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士塔高維契死於1975年8月9日，離下一個閏年還有五個月。

他在紐約和平大會上的質問者，尼古拉斯·納博科夫，果然是受中情局資助。史特拉汶斯基在會議期間表現出來的冷漠超然，也不僅僅如他在電報裡所說，是出於「道德和審美」，還有政治原因。正如他的傳記作者斯蒂芬·沃爾什所說：「就像所有戰後在美國的白俄一樣，史特拉汶斯基……當然不可能輕易參加這種支援親共宣傳的活動，去危及他來之不易的地位，即，當一個忠誠的美國人。」

季洪·郝連尼科夫沒有像蕭士塔高維契擔心（虛構）的那樣不朽；但他又做了一件好事，將重新成立於1948年的蘇聯作曲家協會，管理到它最終於1991年瓦解，和蘇聯的其餘部分一起解體了。從1948年起，四十八年裡，他還在發表圓滑而空洞的講話，宣告蕭士塔高維契是個快活的人，他沒什麼可以害怕的。（作曲家弗拉基米爾·魯賓評論道：「狼說不出羊的恐懼。」）郝連尼科夫從來沒有從視野中消失過，也從未失去過對權力的熱愛：2003年，弗拉基米爾·普京給他授了勳。他最後死於2007年，終年九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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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己的生活，蕭士塔高維契有多種敘述。有些故事有許多版本，是歷經多年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的。其他的只有一個版本，譬如在列寧格勒的「大房子」裡的故事，在作曲家死後被講述多年，只有一個來源。廣義來說，真相很難把握，更別說在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了。甚至連名字也靠不住：蕭士塔高維契在「大房子」裡的審訊者被給予了不同的名字，諸如贊切夫斯基、扎克列夫斯基、扎科夫斯基。所有這些對傳記作者來說都是非常令人沮喪的，但對任何小說家來說卻最受歡迎。

關於蕭士塔高維契的參考文獻有很多，音樂理論家會看出我的兩個主要素材來源：伊麗莎白·威爾遜的具有代表性的、多方位的著作：《蕭士塔高維契：難忘的人生》（1994；2006年修訂再版），和所羅門·伏爾科夫的《見證：蕭士塔高維契回憶錄》（1979）。伏爾科夫的書出版時，在東西方都引起了轟動，而關於其內容之真偽的所謂「蕭士塔高維契之戰」鏖戰了幾十年。我把它當作一本私人日記：雖然顯得是要給出全部的真相，但通常是在一天的同一個時候，在同樣的主導情緒中，用同樣的偏見和遺漏所寫成的。其他有用的資料包括：伊薩克·格利克曼的《友誼的故事》和邁克爾·阿爾多夫對作曲家兒女的採訪，書名為《回憶蕭士塔高維契》（2004）。

幫助我完成這部小說的人裡，伊麗莎白·威爾遜最為重要。她為我提供了其他渠道無法獲得的材料，糾正了很多誤解，也閱讀了我的手稿。但這是我的書，不是她的；如果你們不喜歡我的，就去讀她的吧。

j.b.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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