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喝點什麼？」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咖啡廳的經營者還是那對義大利-波蘭夫婦——瓦倫蒂尼兩口子。一瞧見他們，我馬上就想起了他們叫什麼。正在清理咖啡機的迪諾（毫無疑問是這個名字……）停下了手裡的活，問我想喝點什麼。漢娜則在翻看當天的報紙。他贅肉多了、頭髮少了；她呢，金髮淡了、皺紋深了。好在，隨時光流逝，他們的夫妻關係似乎融洽了些。衰老就是能起到這樣的作用：讓耀眼的美豔變得暗淡，同時為平凡的外表鍍上古銅色的光澤。

「麻煩您，我想來杯咖啡，雙份的意式特濃。」

頓了幾秒鐘後，我喚醒雯卡的魂靈，重啟了往昔。

「再來一杯櫻桃可樂，要吸管和冰塊。」

有那麼一瞬間，我覺得瓦倫蒂尼夫婦似乎認出了我。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八年年間，我的父母曾是聖埃克蘇佩裡國際中學的校長，父親負責高中部，母親負責預科班；由於擔任這樣的職務，他們在校園裡分到了一套教工公寓。那時，我經常跑來這裡。為了能免費玩上幾把《街頭霸王》，我有時會幫迪諾收拾地下室，或者幫他做那道有名的甜點「蛋奶凍」，製作秘方是他從他爸爸那兒繼承來的。漢娜始終盯著報紙；老迪諾收了我的錢後，把喝的遞到我面前，疲憊的目光中並未閃出絲毫光亮。

店面有四分之三是空的，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即便現在是星期六上午。我上學那會兒，聖埃克蘇佩裡國際中學有很多寄宿生，其中大部分人週末也會留在學校。趁著人少，我走向了雯卡和我最喜歡的地方：露臺最裡面的桌子，就在松樹的香枝下。彷彿和太陽惺惺相惜般，雯卡總會選擇面向陽光的椅子。我端著托盤背對樹叢坐了下來，那是我慣常坐的位置。我端起咖啡杯，把櫻桃可樂放在了空椅子前。

揚聲器裡傳來快轉眼球樂隊的一首老歌——《失去信仰》。好多人都以為那首曲子是講信仰的，其實它唱的不過是一段單戀所帶來的痛苦與煎熬，是一個心慌意亂的男孩對心愛姑娘的吶喊：「嘿，快看啊，我在這兒！為什麼你就是對我視而不見呢？」那簡直就是我的生活寫照。

一陣微風吹動枝葉，陽光在地板上照出浮塵。有那麼幾秒鐘，我像著了魔一般，回到了九十年代初。在我面前，在穿透枝葉的春光下，雯卡的幽魂靈動起來，我們充滿激情的談話在我耳邊迴響。我聽到她熱情洋溢地對我說起《情人》和《危險關係》，我則給她講了《馬丁·伊登》和《指環王》。也是在這張小桌旁，我們常常聊起星期三下午在戛納的星光電影院或昂蒂布娛樂影城看過的電影。她痴迷於《鋼琴課》和《末路狂花》，我則喜歡看《今生情未了》和《兩生花》。

歌接近尾聲。雯卡戴上她的雷朋太陽鏡，用吸管喝了一口可樂，在彩色鏡片後對我擠了擠眼睛。她的身影漸漸變得模糊，直到完全消失，我們這段愉悅人心的插曲就此終結。

一九九二年那無憂無慮的夏日早已離我們遠去。我孑然一人，暗自神傷，氣喘吁吁地追逐著逝去青春的幻想。我已經有二十五年沒見過雯卡了。

二十五年了，沒人再見過她。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十九歲的雯卡·羅克維爾和她的秘密情人、二十七歲的哲學老師亞歷克西斯·克雷芒逃到了巴黎。兩個人最後一次被人看到是在第二天早上，在第七區聖克羅蒂德聖殿旁的一家酒店裡。之後，他們就在巴黎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他們再也沒有出現過，再也沒聯絡過各自的親友。他們就這樣徹徹底底地從人間蒸發了。

這是官方版本。

我從口袋裡掏出那篇刊登在《尼斯早報》上的文章，那篇我已讀過上百遍的文章。在平凡的表象下，它隱藏著一條資訊，而這條資訊將引發重重悲劇，顛覆所有人對這一事件的認知。今天，人們做判斷的依據是公開的真相，然而，真相往往並不是我們所看到的樣子；就眼前這一具體情況而言，它既不能令人平和，也無法起到哀悼作用，更難以帶來公正。即將伴隨真相而來的，只有不幸、追捕和惡意中傷。

「呀！對不起，先生！」

一個冒失的高中生在桌子間跑動時，書包撞翻了可樂杯。我下意識地接住了下落的杯子，沒有讓它摔碎。我用幾張紙巾擦乾了桌面，但褲子已經被汽水弄髒了。我穿過咖啡館，走向洗手間，足足用了五分鐘才清理掉汙漬，又花了差不多的時間烘乾了衣褲。最好還是別出現在同學會上了，免得大家以為我尿了褲子。

接著，我回到座位，想取走掛在椅背上的外套。當我的目光瞟向桌面時，我的心臟加速跳動起來。就在我離開的工夫，有人對摺了報紙的影印件，並在上面放了一副太陽鏡，一副彩色鏡片的雷朋派對達人眼鏡。誰在跟我開這個可怕的玩笑？我看了看周圍，迪諾正在加油泵旁和一個男人聊天，漢娜正在露臺的另一頭給天竺葵澆水。除了三個坐在吧檯旁休息的清潔工，為數不多的幾個顧客都是高中生，有的在對著蘋果電腦學習，有的在拿手機聊天。

媽的……

我得把眼鏡拿在手上，才能確定眼前的一切不是幻覺。拿起眼鏡時，我看到剪報被人做了批註。那是一個簡簡單單的詞，筆觸圓潤有力：

復仇。

這裡指20世紀20年代。

法國最有名的桌式足球製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