理重要東西以致被捕！他一般不說一定不行。那種時候只是舉個合適的例子。看上去他久經沙場，知道許多那方面的例子。

我從鬍子手上借得他僅有的五元錢，竄到朋友夫婦家裡。不料，聽說第二天早上到底有警視廳和s警察署的特務一共四個人去我家抓我。一無所知的母親吃了一驚，說昨晚出去還沒回來。這麼著，其中一個似乎「最厲害的人」說怕是聽到風聲逃跑了。

我就那樣再未回家。須山每次帶著我的訊息去我家時，母親簡直就像對待回家的親兒子一樣把他讓到屋子裡面，端出茶，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臉。須山搔著腦袋說被盯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講了我跑出家之後的情況。每當中斷的時候，母親就催問：「後來呢？後來呢？」自那以來，母親夜裡覺也睡不好。以致眼皮下面腫腫的鬆鬆的，兩頰深深塌陷下去，脖頸細細的軟軟的，看上去東搖西晃。

最後，母親問：「還得多少天安治才能回來呢？」須山無言以對。多少天？面對母親那隨時可能折斷的細瘦脖頸，須山無論如何也講不出真話。「這……時間不會太久吧……」他說。

我已經不知被警察抓進多少次了，在拘留所度過幾次二十九天。母親對此已經習慣了，何況前年還蹲了八個月監獄，那期間母親一直探監送東西。因此，如今反而能理解我從事的活動了，只是不明白的是我後來為什麼沒給警察逮個正著，擔心我跑來跑去後果不好。

過去我也許對母親過於冷酷了，而我終歸只能以有進無退的行動表現自己。但六十歲母親竟然正在接近我的心情——我彷彿看見她那要比從事這種運動的我們不止困難一百倍的痛苦的內心掙扎。我的母親是普通百姓，連小學都沒上過。可是，從我在家時她就開始學習「いろは」了。戴著眼鏡，腿伸進被爐，背弓得圓圓的，把小木板放在被爐上，收集我用過亂扔的稿紙，用鉛筆在背面練習寫字。我笑道：「開始搞什麼呢？」前年我在監獄時，母親因為一個字也不會寫而連一封信也沒能寄——「這太遺憾了！」母親有一次說道。而且母親也看出來了，我出獄後越來越深地投入運動之中。於是母親心想，肯定還會被抓進去。即使免於被抓，但因為眼下是保釋期間，遲早也還是要判刑入獄——母親是為了那個時候學字的。我潛伏前不久，她雖然字寫得東倒西歪，倒已能寫出完全可以辨認的字了，這讓我感到吃驚。這回她問須山：「不能見到的嗎？」須山說還是不見好吧。「信也不能寫嗎？」她又問。須山這樣講給我時，母親這麼說時的心情直接打動了我，我感到一陣難受。

須山臨走時，母親遞出夾襖、短褂、褲衩和布襪，又叫他等等，走去廚房，在那裡「咕咕嘟嘟」鼓搗了一陣子。我以為做什麼呢，原來煮了五六個雞蛋拿來。她還讓須山轉告我：雞蛋一角錢能買三四個，一定要挑新鮮的生喝下去。我把煮雞蛋給須山和伊藤吃了。「喂，伊藤，我們吃一個算了，不然過後要被老太太抱怨的。」須山笑道。伊藤偷偷擦眼睛。

後來須山去我家時，我讓他清楚告訴母親，自己四五年也回不了家了。使得我回不了家的，不是我從事的運動，而是警察那幫有錢人的狗腿子。所以不要恨我，而要恨這個黑白顛倒的社會。同稀裡糊塗相比，讓她一清二楚，反而能產生抵抗力。而且，我認識的一個同伴被警察逮住，說他和共產黨有關。結果留在家中的妻子和母親說我的丈夫、我的兒子沒有那種「陰影」，無中生有地說是共產黨是「想要治罪」。果真如此，那麼就是說那個同伴的家人們在說共產黨是「陰影」，若是共產黨，治罪也未嘗不可。我想，儘管母親六十歲了，但我的母親不能有那樣的想法或說出那樣的話。過去五十多年時間裡，我的母親一直生活在貧困的最底層。把話挑明，我認為她是能夠理解的。

須山說我母親默默聽著這些。她另外這樣問道：自己現在六十歲了，得了病什麼的，今天明天說不定就會死掉。那種時候也不能回來一下嗎？須山根本沒預料到那種情況，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後來我對他說，那種時候也不能回去。

「喂喂，那話是說不出口的！」須山現出困窘的表情。

我也並非不認為這對母親是殘酷的。但這一來是無可奈何的事，二來我認為有必要通過所有事情讓母親心裡懷有對統治階級的終生性憎惡（母親的一生實際上也是那樣的）。我再三求須山轉告：自己不能見母親最後一面也全都是統治階級造成的。不過，那天見須山時我到底心口怦怦直跳。

「怎麼樣？」我問。

「這麼說來著……」

須山介紹，我的母親近來瘦了一些，臉色也好像蒼白了。再次問能不能見上一面。

我倏然想起「渡政」來。渡政轉入地下時，他的母親（不僅僅是渡政的母親，也是整個無產階級的母親）問一個同志：「再也見不到阿政了嗎？」同志們告訴母親：「見不到了。」我把這件事講給了須山。

「那個自然明白。不過又不是要告訴你的住處，還是在哪裡見一次吧！」

實際目睹母親樣子的須山被打動了。

「可是，不那麼做都給那幫傢伙盯著呢，萬一有什麼……」

但我終究被須山說服了。決定慎之又慎，利用我們平時不用的地段的場所，由須山用汽車把母親領來。在那個時間我去那家小餐館。母親坐在桌子對面，離開桌邊一點兒孤單單地坐著，神情鬱悒。一看，母親穿著出門時穿的最好衣服，這讓我心裡有些難過。

我們沒怎麼說話。母親從桌下拿起包袱，取出香蕉、枇杷，還有「煮雞蛋」。須山馬上要走。母親硬把雞蛋和香蕉塞到他手裡。

過了一會兒，母親一點點講了起來：「臉好像比在家時多少胖了，我就放心了。」母親說她近來差不多每天都夢見我又瘦又老，被警察逮住打罵（母親把拷打說成打罵），睡不好覺。

母親又說在茨城的女兒的丈夫往下會想法照顧自己的，要我別擔心。由於話說到這裡了，我就把以前通過須山轉達的話從我嘴裡重說了一遍。「知道。」母親微微笑道。

這當中我覺察出母親總好像有些坐不住，說話也沉不下來，沒辦法靜靜說完。母親終於告訴我：沒見你的時候總是坐立不安。可這麼一見，又擔心得不行，生怕你因為這麼做而被逮住。所以差不多該回去了。難怪母親每當別的桌子有客人來時總是往那邊看，不是說「那位客人好像不要緊」，就是說「那個人長相挺兇的」。而我反而渾然不覺，用在家時那樣的語聲說話。於是母親提醒我壓低嗓門。母親說，與其這麼擔驚受怕地見面，還不如知道我健健康康地工作好些。

臨走時，母親說她已經六十了，往下打算再活二十年，活到八十歲。但畢竟六十了，明天就死了也不一定。知道我死了，難保你一定不回家。而那一來就要冒危險，所以死了也不通知你。臨死能不能見上一面，對普通世人來說或許再沒有比這更大的問題了，何況對於六十歲的母親。母親下了這麼大的決心，這讓我感到渾身收緊般的激動。我沉默不語，也只能沉默。

走到外面，母親在我的背後說自己一個人可以回家，讓我放心走。隨後突然以擔憂的語聲說：

「你的肩總好像有毛病。知道的人從身後也能馬上知道是你。得改掉這個毛病，走路別晃肩……」

「啊，大家都那麼說。」

「是吧？馬上知道的！」

母親臨分手時自言自語重複說了好幾次「馬上知道的」。

此前留給我的最後的個人生活退路——同至親的關係被切斷了。往下第幾年新社會（我們在為此戰鬥）到來之前，我不會同母親一同生活了。

不久，鬍子來了報告。

鬍子最初在t警察署待了五天，之後轉到k警察署，在那裡關了二十九天。報告是和他同監的一個朝鮮工人帶到須山和伊藤他們出入的t那裡的，情況這才明白。報告寫道：自己是在住處被捕的；但其原因無論如何都猜不出來；決不要為重建陣營而焦躁、而悶頭蠻幹或淪為權宜主義。「焦躁」「悶頭蠻幹」和「權宜主義」三個地方特意加了「·」。

看了，我、須山和伊藤為自己甚至「焦躁」「悶頭蠻幹」那個程度的事也沒做感到羞愧。

鬍子家裡有父母兄弟。那邊也給我（以我們之間稱呼的名字）寄來了報告：「自己只打算寫‘白紙說明’、我什麼都‘不知道’——就這樣一口咬定。」大家看了，說道：

「這下子太田帶來的氣惱全都消了！」

我們堅信：無論出怎樣的叛徒和出怎樣的機會主義者，都有一條正確的線在其間明確劃出，劃得又粗又紅。

鬍子平時像口頭禪似的說過，面對敵人的審問，只要說了一句什麼，就意味不服從什麼也不能說這條我方的鐵的紀律，而屈服於讓他說什麼這條敵人的紀律。理所當然，對於共產主義者、黨員，必須服從的不是敵人的紀律，而是我方鐵的紀律。現在他以實際行動表明了這一點。

「伊藤可知道沙巴洛夫？」須山問。

「馬克思主義道路！」

「資料夾又來了！」我笑道。

「聽說沙巴洛夫被捕後，七個月時間堅決一言不發。並且這樣說道：對於一個平凡的人，要做到概不陳述，亦即，最好的表現是採取我堅持七個月的戰術。」

伊藤聽了，說：

「不過，上次成為無產階級戲劇主人公的我們的一位女同志，就連對方完全清楚的自己的姓名和原籍也不說，堅持抗爭到底，直到出獄——超過沙巴洛夫！」

她像說自己的事一樣說道。須山似乎懊惱地咔嗤咔嗤搔著頭。

於是，我們決定將「作為一個平凡人」面對敵人審問一言不發一事作為本次支部會議的決議加以實行。同時決定不將這項決議侷限於此，而向上級機關報告，爭取使之成為全黨決議。

根據後來送到t那裡的報告，鬍子又從k警察署被轉去o警察署，在那裡從早到晚被七八個人拷打了三天。雙手綁在背後，就那樣吊在房樑上，拷打的人從下面用竹劍抽打不止。昏過去了就灌水，如此反覆幾十次。但他一言不發。

伊藤看了這份報告，「太可恨了！」她說。她也有兩三次在警察署連襯褲都被扒了，赤身裸體，給竹劍尖頭捅得滾來滾去。

這些同志的英勇鬥爭鼓舞了我們。本來我有了睏意，很難把明天之前必須做完的工作趕出來，想躺下休息。但這種時候想到「監獄」中的人的事蹟，就剋制自己，打起精神。想到那些人，困這點兒事又算得了什麼呢？現在獄中的人怎麼樣了呢？是在被拷打吧？我們各種日常生活就這樣同獄中同志的生活直接結合在了一起。雖說內外不同，但在對統治階級鬥爭這點上絲毫沒有差異。

五

伊藤在臨時工中爭取了八個同伴。倉田工業要砍掉六百名臨時工一事愈發變得確切無疑。十元補貼也不大可能，（自共產黨傳單散發後）這點在任何人眼裡都一清二楚。這種不安同我們的方針不謀而合，親睦會的凝聚力比預想的來得容易。

女工們下班路上已經飢腸轆轆。伊藤、辻和佐佐木她們（辻和佐佐木是同伴中素質最好的）邀大家來到「豆湯屋」和「蕎麵館」。做工整整站了一天，早已筋疲力盡，大家吃的全是甜食。由於總算沒了機器的轟鳴聲，人們恨不得放開嗓門把一整天的事一吐為快。

伊藤她們是像下面這樣做的。伊藤在那麼多人裡邊也被高看一眼。所以，即使伊藤在豆湯屋等地方說「像模像樣的話」也沒什麼不自然。辻和佐佐木則「敲邊鼓」，和大家一起故意向伊藤提出各種各樣的、時而反動的問題，創造談起正事的契機。起初互相配合得不夠協調，或者卡住不動，或者一個勁兒原地兜圈子。還有時險些露出「合謀」馬腳，讓人心驚膽戰。在那種情況下，最後走出豆湯屋時三人都發覺黏糊糊出了一身大汗。但一兩次之後，明顯變得巧妙起來。「敲邊鼓」一旦敲熟了，完全可以毫不費力地將以朋友意識跟來的女工順利吸引過來。因此，「敲邊鼓」的人，必須清楚瞭解覺悟低的普通女工所不知不覺懷有的想法和偏見。

女工們聚在一起，談論的不外乎誰和誰不正常啦，誰和誰黏黏糊糊或兩層皮啦。見面時伊藤曾對我說過這樣一件事：面罩車間的正式工吉村給阿布這個降落傘女工寫了一封情書，要找個安靜地方慢慢聊聊。於是大家一齣廠就嘰嘰喳喳說個不停，走進蕎麵館也還是盡說這個，說阿布接到信後馬上塗雪花膏塗得厚啦，把小圓鏡拴條細繩吊在衣帶前邊做工邊始終照鏡子啦，如此沒完沒了。不料，同伴中一個叫阿茂的多少機靈些的女工道出這樣一番話來：阿布不無傷心地對她抱怨，本來說找個安靜的地方慢慢聊聊，可是廠裡轟轟隆隆吵得不行，而加完夜班回來已經九點十點了，累得一塌糊塗。再說那個人七點就下工回去了，沒辦法碰在一起。「怪可憐的！」有人說。這麼著，「敲邊鼓」的佐佐木說：「瞧這樣子，我們連悄悄說情話都不可能啊！」於是大家議論起來，「說的是」「一點不錯」。

「即使為悄悄說情話，讓人幹活幹這麼長時間也是受不了的。再說偶爾也想和那個人單獨去看一場電影的嘛，是不？」

大家笑道：「正是正是！」

「何況工錢這麼低，電影也看不起！」

「對對，要是不減少做工時間、增加工錢，連情話也說不成！」

「工廠實在不像話！」

「我們那裡的工頭，今天這麼吼來著：知道眼下是什麼時候嗎？戰爭！你們要把自己看成軍隊的一部分拼死拼活做工才行！要是戰爭吃緊，就得給你們和士兵同樣的工錢讓你們幹個不停。這是為了國家！——禿腦瓜子這麼說來著！」

這讓伊藤也吃了一驚。在伊藤也不怎麼注意的時間裡，「說情話」發展成了工廠待遇問題。就連「敲邊鼓」也對此目瞪口呆。再往下，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對工廠待遇的攻擊。

從伊藤口中聽了，我想果不其然。戰爭開始後，勞動強化無論哪裡都變本加厲，但同幹同樣的活（或者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對女工的剝削卻急速加重起來。現在，就連「說情話」也離不開經濟上的解決了。這點大家都深切感覺到了，並非一種說笑。

伊藤最近準備請那夥人看一場有趣的戲劇。伊藤、辻和佐佐木說大家想看淺草的歌舞表演或片岡千惠藏，就打算在「敲邊鼓」的誘導下去「左翼劇場」。

聽完伊藤的報告，我說了自己的想法：將男工也拉入同夥之中。只要同須山取得聯絡，這應該不是難事。若有一兩個男工進去，大家情緒肯定不同。另外一點，不光臨時工，還要注意把正式工也拉進來，這點最為要緊。伊藤也同意了。

接著，為了應對六百人的解僱，我們決定不再散發總的說來屬於「工廠報式」傳單，而將傳單與工廠報分開使之獨立。

我讓須山考慮工廠報的名字，他說「情話降落傘」如何？說著，鼓了鼓鼻腔。

工廠報決定以「面罩」為名出刊。眼下我沒去工廠，就由s負責編輯，我往手頭收集伊藤、須山的報告，在此基礎上寫稿，轉到打字機那邊。伊藤一大早從兼打字員的交通員手裡接收報紙。我和須山、伊藤天天保持聯絡，調查工廠報的影響，將其經驗教訓反映在下一期編輯中。

聽了伊藤和須山的報告，得知廠方也在時時刻刻商量對策。現在不再就十元補貼和解僱的事說得那麼聳人聽聞了。顯而易見，已有什麼進入下一步對策。不用說，那是為了不出十元補貼、為了順順當當一舉解僱的策略。可是，如果不讓大家清楚知道那個策略實際上是怎樣的東西，不把它亮在大家面前，那是不行的。如果一如既往地老生常談，大家勢必從我們跟前離開。我們的戰術必須準確適應資產階級千奇百怪的戰術。回顧我們過去的失敗，最初總是我們讓敵人害怕。但是，一旦敵人把握了我們的主要做法，我們就反勝為敗。然而我們看也不看敵人到底想幹什麼，只顧一成不變地橫衝直闖。於是敵人往往在最後關頭把我們打垮。

伊藤到底注意到了這點，說「近來總有些蹊蹺」。而蹊蹺在什麼地方則矇在鼓裡。

第二天，須山拿來一個紙條：

告示

由於諸位勤奮努力，工廠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為此與大家分享喜悅。想必諸位也很清楚，戰爭僅靠軍隊是無能為力的。如果沒有諸位全力以赴製造面罩、降落傘和飛艇船舷，我國絕不可能獲勝。因而，縱使工作多少辛苦一些，也懇請諸位以戰場上冒著敵人槍林彈雨衝鋒陷陣的將士那樣的心情和覺悟努力工作。

以此一言促使諸位覺悟。

廠長

「我們的活動進入了第二階段！」須山說。

廠裡說，原本打算按起初講好的，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後解僱六百人，但現在改變方針，將認為成績優秀的二百人左右轉為正式工，希望各自努力工作——將這樣的傳聞在廠裡散佈開來。

我和須山心裡叫苦。這個「傳聞」，目的明顯在於阻礙解僱那一瞬間到來之前反抗組織化。另一方面，企圖利用「告示」，以可能轉為正式工這一誘餌促使大家拼命勞作，進一步敲骨吸髓。

為了揭露這一本質，須山把告示抄了下來。我們因此得知工廠的下一步戰術。

我和須山、伊藤天天聯絡。但是，僅靠聯絡是無法制定精密對策的，所以按每週一次的安排三人坐在一起。地點由伊藤想辦法。須山和伊藤因是合法存在固然可以，而我在同一場所一坐兩三個小時就相當危險，須仔細注意。我和伊藤在街頭碰面時問清場所，在檢視周圍情況得知較為安全之後，就讓她和須山先去，我隨後選另一條路趕去那裡。到了那裡我也不直接進去，而物色一定的場所。弄清沒有異常情況，伊藤就在那個場所做個「記號」。

一天晚上——白天腫脹的柏油路面有溫吞吞的風吹來的晚上——我帶著準備交給須山和伊藤的「戰旗」（機關報）和小冊子離開住處。這天晚上預定「坐在一起」。走到半路，拐角站著兩個巡警。來到另一拐角時，有三個站在那裡。我心想不好，身上帶著東西，今天的碰頭怎麼辦呢？我一邊想著，一邊猶猶豫豫行走之間，發現派出所那裡也站著兩三個巡警。令人吃驚的是下巴還繫著帽帶。明知掉頭往回走不合適，但別無他法。我稍微放慢了腳步。這時，一個交警好像往這邊看著，而且像要往我這邊走來。我當即做出東張西望的樣子，然後把手放在帽子上，問道：

「s街是這邊吧？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