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以不無厭惡的眼神打量我一番：
「s街是這邊。」
「啊，多謝多謝！」
我朝那邊走去。走了一會兒若無其事地回頭一看，注意我的那個交警回過頭和兩人說什麼。我心裡罵道畜生！而後拍了拍懷裡的「戰旗」和「小冊子」。「後悔了吧？五十元沒到手！」
為防萬一，我還是返回住所。看第二天早上的報紙，原來發生了殺人案。我們時常受其他事件連累。不過，那幫傢伙動不動就以這類事件為藉口搞什麼「剿赤」。實際上他們每次都胡謅「有意料不到的副產品」就是證據。據s介紹，外國雜誌上說日本既沒有深夜外出的自由，又沒有在茶館酒吧不受官憲強行檢查暢所欲言的自由。確實如此。而那尤其用來圍剿我們。
我經常留意報紙，早晚外出一定查好自己所去方面有沒有什麼事件才動身。關於流竄至今的殺人犯或強盜被捕之類的報道，尤其看得不放過任何邊角。那時不但自己訂的報紙，還讓笠原買了各種報紙認真閱讀。一次關於一個隱藏了七年的犯人的報道，在許多方面給了我啟示。每天早上的報紙，我首先從那樣的報道讀起。
我同現在一起轉入地下的s和n之間展開「不被捕五年計劃」的社會主義競爭——五年計劃越延長——延長到六年、七年——成績越優秀。為此提出的口號是：「五年計劃六年完成！」為此，日常行動依賴偶然性是不成的，而需要在科學考察的基礎上展開行動。笠原時不時從舊書店買《新青年》讓我看。不知為什麼，有時我也讀偵探小說讀得津津有味。
第二天去定期聯絡時，須山一見我就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他說本來認定我出事了（因我從未失約），「在實際看到你之前，滿腦袋裡是糟糕想象，難受得不行。」
我講了昨天受的牽連，笑道：
「五年計劃六年完成，不是嗎？」
「那倒是……」
昨天我因受「殺人犯」牽連而沒能「一起坐」，須山今天作好了準備。場所是伊藤的宿舍。她一兩天內要搬離那裡，所以決定利用她的宿舍。宿舍裡住了七八個人，條件不怎麼好。若是我想小便，就用伊藤有病時買的便盆，而不下樓去廁所。如果在廁所裡碰上同宿舍的人而對方又認識自己，可就麻煩大了。
我對兩人說：「往那邊看！」然後走到房間角落，往玻璃便盆裡方便了事。伊藤一下下抖動肩膀笑了。
「臊！」須山誇張地捏著鼻子。
「麒麟純生！」我一邊把便盆塞去角落，一邊逗兩人發笑。
情況已很清楚，倉田工業終於進入最後攻勢。伊藤的報告中也寫了，例如和伊藤一起做工的降落傘女工正在看今早進來的第三期「面罩」時，四五天前剛進廠的一個男工一把搶了過去，對女工拳打腳踢。每有「面罩」和傳單進來，大家對工頭固然提防，而對同伴並不顧忌，於是疏忽了。伊藤見了，覺得情況不正常，就調查了那個男工。後來從一個清潔工口中得知那個男工是這個地區的青年團成員和在鄉軍人，戰爭開始後被特別僱用來的。留意這個男工時間裡，發現第一車間和第二車間也有其同夥。做工當中有時也離開機器，跑去其他車間。再留意一看，工頭見了也一聲不吭。而且，最近似乎還同倉田工業內部原來就有的（雖然有，但過去沒做任何活動）大眾黨系統「僚友會」中的清川、熱田等人有了往來。
奇怪的是，過去沒有任何動作的僚友會近來多少動了起來。此其一。其二，出現了（至於出自哪裡則不清楚）這樣的傳聞：當下正是國家非常時期，從事有重大責任的工作的我們必須比其他產業工人更加自重和緊張工作。為此，將由倉田工業的軍籍相關者成立在鄉軍人分會。同時得知，廠長方面似乎表示贊成。傳聞大概是從特別僱用的那夥人中傳出來的，而僚友會中的一兩人提供了幫助。這點已確鑿無疑。只是，這種事由工廠出面效果不大，因而策動由職工內部自發組織。這點也已清楚。
「你那邊怎麼樣？」我問須山。
他說自己這邊表現還不明顯。不過——他略一沉吟——最近午休等時間裡有個男的開始走來竄去大談戰爭。「伊藤君剛才的報告讓我意識到，」隨即他說了很多情況，「雖然以前午休等時間成為大家話題的也是戰爭啦景氣啦什麼的，但那都是大家從哪裡聽來的。或者得意洋洋述說自己樸實的想法，或者灰心喪氣聊上幾句。而覺察到時，情況已經變了，出現了有計劃到處煽風點火的人。」如此看來，毫無疑問，對方正在全面出擊。
為了戰勝他們，我們有必要正確而科學地認識敵方勢力。他們現在知道僅僅從上邊百般強迫從業人員是不夠的，僅僅靠以警察西服監視工廠出入情形也是不夠的。作為第三步安排，必須設法從職工內部妨礙我們組織的滲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策劃僚友會出動，力圖在工廠中擴大青年團和在鄉軍人分會的組織。工廠畢竟是工廠（尤其軍需品工廠），具備容易建立這些組織的危險條件。必須說，我們正從三路同敵人勢力分庭抗禮。
按須山的說法，在廠裡走來竄去鼓吹戰爭的做法和以往不同，他們不是強調「忠君愛國」，不是說這次戰爭的目的要像上次戰爭那樣為了讓三井、三菱在佔領的地方創辦大廠，而是說為了無產者的活路。還說拿下滿洲就趕走大資產家，只由我們建立王國。內地失業者接連不斷前往滿洲，日本再沒有失業者。俄國一個失業者也沒有，我們也非那樣不可。所以，這次戰爭是為了無產階級的戰爭，我們也要力所能及地在所分配的各個部門拼命工作。
僚友會的清川和熱田說這次戰爭的根本目的是讓大資本家在殖民地實行新的剝削戰爭，午休時同在鄉軍人、青年團職工展開議論。不過清川說另一方面這次戰爭也為無產階級帶來利益。例如金屬化工等軍需品工廠盛況空前，有多少人也不夠用。這點即使看「戰爭股」暴漲也一目瞭然（不知在哪裡聽來的），帝國火藥股從原來的四元倍增到今天的九元，石川島造船從五元變成二十五元，製造彈藥的銻從二十元上下的行情漲到時下的一百元。這還不算，本以為德國在世界上大戰中一敗塗地，不料克虜伯鋼鐵廠卻獲得了平時十倍的純利潤。我們的生活也因此而得到了恩惠。所以對戰爭不能一概反對，而要最大限度利用它——這是他們的意見。到了這個地步，青年團和在鄉軍人即使議論，意見也不知不覺一致起來。
看午休時的情形，青年團說的「滿洲王國」，總好像夢境似的，不知該信還是不該信。若是真的就好——雖說是這個程度，但臨時工們對清川他們的話還是贊成的。至於上戰場會死掉還是落下殘疾，抑或清川說的「滿洲王國」對自己是否真有好處，那當然不清楚，但反正因為有了戰爭自己得以從長期失業中掙脫出來而好歹有了職業。所以，儘管臨時工沒有補貼，被強制加班且因是臨時工而同正式工做同樣分量的工作也被壓低工錢，但畢竟得了戰爭的好處——臨時工們這樣認為。
像清川那樣甚至忘記自己至少是「為了勞苦大眾」的政黨——大眾黨的一員，儼然資本家擔憂股價或考慮其好處這樣的意見，也巧妙地抓住了職工們（特別是臨時工）眼前的利益。
到了需要當眾揭穿這種想法背後的東西以便充分說服女工們這個關口，伊藤本身和同伴們就捉襟見肘了，無法充分反駁。「乾著急，沒辦法。」伊藤說。我想伊藤這種情況是真的。關於這場戰爭的本質在哪裡，我們誠然明明白白。可是在避免自鳴得意而讓大眾理解，即結合大家每天的日常生活加以說明這方面，我們還相當笨拙。列寧說在戰爭問題上，甚至革命工會也往往犯錯誤。何況清川和熱田他們正在千方百計渾水摸魚，以致難上加難。
工廠裡面，近來喝令從五點幹到六點、幹到七點，卻又不相應支付工錢。這在近來成了家常便飯。臨時工雖然嘟嘟囔囔發牢騷，卻又擔心不幹而事後轉不成正式工，只好留下。可是不吃盒飯無論如何也幹不到六點。盒飯錢也沒有。這一來，就出現這樣的狀態：因為幹到六點反而減少了一天的工錢。這種手法等於不說減工錢而實際減工錢，大家都憤慨起來：「捉弄人！」伊藤所在的降落傘女工那邊提出，加班幹到六點時必須出盒飯錢。
不僅如此，最近勞動時間十個鐘頭倒是十個鐘頭，但情況和原來截然不同。由於說可能轉為正式工，大家的幹勁簡直火上澆油，幾乎像換了人似的。以前可以邊做工邊和旁邊的人說話，甚至可以像阿布那樣把手鏡吊在衣襟帶上，時不時窺看一眼。而現在連用袖口擦啪嗒啪嗒滾落的汗珠的工夫也沒有。降落傘等東西要用電熨斗，出汗出得水淋淋的，汗珠啪嗒啪嗒落在降落傘上。從生產量來看，得知工廠比以前多賺了不止百分之四十。儘管如此，工錢仍一如既往。這點實際幹活的員工一清二楚。但回到個人生活，大家還是分開考慮，認為「戰爭」是戰爭、「工作」是工作。不知道變本加厲壓在工作上的殘酷性全是來自戰爭。因此，只要告知其間的關聯，大家就能以本能看透清川和青年團的詭辯。
這樣，作為支部應該把新的鬥爭重點放在哪裡就清楚了。為了切除清川和熱田他們在臨時工中的影響，大家要向僚友會提出「反對強化勞動」「提高工資」和「改善待遇」等等。那一來，他們勢必擺出各種理由，終歸不僅不站在鬥爭前線，反倒拖大家後腿。要儘快抓住這點，讓大家看清那幫傢伙並非向著自己的。進而，作為支部會的決議，我們決定在「面罩」編輯當中不屈不撓地揭露廠內法西斯、社會法西斯。
須山一邊用一根根火柴燒寫壞了的紙片，一邊說道：
「這麼看來，有他無我、有我無他的決戰正步步逼近！」
「正是！為了戰勝他們，一要有科學的正確方針，二要有無論發生什麼都把它貫徹到底的決心。如果法西斯聯盟出動，我們就決一死戰！」
聽我這麼一說，須山笑道：
「對我們來說，工廠不是城堡，而是戰場！」
「這是從哪裡摘抄的？」
「獨創！」
之後參加「地方組織」（黨地方委員會的組織部會）時，有報告說在官營的n兵工廠，僅靠攜帶手槍和刀劍的憲兵監視已不夠用，而讓憲兵穿上職工服混入各個職場的要害部門。那裡的支部最近所以遭到檢舉，原因是做工作稀裡糊塗地做到「身穿職工服的憲兵」頭上。那種職工表面上故意做出有覺悟的樣子，實則再危險不過。倉田工業本來不是兵工廠，還不至於來憲兵。不過，事態稍有發展，可以設想難免走那一步。
六
看錶，才九點。於是打算閒聊一會兒，我們躺倒伸長身體。看伊藤的梳妝鏡，那比笠原的氣派得多，黃、紅、綠等顏色的胭脂也一樣不缺。
我「嗬嗬」兩聲。
伊藤發覺後，站起身來：
「討厭的人！」
「伊藤紅黃綠變幻莫測，天天夜裡呼風喚雨。」須山笑道。
「喏，那裡有三越啦、松坂屋啦好多包裝紙吧？都是別人進貢的，幸福的天使！」
工廠裡，要是哪個女工稍有姿色，一般說來，監工、相關負責人和男工同伴就給買東西，或領去松坂屋，或去「豆湯屋」一起吃喝。就伊藤來說，若是有發展可能性的普通員工，她就應邀出去，當然自己也邀過。所以，她去工廠都要化妝化得漂漂亮亮。男工也同樣，如果衣著整治，長相也多少瀟灑些，女工們就會「直接而具體地」貼上前來。
「如何，近來？」
我這麼一說，須山摸著下巴嘻嘻笑道：
「一片蕭條。」
「阿嘉還沒有？」我手託下巴，頭不動，只斜過眼睛問。
「沒有什麼？」伊藤反問。明白過來後，稍微動了動（一瞬之間）臉上的表情。旋即滿不在乎地說：「沒有，還沒有。」
「據說要待革命成功之後。理由據說是：我們男同志一旦結婚，由於三千年來潛意識作怪，儘管身為馬克思主義者，但也還是要將阿嘉變成奴隸！」須山笑道。
「須山不打自招！」伊藤莫如說相當冷淡。
「沒有找到好同志吧？」我看著伊藤說。
「我怎麼樣啊？」須山霍地挺起上半身說。
「過頭了過頭了！」
聽我這麼一說，須山嬉皮笑臉地問：
「選哪個？還是我吧？」
「這傢伙！自作多情恬不知恥！」
三人笑出聲來。環視我們四周，能和伊藤勢均力敵的同志好像也沒有誰。我想，假如她真的發現了自己的物件，那一定是優秀同志。兩人的生活一定是同黨內生活相輔相成的「樣板」。雖然我一直和伊藤一起活動，但是一次也沒有把她設想為這種問題的物件。這是伊藤何等非同一般的證據，不知不覺之間難免反映到我們的心情上。
「我要負責任地給你物色個好樣的傢伙！」儘管語氣是開玩笑的語氣，但含有我的真實心情。
但是，伊藤那時朝我轉過苦澀的臉……
往回走時，剛上大街，我就攔了一輛計程車。車似乎走近路，不斷在昏暗的路上拐來拐去，而後忽然開上燈火輝煌的熱鬧路面。我做出醉意上頭的樣子，把帽子拉低遮住臉。
「到哪裡了？」我問。
對方說「銀座」。我心想糟糕，這種繁華地方我習慣不來。但我沒那麼說，把帽子拉得更低了，以便掩人耳目。不過，有幾個月沒看見銀座了？我屈指計算，足有四個月了！我不時注視兩側。同我在那裡走動時相比，變了不少。不覺之間，我貪婪地看了起來。我曾經有過類似的感情。那是前年往監獄去的時候，我在監獄的押送車裡戴著手銬，前往法院出庭預審。路上我從攔著鐵條的視窗，時隔半年看著「新宿」的擁擠場景。我看一座又一座建築物，看一塊又一塊招牌，看一輛又一輛汽車，看人群中一個又一個人。我是多麼希望人群中有某個相識的同志正在行走啊！為此不知看得多麼仔細。之後回到監獄的單人房，一兩天時間眼睛都一下下作痛。
車來到四丁目十字路口，「丁零丁零丁零」鈴聲響了，對面電柱閃出紅色。於是我乘坐的計程車在停車線停住不動。形形色色的行人三五成群緊貼車窗接連走過。我心慌意亂。甚至有人往車裡窺視。為了緊急關頭能夠逃跑，我手搭另一側車門把手，下顎低在胸前。片刻，「丁零丁零丁零」鈴聲響了起來，我舒了口氣，鬆開把手上的手。
我看著來來往往散步的無數的人。這麼說來，我發覺自己的生活已經全然不具有散步這個東西了。我不被允許一晃兒出門，在房裡也不能隨便開窗以免外面有人看見。在這點上，同在拘留所和單人牢房的同志毫無區別。從某種意義來說，甚至比那些同志還要難受——能夠一晃兒出門而又必須控制不出。
但是，我因為有必須如此的自覺還算好的，而和我一起的笠原看上去因此相當難受。有時她還是想和我一起外出的，卻又橫豎不能，顯得心焦意躁。並且，笠原上完白班回來時，我總是失之交臂地外出了。我白天在家，單單晚上活動。因此，一起坐在房間中的時候很少。如此狀態過了一兩個月，笠原眼看不快起來。看上去她在剋制自己不表現出來，但時間一長，就開始朝我發洩了。同完全不能過個人生活的人在一起，和大部分個人生活範圍都在背後的人在一起，那是很難忍受的事。
「和你在一起以來，夜晚你一次也沒在家待過，一次也沒和我散步！」最終，笠原說了這種再明白不過的傻話。
為了彌補這一差距，我想把笠原也拉到活動中來，嘗試了幾次。但在一起之後，我知道笠原這人不適合做這個。她是個感情膚淺、沒有定力的女子。我對她說「你是氣象臺」，一點點小事就會使她大聲嬉鬧或者反過來氣急敗壞。這種脾性的人是根本做不成我們這樣的工作的。
當然，一天的大半要花在遠離打字員那種工人生活的工作上，回家又被做飯、星期天又被兩人要洗的衣服從後面追趕著——那是負擔相當沉重的沒有自由時間的生活，讓我於心不忍。可是她連從中自行奮力跳出的力氣和意識都不具有。即使我想讓她那樣也跟不上來。
我半路從計程車上下來，走了兩個公共汽車站的距離，回到家裡。笠原面色蒼白，愁眉苦臉地歪在房間裡。看見我，說道：
「我被解僱了……」
由於過於突然，我佇立不動，默默看著對方。
笠原雖然沒有做什麼，但商會里有傳言說她「赤色」。於是，主任去了作為保證人的房東那裡，得知她早就不在那裡了。因為我的住處誰也不告訴，所以她仍將自己的住處寫作以前的地方。商會愈發覺得奇怪，當即把她解僱了。
我一直用笠原的工資支付房租和零零碎碎的日常雜費，勉強可以填補漏洞，保證活動不受阻。所以，她的失業是相當大的打擊。但既然這樣定了，這時本應從商會盡可能多拿一點錢，但我是非法身份，說話硬不起來。事實上，主任暗中敲打過了：沒落到警察手裡，已經算便宜你了，乖乖離開得了！
我們當即狼狽不堪。糟糕的是給樓下阿婆知道。租房若不好好取得信用，就會受到懷疑。那一來，就不僅僅是糟糕的問題，而且是危險的。因此，我決定無論如何先付房租。可付完房租，只剩兩三元了。兩三元馬上轉眼就光。笠原天天出去找工作，我也必須一天平均出去四回。以前乘車的地方現在步行。這樣，一個聯絡前後要花三四十分鐘，有的地方來回要花兩個小時，效率急轉直下。我說發起「基金捐款」，每見一位同志就討五分錢、一角錢。這麼著，我苦笑道，須山的「神田伯山」也要沒了。須山和伊藤為我擔心。兩人說自己過的是合法生活，沒錢也不至於致命，再說從誰那裡都能借來，於是從工錢裡拿出五角或一元給我。我想這樣的錢得小心使用，就用於外出活動的交通費，把飯錢節省下來。茄子便宜，五分錢能買二三十條。就讓樓下阿婆塞到稻糠做的大醬裡，早午晚一天三頓茄子。連吃三天，身體馬上受不了了，一上樓就氣喘吁吁，出汗不止。
儘管又餓又累，但老吃同樣的東西，食慾怎麼也上不來。最後，把熱水澆在飯上，緊緊閉上眼睛，「嘩嘩啦啦」撥進嘴裡。即使這樣，有飯的時候還算好的。當夜裡有三次聯絡卻又因為沒錢而不得不走路的時候，以及從早到現在只吃一頓飯的時候，覺得實在窩囊透頂。一次我指望見到那位同志總會有面包吃個夠，不料徹底落空。那位同志顯得很不好意思，提議接下去見的m有可能出面包錢，一起去看看。我和m相識，忍無可忍的我決定一試。這樣我才撈到麵包和奶油。m笑道：「為吃一片面包，一個大男人跑到這兒來，要是被逮住，可就賠大了！」我說：「前提是給我麵包！」說完笑了。笑罷心想，長此以往可絕不是好事。要想徹底沉下心長期活動而不被捕，這麼勉強自己和著急是不成的。
我決定採取最後手段。那天回來後我鼓起勇氣，對笠原說當咖啡館女招待如何。近來她因每天外出找工作，累了，情緒不好。聽得我的話，她突然轉過身來，隨即現出陰暗、厭惡的神色。我到底把眼睛從她身上移開，但她死死沉默不語，我也只好沉默。
「你是說為了你的活動吧？……」
笠原沒看我，反而用沉靜的語聲說。而後沒等我回答，陡然高聲叫道：
「妓女也當！」
笠原由於總不想跟我一起活動，所以只能認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我犧牲。若說犧牲，作為我幾乎犧牲整個人生。同須山、伊藤他們碰頭後回走之際，我甚至感慨：他們是迴歸普通世界的普通自由生活，而我必須照樣回到絲毫麻痺不得、放鬆不得的生活。一旦被捕，等待自己的就是四年五年的牢獄。但是，雖說是犧牲，而同幾百萬勞工和貧農在每天生活中做出的犧牲相比，那也不值一提。這點我是從二十幾年間作為底層百姓苦苦掙扎過來的父母生活中真切體驗出來的。因此我認為，為了將幾百萬人從大犧牲解放出來，自己的犧牲也是必不可免的犧牲。
可是，笠原還是未能痛切地明白這點，更糟的是認為一切都是為我做犧牲：「你是了不起的人，我這樣的傻瓜理所當然做犧牲！」但是，不言而喻，我是不具有任何個人生活的「我」，那麼為我做犧牲意味什麼呢？我是組織的一分子，有義務保護組織，將我們的工作、即解放整個無產階級的工作堅決進行到底。在這個意義上，我必須把我看得再貴重不過。我既不是因為我了不起，又不是因為我是英雄。而只知道個人生活的笠原，只能以個人尺度理解別人。
我把這些好好跟笠原講了，她默默聽著。那天她早早睡了，始終沒說什麼。
七
夜裡，我為《面罩》寫了稿，整理了提交給地方「組織」的報告，看了送報方面轉來的、多少有些推遲的小冊子和資料，忙到很晚，結果睡到第二天早上十點。我對樓下有誰來訪這點，敏感得連自己都吃驚。我好像因此驚醒過來。抬頭一看，到底是巡警，來查戶口。我為了這種時候不被拉出，早就寫好原籍和姓名交給了阿婆。巡警不厭其煩地細細盤問。對阿婆一家，也簡直像調查罪犯一樣問來問去。我預感情況有些蹊蹺，一邊側耳細聽，一邊把裝有檔案的箱子鎖了，開始悄悄換衣服。「房客呢？」巡警問。「啊，有的。」阿婆似乎折回客廳，遞出我寫的紙片。「這上面沒寫以前住的地方，是吧？」「夫婦？」「什麼時候登記的？還是沒有登記？不清楚的嘛！」阿婆說著什麼。「丈夫有工作嗎？」「現在在嗎？」我想壞了。隨即聽得阿婆說「現在出去了」。我舒了口氣。同時心想好在傾囊付了房租。「那，往下要問詳細些，記住了？」說到這裡，巡警像要回去了。我暗自慶幸，重新坐在被褥上。這時，響起巡警邊開門邊說話的聲音：「近來赤色分子常租房子，要小心才是……」我心頭一抖。阿婆「哦？」一聲反問。巡警似乎講了兩三句。想必阿婆不曉得赤色分子是什麼。
我感覺這種調查方式有非同小可的東西。那天聯絡完往回走時，相鄰一條街上巡警拿著戶籍簿走進一家小店。不料，從那裡前行不出百米，儘管是同一條街，這回卻有兩個巡警手拿戶籍簿從小巷出來。見到s時，我說了早上來查戶籍的事。他說好像全城正在像過梳子似的調查外來人口租房情況，要我一定小心。這種鄭重其事的調查方式已讓我感覺到了這點。
那幫傢伙左一遍右一遍說黨已經毀滅了、連根剷除了，並且在他們自己辦的大報上大張旗鼓地宣傳，讓一無所知的勞工信以為真，想方設法將黨的影響從大眾中剔除乾淨。然而，那麼大張旗鼓地宣傳沒過多久，黨又到處活動開來。那是無論怎麼矇騙也矇騙不了的。尤其在這戰爭期間面對「五·一」和八月一日「國際反戰日」等大規模募捐活動時，那幫傢伙一定千方百計對付我黨的力量，必欲根除而後快。為此他們正在全力動用他們擁有的所有國家權力。雖然口頭上傲視和散佈流言蜚語貶低我黨，但事實截然相反，證明我黨是那幫傢伙最大的敵人。據悉外國有報道說日本的黨是小而英勇善戰的黨（同須山的「神田伯山」不同，s對這方面的事瞭如指掌）。s這麼講給我時，表示「這小而英勇善戰的黨」是同一國的國家權力對等的。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一大勢力。為了將這「小而英勇善戰的黨」斬草除根，那些個頭大幾百萬倍的傢伙正氣勢洶洶撲來。因此，作為我們每一個人雖然很小，但必須以這樣的自負奮鬥下去。「這是何等輝煌的自負！」他說。當時我們真可謂喜不自勝。為了將這自負貫徹到底，絕不能被那幫傢伙逮住！
在這種情況下，住處再危險不過。我、須山和伊藤打算以「五·一」為目標搞一下倉田工業。伴隨著六百臨時工的解僱，只要我們不出差錯，那麼是有足夠的可能性的。假如現在被捕，那將完全成為階級背叛。聽說s近來睡覺時在枕邊備有粗重的手杖和拖鞋。我意識到了這點，就在路上買了一雙，以便把拖鞋放在遲遲沒放拖鞋的晾衣臺上。
見到須山，得知「剿赤」並不僅僅來自外部。去聯絡時，須山臉上纏滿繃帶，拖著腿從對面走來。我聽了一驚。「捱打了！」須山說。他時不時從繃帶上面按一下臉。雖然傷口疼得不知如何是好，但因為時期特殊，中斷聯絡不好辦，就勉強趕來了。我們不再在外面走動，進了「豆湯屋」。
廠方說光靠外面的警察效果不大，就把清川、熱田的「僚友會」和在鄉軍人的青年團引了進來，準備從內部進行「剿赤」。不料被《面罩》和傳單揭露出來，以致變得氣急敗壞。而另一方面，兩三天前工廠裡開始募集那種「慰問金」。遲了一步的倉田工業所以募集，目的也還是為了以此融合廠內氣氛，讓所謂「赤色」沒有滲透的餘地。「忠君愛國」也好什麼也好，如果不能帶來利益，他們是不屑一顧的。向廠方就此獻策的，似乎是在降落傘車間毆打那手拿《面罩》女工的「身穿職工服」的在鄉軍人青年團。
須山考慮抓住這個問題，切斷「僚友會」的清川、熱田同勞工大眾的聯絡。伊藤也贊成。有必要在大家面前講清楚：工農大眾黨口稱是全心全意為了勞動者的黨，是全心全意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但實際上根本並不是「為了勞動者的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也只停留在表面上。須山和伊藤作為一般成員加入了「僚友會」。無產階級為了揭穿資產階級所有欺騙性政策的本質，為了將反戰這一艱難事業推向前去，必須同「僚友會」那種做表面文章的同夥——右翼機會主義者戰鬥下去。須山找到清川，提議就慰問金問題開定期全體會議如何。與此同時，決定通過伊藤的同伴和自己的同伴，將慰問金募集問題擴充套件到一般大眾層面。
來到全體會議會場一看，吃驚的是，青年團的職工也來了。我們之所以看重「僚友會」，是因為那裡邊臨時工寥寥無幾，而以正式工居多。伊藤和須山爭取的同伴只有一兩人。雖然一直強調爭取正式工的重要性，但由於困難重重，成績始終上不去。除去兩三個人，「僚友會」也是出於模模糊糊的想法參加的——若在那些人面前表明是清川對還是須山對，他們大有可能過來我們這邊。
雖然戰爭開始已有半年了，但「僚友會」只開了一兩次會，即使其同夥裡邊也嘟嘟囔囔有所抱怨。須山首先當眾這樣提起話題：在這麼多工人農民被拉去戰場，日常生活也被迫如此「強行軍」的時候，「僚友會」居然一次像樣的會也沒開，這是階級性背叛。五六個人說「沒有異議」。但這麼說完之後，接下去便扭扭捏捏了。我和須山都有在反動工會「策反」的經驗，完全清楚這說罷「沒有異議」而扭扭捏捏是怎麼回事。這麼著，我笑了，須山也笑了。他口稱「痛啊痛啊」而從繃帶上邊捂住臉——模仿別人特徵是他的拿手好戲。
談到慰問金時，清川發言了：去「滿洲國」計程車兵都是工人農民，是我們的同伴。所以，作為無產階級連帶之心捐送慰問金是順理成章的。大家一邊摩擦自己的指甲，一邊默默聽著。我們的同志在工廠時受資本家剝削，上了戰場成為敵彈的犧牲品，但保護我們同志的只有我們自己。因此，我們對募集慰問金表示響應——對清川這個說法，大家這回都一本正經地點頭。
一看，伊藤困惑似的蹙起眉頭，開口道：
「真是那樣的嗎？」
僚友有十四五名女工，但參加會的只有兩人。加上伊藤勸誘的，來了五六個人。作為「僚友會」是件稀罕事。而女工在「僚友會」上發言過去從未有過，大家一下子看著伊藤。
「聽清川君講話，倒是鄭重其事，但總覺得有些像陸軍大臣的訓導……」
大家鬨堂大笑。
「清川君也好誰也好，誰都一清二楚這場戰爭不是為了我們，歸終還是為了資本家打的。假如是為了我們職工、失業者和貧苦百姓，那麼不用說，即使賣衣賣褲也要把所有的錢作為慰問金捐出。可是情況並非如此。」
伊藤說到這裡，青年團的職工突然插話干擾，於是須山介入。他原封不動地引用清川的話說道：「我們工人在工廠時受剝削，事情一完資本家就把我們隨意拋到街頭。而戰爭打起來，又被最先拉走。哪種場合都是為資本家犧牲。所以，如果出慰問金，應該是那幫傢伙出才對！」
這麼一說，大家的表情又似乎在說言之有理。
「為了讓我們出慰問金，那幫傢伙採取的手段就是叫我們深信戰爭不是為了他們自己打的，而是為了全體國民打的。」
這時，伊藤接在須山後面說了「赤色慰問袋」的事，說了開戰後自己的生活也一點兒沒變好等等。這樣一來，清川他們就招架不住了。清川在眾人面前丟了「僚友會老大」的體面。青年團職工也無濟於事。問題是，這種社會的法西斯本來面目不是當眾演示出來，而是在背後動真格的。所以，若認為這下子順利得手，那可就大錯特錯。
開完會回來路上，青年團兩三個傢伙喝道：
「你是老虎啊！過來一下！」
進入小巷後猛然撲上來拳腳相加。
「三個人，我也只好逃之夭夭！」須山笑道。
須山當即通過伊藤把這種卑鄙行徑告訴昨天聚會的「僚友會」成員，以表明哪一方正確。
見須山一小時後見了伊藤，她高興地說情況還好——大家興致勃勃地聽她講了慰問金為什麼引起了對毆，講對毆當中得以講了慰問金的真相。本來擔心沒辦法讓大家充分理解慰問金的事，但在講道理之前提起做工的艱辛，而若工錢也被拿走，那可真是沒有活路了。這麼一說，募捐意外不了了之。工廠裡邊，須山被毆打後信用迅速升高。對這種事情，職工是馬上心懷感激的。另一方面，須山給工頭盯上了，弄不好要出危險。伊藤說。
「這次慰問金募集安排，像是廠方為了在職工當中找出赤色分子而特意搞的？」
我說確實如此。
她接道：
「有點兒上當了……」
我覺得這不大像平時的伊藤說的話。
「不然！」我說，「另一方面，我們在幾十名職工面前顯示了誰是正確的。同時在‘僚友會’中造成了我們的影響。如果不放任自流而從組織上扶持起來，那就能取得非常了不起的成果。一點犧牲也沒有是做不成事的。這些在最後關鍵時刻肯定起作用。」
伊藤馬上紅了臉，連說：「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說罷，用她那特有的沉思眼神點了好幾下頭。
我開玩笑說：
「笑到最後的人是真正笑的人，所以才暫時讓須山愁眉不展！」
伊藤也笑了。
接下去她講了把自己那個小團體領去築地小劇場看劇的事。說起劇，哪個女工都只知道歌舞伎（自己也沒看過）或水谷八重子，而這回看的劇中卻有工人啦、女工啦出來「撒歡兒」，看上去吃驚不小。看罷，大家說那不是演劇。伊藤問那麼是什麼呢？「那是真事！」又問可有意思？大家答道：「這——」不過看起來實在太吃驚了，事後也時常說起築地那場劇。一個總是跟著伊藤的小個頭阿君對伊藤這樣說道：
「給人說是女工，我非常不好意思。可是，那場劇裡一口一個女工的吧？以為胡謅來著。」但她又邊想邊說，「要是鬧罷工，我一定顯顯威風。不過給左鄰右舍說是女工，到底抬不起頭來啊！」
問大家要不要找時間再去一次，大多數都說去。理由是那場劇有和咱們這兒（指自己所在的工廠）的工頭相似的傢伙被狠狠懲罰的地方。
伊藤若無其事地提議：反正我們要被砍掉，既然老老實實也拿不到補貼，那麼就像劇裡那樣抱成一團鬧罷工，把工頭狠狠收拾一頓怎麼樣？大家笑嘻嘻地「唔」一聲，隨即互相看著說：「真那樣一定有意思！」說完嘰嘰喳喳議論了一會怎麼收拾。一聽，原來不知不覺說起了和築地那場劇中相似的收拾辦法。
在伊藤的影響下，「僚友會」有三四個女工加入到以往的同伴中來。她們多少呼吸了工會舒張活躍的空氣，把伊藤她們平時有意不太說的話滿不在乎地說出口來。這使她們和同伴之間多少有了隔閡。不僅如此，那些女工身上有「老成」的地方，表現出對「運動」瞭然於心的態度。為了糅合其間的翹彎，伊藤找了各種各樣的機會。「沒辦法像小說那樣水到渠成。」伊藤笑道。
我們確定了「一起坐」的日期，場所由伊藤物色。很快就要制定最後的對策了。
「你還是茄子？」伊藤起身問我。
「啊，」我笑著說，「託茄子的福，膝頭合葉鬆動了！」
伊藤輕輕把手插進衣帶，掏出折成四折的小紙片。我以為是報告，看了她一眼，揣進衣袋。
回到住處掏出一看：薄紙裡包的是五元鈔票。
八
笠原進了一家小酒吧。一旦決定了，到底讓人不忍。從事運動的人為了生活有保證而進酒吧，不管怎麼說都是可怕的事。哪怕自己再能把持住，也還是眼看著變得不行。對我們來說，「氛圍」那東西，其寶貴程度同之於魚的水毫無區別。女同志為了自己一個人也好，由於男女一起活動而為了避免一同坐以待斃而進酒吧也好，結果都是同樣。但就笠原而言，甚至那方面的訓練都沒有受過，身體很快朝低下方向傾斜下去，這點一清二楚。問題是，既然不具有終生從事運動的氣魄，並且已然來到無論如何都必須保護我的組織性活動的最後關頭，那麼一味感傷也是不成的。
起初笠原從住處去那裡。工作辛苦，不習慣，又要幹到深更半夜，每天回來都累得一臉苦相。手袋一扔就往那裡一歪，連說話都好像吃力。過了一會兒，她默默把腿伸到我眼前。
「——？」
我看著笠原的臉，摸了摸她的腿。膝頭、踝骨腫得看不出原樣了。她在榻榻米上試著彎曲。結果，膝頭的筋肉「咔咔」發出輕微的聲音。那是讓人不快的動靜。
「站了整整一天，夠受的啊！」我說。
我講了一次從伊藤那裡聽得的紡織廠的事。腿站腫了，搖搖晃晃，怎麼也跟不上機器，一邊被皮鞋從後面踢著一邊勞作。我對笠原說，不要把那種工作的艱辛看成自己一個人的艱辛、看成唯獨自己無法從中逃脫的艱辛，而要直接看成整個無產階級被緊緊束縛的艱辛。笠原聽了，說道：
「的確！」
我久違地把笠原小巧的身體抱在懷裡。她閉起眼睛，就那樣一動不動。
後來笠原住進了酒吧。老闆是女的，大概是誰的情婦。一個女的畢竟膽小，就說在那裡吃飯也出同樣的工錢，希望她留宿。女老闆是從高等師範或女子大學畢業的，英語很好，交往的男人不止一個，好像有三四個。她輪流住在哪裡，早上返回。有大學教授、有名的小說家和電影演員——一回來就一一細講，甚至不該講的地方也不放過，還加以比較，聽得笠原很尷尬。女老闆睡到下午兩三點。我早上起來沒東西吃的時候就跑去酒吧。早上幾乎沒有客人，裝作笠原吃飯的樣子升火煮飯，填滿肚子。一開始笠原不高興，但最後說道：「這點事兒，理所當然！」酒吧廚房窄小，零亂不堪，溼漉漉的。我蹲在那裡狼吞虎嚥。
「好形象！」
笠原一邊留意二樓，一邊看著我低聲笑道。
可是，笠原的「氛圍」糟得不得了。一來女老闆的生活是那個樣子，二來有女人的酒吧裡，客人都不會喝完就回去，往往和女人東拉西扯，必須一一應和。我知道，這些對笠原的心境有滲透力。我對笠原並沒有全部放棄，有機會就送好多書過去，儘可能這個那個和她說話。不過，她比過去更顯得百無聊賴了，不再深入思考問題。
但我又不能就那麼陪著笠原。繁忙的活動拖曳著我。隨著倉田工業形勢日益緊迫，去笠原那裡只限於要交通費時、吃飯時，我幾乎不再同她說話了。注意到時，笠原不時現出悽然的神情，但我反正由於笠原的幫助而得以順利進行日常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即使她也在支撐工作的重要一翼。我把這點對笠原說了，告訴她需要有明確的自覺，不要自暴自棄。
漸漸地，連去拿交通費和找飯吃的時間也沒有了。去那家酒吧次數越來越少，由三天一次而一週一次，進而十天一次。「地方」「地區」，還有「工廠支部」的工作，相互重合，有時一天甚至要聯絡十二三次。那種時候要早上九點出門，一直忙到晚上十點。回到住處，脖梗硬得像一根棍，頭一跳一跳地痛。我好不容易爬上樓梯，就勢趴在榻榻米上不動。這段時間，我無論如何都不能全身放鬆地仰臉睡覺了。極度疲勞使得身體哪裡好像出了毛病，只能像弱小的孩子那樣當即趴倒。我想起來了，父親在秋田當農民的時候，從田裡回來，時常就那樣穿著滿是泥巴的草鞋趴在門口午睡。父親身體用得太狠了。由於地租過於苛刻，村裡的人誰也不著手的滿是石子的「野地」，他也精耕細作，以便從那裡多少收穫一點糧食來貼補生活。父親因此徹底累壞了心臟。我在非得趴著才能睡著的時候，覺得自己越來越像父親了。然而父親沒有抗議地主讓他們減輕地租，而只是想通過不顧損壞自己身體的勞作從中掙脫出來。那倒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我不同。同唯一的至親母親也斷絕了關係，妹妹、弟弟也找不到我了。如今就連同笠原的生活也形同犧牲。不僅如此，甚至自己的身體在開始壞掉——這些不是為了地主和資本家更加賣命，恰恰相反！
我半點兒個人生活也沒有剩下。如今，就連一個個季節也只能是為黨生活的一部分。四季花草也好，藍天也好，風雨也好，在我眼裡僅是各自獨立的東西。下雨我就歡喜。因為出門聯絡要打傘行走，很少給別人看見自己的臉。我盼望夏天快快過去。這倒不是因為我討厭夏天，而是因為夏天來了衣服就變薄了，我那有特徵的體形（這樣的玩意兒餵狗好了！）一看便知。而若冬天早早到來，我就想道：好，壽命又可延長一年搞活動了！只是，東京的冬天過於明朗，讓人不便。不過，這並不是說進入這樣的生活之後我對季節變得麻木不仁，莫如說以過去始料未及的方式變得極為敏感了。這和前年在監獄時對四季的更迭格外敏感明顯不同。
這些都是不覺之間形成的，是置身其間的生活悄悄促成的。本來，在被警察追查之前，即使為無產階級解放投入全副身心，我也還是擁有很多「自己的」生活的。不時和工廠中同一工會的一夥人（這個工會是社民黨系統的反動工會，我在裡邊作為反對派從事活動）說著閒話，在新宿或淺草一帶逛來逛去。雖說受到工廠支部嚴格政治生活的限制，但合法生活自然伴隨的「交際」啦、看電影啦（這麼說來，最近我連存在電影這回事都忘個精光！）、吃喝啦等等佔據了我生活的不少部分。由於這樣生活而把作為支部的活動拖延一兩天的時候也是有的。此外，在追求一己名譽之心的悄然作用下，當能夠提高個人名譽的活動同支部活動相沖突的時候，前者終於佔了上風的場合也不止一次。這點在日後的活動中當然有所變化。儘管這樣，也不能說我過的是作為黨員的「二十四小時政治生活」。然而那並非全是我個人的罪過。不伴隨一定生活的人的意識性努力是有限度的。切斷所有個人關係，限制所有不屬於黨員生活的個人慾望——置身於這樣的生活之後，我驚愕地得知我曾一再努力清算的無比困難的那些生活方式，實行起來是多麼容易和必然。可以說，過去一兩年的努力縮短為兩三個月。儘管這種新的生活起初讓我感覺到類似小時候比試誰潛水時間最長那種難以忍受的、無可名狀的窒息般的痛苦……但我當然還沒經受真正困難的鍛鍊。針對我的「二十四小時政治生活」，和須山不同的喜歡剪報的s說必須把自己鍛鍊成為「連幹二十八小時也不知疲倦的型別」。
一天干二十八小時的幹法最初我不大明白，但一天開始聯絡十二三次之後，我領悟了其中的含義。個人生活同時也是階級生活那樣的生活——但願我多少與之拉近距離。
倉田工業廠區，可能將若干臨時工轉為正式工的傳聞在做最後衝刺。我決定為此改組支部。將須山小組（影響下）的一人（年輕正式工）和伊藤小組的兩人（一個正式工，一個臨時工），這三個人推薦給支部，取了「履歷」。我把履歷帶給「組織」，得到了承認，進而讓各個支部明確分擔車間裡的責任。安排在須山和伊藤出現萬一的情況下，剩下的人能馬上執行新定部署，以使活動一天也不中斷。如果須山和伊藤出什麼事，在廠裡會立即得知，為此決定新支部成員屆時趕來須山和我用的聯絡場所。我們的碰頭會即是鬥爭的司令部。所以，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能中斷聯絡，都必須在爭分奪秒之際拿出對策和方針，否則即是階級性背叛。由於有人被捕而聯絡中斷，以致鬥爭受挫——過去這種套路是立足於就好像我們一開始就不會受到鎮壓或完全始料未及這樣的敗北性認識之上的。可能有人被捕是再明白不過的事。因此，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準備好第二套、第三套方案，將鬥爭推向前去。
事實上，自從在「僚友會」交戰以來，須山處境就已岌岌可危。須山每天去工廠都作好今天被捕或明天被捕的思想準備。因是工廠，做工當中僅僅是讓「過來一下」，別無其他。但他出事出在組織受懷疑的可能性高漲之時，危險固然危險，卻同時獲得了可以在車間就某種程度的事情公然發言的自由，大家的信用也隨之形成。
月末臨近了。廠方大概這個三十日或三十一日搞解僱。口說轉為正式工，但由於全然沒有具體化，大家終於開始投以疑問。《面罩》寫道這是個騙術，目的在於一方面提高勞動效率，另一方面壓制眾人的反抗。意思很快得到了理解。臨時工是重點，解僱名單公佈後，凝聚力勢必下降，必須在兩三天內作出決定。
我們一直通過傳單和報紙呼籲必須反戰。一旦他們因解僱問題奮起反戰，那麼就要以「神話般的速度」——這倒不是列寧的說法——告以為什麼非反戰不可。畢竟是製造武器的工廠，可以進行意識明確的鬥爭——為此必須先動起來。
我下定了最後的決心。
決定由須山影響下的成員、新支部黨員發動各個車間一齊進行「反解僱」集會。為了確保成功，讓須山在工廠中公開散發傳單。伊藤的「豆湯屋小組」裡有個女工的哥哥是倉田工業的職員。從那個女工口中得知，不是三十一日（故意讓人們以為是三十一日）而是提前在二十九日一舉解僱。屆時不但警察，軍隊也可能出動。因此，無論如何要在二十八日舉行罷工示威，先下手為強。
問題是，須山似乎有近日被捕的危險性。伊藤報告說，見到便衣警察從辦公室出去一兩次，並且常在須山所在的第二車間的門口同工頭站著說話。那是十二日的事。太田被捕之後，黨的傳單進來兩次，《面罩》也進來兩次。對方盯上須山這點早已無可懷疑。況且，提起「共產黨」，都以為並使之以為那是在無由得知的「天上」或「地下」出沒的神人或妖魔。而實際上是像須山那樣受到大家信任的、在自己身旁並肩做工的人——這點有必要顯示出來，引起大家的親近和信賴。我讓須山公開散發黨的傳單的決定，便是由此而來。為了鬥爭到底，縱然沒了須山，任務也要由其他人承擔。光靠陰謀詭計是搞不成大眾性動員的。而必須讓看不見的組織如蜘蛛網一樣伸展開去，在其中公開鼓動。
我們決定來一次碰頭會以制定最後對策。這一方案將在會上提出和決定。但是，考慮到須山，我的心到底收緊了。一旦散發黨的傳單，那麼就必要作好被判刑兩三年到四五年——這同鬥爭經歷有關——的精神準備。若是平時，只要出門一步，我就判若兩人，中止一切空想和思考，邊走邊注意四周（這已相當習慣了）。而那天稍一走神，就馬上考慮須山。但是，只停留在須山身上是不可取的。作為須山，只要認清我們自身所處的形勢，也應該能視之為一種必然、一種必不可少的舉措。那裡面沒有任何其他路或繞行路可走。並且，假如那是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而死活必須經過的路，我們不可能從中產生除此以外的念頭。例如認為做這樣的事是不是「殘酷」啦，是不是「讓人不勝同情」啦等等。
可是，在去碰頭場所的路上，腦海中浮現出須山那張用莫名其妙的剪報逗我們發笑的面龐，弄得我不知所措。
地點在用過三次的須山往日的玩伴兒（吃喝朋友）的家裡。在看不見腳下的門口裸土地面脫下拖鞋，揣在懷裡上到二樓。一道光線斜射下來，照出須山的臉。
伊藤靠牆歪坐著，伸出腿，自己揉著。見我過去，撩起兩鬢梳不攏的頭髮，從下面瞥了我一眼。我說：「上次！」她沒有應答。搞工廠運動，無論如何都要塗脂抹粉。但參加支部碰頭會時，伊藤一次也不曾那樣，再說也沒必要。不料這回一看，伊藤從沒這麼漂亮過。
「伊藤同志剛剛爭取一個男正式工回來……」須山當即開起玩笑，指著伊藤的臉說。
這種時候的伊藤總是沉默不語。但不知為什麼，此時看了看我。
會議開始後，我特別注意聽了須山關於平時活動的報告。他說他按照上次支部會議的決定，安排各個車間舉行集會。但看工廠的情形，這兩三天像是關鍵時刻，必須為此緊急做點什麼。
伊藤補充說：「上次向我報告的解僱，表面上似乎定在三十一日，而實際上大概是二十九日；從降落傘和麵罩的定貨量來計算，恰恰兩相一致，為此至少應該在迫在眉睫的二十八日進行決定性鬥爭。」
見解一致。所以問題是以怎樣的形式開展決定性鬥爭。須山想了想說：
「已經準備到了這個程度，大家也鬥志正旺。下面要做的，就是鼓動大眾來個一氣呵成。」略一停頓，他接著說，「勝負恐怕就取決於這一氣是一氣還是兩氣……」
「對。往下需要一個點火的——為了八百人！」伊藤臉上罕見地現出興奮的神色。
「我嘛，最近、其實主要是這兩三天有點焦急。過去是在以種種方式清算福本主義時代的宗派活動當中做過來的，影響仍在。現在沒有將工廠裡的鬥爭一舉進行到底，原因想必還是要從那裡找……」須山看著我的臉說道。「我想，要是沒有一個人在大家前面公開行動，鬥爭就無從談起。因為那是由量到質的轉變。我認為那並非極左，你們說呢？」
須山彷彿在說有人說那是「極左」，往那裡用力強調。
作為我，不想以「獨斷」、而必須以「理解」推進鬥爭。因此我默不作聲，只是注意將問題引往正確方向。也巧，到底朝正確方向發展了。特別是伊藤和須山，兩人不是從理論上考慮活動方式，而是從每時每刻工廠動向的對策這點出發，並在正確地方相互吻合。這是不脫離工人生活所使然——我們在此取得了理論與實踐的微妙統一。
我對須山說，把那個說成極左，那隻能是怯懦的右翼機會主義者為了粉飾其實踐中的敗北主義而攻擊對方的說法。須山應道：「正是！」
於是我提出自己的方案。剎那間，窒息般的緊張到來了。但那是極短的瞬間。
「我也認為是這樣的……」須山以到底有些生硬的語聲最先打破沉默。
我看著須山。
「當然要由我做！」他說。
我點頭。
伊藤身體變得硬硬的，只以眼睛看著我和須山。我一轉向伊藤那邊，她在口中低聲說「沒、有、異議」。
一看，須山自己也不知不覺把盤腿膝前的鴿牌空香菸盒一點點撕得粉碎。
定下後，出現短暫的岑寂。這樣，一直沒有注意到的街上行人接連不斷的腳步聲，一個勁兒叫嚷不止的通宵營業的店鋪小販的大嗓門陡然傳來耳畔。
隨後進入具體事項。廠方估計傳單和工廠報紙《面罩》是通過女工之手帶進來的，原因在於對女工的身體檢查較為寬鬆，因而最近女工體檢陡然嚴厲起來。於是決定：當天由伊藤負起全部責任，兩條大腿穿上用橡皮筋緊緊勒住的襯褲，將傳單塞入其中；早上從s手中拿到傳單後就走進街頭公共廁所，把傳單塞進襯褲。進廠後，定下固定時間，同樣採取利用廁所交給須山的方法；傳單午休時在天台上散發。
會開完後，迄今壓抑的感情忽然湧滿胸間。
「怕是漫長的分別啊！……」我對須山說。
「我的朋友中有這樣的。」他說，「那是兩個要好的朋友。一個因為‘三·一五’被判了三年，而另一個因為轉年的‘四·一六’被判了四年。‘三·一五’那個傢伙出來後，去年十二月再次被捕，判了三年。那傢伙本來興奮地等待‘四·一六’的傢伙出來，於是入獄時說道：看來我和那傢伙要永遠這麼出來進去見不到啦，不過這樣也好！……」接著須山自己說了一句：「這大概是我最後的剪報了？」
我和伊藤不由得笑出聲來。但是，我的臉像要哭出來時那樣僵硬。
「不管發生什麼，只要這裡的組織好好儲存下來，鬥爭就能紮紮實實開展下去。至少你不要被捕。你要是被捕，我所做的也就白費了，我就白死了！」須山說。
我們按照今天的決定進行準備，二十六日夜再碰頭一次。「那麼……」我站起身來。這時我和須山儘管都沒想那樣做，但站在房間正中的我們，雙方伸手緊緊握在一起。
倏然，須山像孩子似的靦腆地對我說道：
「怎麼搞的，佐佐木，你的手好小啊！」
須山往外走時，想到今後再沒機會了，便告訴我去了我家。「你的老母親，每次見時，都覺得她好像漸漸變小了。」他說。
「……？」
我以為他要說別的什麼。但「漸漸變小了」這句須山的話倏然在我心頭一擊。我從中彷彿清晰看見了因為擔憂而日益憔悴的母親那矮小的身影。卻又怪他這種時候不該說那種事。我輕描淡寫應道「怕是那樣的吧」，就此切斷話頭。
同須山分手後，伊藤說到下一個聯絡隔有三十分鐘時間，就和我稍稍轉了轉。我們說二十六日為須山搞一個小型壯行會，由伊藤為此買糕點和水果什麼的。
伊藤的特徵是走路時像男人那樣大步流星和微微晃肩。而此刻在我身邊走起來，看上去一下一下邁著碎步，很有女人味兒。分別時叫我等一會兒，然後走進一家小店。片刻，拿著一個購物包出來。
「這個，給你的……」
說著，遞給了我。我說這不好吧，可她硬塞到我手裡。
「近來你的襯衫夠髒的啊！那些人好像是往那裡盯的喲！」
回到住處，我開啟包。意識到時，原來我是在將伊藤和笠原加以比較。雖然同是女性，但我以前一次也沒將伊藤同笠原比較著考慮過。而同伊藤一比，我這才感覺到笠原在的地方離我有多麼遠。
我已經有十多天沒去笠原那裡了……
九
倉田工業廠區的天台上，每到午休時間，新建當中的第三車間的員工就上到那裡，或者渾身灑滿陽光東倒西歪，或者七嘴八舌說什麼，或者奔跑嬉鬧，或者打排球。這天，初夏的陽光反射在混凝土地面上，炫目耀眼。須山在自己周圍安排了同伴，以便在緊急關頭阻礙拘捕。
差十五分到一點時，須山忽然高喊著奮力往高處連拋傳單。「堅決反對大量解僱！」「用罷工反對！」……往下被眾人的聲音淹沒了。紅色和黃色的傳單沐浴著陽光閃閃生輝。傳單散開後，大家驚愕地站住不動，隨即「哇——」一聲朝傳單散落的地方蜂擁而去。其中有幾十人一本正經地拾起傳單，分別高高地撒開。這麼著，最初散落一處的傳單，轉眼之間就在六百員工頭上擴充套件開來。在天台各處站崗的守衛大概已經預料到這種情況的發生，拼命叫道：「喂、喂，不許撿傳單！」邊叫邊衝了進來。但搞不清是誰撒的。一眼看去，沒有一個人不在撒傳單。
無可奈何的守衛把守天台狹窄的出口，打算一個個放出來做「頭部實驗」。但那樣一來，一個小時也無法上工。粗大的鋼筋混凝土煙囪裡響起上工號聲時，人們手挽手朝狹窄的入口「嗨喲嗨喲」湧去。事已至此，守衛早已束手無策。伊藤一看，須山在人群中完全一副鎮定自若的樣子，「悠然」走了下去。
事後工頭一個個問：「知道是誰撒的？」儘管有人明知是須山撒的，但說的人一個也沒有。青年團的傻瓜蛋們覺得丟人現眼，氣呼呼的。這一天，須山所在的第二車間同伊藤所在的降落傘車間群情鼎沸，決定選代表同其他車間協商，向廠方抗議。
下工後須山和伊藤走在一起時，須山說：「這種時候咱們哭一哭也是可以的吧？」說著，把帽子一會兒摘下一會兒戴上，一把把搓臉不止。
路上，須山左一遍右一遍反覆說道：「沒想到會這樣！」「沒想到會這樣！大眾的支援真是勢不可擋啊！」
我為了聽取撒傳單的情況，當天很晚同伊藤取得聯絡。我根本沒想到須山會一起來。當須山從伊藤身後進來時，我注意看了不止兩三次。當我看明白那不折不扣是須山時，情不自禁地站起身來。
我聽了詳細情況。我也興奮起來，模仿須山對伊藤說的那種說法：「這種時候咱們喝一瓶啤酒也是可以的吧！」我們決定三人喝一瓶「麒麟」。
須山樂不可支，拿出平時的逗笑把戲，對伊藤說：
「那傳單可是有一點兒味道的喲！」
我說了聲：「瞧你！」抓著須山的肩笑了。
但是，決定性鬥爭莫如說在於明日一戰，我們進一步商量對策。
第二天早上，職工們一進廠，廠方就將兩日份的工錢遞給六百臨時工中的四百人，在門口解僱了。警察來了十五六人，對那些領完工錢仍呆愣愣在那裡打轉轉的女工喝道：「好了，回去，回去！」把女工攆了回去。
付款口的旁邊貼出一大張告示：「原定二十九日截止工作，結果提到今天。但廠方決意不給大家添麻煩，為此主動支付兩日份的工錢，還請大家體貼廠方的苦心。另有新工作時，廠方承認大家錄用的優先權，敬請記掛。」將二百名臨時工留下來，其中也有他們的小算盤——打亂大家的步調。
須山和伊藤都在被解僱的名單中。在最後關頭我們被佔了先機。須山和伊藤垂頭喪氣，幾乎讓人目不忍視。我也同樣。畢竟敵人也不是木偶。我們必須馬上振作起來，吸取這次失敗的教訓，在逆轉的形勢面前不言放棄，使之有助於下一次鬥爭。
雖然被踢散了，但正式工中有兩名成員留了下來。另外，被解僱的人固然為找各自的工作而變得七零八落，可是那裡差不多有伊藤和須山小組的十個人。因此，只要今後也和他們保持聯絡，我們鬥爭的領域反而會迅速擴大。
那幫傢伙勢必以為先下手使得我們的活動一敗塗地。其實正是他們以自己的手將我們組織的種子傳播開去，而這點他們是不知道的！
現在，我、須山和伊藤正以加倍的鬥志從事新的活動……
（上篇完）
（一九三二．八．二十五）
作者附註：謹以此篇獻給同志藏原惟人。
麒麟：麒麟牌啤酒。
森永奶糖：森永牌奶糖。
戰爭：應指1931年9月18日即由「九一八事變」開始的侵華戰爭。
片岡鐵兵：1894—1944，有左翼傾向的日本新感覺派小說家。代表作有《繩子上的少女》。
葉山嘉樹：1894—1945，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初期主要作家。代表作有《水泥桶裡的信》和《生活在海上的人們》。
白木屋分店或松坂屋：日本當時有名的大商店（分店）。
勞埃德眼鏡：賽璐珞圓形寬邊眼鏡。因美國電影喜劇演員勞埃德（1893—1971）戴這種眼鏡，故名。
ultra：德語。極端分子、過激主義者。發音同日語「虎」的發音相近。
安治：主人公「我」的名字，佐佐木安治。
いろは：日語字母（假名）。
片岡千惠藏：1903—1983，日本電影演員。
《新青年》：日本於1920至1950年之間刊行的通俗雜誌。
克虜伯：德國有代表性的鋼鐵、造船等製造成套裝置的大公司。
水谷八重子：1905—1979，日本新劇派最主要的女演員。
福本主義：福本和夫（1894—1983），日本社會活動家，曾任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1928年因「三·一五事件」被捕入獄14年。
三·一五：三·一五事件，日本政府鎮壓日本共產黨人的事件。1928年3月15日，田中義一內閣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名義逮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一千數百人。
四·一六：四·一六事件，1929年4月16日田中內閣大量搜捕日本共產黨人事件。
藏原惟人：1902—1991，日本文藝評論家，無產階級文學理論家。入獄亦堅持鬥爭。戰後致力於民主主義文學運動。著有《藝術論》《小林多喜二和宮本百合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