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一整年，我在某個活動結束後又遇到了她。她穿著一身黑裙，頭髮也燙成波浪，看起來成熟多了。她從出口走過來，看到我，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吃驚，她按照套路說：「好久不見。」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她向另一邊走去，有個朋友在等她。我一直看向那個方向，她同朋友站在一起，看了我一眼，大概跟朋友說又遇到這個人。我該做點什麼呢？走上去，笑著並搖頭晃腦地說點什麼？或者跟蹤她，在某個路口再碰上一次？我迅速回了家，這太令人難堪了。

我知道有很多假的事物，它們通常都隱藏在「我以為」中。就像一年前我碰到她，我以為是個好的開始，我跟她吃飯，去喝了幾次酒，我以為這是個好的開始。後來我把她帶到家裡，書房有張玻璃桌放在草蓆上，我們面對面坐著。我給她捲了一根，沒想到她抽掉一整根，我說在這片玻璃下可以看到神奇的東西。她躺下後，我也躺了下來，我從一側看著她的腦袋。過了幾天我們就分開了。之後我被一家公司騙走了兩年的積蓄，我向母親借錢時，她向我描述了近期的家庭狀況。母親進了傳銷組織，並想讓我也加入進去，因為「一年可以翻十倍」，我無法說服她脫離這個名頭非常好聽的傳銷組織，她也無法說服我加入這個組織，就像此前的三十年裡我們都聽不清對方在講什麼。我退了在市區的房子，搬到郊區一間房子裡，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辦婚禮或者喪禮，在窗戶下搭起個長達一百米的棚子，支起一口大鍋，那些炊煙攪和著一種化肥的味道。我時不時想起那個夜晚，在草蓆上，我看著她的腦袋，她暈乎乎地眯著眼睛，企圖從眼前的玻璃中發現什麼，但那是我騙她的，我只是想借機佔她點便宜。可能她也知道。

離開那個活動後，我回到了郊區的家中，天花板上有塊半平方米大小的地方沒有牆皮，每次我注意到這塊缺損的時候總是感到很傷感，但除了看著也做不了什麼。我收拾好行李，因為第二天要去另一個城市參加交流活動。

下了飛機，我費了好大工夫才在一個垃圾桶旁邊撿到打火機。當我點著煙之後，就有幾個人陸續來找我借火，我可為他們省了不少事。之後我上了一輛車，路上我問司機這裡有沒有什麼好吃的，他說哪裡吃的都一樣，然後就沒人再說話了。在賓館樓下，我吃了份沒有顏色的冒菜，反正很多年了，無論吃什麼東西都一樣。

我坐在賓館的床上。去年夏天，我也是這樣坐在一張賓館的床上，看著外面的機場，灰濛濛的天空中飛機起飛和降落，就這樣可以看一整天。現在我花了半天時間又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外面下著雨，我想著一年又過去了，某處落葉堆積，某處的野貓可能死了，但沒有什麼事情發生變化。我習慣性地惶恐，總覺得快死了，又總是活著，那些棘手又必須面對的東西，比如找到那家公司，或者回家拯救我的母親，我通通面對不了。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交流活動。年初我出版了第一本書，出版社說這個地方會有很多讀者，傍晚我到了書店，四下看了一眼，就準確地知道坐在這裡的幾十個人，沒有一個人看過我的書。但我還得坐在一個鋪著紅地毯的臺子上，主持人問了我很多問題，我看著下面茫然的他們，我也很茫然，出版社騙了我。活動結束後，我便覺得這個遭遇是對的，就是一切勢必如此。我出來參加活動，是為了第二天去成都，他們說成都很好玩。如果不這樣，我就得留在郊區的家裡，四處聯絡能跟那家公司扯上關係的人，有些人被我攪擾煩了便在社交網站上嘲諷我，這讓人無力反抗，因為我母親還在傳銷組織中。

大約在四年前，我的一個朋友進了傳銷組織，他們睡在一個房間的地板上，分出清晰的階級，見到上級要立即鞠躬，互相之間講三天三夜的小秘密，還要一起趴在地上模仿小動物。這個朋友中間唯一一次有機會可以打電話，他錯誤地打給了我，可我當時在玩三國殺，那局結束後打回去，但他再也沒有接電話。一個月後他出現了，像個印第安人，揹著開了縫的布包，責怪我為什麼不接電話，我當然要說在睡覺沒聽到。從那之後他再也不信任我了，並在幾年後介紹了這家公司給我，同時他一直說我被騙走的積蓄跟他沒有關係。

活動結束後，主持人陪我在街上逛了會兒，我們走到一家茶餐廳，吃完飯後主持人打了車，在賓館放下我後離開。

我坐在賓館大門的水池邊，想起在昨天相遇的時候沒有跟她打招呼，想打個電話給她，但沒有撥出去。我覺得這種關係很可憐，主要是我。

第二天黎明我就出發去了成都，這場活動也一樣，沒有任何一個人看過我的書，但他們又坐在下面。我該說點什麼呢？這個主持人非常熱情，我跟他講了點小故事，結束後他去趕另一個場，書店的負責人建議我去成都的酒吧。我回賓館睡了會兒，本來打算睡到第二天，不過晚上就醒了。我去了小酒館，他們推薦要去這個地方，就是很多外地人都會去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建議我也來這裡。在小酒館，裡面人多得像擠在一個玉米杯裡，門口很多人排著隊拍照片，我才知道原來有個歌手在這裡唱過歌。這很奇怪，因為有很多厲害的人原來也長年駐紮在某個網咖，但那個網咖並沒有因此就賓客滿至。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位置可以坐下來，對面坐著一個不到四十歲的男人，他開了兩瓶啤酒，桌子上擺了兩包煙，看樣子已經待了很久。他可能指望某個女人跟他搭一下話，我很想告訴他你這樣是不行的，但我什麼也沒說，就坐在那兒，中間他遞給我手機讓我幫他拍張照片。他大概也是第一次到成都，什麼也不知道，跑到這裡來，坐一晚上，再什麼也不知道地去另一個地方。我喝完一瓶啤酒就走了，聯絡了書店的人，責問他們騙我到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我即便是再小的作家也不該被這麼對待，於是他們推薦我去酒吧街。

我在酒吧街上逛了一圈，看到一家酒吧裡有個黑人在唱布魯斯，就走進去，坐在吧檯上。聽了五分鐘我覺得太重複了，一點變化也沒有，就開始看電視，電視機離我很近，掛在我對面一米遠的柱子上。在我身邊有一個美國白人，一個黑人，我們都在看電視，電視正在直播阿森納對曼聯的一場球賽。他們像是已經坐了一整年，就跟小酒館的那個男人一樣，幾乎坐了一整年。有一瞬間我不知道活著該如何繼續下去，還有街邊，路過時常有搖頭晃腦唱歌的人，他們總讓我更加難過。

我終於打了電話給她。

「喂？」她說。

「那天沒打招呼。」我說。

「嗯，我在外面吃飯。」

「你怎麼樣？」

「挺好的。」

當問一個人怎麼樣，對方回答挺好時，最好就掛掉電話，但我沒有，因為我很反感看體育賽事，除了拳擊外我基本不看這些直播。

「你在哪兒？」我說。

「成都。」她說。

她來成都採訪一個最近出了事情的人。

第二天，她答應跟我出來，我打算和她一起去青城山。我們在青城山的停車場碰面，她換了牛仔褲和平底鞋，頭髮梳在腦後。我走在前面，跟一年前最後見到的那次一樣，她不能走在前面，她說這讓她覺得危險。

一開始，是條兩旁都是松樹的瀝青路，我在路邊看到一種長得像大麻的植物，想摘下來給她看看，她一次能抽一整根，但又覺得太沒意思了。在售票口我買了張地圖，但開始爬山時才發現沒有用，路線都是固定的。她一直跟在我後面，我此刻跟一個人爬山沒有什麼區別，根本看不到她。中間有幾次我回頭看她是不是已經走掉了，她時而會抬起頭，向前面望一眼。

很快我們就走到灰綠色的湖邊，沿著木板的路繞著走了一圈，很多人跟我們一起，我們像群羊那樣，沿著柵欄行走。過了湖之後，便是陡峭的小路，我在疲憊不堪時，看到臺階上有一隻瘸腿的狗，它站在那兒，看著山下。每次我出門都能看到這些，去年在花蓮看到一隻瞎了一隻眼的鴕鳥。接近一年時間我都在努力創業並被席捲一空，然後我花了很長時間說服自己出來散散心，看一場阿森納對曼聯的球賽和這隻瘸腿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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