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過去的人控制未來。

——喬治·奧威爾，英國小說家

《把它塗黑》《沒有驚嚇》《一》……

剛一進校門，就能看到學校的樂隊正在用滾石、電臺司令和u2的老歌歡迎來賓。樂聲雖然糟糕，卻頗具帶入感，將來賓引向校園的中心——栗樹廣場，上午的慶祝活動就在那裡舉行。

索菲亞-昂蒂波利科技園橫跨幾個市鎮（其中包括昂蒂布和瓦爾邦訥），常常被稱為法國的矽谷，在鋼筋混凝土遍佈的蔚藍海岸中，堪稱一塊寶貴的綠地。成千上萬家新興創業公司和大型尖端產業集團都在這塊兩千公頃的松林裡落戶。這個地方有吸引世界各地高管的王牌優勢：覆蓋全年四分之三時間的燦爛陽光、毗鄰蔚藍海岸和阿爾卑斯各大滑雪場、豐富的體育設施和以聖埃克蘇佩裡為首的優質國際學校。在阿爾卑斯濱海省的教育金字塔中，聖埃克蘇佩裡國際中學穩居塔頂。每個父母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那裡就讀，用該校的校訓許給孩子一個未來——「知識就是力量。」

經過保安值班室後，我沿著行政區和教師休息室向前走。這些建築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建造的，如今已開始顯現老舊之態，但整個區域依然別緻典雅。建築師巧妙地利用了瓦爾邦訥高原的自然風光。上午，暖風和煦，天空湛藍。在松林和灌木叢間，在峭壁和崎嶇起伏的高地間，由鋼鐵、混凝土和玻璃建造的立方體和平行六面體和諧地融入了瓦爾邦訥的自然美景中。再往下走，被一大片湖水環繞著的，是一座座半掩在樹叢間的二層彩色小樓。每座學生公寓樓都用曾在蔚藍海岸居住過的藝術家的名字命名，如帕布羅·畢加索、馬克·夏加爾、尼古拉·德·斯塔埃爾、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傑拉德、西德尼·貝切特和格雷厄姆·格林等等。

十五歲到十九歲時，我曾在這裡生活，住在我父母的教工公寓裡。關於當年的點滴，我至今記憶猶新。那時，每天清晨醒來，我都會面對松林讚歎不已。從我青少年時代的臥室向外望去，可以看到此刻我眼前的絕美景色：波光粼粼的湖面、湖上的木質浮橋，還有停船碼頭……在紐約生活了二十年後，我讓自己相信，我喜歡曼哈頓的電子藍天空勝過地中海岸的風聲和蟬鳴，喜歡布魯克林區和哈萊姆區的活力勝過桉樹和薰衣草的香氣。然而，歸根結底，這是真的嗎？我一邊問自己，一邊繞過阿格拉大樓（一座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環繞圖書館而建的玻璃建築，裡面有多間階梯教室和一個電影放映廳）。接著，我來到了歷史氣息濃厚的老教學樓，這些哥特風的紅磚建築會使人聯想到一些美國高校。這些磚石建築雖不合時宜，與整體的建築風格格格不入，但它們一直以來都是聖埃克蘇佩裡國際中學的驕傲，給校園鍍上了一層常春藤盟校的榮光，讓學生們的父母因把子女送進本地的哈佛就讀而感到無比自豪。

「呀，托馬斯·德加萊，這是在為下一部小說找靈感嗎？」

身後傳來的聲音嚇了我一跳，我迅速轉過身去，看見了斯特凡納·皮亞內利的笑臉。長髮、火槍手式的小山羊鬍子、約翰·列儂式圓眼鏡、斜挎布包，這位《尼斯早報》的記者還和上學時一樣，打扮得怪里怪氣。唯一和當年不同的是，他在記者馬甲下高調地穿了一件印有「phi」字樣的t恤，那可是極左派政黨「不屈法國」盡人皆知的標誌。

「嘿，斯特凡納。」我一邊回應，一邊同他握手。

我們一起走了幾步。皮亞內利與我同歲，和我一樣，他也出生在昂蒂布。直到結業班，我們始終都在一個班級。在我的印象裡，他伶牙俐齒，常常用三段論式的雄辯讓老師們下不來臺。我們學校具有政治覺悟的學生並不多，他便是其中之一。會考後，他明明可以在聖埃克蘇佩裡上個巴黎政治學院的預科班，卻選擇了在尼斯文學院讀書。那所學校是我父親口中的「失業人員製造廠」，我母親更狠，說那裡滿是「一群遊手好閒的極左分子」。但皮亞內利愛發難指責的反叛性格卻始終沒變。在卡洛恩，他在社會黨運動中逆流而上，於一九九四年春天的一個晚上，在法國電視二臺播放的一檔名為《明日青年》的節目中大放異彩。這期直播節目有兩個多小時，幾十名反對職業安置合同（就是政府強制施行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大學生紛紛亮相、暢所欲言。前不久，我在國家影視檔案資料網上重新看了這期節目，皮亞內利的鎮靜自若和放肆大膽令我震驚。話筒曾兩度遞到他手裡，他利用這兩次機會向幾位政壇老手發難，竟令他們尷尬得下不來臺。真是頭誰都嚇不倒的倔驢。

「你怎麼看馬克龍當選總統的事？」他突然問我（看來，他對政治依然情有獨鍾），「對你們這些人來說，這是個好訊息吧？」

「作家們嗎？」

「不，我是說該死的有錢人！」他眼裡閃著光說道。

皮亞內利喜歡取笑別人，而且常常惡意為之，但我還挺喜歡他的。在聖埃克蘇佩裡國際中學的老校友裡，我還保持聯絡的就只有他了：每次我出版新小說，他都會代表他的報社採訪我。據我所知，他從沒有過在國家級媒體機構大展宏圖的想法；與其那樣，還不如繼續做一個各個領域都能涉獵的全能記者。在《尼斯早報》，他可以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政治、文化、當地生活），對他來說，自由高於一切。作為一個搜尋獨家新聞的辣筆記者，他的文字也不乏一定的客觀性。他給我的小說寫的書評，我總是看得津津有味，因為他讀得懂言外之意。

他的書評並非只有溢美之詞，然而，即使持有保留意見，皮亞內利也不會忘記，在一部小說背後（或者一部電影、一場戲劇背後），積聚著多年的努力、疑慮和反省。我們可以評論它，但用區區幾行文字處決它就過於殘忍和自負了。「再平庸的小說，都比自以為是地批判它的評論更有價值。」有一天他這樣對我說。他把影片《美食總動員》中，美食評論家柯隆先生的名言轉化成了文學版評論。

「說正經的，你來這兒做什麼，大藝術家？」

皮亞內利表面上一副隨口問問的樣子，實際上是在拋釣竿試探我，然後再向我施壓。他了解我過去生活的點滴。也許，就在我擺弄口袋裡的雯卡同款眼鏡和恐嚇字條時，他捕捉到了我的緊張情緒。

「落葉歸根總是好的，不是嗎？歲數一天比一天大了，我們……」

「別再花言巧語了，」他冷笑著打斷我的話，「你最討厭這種老同學聚會了，托馬斯。瞧瞧你，身穿夏爾凡名牌襯衫，手戴百達翡麗腕錶。別告訴我，你從紐約坐飛機回來，就是為了和一起看《金剛戰神》長大的同學們敘敘舊，和那些你瞧不起的傢伙嚼嚼馬拉巴口香糖。」

「這你就說錯了。我沒有瞧不起任何人。」

事實如此。

皮亞內利疑神疑鬼地盯著我看。突然，他的目光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就像抓到了什麼東西似的，兩隻眼睛都亮了。

「我知道啦，」終於，他一邊點頭一邊對我說，「你來是因為看到了我寫的文章！」

他的話中斷了我的呼吸，彷彿朝我的胃打了一拳。他是怎麼知道的？

「你在說什麼，斯特凡納？」

「別裝了。」

我故意輕描淡寫地說：

「我住在曼哈頓的翠貝卡。每天喝咖啡時讀的是《紐約時報》，不是你的什麼當地小報。你說的是哪篇文章？關於五十週年校慶的那篇？」

看著他奇怪的表情和緊皺的眉頭，我知道我們說的不是一回事。然而，我白白松了一口氣，因為他馬上就對我說：

「我說的是關於雯卡·羅克維爾的文章。」

這回，我吃驚得僵住了。

「所以，你是真的不知道？」他說。

「知道什麼？都什麼亂七八糟的！」

皮亞內利搖了搖頭，從布包裡掏出記事本。

「我得去工作了，」我們走到大廣場時，他對我說，「給當地小報寫篇稿子。」

「斯特凡納，等等！」

那傢伙對自己製造的氣氛非常滿意，一邊丟下我一邊揮了揮手道：

「咱們回頭聊。」

我的心臟在胸腔裡怦怦亂跳。毫無疑問，還有更多的意想不到在等著我。

有了管絃樂隊的演奏和幾小撥人熱火朝天的閒聊，栗樹廣場顯得熱鬧非凡。從前生長在此處的參天大樹很久以前就被寄生蟲害死了。廣場還保留著原來的名字，但如今已種滿了加拿利海棗樹，它們優雅的身姿會讓人聯想到假期和慵懶。校方支起了淺米色篷布頂蓋，準備了冷餐席，擺了一排排椅子，還掛了花飾。廣場上人滿為患，頭戴窄邊草帽、身穿海魂衫的服務生們穿梭其中，忙著給來賓們供應飲品。

我從一張托盤上隨手抓起一個杯子，用嘴唇沾了下，就馬上把這杯混合飲料倒進了花槽。作為手調雞尾酒，校方竟然只准備了兌了薑汁冰茶的噁心椰子水。我向冷餐席走去。看來，吃的也是一樣，校方選擇了輕食。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加利福尼亞或者布魯克林，那些正在大肆盛行健康飲食理念的地方。別再惦記什麼尼斯肉餡、西葫蘆花炸糕和番茄魚麵點了，這裡只有可憐巴巴的切片蔬菜、低脂奶油甜點和絕對無麩質的乳酪吐司。

我離開人群，坐在混凝土臺階的頂端。這些拋光臺階環繞著廣場的某些區域，有點禮堂的味道。我戴上太陽鏡，在選好的觀測點「隱藏」起來，好奇地凝望著昔日的同窗們。

他們相互道賀，勾肩搭背，彼此擁抱，給對方看自己孩子最漂亮的照片，交換郵箱地址、手機號，在社交網站上互加好友。皮亞內利說得沒錯，面對這一切，我是個局外人，甚至連裝都裝不來。首先，我對高中生活沒有絲毫的留戀。其次，我骨子裡就是個孤獨的人，口袋裡永遠裝著一本書，沒有臉書賬號。在這個被「點贊」按鈕主宰的時代，我簡直就是個脫離現實、令人掃興的傢伙。最後，我從未對光陰如梭產生焦慮。不管是過四十歲生日時，還是眼角魚尾紋初現時，我都未曾沮喪。說實話，我甚至期盼過自己早日變老，因為那意味著我可以遠離過去；於我而言，過去遠非一座失去的樂園，而是一場悲劇的中心地帶，我耗費一生努力逃離的地帶。

經過對老同學的一番觀察，我得出的最初結論是：大部分來參加聚會的人都是在比較小資的圈子裡混的，所以身材保持得還不錯。不過，禿頂卻是男人們的第一殺手。「對吧，尼古拉·迪布瓦？」他的植髮很失敗。亞歷山大·穆斯卡努力用從頭頂翻折下來的一綹長髮遮擋住禿頂。至於羅曼·魯塞爾，則乾脆剃了光頭。

我驚訝於自己的記憶力：每張同屆校友的臉，我幾乎都對得上名字。從遠處望過去，那場景真的很有意思，甚至稱得上引人入勝：對某些人來說，這場聚會帶有些許報復過去的意味。比如瑪儂·阿戈斯蒂尼，那個討人厭的羞怯女高中生竟然出落成了個美人，舉手投足間滿是自信。克里斯托夫·米爾科維克也經歷了同樣的蛻變。那個「書呆子」（當年還沒有這種說法），再也不是我記憶里長滿粉刺的受氣包了，我為如今的他感到高興。像美國人一樣，他毫不掩飾地炫耀著自己的成功，誇讚特斯拉如何值得擁有，和比自己小二十歲的女友說著英語，非常引人注目。

相反，埃裡克·拉斐特卻遭受了懲罰。我印象中的他堪稱半神的化身，是古銅色皮膚的天使，就像《怒海沉屍》裡的阿蘭·德龍。如今，昔日的王者埃裡克神情沮喪、大腹便便、相貌盡毀，哪裡還像什麼《洛克兄弟》的男主角，簡直就是翻版霍默·辛普森。

凱茜和埃爾韋·勒薩熱手拉著手現身了。他們倆在完成了高二理科班的學業後，一畢業就結了婚。凱茜（這是丈夫給她起的暱稱）的真名叫凱瑟琳·拉諾。我還記得她極美的長腿（她的腿現在應該還是極美的，即便她換下了蘇格蘭迷你裙，穿上了女士西褲），還有她當年那文藝腔濃重的完美英語。我常常問自己，這樣一個姑娘怎麼會愛上埃爾韋·勒薩熱。埃爾韋的外號是「雷吉斯」（當年《白痴》那檔電視節目特別火，其口號「雷吉斯是個白痴」無人不知），他相貌平平，腦容量小得可憐，總是發表一些不合時宜的見解，問老師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最要命的是，他好像並沒有意識到身邊的女友比自己高雅一百倍，他根本配不上。二十五年過去了，身穿麂皮夾克衫、一臉滿足的「雷吉斯」看起來還是那麼白痴。為了顯得更傻，他今天還戴了一頂巴黎聖日耳曼球隊的棒球帽。真讓人無語。

然而說到穿著打扮，最出彩的當屬法布里斯·福科尼耶。法航飛行員「鷹隼」身著機長制服，高調地遊走在金髮、高跟鞋和假胸中間。曾經的帥小夥躲過了歲月這把殺豬刀。他依然保持著運動員般的身材，不過，銀色的頭髮、堅毅的目光和毫不掩飾的自負已為他貼上了「老帥哥」的標籤。幾年前，我曾在一次中程航班上碰見他。他在降落時把我請進了駕駛艙，以為這樣會讓我很高興，彷彿我還是個五歲小孩……

「哎呀呀，‘鷹隼’也老了嘛！」

範妮·卜拉希米衝我擠了擠眼睛，熱情地擁抱了我。她的變化也很大。這個有著卡比爾族血統的姑娘上學時個子小小的，有著清澈的眸子和金色的短髮，喜歡穿漂亮的淺口高跟鞋和合身的緊身牛仔褲。她襯衣上方的兩個釦子總是解開著，令人對她剛剛發育的胸部浮想聯翩；收腰的風衣將她的美麗身形展露無遺。在校外，我所認識的她則是個油漬搖滾迷，趿拉著破舊的馬丁皮靴，套著難看的伐木工襯衣、打滿補丁的羊毛開衫和撕裂款李維斯501牛仔褲。

範妮比我有辦法，不知道從哪兒弄來了一杯香檳。

「可惜我沒找到爆米花。」她一邊說，一邊坐在我旁邊的臺階上，好像我們要看場電影似的。

和上學時一樣，她拿起脖子上掛著的徠卡m相機，開始對準人群拍照。

我在很久以前就認識範妮了。馬克西姆、她還有我，我們上的是同一所小學。芳多納街區的那所學校由於滿是第三共和國時期的美麗建築，被我們幾個叫作「老學校」。後來，昂蒂布建了勒內-卡森小學，與「老學校」恰恰相反，校園裡盡是些預製建築。在青少年時期，範妮是我比較親近的朋友。她也是第一個和我約會的姑娘。那是初中四年級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們去電影院看了《雨人》。在返回芳多納的公交車上，我們一起聽我的隨身聽，一人戴一隻耳機，接著便蹩腳地吻了對方，在「因為你離開了」和「但願它們溫存甜蜜」兩句歌詞間親了四五下。我們一直約會到高二，後來就漸漸疏遠了，但仍是朋友。她變成了一個成熟、自由的女孩，從高三起就和不同的男生上床，不再有固定的男友。聖埃克蘇佩裡國際中學很少有這樣的學生，很多人對她指指點點，但我一直都很尊重她，因為對我而言，她就像是某種自由的化身。她是雯卡的朋友，成績優異，為人善良，這三點足以令我珍視。從醫學院畢業後，她作為戰地醫生和人道主義救援者四處漂泊。幾年前，我去參加法語圖書展時，曾在貝魯特的一家酒店偶遇她。當時她跟我表達了想回國的意願。

「你看見咱們以前的老師了嗎？」她問我。

我揚起下巴，給她指了指恩東先生、萊曼先生和豐塔納女士，他們分別是教我們數學、物理和自然科學的老師。

「好一群施虐狂。」範妮邊說邊對著他們按動了相機快門。

「在這一點上，我沒法否認你的說法。你在昂蒂布工作嗎？」

她點了點頭。

「我在芳多納醫院的心臟科上班，兩年了。你媽媽是我的病人。她沒和你說過嗎？」

見我什麼都沒說，她明白了，我對此一無所知。

「自從那次心梗後，她就開始定期來醫院檢查了。但現在一切都好。」範妮安慰我說。

我吃了一驚。

「我和我媽之間的關係，很複雜。」我說道，試圖轉移話題。

「每個男生都會這麼說，不是嗎？」她隨口一問，似乎並不想多知道些什麼。

接著，她指了指另一個老師大聲說：

「那個老師很酷！」

我想了一會兒才認出那個人來。是德維爾小姐，美國人，在文學預科班教英美文學。

「看呀，她到現在還美豔得很！」範妮說道，「多像凱瑟琳·澤塔-瓊斯！」

德維爾小姐身高足有一米八。只見她腳踩高跟鞋，身穿緊身皮褲和無領外套，長長的直髮垂落在肩上。修長挺拔的身材讓她看起來比某些教過的學生還年輕。她剛來聖埃克蘇佩裡國際中學那年有多大？二十五歲？最多不過三十歲。我當年讀的是理科預科班，所以從沒上過她的課。但我記得，她深受學生們的喜愛，不少男生都對她懷有愛慕之情。

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裡，我和範妮繼續一邊觀察老同學，一邊喚醒當年的記憶。在聽她說話時，我憶起了自己為什麼一直以來都很欣賞這個姑娘：她精力充沛，同時還擁有萬能的幽默感。然而，範妮的童年並不美好。她的母親是個膚色亞光的金髮美女，眼神既溫柔又攝人心魄，在戛納十字大道上的一家時裝店裡做店員。我們上小學一年級時，她拋下丈夫和三個孩子，跟老闆去了南美。範妮的父親原本在工地打工，後來由於工傷癱瘓在床。在被聖埃克蘇佩裡國際中學錄取為寄宿生之前，她跟父親還有兩個哥哥（坦率地講，那兩個哥哥都是蠢貨）共同生活了將近十年。三人住在一處老舊的廉租房裡，跟昂蒂布-朱安雷賓旅遊指南里描述的街區相比，那裡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範妮又發射了幾枚毒舌炮彈，言語輕佻卻悅耳（比如，「艾蒂安·拉位元還頂著一顆龜頭腦袋」）。隨後，她嘴角揚起意味深長的微笑，凝視著我說：

「生活改變了某些人的角色，而你，卻始終沒變。」

她把徠卡相機的鏡頭對準我，一邊按下快門，一邊大說特說道：

「全班成績第一，形象高雅，無可挑剔，永遠是那身漂亮的法蘭絨外套和天藍色襯衣。」

「這話從你嘴裡說出來，絕對不是在誇我。」

「那你就錯了。」

「女生們只喜歡壞小子，不是嗎？」

「你說的是十六歲的姑娘，不是四十歲的女人！」

我聳聳肩，眯起眼睛，把手搭在額頭上遮擋陽光。

「你在找誰嗎？」

「馬克西姆。」

「我們未來的議員嗎？我和他在體育館那邊抽了根菸，咱們這屆晚上就在那兒聚會。他好像一點兒都不急著搞競選造勢。媽的，你看見奧德·帕拉迪那張臉沒？跟刷了層漆似的。可憐蟲！你確定沒有爆米花嗎？我能在這兒坐上幾個小時。眼前這場景幾乎可以和《權力的遊戲》媲美！」

不過，當範妮發現兩個員工正在搭建講臺、準備話筒時，她的熱情馬上就像是被潑了冷水似的熄滅了。

「天哪，我可不想聽這些正式的講話。」她站起身對我說。

在臺階的另一頭，斯特凡納·皮亞內利正在一邊和專區區長對話，一邊做著筆記。與我目光相接時，這位《尼斯早報》的記者對我做了個手勢，大概是「別動，我馬上過來」的意思。

範妮撣了撣牛仔褲上的灰，用她獨有的腔調，放了最後一記狠話：

「你知道嗎？這個廣場上的男人，沒和我睡過的沒幾個，你就是其中之一。」

我本想幽默風趣地回應她，卻沒能找到一句合適的話，因為她並沒有在開玩笑，誇張的言語裡透著憂傷。

「你那時喜歡的是雯卡。」她回憶說。

「沒錯，」我承認道，「我愛上了她。這裡的男生差不多都這樣，不是嗎？」

「是的，不過你一直都把她想得太完美了。」

我嘆了口氣。自從雯卡失蹤、她和老師的戀情曝光後，流言蜚語四處流散，把這個年輕女孩塑造成了法國版的勞拉·帕爾默。整個事件也變成了帕尼奧爾國度的《雙峰》。

「範妮，你不會也和其他人一樣吧。」

「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好啦。也許當鴕鳥更輕鬆吧。就像歌裡唱的：‘閉上眼睛活著很容易。’」

她把相機放進包裡，看了看手錶，衝我舉起半滿的香檳酒杯說：

「我要遲到了，本不該喝這東西的。今天下午我值班。回見，托馬斯。」

校長開始講話了，這類空洞無聊的演講是國民教育界某些公務員的專長。吉拉爾女士是巴黎人，來聖埃克蘇佩裡國際中學當校長還是不久以前的事。她對學校的瞭解僅限於官方資訊，背書似的重複著專家、高官的陳詞濫調。聽她講話，我不禁犯起嘀咕：我的父母為什麼沒有出現？作為老校長，他們應該受到了邀請。我徒勞地在人群裡尋找著他們的身影，越想越不對勁。

在唱完「我校始終秉承的價值觀，是寬容，是機遇平等，是不同文化間的對話交流」這段老調之後，校長開始列舉歷屆畢業生中的十幾個「傑出人物」。我也是其中之一。當我的名字被宣佈並響起掌聲時，幾束目光投向了我。我擠出一個不太自然的微笑，點頭示意了個含糊的「謝謝」。

「這下完了，你暴露了，藝術家。」斯特凡納·皮亞內利一邊坐在我身旁，一邊提醒我說，「幾分鐘後，就會有人過來找你在書上簽名。他們會問你，米歇爾·德呂克的狗在拍攝間隙會不會叫，安妮-索菲·拉比克斯」在沒有鏡頭對準她時是不是還是那麼和藹可親。

我儘量避免激起皮亞內利的表達欲，但他依舊滔滔不絕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