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八日。
汴京街頭各大勾欄瓦舍，都響起了噼裡啪啦的爆竹聲——這是汴京的娛樂場所重新開業的日子，因為卜者的建議，給宣仁太后補辦的禫祭定在二月七日，喪禮則從正月初十開始，到二月七日正式結束，這讓紹聖八年的正月，過得遠遠不如平常那麼喜慶，原本正月最熱鬧的上元節受到最直接的衝擊，皇宮與開封府都沒有組織任何的節慶活動，雖然皇帝特別以宣仁太后的名義下旨，不禁民間組織燈會，但上元節觀燈的活動沒有了官府的支援，真正的權貴之家也不會如此沒眼力見，上元節燈會註定只能草草虛應下時節。而一切勾欄瓦舍，在此國喪期間，更是禁止營業，這讓沒有了娛樂消遣的汴京市民，不得不轉而去看沒被禁止的蹴鞠、賽馬等競技比賽，蹴鞠、賽馬等等本就在繁榮發展的賽事，竟因此迎來一個發展的小高潮，各種賽事觀眾場場爆滿，一票難求，因為這些賽事幾乎都與關撲有關，關撲投注額更是創下前所未有的新高峰，這甚至引起了新任御史中丞李之純的關注，認為這敗壞民風的李之純為此和開封府打了一輪又一輪的筆墨官司，但即使知開封府王巖叟和他同屬舊黨，並素以剛正清廉而聞名，卻也不可能在這件事上向他讓步，做為各大賽事唯一合法的關撲大莊家，這筆鉅額收入對於開封府已是舉足輕重，就是靠著這筆錢，王巖叟才能在知開封府這個動輒得罪權貴的位置上，贏得這麼好的官聲——即使宋朝還在打著仗，但在他任內，他已經增建了十幾所施藥局、慈幼局、養濟院、漏澤園，修了好幾座橋樑，還給開封府的官吏發了不少的津貼……而讓李中丞多少有點尷尬的是，皇帝與兩府大臣沒人關心這事，而真正打心裡支援他的，卻是汴京的勾欄瓦舍。汴京的勾欄瓦舍不僅在紹聖八年正月損失了一大筆收入，更感受到了強大的競爭壓力。看著解禁重新開業後，那遠不如預期的客流，整個汴京的娛樂業都感受到了陣陣涼風……
但這些小事，入不了趙煦和兩府大臣的法眼，他們心裡甚至因此對李之純頗為不滿，所有人都覺得，在現在這個時間點，這根本就不應該是御史中丞關心的事。
的確有更值得關注的事情。
根據王厚的北伐方略，河北宋軍除了小規模騷擾遼境，大軍一個多月未出宋境一步。這不僅讓小皇帝趙煦的耐心漸漸耗盡，兩府宰臣也開始沉不住氣。宋軍雖未出境作戰，但每天花掉的緡錢卻是實打實的——從幽薊宣撫司組建的那一天起，河北三路的禁軍再次進入作戰狀態，幾十萬將士每天的津貼、人馬的日常用度，全部要按更高的標準撥放，再加上徵發民夫的費用，在定、保、雄州修葺城寨的費用……這一筆一筆的鉅額開銷，彷彿象個錘子一樣，一下一下的敲在皇帝趙煦以及範純仁、韓忠彥這些宰臣的心上。
這讓他們對進展緩慢的戰前準備，越發的難以忍受。
他們不好直接催王厚進兵，於是不斷給幽薊宣撫司壓力，責問他們為何如此緩慢。幽薊宣撫司則將鍋甩給各州縣官員，指責他們徵發民夫不力。
面對上司的壓力，各州縣官員只能變得「積極」起來，沒人能承擔貽誤軍機的後果。於是，徵發民夫由自願變成了「自願」，大批迴到家鄉準備重新生產的百姓，又「自願」成為民夫……為了支撐起王厚的計劃，又滿足朝廷的心意，在短時間內做好戰爭準備，河北各州縣迅速的徵召了超過四十萬的民夫，為軍隊運送糧草、修葺城牆營寨。
彷彿就在一夜之間，河北民怨沸騰，人們怨聲載道。那些在遼軍入侵時聚集起來結寨自保的民眾，又繼續武裝起來，但這次的目的，卻是對抗官府。
北伐本就是萬眾矚目的事情，而河北又是許多舊黨以及皇親國戚、開國功臣的老家，離開封也不遠，想要隱瞞河北的情況是很困難的，更何況，章惇根本就沒打算隱瞞。於是，河北的民怨，立即就反饋到了汴京朝廷。
很快，汴京朝廷中，彈劾王厚的奏章一封接一封的出現，堆在趙煦的御案上，便如一座小雪堆。其中對王厚的最惡毒的指控，是指責他這一北伐方略的真正目的，是想借機撈錢。有人甚至還扯上了他父親王韶，認為他父親當年開熙河，就有趁機發戰爭財的嫌疑。
趙煦對這樣的狀況，也極為不滿。於是，他下旨讓章惇、王厚等河北使、副「分析」——也就是讓他們自己上奏章解釋清楚。
趙煦下旨時，並沒有就此放棄王厚的意思，他只是單純的有些不滿，但是，小皇帝並不知道官場是個什麼樣子的——章惇早就等著這一天了。
他沒有強硬的自己扛下來自皇帝與兩府的壓力，而是將壓力傳遞給各州縣官員之時，就已經預料到後面將會發生的事情。
接到皇帝的旨意，章惇立即上表「請罪」，誠懇的向皇帝承認自己的「責任」，表示自己身為幽薊宣撫左使，此前卻被王厚在安平大戰之中表現矇蔽了雙眼，失去了判斷能力，以致於犯下這一系列的錯誤——但誰又能因此而責怪他呢？從皇帝到兩府宰臣，誰又沒有受到王厚在安平大捷中表現的影響？
然後章惇就開始或委婉或直接的攻擊王厚，包括引敘唐康的話，指安平大捷本是石越指揮之功而非王厚之能，暗示王厚真實能力不足；又將河北的種種混亂，全部推到王厚身上，甚至對王厚的北伐戰略提出反省，主張北伐利在速戰……
章惇的論調，不僅完全迎合了小皇帝的心思，連範純仁和韓忠彥在心裡都是願意支援他的。範純仁雖然不主張立即北伐，但從財政的角度，如果能有更好的方案，他肯定是不願意支援王厚的戰略的。
由章惇帶頭，蔡京、章楶、陳元鳳、唐康……除了田烈武與內侍李舜舉，河北、河東、京東諸臣，沒有一個人說王厚的好話，怨聲載道的地方官員就更不可能支援王厚。
而面對這樣不利的局面，王厚只能反覆自辯，強調自己的戰略對宋朝來說是風險最小的。
然而，皇帝和兩府宰相對他的信任，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動搖了。
王厚固然是當世名將，但總不能說河北諸臣無人知兵吧？
而章惇最後的一封攻擊王厚的奏章，也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章惇在奏章中指出，就算王厚是當世名將，他本人和王厚的分歧姑且不論，但王厚鎮不住蔡京、章楶、陳元鳳、唐康等人，那他的統率能力，難道不值得懷疑嗎？王厚要怎麼才能統率這些不服他的率臣打贏北伐之戰呢？
章惇又向皇帝建議用田烈武取代王厚，並提出了三個極有說服力的理由——首先，田烈武是石越一手簡拔，石越曾稱其能；其次，田烈武性格寬厚，受到河北諸將的擁戴，與蔡京、章楶、陳元鳳、唐康等人都有良好的關係，絕不會出現諸臣不和的現象；最後，田烈武秉性忠良，對皇帝忠誠可靠，皇帝將數以十萬計的軍隊交付到一個人手中，這是舉國以託之，如果不是皇帝從內心深處信任的人，必然內外相忌，不可能成功，這是無數歷史經驗證明的。因此，章惇認為，田烈武是比王厚更加適合的統兵大將的人選。
章惇的這番話，說到了趙煦的心坎裡。
河北諸將中，再沒有比田烈武更讓他信任的人。
許將和李清臣率先察覺到皇帝的心意，馬上明確支援章惇的建議，主張召王厚回朝，以田烈武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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