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堡墜入情網
美狄亞以為她是為了愛而付出生命，
可是她的所謂愛，
也只不過是愛神為了利用她
而射出一支箭的結果罷了，
她哪裡有任何一點滴的自由意志可言？
在機場外邊，我把車停下來；停得有點猛，我們驟然往前傾倒，我說，「對不起。」
他跳下車來，回身拖出行李，乾乾地說，「你不必下車。」
他轉身向大廳走去。肩上的旅行袋使他有點傾斜，我也注意到，他的腿，還是稍微內彎，o型腿。他的左手提著一個我為他買的小提箱，裡頭裝著素貞的骨灰。
我發動車，「唬」一聲衝上公路。這是個沒有速限的國家，也因此是個高風險的國度。左鄰右舍的人——北邊的丹麥、挪威、瑞典人，西邊的法國人，南邊的瑞士、義大利人，慢吞吞地將車開到邊境，一進入德國，就開始放縱狂奔。結果往往是車子開始冒煙、解體，這些車子不能適應突然的解禁；要不然，就是車毀人亡。
時速兩百公里，我在快車道上亡命似的賓士，眼前稍慢的車一輛一輛往右線閃開，躲避我瞬間的逼近。心情不好的我，臉色鐵青，兩眼發直，手指緊緊抓住方向盤。指標爬到兩百三十公里時，我狠狠凝視前方的兩眼好像也已逼近死亡的衝動，和恐懼，我的額頭髮燒。
四點半。現在，帕維爾在他的房裡開始等我。他也許點上一支菸，把腿擱在茶几上，面對著門，等候我敲門的聲音。他不知道我不會出現。今天不會，明天也不會。
讓他去等。
進入海德堡市區，不得不慢下來，車子沿著河緩緩地滑行。內卡河流著茵綠的水，白色的天鵝閒閒地在水面垂柳間飄浮。有人在河邊脫光了衣服曬著太陽。
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呢，在這樣一個美好的下午。
素貞的頭，已經洗乾淨了——日耳曼人是個一絲不苟的愛乾淨的族群。她的頭擺在一張看起來像手術床的大桌上，白色的床單覆蓋著下巴以下，我看不出他們是否已經把頭縫到膀子上，或者在被單下，頭和膀子之間仍是空的，我也不好開口問；我是來認屍的。
長到四十歲，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死人，不，其實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十幾年前在臺南醫院的急診室裡。父親被街上的野狗咬了一口，我帶他到醫院檢查，怕有狂犬病。
急診室裡擠滿了人。一個婦人高舉著自己的手，那隻手上的拇指被什麼利器切了，血淋淋地折倒下來，只剩下一點皮還連著她的手掌。
然後有個擔架被抬進來，「哐」一聲摔在地上；擔架上躺著的是個兩眼空洞、嘴巴張得大大沒有牙齒的老頭。
有這種臉孔的老頭，你一看就知道是個獨居的老兵。
穿著白褂的年輕醫生蹲下來，從口袋裡取出小燈，撐開老頭眼皮晃了一下。
「死了！」
他說。站起來，走開。
老人兩眼睜著，白蠟蠟的，好像沒有眼珠，好奇的我走近瞧瞧，那兩隻眼睛像某個大門敞開的人家，只是裡頭沒有人。
可是，我怎麼不記得死人的皮膚是這樣的？素貞的頭顱，像蠟做的，很假，而且皮膚有點透明，似乎裡面是空的，那只是一個圓形的蠟殼。
檢察官問陳子銘要不要看他太太最後一眼——不是認屍，因為我已經作為報案人認過了——是問他要不要作為紀念地看他太太最後一眼。陳子銘搖搖頭，檢察官點點頭。
子銘下飛機的那個晚上，在他的旅館房間裡，我就告訴他了。素貞的身體，在塑膠袋裡找到；素貞的頭，被丟在歌劇院後面大草坪，由一叢巨大的玫瑰遮著。
他閉著眼睛聽我敘述。
我是不是該省了這些細節呢？也許吧！可是，誠實是我的人生座右銘，討好而虛假地和老葉共同生活了八年，在我搬出的那一天，我發誓今生再也不忍受任何假的事情——假的愛情、假的誓言、假的善意、假的幸福。
現在，我也不給子銘假的慈悲。既然他的妻子是這樣死的，為什麼他不該知道呢？如果素貞能夠忍受人家用鋼鋸鋸她的頭，作為丈夫的陳子銘至少該忍受「知道」他的妻子被人鋸了脖子吧？他的痛苦能跟素貞比嗎？
「螞蟻爬滿了她的眼洞。」我再加一句，不眨眼地盯著他。
他緊閉的眼睛流下了淚水。淚水流過他唇邊的鬍髭，滴在他白色的襯衫領。這麼雪白的襯衫，而且顯然燙過。素貞不在的這些日子，誰幫他燙衣服？他的母親？子銘的媽是那種會在母親節被選為模範母親的媽媽。丈夫在海上失蹤之後（在我們那個漁村裡，經常有人出了海就不再回來，有一次我們還在沙灘上撿到一條被魚咬爛了的泡得發白的人腿），她就在市場裡擺麵攤，乾麵、意麵、肉絲麵。子銘小的時候，她用一張小花被將他裹起來，緊緊綁在背上，空出來的兩隻手就可以下面洗碗。
是上了小學之後吧。有人說陳子銘的腿是彎的。我們偷偷在他背後研究過，而後合聲說：「對，揹著長大的小孩都有o型腿。」
上了小學的子銘是個剃了光頭、眼睛靈活卻不說話的小男生。他每天穿著油漬漬的卡其制服幫媽媽招呼客人；客人少的時候，他就趴在搖搖晃晃的桌子上寫功課，功課當然也得自己做，因為他媽只認得0到9的數字，什麼人欠了幾碗面錢未付、對面老張送來幾瓶啤酒什麼的，她用粉筆記在一張小小的黑板上。
她和賣蚵仔麵線的駝背嬸去標會時，就在一張小紙條裡包上幾支火柴棒；火柴棒的支數就代表她開出的價錢，一支代表一百塊還是一千塊？我忘了。
素貞是牧師的女兒，白淨淨的臉蛋，穿著乾淨的衣服。教室外面有一個打水的幫浦，下課鈴一響，我們爭先恐後從窗子跳出去，一群孩子搶著幫浦用力打水，另一群就將頭放在水喉下面把頭髮淋個溼透，然後設法把頭上的水濺到別人身上去。素貞就站在一邊看，帶著有興味的微笑，露出嘴裡的牙齒矯正器——那個年代，鄉下的孩子有許多連牙刷都沒有，她卻戴著牙齒矯正器。安靜而彬彬有禮的素貞，讓同學們喜歡、老師們寵愛，我，卻嫉妒著她天使的性格。我有仇必報，恩怨分明。有個傲慢的里長的女兒把我養的蠶打翻在地上，故意地；我一句話不說，衝到她桌前，把她的作業本子扯個稀爛。
素貞卻是一頭雪白的羔羊，她的純潔只能激起人們的愛憐。
每個星期天，素貞一家人上教堂，當然，教堂——好像叫聖公會——就在她家隔壁。或者該倒過來說，她家就在聖公會的院子裡。大概是三年級的時候，素貞開始為聖詩班伴奏。風琴的聲音從教堂中傳出，載著風的翅膀，飛到我們光復一村的村子裡來。我們一窩人就鑽出低矮的房子，坐在向風的牆頭，聽那美麗又帶點哀傷的樂聲。
然後素貞和牧師孃來到市場。我們打著赤腳，或者拽著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的拖鞋，素貞卻總是穿著黑色漆光的皮鞋，而且永遠有白色的短襪。她們進入市場時，我們都要為她們的鞋子擔心。地上有積水，是雨水、宰剁雞鴨剖魚的血水，還有腐爛菜葉的混合，呈醬油色。
她們母女倆撐著傘，提著菜籃，小心地躲避地上的坑坑洞洞。
「你每頓飯前都祈禱嗎？」我問。
她點頭，「還有睡前。」她的辮子上扎著紅絲帶。
「那麼多次？」我驚異地再問。
她微笑。
偶爾，牧師一家三口到市場去吃消夜。是特別體恤女兒的同班同學？還是子銘媽的面實在好吃？他們總是坐在子銘他們的麵攤上。右邊是筒仔米糕四神湯，左邊是蚵仔麵線蚵仔煎。我和爸媽，當然還有永遠流著鼻涕的弟弟和妹妹，多半坐在餃子大王老張的攤子上，就和子銘他們對面。生了一臉麻子的老張是廣東人，爸爸的牌友。因為他老輸錢，所以爸爸經常命令我們來到張伯伯的餃子攤，把他償不起的錢一粒一粒吃回來。儘量吃！爸爸得意洋洋地說，再加幾個滷蛋。
牧師一家人文雅地吃著面，不時用自己隨身帶來的餐紙拭嘴角。其他的客人，譬如開野雞車的黑鼻仔、在海邊守崗哨的老兵（他們的名字多半是老張老王老什麼的，胳膊上刺著「殺朱拔毛」），他們都捲起褲管，一隻腿高高蹺在板凳上，拿起大碗酒往臉上倒。
子銘很忙。他才九歲吧？我們二年級。他用一塊稀爛的絲瓜布用力地擦桌子。人瘦小，好像整個人得趴上去擦，竹製的桌子在他身體下吱吱作響。然後他分筷子，那個時候還沒有用了就丟的竹筷。他用兩手從一個大水盆裡撈出一把筷子，使勁地甩，把水甩掉。當然筷子還是溼漉漉的，但沒人介意。只有牧師孃，掏出皮包裡的衛生紙，細心地將一家人的六支筷子一支一支擦乾。
子銘端面時，走得極慢，兩眼盯著碗前的水泥地板，就怕摔跤。湯碗冒著騰騰熱氣，極大的碗，顯得他的手特別的小。他的手指似乎對燙也沒有感覺。他戰戰兢兢地把麵碗擱在桌沿，牧師就微笑著摸摸他頭。
我不記得子銘有過任何表情。他並不和我們打招呼，雖然我們早上還坐在同一個教室裡。他只是低垂著眼睛，聽清楚面的名字，回身告訴母親。腦後紮了一個髻的母親則永遠站在不斷往上泉湧白花花的水汽裡，時不時往圍裙上抹抹油膩的手。
吃消夜的人往往半夜還來。子銘和母親等著最後一個客人走了，才開始收拾桌椅。第二天早上八點就要上課，他到底什麼時候睡覺呢？我不知道，也沒想問過。他反正不和我們玩。下課鈴響，我們一窩蜂衝出教室，他總留在教室裡。上課鈴響，我們衝回來，他還坐在他位子上。
這樣的一個孩子，後來考上臺大電機系，當然是鄉里一件大事。蚵仔麵線的駝背嬸送去一大串紅色的鞭炮，里長送給子銘一支鋼筆，鋼筆上刻著「萬里鵬程」四個字。
這樣的一個孩子後來得了獎學金到美國去讀書，那更是大新聞，連我都輾轉聽見了這個訊息。那個時候，我早已離開茄萣鄉，我在柏林過著波希米亞式的留學生活。
在走道里遇見系主任迎面而來，我趕忙低頭假裝翻看手裡的書本，卻被他叫住：
「像昨天那樣的事情，」他皺著眉頭，「您下次能早點和我說一聲嗎？」
他指的是我讓學生將一批過期的期刊移走的事。
「也許。」
我皮笑肉不笑地走開，知道他愣在那裡，半惱怒、半困惑地瞪著我開始發胖的背影，後悔他聘用了我。
他不喜歡我，我知道。但誰在乎呢？我不靠別人的喜歡過日子。和老葉決裂之後，我才知道「每個人都是一個孤島」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說，哈！我不再靠取悅於別人過我剩下的人生。
教職員的信箱就在走道里。和往常一樣，我開啟自己的那一格，裡頭一大堆紙張，沒有什麼信件。我不太寫信；久而久之，也不再有人給我寫信。通知單倒是一大把；星期幾什麼人來演講請鼓勵學生參加，新建系館停車場開始出租，一年一度聯誼郊遊在幾月幾日舉行請報名……
竟然底下有一封信，素貞的，不，素貞寫給別人被退回的信。收件人是「臺北市一○三巷四十五號五樓陳子銘」。
她忘了寫上麗水街，被退了回來。
我將信拿到窗邊，就著光看郵戳上的日期。
五月——五月二十六日。我心跳得厲害，兩腿發軟。支撐著找到一張椅子坐下。這是真的嗎？素貞是二十五日離開我去赴約會的，屍體在二十八日找到。二十六日她寫了——不，寄了這封信？會是她自己寄的嗎？或者……？
我必須讀這封信。
素貞蠟黃死亡的臉孔浮上來，我坐在走道陰暗處，幾乎站不起來。我甚至於用手指撫摸了她的臉頰，臉肉在手指輕微的壓力下凹陷下去，像麵糰，像不新鮮的豬肉。她本來是酒窩的地方反而鼓出來，因為浮腫。
到河邊去吧！
系館在老街上。老街由一塊一塊的青灰色石頭鋪成，高跟鞋很容易陷進石塊與石塊之間的隙縫。對於我，那已不是問題，我早已不再穿高跟鞋。譬如現在，我腳上趿著雙典型的德國健康涼鞋，非常不秀氣，像養牛的農婦準備一腳踩進牛糞的那一種。
街口，和往常一樣，坐著三兩個流浪漢，懷裡抱著酒瓶，紅腫的爛眼遲鈍地看著路人。他們的身體有尿騷味。其中一個頭發髒成一團的人叉開腿歪坐在地上。褲子顯然已沒有拉鏈，我不得不瞥見他的毛髮和陽具。
裡頭不知有多少跳蚤，我想。
轉上大街，迎面而來兩匹高大壯碩的馬，拖著滿載遊客的馬車，踢踢躂躂地過來。旅客，多半是馬克·吐溫嘲笑過的幼稚的美國人和表面恭謹馴服內心是惡狼的日本人，帶著照相機和愚蠢的表情瞻仰不朽的海德堡。
街道不寬，我站在一家書店櫥窗前，讓馬車通過。馬匹經過眼前，滾動著一股氣味，是乾草和馬汗的混合吧？倒有點像男人下體毛髮的氣味，說不上是好聞還是不好聞。
一陣莫名所以的不快襲來，我拉開大步往河的方向走去。
可是從這裡到河邊，勢必要經過大學廣場。
廣場上熙來攘往，多半是學生。二十多歲的男人，瘦削的臉上有稜有角；二十多歲的女人，散著頭髮，擺著細瘦的腰肢。他們有的騎著車橫衝直撞，有的揹著書包、素著腳，邊笑邊走。
再過二十年，你們也會和我一樣，皮膚逐漸幹掉，眼角拉下來使本來圓溜溜的眼睛慢慢變成三角形；本來是稜角的地方肥圓起來變成一疊一疊的贅肉。過了二十年，你們就會和我一樣，體重多了一點，靈魂少了一點。
廣場中央植了幾株會開香花的槐樹。就在那槐樹旁，幾百年前橫眉冷眼、有稜有角的馬丁·路德站在那裡面對群眾，辯論天主教改革之必要。他是卡來爾所崇拜的那種英雄典型，而路德這個英雄似乎在他的中年和老年都不曾墮落。
但是我不曾見過不墮落的英雄。
也是在這個廣場中央，素貞和我頭一次見到鋼琴師。
那天天氣有點兒陰晴不定，一會兒陽光像金粉一樣打在肩膀，一會兒烏雲密佈，風雨欲來。我們從麵包店一推門出來，就聽見鋼琴的清越，從廣場中央傳來。那兒已經圍了一堆人。
這樣的街頭演奏可還真沒見過。海德堡的街頭樂師不知有多少——拉小提琴的、吹法國號的、打鼓的、彈吉他的、清唱的……可是，當街彈鋼琴？
那是一架殘破不堪的鋼琴。琴蓋早就脫落，三隻漆已剝落的腿，有一隻還用鐵絲綁著。琴鍵上的白鍵顏色老舊，像一排老人掉剩了的黃牙。黑鍵有些脫了皮，露出骯髒的木色。
我們的眼光投射在鋼琴師身上的那一刻，陽光燦亮，把正在專心彈琴的年輕人的頭髮照出一圈金色的光環，他偶爾抬眼，眼睛有乾淨的天空顏色。真是個美麗的年輕人！我似乎聽見身邊素貞深深的嘆息。他的長髮沒有梳理，隨著他手臂和雙肩的擺動而不時落到胸前。黑色的貼身背心，露出他突顯繃緊的肌肉，下面是條牛仔褲，光著腳踩著琴板。
年輕人的臉孔被太陽曬出一種健康的紅色，當他垂首看手指下的琴鍵時，眼睛就是兩彎濃密的睫毛。他的嘴角有一點淺淺的笑意。
蕭邦的旋律像沾了魔粉的箭，射中了人們跳動的心臟。這不是嚴肅僵硬黑暗的音樂廳，這是空曠的廣場，在藍色的天空和搖晃的槐樹之間。人們被點了穴道似的，全身靜止，生怕錯失天空和槐樹之間即使只是一個音符。
我看到鋼琴的琴蓋了。它被擱在地上，上面擺了一個破口的陶盆。陶盆裡有許多錢幣、幾捲紙鈔，還有一枝鮮紅帶刺的玫瑰。
有一隻細緻的戒指。一支口紅。
曲子悠然停止，掌聲像忍不住的爆炸，噼噼啪啪響個不停。有人大喊：
「fantasie，op49!」
鋼琴師微笑著，似乎在等其他的點曲。素貞輕聲說：
「好貪心啊！fantasie一曲就要十二分鐘呢，不把他給累死！」
在我右邊站著一對母女。穿著優雅入時的母親對抱著一疊書的女兒嘆氣：
「唉，能有這樣的女婿多好！」
「同意。」女兒說得乾脆，眼睛還盯著前面，「他太迷人了。」
「不過，」做母親的笑了，「他養不了家。」
女兒頑皮地撞了下媽媽，說：
「你怎麼這麼陳腐，媽媽，我將來是建築師，我可以養他呀！」
琴聲又響起，人們重新安靜下來。
素貞對我耳語說：「小夜曲，二十七號之一。」
沒人注意到，陽光早已被烏雲遮去，廣場陰暗下來，風颳著槐樹，噼裡啪啦掃下一陣葉子。在一片肅殺中，雨點開始撲打下來。光明和黑暗交替得如此迅速，簡直像一場天意合作，令人措手不及。
鋼琴師跳起來搶救鋼琴，群眾七手八腳地幫著推，目標是廣場東邊一家書店的遮篷下。有人去拾琴蓋和陶盆，有人為鋼琴師殷勤地打起傘。
鋼琴被推到了篷下，有人將小圓凳抱了過來，讓鋼琴師坐下，有人喊：
「impromptus29！」
有人說：
「讓他休息一下。」
一個戴帽子的老太太走過去，張開雙臂熱情地擁抱鋼琴師，親他的臉，說：
「孩子，你太美了！」
鋼琴師只是笑，牙齒極白。
老太太正走開，一個穿長裙的女孩亭亭走向前，把手腕上一個鐲子取下，彎身擱在陶盆裡。
「年輕人，」我身邊的母親大聲說，「我正在物色女婿；你願意待會兒和我的女兒一塊喝咖啡去嗎？」
年輕人的眼光和未來的女建築師接觸。
他笑了，露出整齊的白牙，「好，再彈最後一曲。或許大夥兒想一塊兒去呢！」
話還沒說完，他的手指已經按下。音樂像手裡的白鴿，翩翩飛起。
雨，在遮篷外淅瀝淅瀝落著，和鋼琴不斷升起的咚咚聲組成一片奇異的風景。
我沒忘記看看錶，快到我上課的時間了。「走吧！」我扯扯素貞。
「噓——」她根本不動，「聽完。」
可是聽完了她還是不肯走。「我們也去吧！」她說。
「去哪裡？」
她指指鋼琴師，一小撮人已經包圍了他。
「我要上課你忘了？走吧走吧！」我跨出步子，卻發覺她沒有跟上來。
「？」我停住腳，瞅著她。
她看看我，又回頭看看正站起來的鋼琴師，腳，沒有目的地挪動了一下，又回頭看我；在一瞬間她必須決定她的方向，她顯然地不知所措。
「走吧！」我說，轉身往教室方向走去，不再看她。我十分肯定她會跟過來。我真的要遲到了。
當我直覺她不在我身後而回身尋找時，她已經直直地往鋼琴師走去。我只能越過人頭大聲喊：
「要不要等你吃晚飯？」
她沒聽見。也許是因為教堂的鐘聲剛好洪亮地響起，噹噹地震著耳鼓。她好像在鐘聲的伴奏中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
她義無反顧的背影使我愣在那兒，詫異她竟然會獨自走向未知，這不像我所知道的乖順、柔弱、退讓、害羞的素貞。
因為多看了她幾眼，我這才發覺她竟然和鋼琴師穿著一模一樣的衣服：黑色背心，藍色牛仔褲。那是她昨天才在老街上買的。
雨已經停了。陽光穿過黑雲下，一束一束的，像舞臺燈光打在廣場上。
她纖瘦的身子筆直地往前走去，走向鋼琴師。在浩浩蕩蕩的鐘聲中，晃動不安的人潮像海浪往兩邊撥開，她筆直地往鋼琴師走去。
風吹起她背後的長髮。
素貞從前不是個穿牛仔褲的人。
我在大學當助教的那一年，素貞突然出現在研究室。
基本上，當她去讀師專，我上了高中之後，我們就已經走上永不交叉的命運軌道。她去苗栗當小學老師的時候，我在臺南上大學。我們沒見過面，沒寫過信。她是個好女孩子，我從來沒懷疑過。小學四年級，班上來了個胖嘟嘟的轉學生。當我們都圍著他唱「胖子胖，打麻將」的時候，素貞畫了張美人圖，上了顏色，偷偷塞在轉學生書包裡。美人圖上還寫著幾個字：「歡迎新同學」。
老師一手牽著那個啼哭的小胖子，一手高舉著「美人圖」作為好榜樣，把我們罵個狗血噴頭。
和好人我總覺得沒什麼話可說。我一方面嫉妒他們是天使，一方面又因為他們是天使而瞧不起他們。能夠瞧不起天使，我對於自己根本不是天使的事實就不覺得是太大的缺憾。
大概從八歲開始，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使。
八歲那年，洗澡的時候，發現用水管衝出的水柱衝激下體，會有一種麻酥的快感上來。我開始三天兩頭地玩水的遊戲，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
有一天正在玩的時候，聽見有人在浴室門上「篤篤」敲了兩下。我停下來，等了一會兒。
靜悄悄的。
於是我再拿起水管，卻又聽見「篤篤」輕敲。那是個竹篷子搭出來的所謂浴室，從竹片縫裡我依稀看見母親的衣服。是她在叩門。
她知道我的水的遊戲。
我羞恥得好幾天不太和她大聲說話，不敢正眼瞧她。羞恥，使我知道，我不是天使。
素貞站在我面前，有點尷尬地笑著。那張臉孔還是像小時候那樣白淨，露出兩個淺淺的酒窩。也是夏天，她穿著件淺藍色的長袖襯衫，長袖哪！胸口的扣子一個個扣上，直扣到喉嚨。下面是條深藍色的百褶裙，長過膝蓋。白襪子，黑鞋子。
還是黑鞋白襪，我想起茄萣的菜市場。
「你看起來好年輕。」她說。
「是你看起來老。」我想著，卻沒說出口。我穿著正常的二十二歲的人該穿的正常衣服：白色的恤衫、灰藍色的窄身牛仔褲、白色的運動鞋。
我帶她去教職員餐廳吃飯，引起不少人注目。她實在土得可以，我用眼角看她。她一步一步規矩地走著路，不會伸手去撩撥一枝低垂下來的芒果。
我像上籃球架一樣地跳起來，伸手握住一粒芒果，黏黏的，還不夠熟，於是放手，芒果枝又彈蕩回去。我們走過去了，那個半青半熟的果子還在空中搖晃。
親愛的牧師的女兒，那個在半空中懸著的果子，對你沒有誘惑嗎？它激不起你心中想跳起來、脫離原來軌道的衝動嗎？
她客氣地道謝，端莊地坐著，不時看看長裙是不是嚴密地蓋著她緊並的雙腿。吃飯時，她從皮包裡掏出自備的餐紙，文雅地擦拭嘴角。吃飯之前，她已經用了桌上的餐紙擦乾了她的和我的半溼的筷子。
她剪著學生式的短髮，臉上沒有一點脂粉。
才二十二歲，她沉重得像塊舉不起的灰鉛。
我很快就忘了這塊沉重的鉛，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一年的助教生涯令我厭倦。一個眉目清楚、穿恤衫牛仔褲、二十二歲的女助教，是一瓶剪下來用水養著的鮮花。人們湊近聞它的芳香、欣賞它的豔色，肯定的是，沒有人期待這瓶花會繼續成長。人們所求於瓶花的，只是它此時此刻短暫的清新。
大學裡不少青年才俊，所謂青年才俊，就是那些頭尚未禿但已得了博士學位回來的已婚或未婚的男人們。我用我瓶花的特質和他們混著，很讓一些青年才俊的太太們嫉妒。有一天下班時，和一個電子系的才俊一起走路回宿舍。才俊摘了把野花遞給我，後頭冷不防響起一個女人的聲音：
「唷——」拉得很長很誇張，好像話劇臺詞，「會送花給小姐，怎麼就從來不送我呢？」
我們同時回頭；是才俊的太太。
她已經很胖了（說「已經」，是因為我猜想她也曾經瘦過，當她是瓶花的時候）。穿著短褲，胖腿從褲管裡勉強擠出一堆肉。
她繃著臉從我們面前走過，塑膠拖鞋發出吧嗒吧嗒的聲音。
我抬頭看看才俊，他的眉毛向兩邊塌下來，笑得苦極了。
我突然覺得這遊戲乏味透了。
別人所期待於我的，還有我自己所期待於我自己的，也不過就是終於嫁給了一個青年才俊，為他們煮飯生小孩，然後開始變胖，胖到腿肉塞不進褲管，然後在路上撞見才俊摘野花給新來的女助教。然後繃著一張臉，吧嗒吧嗒踩著拖鞋走向冷戰的夜晚。
怎麼樣才能躲避這樣的軌跡？
我終於還是以女人的方式離開了我盛著死水的花瓶。
核工繫有個德國講師，高高瘦瘦長手長腳的，常來和我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天，用英語。這天晚上，他來到我的小房間裡聽音樂。我隨手放了張西蒙和加芬克爾的唱片，唱片套上有兩個歌手的照片。我說：
「你看，這兩個人鼻子真大。」
他沒作聲。
我又說：
「猶太人鼻子都大，聽說。」
他瞄我一眼，輕輕說：
「我是半個猶太人。」
「哦——」我仔細看看他，「所以你的鼻子只有他們的一半大……」
他笑起來，拉過我的手，無限縱容地說：
「在德國你就不能說這樣的話，猶太人是很容易被得罪的。」
他把我的手放在唇邊，極溫柔地親吻著。當西蒙和加芬克爾唱到「人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時候，他對我的手說：
「跟我去德國好嗎？」
窗外是黑色的夜，白色的梔子花卻在夜色裡蠢蠢動著，濃郁的花香纏繞在音樂里，像一縷一縷飄浮的輕煙。
「跟我去德國好嗎？」
他的眼睛深深地注視我，那樣誠摯的、信任的、充滿了柔情的眼睛，好像世界上沒有任何值得片刻懷疑的東西。
我值得你的信任嗎，米夏？我自己都不信任自己。
你不信任自己什麼呢？你在害怕什麼呢？
他一直捧著我的手，親吻著我的每一根手指。
我說不清楚，因為想不清楚（床底下有一隻老鼠，你看不見它，但是半夜裡，它就在抽屜與櫥櫃之間磕磕碰碰的，發出令人背脊發涼的雜聲。現在，即使在它安靜潛伏的時候，看不見聽不見的時候，你知道它的存在，雖然你或許提不出它在的證明）。我不知道我害怕什麼。
不要怕——我會給你安全……穩定。
他的臉靠近我，讓我聞到他襯衫領頸項間香皂的氣息。他是那樣的乾淨、純潔……他的鼻息烘熱了我的耳根，使我來不及思考。當他的手指輕輕觸到藏在我裙下的陰蒂時，我已經暈眩，只覺得自己身不由己地在張開……張開……我柔軟、潮溼、深不見底，我是一個陷阱、一片沼澤，冒著滾熱的慾望的氣泡，可以吸進整座堅韌的黑暗的原始的叢林。
今天的大學廣場上卻沒有音樂。一個舞臺搭了起來，兩邊架著巨大的音箱。綠色的警車堵住了路口。兩個小時之後，德國總理和法國總統要在臺上出現，對年輕人鼓吹德法友誼、歐洲一家。
這兩個人在一百年中打了三次仗，你們的友誼能持續多久？女性主義者說：戰爭全是男人搞的，因為男人是追逐權力的動物。如果女人來主導歷史，讓history變成herstory，人類歷史就不會是部戰爭史。
這個理論，希臘的劇作家在幾千年前就說過。林語堂在中日戰爭時也自以為幽默地寫過，讓女人治國。
女性主義者實在是不堪一擊的，她們掀起一大陣煙霧和囂聲，但是這個世界不會改變。如果真若她們所說，女人天性主和平，好，那麼她們想當然耳就不會向男人宣戰，以戰爭手段從男人手中奪權；而男人佔著既有利益，自然不會不戰而交出權力。
反過來說，如果女人真以戰爭奪得了權力，那麼她們必然也會以戰爭去解決其他問題。
herstory也不過是一部戰爭史。不過，我壓根兒就不相信history有變成herstory的可能。
穿過廣場，經過街角的咖啡店，caferomantique。習慣地往玻璃窗里望了一下，這一望，我抽了一口涼氣。
那個老太太，戴著和那天一模一樣的帽子、熱情擁抱鋼琴師的老婦人，就坐在那裡。
她正戴上老花眼鏡，準備看膝上攤開的報紙。
那天下午，她也去喝咖啡了嗎？她記得素貞嗎？
我衝動地走到咖啡館門口，躊躇，又踅回來。
問有什麼用呢？事情已經這麼清楚。
那天晚上，素貞回來得比較晚。所謂晚，也不過是十點半鐘，只是通常她不會超過十點，即使是和德文班的同學去酒館喝啤酒。
「習慣了，」她說，「做女兒的時候，因為晚上要和爸媽一起晚禱，所以總是早早到家。做了阿銘的太太嘛，你也知道。」
那個在麵攤上寫作業的小孩怎麼會和牧師的女兒結了婚，才是我覺得最奇怪的。或許不奇怪；在臺灣的婚姻市場上，陳子銘有美國的碩士學位，在臺北的電腦公司上班，眼不歪嘴不斜，他配一個苗栗鄉下的小學老師其實綽綽有餘。從一個多月的相處之中，我逐漸摸出了素貞婚姻形態的輪廓。
牧師欣賞子銘的刻苦上進，快慰地將女兒交出去，沒想到從此父女相聚就愈來愈難。子銘孝順母親，事事屈從母親的意思。剛結婚時，新居就根本沒有裝鎖，任何時刻、任何人，都可以推門而入。
「上了鎖，」阿銘說，「媽媽會覺得被我們隔離了。」
新婚夜，素貞僵硬地躺在床上，全身緊張地傾聽房門外的動靜，就怕有人闖進來。
「不過久而久之就習慣了。」她說。
子銘是個戀家的男人，一下班就回來，到了家門口看不見妻子的摩托車，臉就沉下來。開始的時候，素貞覺得他孩子氣得可愛，直到有一個晚上，他當著伴她回家的女同事的面摔了一個盤子，她才知道嚴重。於是她漸漸不再參加同事之間的聚會，能夠推掉的會議也就儘量推掉。到後來，下了課之後和其他老師們談談天、交換一下教學心得的情緒也沒有了，她收拾好東西就往家裡跑，一定要讓回家的子銘老遠就能看見她的摩托車。
當年那個揹著孩子兩手下面洗碗的女人，已經成為一個身體孱弱、脾氣古怪的老婦人；因為受過太多的苦，她認為別人受得都不夠；因為站著付出太多，現在她坐著期待收回。這個世界欠著她的債；從前，她把別人的債記在一塊黑板上，現在，她把它刻在自己臉上——每一條皺紋都是人生的債據。
素貞不再有自己的朋友。
「可是，」她微笑著，「久而久之就習慣了。」
唯有不能隨心所欲地回臺南探望爸爸媽媽，使素貞心深處隱隱作痛。
黃牧師心臟病發作，講道時一頭栽下，肥胖的身體壓在他翻開的《聖經》上。
「爸爸半身不遂了，只能躺在床上讓媽媽照顧。有一次媽媽關節炎痛得厲害，叫我回去幫忙，因為她沒辦法幫爸爸翻身，蔣媽又剛好不在……」
我們坐在我的陽臺上。陽臺很小，只夠擺一張小小的圓桌，兩張鐵椅。這是海德堡的古區，陽臺四邊高低錯落著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其中一棟，右手那棟蓋著紅瓦的，曾經是韋伯客居的房子。院落裡有一株高過屋頂的茉莉花叢，五月裡放出幾千幾萬朵純白的花。風把韋伯的花香吹送到我的陽臺上，令人沉迷。
我們在花香裡喝茶。太陽已在河邊沉下，青蒼的天空裡——從我們的視角望出，天空只是一個不整齊的小方塊——響著歸鳥的叫聲。
「我跟阿銘說，阿銘，我要多陪媽媽幾天，她情況不好，我擔心……」
「他怎麼說？」
「哈！」素貞搖頭，「他半天不說話，然後說，他需要我。然後婆婆接過話筒，說，已經嫁了的人應該知道自己家在哪裡，砰就掛掉了。」
素貞轉身，懶洋洋地倚在欄杆上，迷離地望著逐漸暗下來的茉莉花叢，幽幽地說：
「我第二天就回臺北，媽媽看我整理行李；我走出家門的時候，她只說：‘阿貞，你不能這樣下去！不能這樣下去！’然後眼淚就下來了。」
牧師孃的眼淚我是見過的。別班的一個孩子在海港裡的浮木上跳來跳去；兩片浮木遊開，他滑了下去；浮木又漂著合攏起來，孩子就再也爬不上來。
孩子的屍體用草蓆包著，看得出肚子的部分鼓得很高。因為是個常跟媽媽上教堂的孩子，所以牧師孃先被找來了，孩子的父母在比較遠的鹽田裡做工。
牧師孃跪在草蓆邊，手撫摸孩子的臉，低著頭，不出聲地落淚。因為不出聲，所以肅穆的淚臉給了我特別深刻的印象。
最後一次見到她，大概是我準備大學聯考的時候。一大早，她撐著傘上市場，瞥見在站牌下等交通車的、穿著白衣黑裙子的我。她特別走過來，問爸爸媽媽最近怎麼樣了，問聯考填什麼志願。
外文系，我說，可是我真想讀的是新聞系。
她疑問似的看著我。
可是爸爸說，女記者拋頭露面，不分場合，和妓女沒什麼兩樣。不準填。
牧師孃把陽傘收起來，擱進菜籃，拍拍我肩膀，說：
「別擔心，當女記者其實很好。我跟你爸爸說說看。」
她後來說了沒有？我不復記得。可是對著她的背影，我當時就想說：「沒用的！我爸不會聽女人的話！」
何況她又是個基督徒，不拜祖先的。
我呢，上了外交系。主修英文，副修德文。
所以後來和米夏會到德國，也是理所當然的吧？！寫信回家稟報父親大人想和米夏結婚的事時，父親十萬火急地來了封信，裡面列著可以結婚的人種排名：
第一優先，中國人。理由不必解釋。
其次，美籍華人。雖屬外籍，但終具中國血統。
其次，美國人（白人）。
其次，東南亞華人。
其次，歐洲人。
黑人與日本人不在考慮之列。切記切記！
米夏是等而下之的歐洲人，但父親後來還是高高興興地接納了他。我想父親私底下大大鬆了口氣，至少他的女婿不是該千刀萬剮的日本鬼子，也不是都有狐臭的黑人。
德國人他只知道一個希特勒（雖然希特勒是奧地利人）；希特勒可是有魄力的領袖。你看他怎麼整頓交通。第一天，他宣佈，凡是違反交通規則的駕駛人全部槍斃；他槍斃了好多人。第二天，他宣佈，違反交通規則的行人全部槍斃；他又槍斃了好多人。
從第三天起，德國馬路上就不再有任何交通事故。
正在給弟弟補著褲子的媽媽突然抬起頭來，說：
「好可憐哪！」
爸爸瞪她一眼，不屑地：「婦人之仁，何以治國！」
他戴上軍帽，威武地走了出去。
沒有幾分鐘，他卻又「哐啷」一聲推門進來，手裡拎著一個活的東西。
「路上撿到的，」爸爸說，有點孩子似的興奮，「晚上煮了吃。」
「鱉！」媽媽說，「是隻鱉！你肯吃嗎？」
她笑著。
爸爸整了整臉色，不置可否，還是雄赳赳地出去了。
那晚，我們在陽臺上一直坐到天色整個黑下來。這是北國的夏天，天色全黑、星星發亮的時候，起碼已經午夜了。我自己有點驚訝，在這麼多年之後，和素貞這麼一個太過白淨、太過沉重、太像天使的人，竟然能說那麼久的話。黃色的月亮在屋頂上升起時，我竟然有依依的感覺。是因為久居異鄉，我留戀講母語的機會？是因為我的獨立其實是寂寞？或者說，素貞的出現使我回頭看那走過的、多半遺忘了的軌跡，從而更清楚地看見了現在？
或許只是那個五月夏日的夜晚太美好，茉莉花香和黃色的月光，在海德堡，可以使最苛刻的人變得寬容。
素貞絮絮不休，使我覺得，她大概也很久沒有一個傾聽的人。
「我們的話愈來愈少，阿銘和我。我們每天晚上，還有他媽媽，就看電視，我想起先是因為看電視就可以不必談話，後來就倒過來，電視看多了，電視替我們說話，彼此更無話可說。
「我實在不想看。有時候就故意留在廚房裡假裝還在清理，他就會叫：‘喂，你好了沒有？’
「我們一天談不到五句話。我的朋友不敢來找我，他們知道阿銘不高興。如果有我的電話來，他就假裝坐在沙發上看書，一直等我打完。他不在的話，婆婆就來坐在那裡。她不必假裝什麼，就坐在我對面，兩眼瞪著我打完電話。
「漸漸嘛，電話鈴也不響了。
「我們三個人每天晚上專心一志地看電視，他，坐在婆婆和我之間，在一張長沙發上面，就是看電視。我真的相信，我就要看著電視看到死，看到老死，死在電視機前面的那塊地板上。
「當然，久而久之也習慣了。」
啊，我和米夏不是這樣的。到了柏林，他繼續讀博士，我上德文高階班。租到了一間地下室的公寓，便宜，採光極差。可是誰在乎採光差呢？我們充滿了熱量，像陰陽兩枚電池。白天，外面有做不完的功課、聽不完的音樂會、逛不完的博物館、會不完的好玩的朋友，晚上，我們回到地下室，像兩隻發情的老鼠，老鼠哪裡需要採光？
我們只需要一張大床，不，床墊，連腳都不要。我們在學生餐廳吃完便宜的晚飯，騎著單車回家。進了門，連燈都不必開，我們開始踢掉鞋子、脫長褲、脫內褲、脫上衣，一切在黑暗中進行，脫完最後一件，腳已碰到床，相擁著摔倒下去，跌進我們醉生夢死的世界。喝一口紅酒，酒瓶就在床頭，我還來得及向米夏解釋中國字「醉生夢死」的意思。他「噓」我一聲，叫我安靜，然後親吻我瘦弱的乳房。
醉生夢死的意思，是說，生是一場醉，死是一場不醒的夢，我說。
我為什麼會那樣說呢？多麼的不祥。
我確信米夏已不在人間。十幾年過去了，如果他還在，就是把靈魂賣給魔鬼，他也會設法給我捎一個信來。但是，他連我的夢都不曾進來。這世界沒有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