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災難之地

有時，真相中並沒有美好與善意。

——安東尼·伯吉斯，英國作家

晚上七點。

我離開學校，再次駛向芳多納醫院。這次，我繞開前臺，直奔心臟科的樓層。一齣電梯，我遇見了一個身穿粉紅色套裝的護士，她叫住我說：

「您是安娜貝爾·德加萊的兒子吧！」

只見那姑娘皮膚黝黑，髮辮閃著金光，笑容燦爛，在灰暗沉悶的醫院裡放射出令人愉悅的光芒，有點像演唱《溫柔殺手》時的勞倫·希爾。

「我叫索菲婭，」她說，「我和您母親很熟。她每次來醫院時，都會跟我們說起您！」

「您肯定是把我和我哥哥熱羅姆搞混了。他在無國界醫生組織工作。」

我已經習慣了母親對哥哥的讚不絕口，而且我認為熱羅姆配得上那些溢美之詞。總之，面對一個整天在戰火硝煙瀰漫或自然災害橫行的國度裡救死扶傷的人，誰都不會操起傢伙和他開戰。

「不，不，她說的就是您。作家。她甚至還幫我弄到了您的簽名。」

「不可能吧。」

可索菲婭卻堅持說道：

「我那本書就在護士休息室裡！您來看看吧，就在旁邊。」

由於被激起了好奇心，我跟她來到了走廊盡頭一間狹長的房間裡。在那裡，她遞給我一本書，是我最新出版的小說《和你在一起的幾天》。書的扉頁上果然簽了名。致索菲婭，希望這個故事給您帶去快樂與思考。致意，托馬斯·德加萊。只不過，那不是我的筆跡，是母親寫的！我的腦海裡頓時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畫面：為了回應我的讀者，母親正在模仿我的筆跡簽名。

「我簽了很多本嗎？」

「十幾本吧。我們醫院裡有很多人都在讀您的書。」

這一行為讓我倍感不安。看來是我錯過了什麼東西。

「我媽媽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來這兒接受治療的？」

「應該是去年聖誕節。我第一次負責看護她時，正好趕上聖誕前夜值班。她是在半夜心臟病發的。」

我把這條資訊記在了大腦的某個角落裡。

「我是來找範妮·卜拉希米的。」

「卜拉希米醫生剛走，」索菲婭回答說，「您是想和她聊聊您媽媽的情況嗎？」

「不是，範妮是我的一個老朋友，我們從小學開始就是同學了。」

索菲婭點了點頭。

「是呀，卜拉希米醫生把您媽媽託付給我時這麼跟我說過。真遺憾，您如果早來一會兒就能碰見她了。」

「我必須得見到她，是很重要的事。您有她的電話嗎？」

索菲婭猶豫了片刻，隨後露出了一個歉意的微笑：

「我沒有權利把她的電話給您，真的。但如果我是您的話，會去一趟比奧村……」

「為什麼？」

「星期六晚上，她經常和塞內卡博士在拱廊廣場吃飯。」

「蒂埃裡·塞內卡？那個生物學家？」

「是的。」

我記得他：聖埃克蘇佩裡理科畢業班的學生，比我們大一屆或兩屆。他在比奧村3000商務區開了一家醫療分析室，就在村腳下。我父母抽血和體檢都是在那兒。

「所以，塞內卡是範妮的男朋友？」我問道。

「可以這麼說吧。」她表示認可，但表情有些尷尬，可能是覺得自己話太多了。

「好的。謝謝您。」

就在我已經走到走廊盡頭時，遠處的索菲婭善意地問我：

「您的下一部小說什麼時候出版呀？」

我假裝沒聽見，衝進了電梯。一般來說，我很喜歡聽到這個問題，因為那就好比讀者在對我會意地眨眼睛。然而，就在電梯門關上的瞬間，我意識到，再也不會有下一部小說了。星期一，亞歷克西斯·克雷芒的屍體就會被發現，我會被判入獄十五到二十年。我即將失去的不僅僅是自由，還有那唯一一件讓我覺得自己還活著的東西。為了趕走這些令人窒息的想法，我機械地翻看著手機。有父親打來的一個未接電話（他從不給我打電話），還有波利娜·德拉圖爾發來的一條簡訊（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弄到我的手機號的）：「對不起，剛才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我有時會犯傻。ps：您早晚有一天會寫一本關於雯卡的書，我已經想好了書名——《玫瑰的遭遇》。」

我重新回到車裡，不過這回是打算去比奧村。一路上，我很難集中注意力，腦子裡全是校報上的那張照片。頭戴紅棕色假髮的範妮（她當年一直是金髮）像極了雯卡，那種相像令人心驚。她們的相似之處不只是頭髮的顏色，還有身材、表情、舉手投足。我想到了母親常讓戲劇俱樂部的學生做的即興表演。那是一種生動的情景表演練習，年輕人非常喜歡。做練習的學生需要連續扮演好幾個人物，被模仿的物件皆是在大街上、公交站前、博物館裡偶遇的人。他們把這個練習叫作變色龍游戲，範妮做起這個練習來簡直是出類拔萃。

我的腦海裡浮現出這樣的推測：也許，範妮和雯卡調換了位置？也許，那個星期日早上，乘火車去巴黎的人是範妮？這聽起來有些荒誕離奇，卻也並非不可能。當年，各方調查蒐集來的所有證詞我一直都記得。學校保安、路政局的人、開往巴黎的高鐵上的乘客，還有酒店的夜班工作人員，他們都是怎麼說的？他們說自己看見了「一個年輕的棕紅髮女子」「一個漂亮的紅髮姑娘」「一個目光清亮、髮色紅棕的女孩」。這些描述非常模糊，完全可以和我的推測吻合。我追尋多年的線索，看來終於要找到了！雯卡可能還活著。一路上，我在腦海裡反覆腦補著這一劇情，好讓自己相信它是真的：出於某種不為我所知的原因，範妮為雯卡的逃離打掩護。所有人都在巴黎尋找雯卡，然而，她可能從沒登上過那輛通往巴黎的列車。

伴著落日的最後一抹餘暉，我來到了比奧村村口。公共停車場已經沒有車位了。好多輛汽車打著雙閃、排成兩排，等待有車離開。我開著車，繞了村子兩圈都沒有找到車位，乾脆放棄了在村裡停車，沿著巴謝特路向貢布山谷駛去。我又向下行駛了八百米，終於在網球場前找到了一個車位。我趕緊停好車，開始全速爬坡往回走：這十幾度的坡搞得人腿腳痠疼，氣喘吁吁。就在快要到達坡頂時，我又接到了父親的電話。

「托馬斯，我很擔心。你媽媽一直沒回來。這不對勁啊。她就是出去買點東西嘛。」

「你給她打電話了吧？」

「打了，可她手機忘在家裡了。我該怎麼辦啊？」

「我也不知道，爸爸。你覺得真有什麼好擔心的嗎？」

父親的反應讓我很訝異，因為母親經常四處出差遊走。二〇〇一年前後，她供職於一個幫助非洲女孩就學的無政府組織，經常離家，父親似乎從未對此介懷過。

「是的，」裡夏爾答道，「今天家裡有客人要來，她不能就這麼把我晾在這兒啊！」

我真不敢相信他的話。他之所以抱怨，是因為妻子不在就沒人做家務了！

「你如果真那麼擔心，就給周圍的醫院打電話問問吧。」

「好的。」他咕噥道。

結束通話電話，我終於走到了步行區的入口。這座村莊比我記憶中的模樣還要美。中世紀時，這裡曾被聖殿騎士佔領，雖然至今仍保留著些許當時的古蹟，但幾乎所有的建築都是來自義大利北部的人建造的。此時，房屋的赭石和青銅色光輝溫暖著鋪石小路，讓遊人彷彿置身於薩沃納或熱那亞小城中。

主街兩旁陳列著各式普羅旺斯產品（香皂、香水、橄欖木工藝品）的商鋪，也有許多藝術工坊，展示著當地玻璃彩繪藝人、畫家和雕塑家的作品。在一家葡萄酒酒吧的露臺前，一個姑娘正抱著吉他，愉快地哼唱著小紅莓樂隊的保留曲目，雖然唱得不太好，但周圍的人們還是伸出雙手打著節拍，讓夜晚在美好的氛圍中拉開了序幕。

然而，關於比奧，我卻有一段特殊的記憶。初一那年，我做了學生生涯中的第一次演講，講述了一則令我印象頗深的當地民間故事。十九世紀末，在沒有任何緣由和前兆的情況下，村裡的一座大房子突然倒塌了。事故發生在晚間，房子裡的居民正在聚餐，歡慶家裡的一個孩子初領聖體。僅僅幾秒鐘，這些不幸的人就變得粉身碎骨，被掩埋於廢墟之中。事後，救援人員搜尋出了三十多具屍體。這場悲劇令人們久久難以忘懷，以至於一個多世紀過去了，傷痛仍在繼續：至今沒人敢在那片廢墟上蓋房子。由於始終處於空置狀態，那裡變成了人們口中的「災難之地」。

來到拱廊廣場後，眼前的景象令我震驚：它和二十五年前我離開時一模一樣。狹長的廣場一直延展到聖瑪麗亞-瑪德萊娜教堂，兩側是兩條拱形長廊，廊下是兩三層高的彩色小樓。

我很快就找到了蒂埃裡·塞內卡。他坐在拱廊咖啡廳的一張餐桌旁，向我擺了擺手，好像他等的人不是範妮而是我。深棕色短髮、端正的鼻子、精心修剪的山羊鬍——塞內卡的變化不大。他的穿著很隨性：帆布長褲、短袖襯衫，還有件搭在肩上的毛衣，彷彿剛從一艘遊船的甲板上走下來似的。他讓我不禁想起了仕品高的某些老廣告，還有我十幾歲時共和國聯盟候選人的競選海報：為了打造輕鬆隨和的形象，他們往往是這副裝扮。然而，最終的結果往往有悖於最初的願望。

「嘿，蒂埃裡。」我沿著拱廊走向他。

「晚上好，托馬斯。好久不見。」

「我是來找範妮的。她好像約了你吃晚飯。」

他示意我在他對面坐下。

「她應該馬上就到了。她跟我說今天上午見到你了。」

天空已變成粉紅色，在古老的石板上投下杏仁糖色的光。空氣中瀰漫著蔬菜蒜泥濃湯和精燉菜餚的香氣。

「別擔心，我不會耽誤你們的約會。我只是想和她確認一件事情，兩分鐘就夠了。」

「沒問題。」

拱廊咖啡廳是個極具比奧風情的地方。畢加索、費爾南·萊熱、夏加爾都曾是這裡的常客。餐桌上鋪著格子桌布，遍佈整座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