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知道，這是所有時候裡最壞的時候。
最壞的時候和最危險的時候不太一樣。因為最危險的時候不是你處在最危險的時候。
這是他之前無法理解的事情。
他坐在司機駕駛的小汽車裡，風景在顛簸中飄移而過。他在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
斯大林認為他懂得也欣賞音樂。
赫魯曉夫輕視音樂。
哪種情況對作曲家來說最糟糕？
有些問題沒有答案。或至少，你死了，問題才不存在。死亡能治好駝背，赫魯曉夫喜歡這樣說。他不是生來就駝背，但可能已經變成了一個駝背，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精神上，一個愛問問題的駝背。可能，死亡解決了問題，也解決了提問者。回過頭來看，悲劇就像鬧劇。
當列寧抵達芬蘭車站時，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和一群同學衝進那裡迎接歸來的英雄。這個故事他說過很多次。但是，因為他是一個纖弱的、被保護的孩子，肯定不會被允許出去做這種事。更有可能是他那位老布林什維克舅舅，馬克西姆·拉夫連季耶維奇·科斯特里金，陪他一起去了車站。他也很多次說過這個版本。兩種敘述為他的革命履歷增了色。十歲的米佳，在芬蘭車站，受到了偉大領袖的鼓舞！在他的早年經歷中，這一畫面從來沒扯過後腿。但還有第三種可能：他根本沒見到列寧，也從未靠近過火車站。他只是將一個同學對這起事件的記錄拿來當成自己的。如今，他已經不再知道該信哪個版本。他真的到過芬蘭車站嗎？好吧，就像諺語所說，他撒起謊來，就像親眼所見一樣。
他點起另一支被禁吸的香菸，注視著司機的耳朵。至少，有些事情是真實可靠的：司機有一隻耳朵，同時，毫無疑問，另一邊也有一隻，儘管他看不見。因此，它就是一隻僅存在於他記憶中的，或確切地說，想象中的耳朵，直到他有機會看見。他故意歪過身子，直到另一隻耳朵的耳垂映入眼簾。另一個問題解決了，就目前而言。
在他還小的時候，他的英雄是「北方的南森」，挪威探險家。長大後，僅僅是感覺到滑雪板下的雪，都會讓他感到恐懼，他最偉大的探險活動是應妮塔的要求，出發去鄰村找黃瓜。現在，他是個老人了，坐著別人開的車在莫斯科附近活動，司機通常是伊琳娜，但有時候是一個官派司機。他成了一個城郊的南森。
*
在他的床頭櫃上，永遠是：一張明信片，圖案是提香的《獻金》。
契訶夫說，你應該寫下一切——除了揭發信。
可憐的阿納託利·巴沙什金，被揭發是鐵托的密探。
阿赫瑪託娃說，在赫魯曉夫的統治下，權力變成了素食者。也許如此；儘管你也可以很容易就拿蔬菜塞住人的喉嚨噎死他，就像古老的食肉年代的殺人方法一樣。
從紐約回來後，他為多爾馬托夫斯基的一個冗長而浮誇的文本寫了《森林之歌》。主題是西伯利亞大草原的重生，以及斯大林，這位領袖與導師，兒童之友，偉大的國父和偉大的鐵路工程師，如今如何成了偉大的園丁。「讓我們用森林給祖國母親穿上衣服！」這個忠告被多爾馬托夫斯基重複了不下十次。該劇堅稱，在斯大林治下，甚至蘋果樹也變得更勇敢了，它們擊退了嚴寒，就像紅軍擊退了納粹。作品雷鳴般的陳詞濫調確保它立刻大獲成功。它幫他贏得了第四次斯大林獎：十萬盧布和一座鄉間別墅。他向愷撒償了債，愷撒也待他不薄。他總共獲得過六次斯大林獎。還能每隔十年定期獲得一枚列寧勳章：1946年，1956年和1966年。就像蝦被放進蘸蝦調料裡一樣，他徜徉在榮譽中。他希望能在1976年到來前一死了之。
可能勇氣就像美麗。一個美女變老了：她只看見什麼逝去了；而其他人只會看見什麼依然還在。有些人稱讚他的堅持與忍耐，稱讚他拒絕交出歇斯底里表象下的硬核。他只看見什麼在逝去。
斯大林已經走掉很久了。偉大的園丁跑去照顧天堂裡的草了，去鼓舞那裡蘋果樹計程車氣。
紅玫瑰放滿妮塔墓前。每次他去的時候都是這樣。花不是他送的。
格利克曼給他講了路易十四的故事。這位太陽王和斯大林一樣是個鐵腕君王。然而他總是願意給藝術家正當權利；承認他們的秘密魔法。其中之一就是詩人尼古拉·布瓦洛——德普雷奧。在凡爾賽的整個朝廷面前，路易十四如此宣佈，就好像這是生活真理：「德普雷奧先生比我更理解詩歌。」毫無疑問，這時人群中會出現阿諛而懷疑的笑聲，這些人，無論在私下裡還是公開場合，都確信偉大的國王對詩歌、音樂、美術和建築的理解，無論何時何地，都無人堪與匹敵。可能，這句話原本就是個富有策略的外交辭令。但它還是被說出來了。
可斯大林擁有的優勢超過了那個老國王。他對馬列主義理論的深厚理解，他對人民的本能理解，他對民間音樂的熱愛，他嗅出形式主義者陰謀的能力……哦，夠了，足夠了。他會讓自己的耳朵聽出血的。
但即使是偽裝成偉大音樂家的偉大園丁，也沒有嗅出紅色貝多芬所在的位置。達維堅科讓他失望，尤其是三十多歲就死了。而紅色貝多芬從未現身。
他喜歡講季尼亞科夫的故事。這是個美男子，還是個好詩人。他生活在彼得堡，專門書寫愛情、鮮花和其他高尚的主題。然後，革命到來了，不久他成了列寧格勒詩人季尼亞科夫，不再寫愛情和鮮花，而專門寫他有多麼飢餓。又過了一段時間，情況如此糟糕，他只好站在街角，脖子上掛塊標牌，上面寫著「詩人」。俄國人看重詩人，所以路過時總是會給他錢。季尼亞科夫喜歡說，他從乞討中掙到了比寫詩時多得多的錢，每晚都能在一家昂貴的餐廳風捲殘雲。
最後那個細節是真的嗎？他懷疑。但詩人允許誇張。至於他自己，他不需要一塊標牌，他脖子上掛著三枚列寧勳章和六個斯大林獎，可以在作曲家協會的餐廳吃飯。
*
一個狡猾的黝黑男人，戴著一枚紅寶石耳環，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一枚硬幣。他把它拿給第二個膚色稍淺的人看，那人沒有去碰硬幣，而是直直看著前者的眼睛。
這是一個奇怪的時代，權力做出決定，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蕭士塔高維契是個可以挽救的例項，對他需要採取一種新的策略。不用等待最終結果，完成的作品在獲得讚賞或批判之前，都需要接受音樂理論家的專家審查，政府出於英明，決定反過來一開始就審查：審查他的思想靈魂。作曲家協會如此體貼而慷慨，給他指定了一個輔導老師特羅申同志，一位嚴肅而年長的社會學家，來幫助他理解馬列主義的原則，幫助他自我改造。給了他一份閱讀書單，全部由斯大林同志的著作組成，諸如《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問題》。然後，特羅申來到他公寓，說明他來是幹什麼的。唉，他來，是因為連著名的音樂家也會犯下嚴重的錯誤，而這些錯誤近年來被公然傳播。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理解水平必須得到提高。作曲家用應有的嚴肅，聆聽了不速之客表明他的意圖，同時表達了歉意，說他正在集中精力創作一部紀念列寧的交響樂，所以沒法讀完如此善意地提供給他的書目。
特羅申同志掃了一下作曲家的書房。他是個沒有心計也不會恐嚇的人，只是那些勤勉而盲從的公務員中的一個，每個政權都會吐出這樣的人來工作。
「這是你創作的地方？」
「是的。」
輔導老師站了起來，朝著每個方向走了一兩步，稱讚了房間裡的大體佈置。然後帶著歉意的微笑說：
「但是，在一個著名蘇聯音樂家的書房裡少了一樣東西。」
輪到蘇聯著名的作曲家站起來了，他環顧四周，還有他熟悉的書架，然後帶著同樣的歉意搖了搖頭，好像在為答不出輔導老師的第一個問題而窘迫。
「你的牆上沒有斯大林同志像。」
令人畏縮的沉默接踵而來。作曲家點了一支菸，在房間裡踱步，好像在尋找導致這可怕錯誤的原因，或者說，彷彿想從這個墊子或者那張地毯下找到必需的畫像。最後，他讓特羅申確信，他會馬上去找一幅偉大領袖最好的畫像。
「不錯，很好，那麼，」特羅申回答，「現在讓我們坐下來討論正事。」
他被時不時地要求概括斯大林的智慧。很幸運，格利克曼願意為他做這份工作，於是，作曲家對偉大園丁的全集所表現出的飽含愛國主義的洞察，定期從列寧格勒寄到他這裡。這之後，另一些關鍵文章也加入到課程中：例如g. m.馬林科夫的《藝術創造的特徵》，這是他在黨的十九大上的報告的再版。
特羅申熱忱而堅定地存在於他的生活中，他禮貌地避而遠之，心底裡不乏嘲弄。他們一本正經地扮演導師和學生；毫無疑問，特羅申拿不出另一張面孔。他顯然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善意，作曲家待他也十分謙恭，承認這些不請自來相當於某種保護。而他倆都很清楚，他們的啞謎有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
那時候，有兩句口頭禪，一個是問句，一個是陳述句，會讓人汗流浹背，讓壯漢嚇尿褲子。問句是：「斯大林知道嗎？」更嚇人的是陳述句：「斯大林知道。」既然斯大林被賦予了超自然的力量——他從不犯錯，他掌控一切，他無處不在——在他權威籠罩下的地球人就感覺到，或想象著他的眼睛永遠盯著他們。所以，如果特羅申同志沒能以令人滿意的方法教授訓誡，會怎樣？如果他的學生，那個外表嚴肅、內心古怪的人沒能學好，會怎樣？然後這對這個世界上的特羅申們又意味著什麼？他們兩個都知道答案。如果導師為學生提供了保護，學生對導師也有同樣的責任。
但關於他，就像說起其他人（譬如帕斯捷爾納克）一樣，還有悄悄流傳的第三句口頭禪：「斯大林說，誰也不能動他。」這個陳述句有時候是事實，有時候是胡亂的揣測或嫉妒的假設。作為叛徒圖哈切夫斯基的門徒，他為什麼會倖存？為什麼被認為「難道不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後，他還能倖存下來？為什麼他都被報紙稱為人民的敵人了，還能倖存下來？為什麼扎克列夫斯基會在星期六和星期一之間消失？當他身邊有那麼多人被逮捕、被流放、被殺害，或者不明原因地失蹤幾十年後才真相大白，為什麼就放過了他？有個答案可以回答所有這些問題：「斯大林說，誰也不能動他。」
如果是這樣——他沒有辦法知道是不是這樣，那些嘟噥這句口頭禪的人也不知道，如果他以為這可以給他永久的保護，那他就是個傻瓜。只是被斯大林注意到，就比默默無聞的存在要危險得多。那些受寵的不會永遠受寵；何時失寵只是個時間問題。有多少顆蘇維埃機器的重要螺絲釘，在一些感覺不到的變化之後，最後變成其實一直是在阻礙其他的螺絲釘？
在十字路口，車速慢了下來，司機拉起手剎時，他聽到了齒輪的嘎吱聲。他想起他們買的第一輛波別達。當時有規定，車在交付時，買主必須在場。他還保留著戰前的駕照，就自己去了車庫，把車取了回來。開回家的路上，他不是很滿意波別達的表現，懷疑賣給他的是廢品。他停好車鼓搗剎車，這時有個過路人大叫：「喂，四眼，你的車怎麼回事？」車輪在冒煙：從車庫開出來後，一路上他都沒放下手剎。車好像不太喜歡他，這是事實。
他還記得他在音樂學院偽裝成布林什維克理論教授時監考過的另一個女孩。主考官離開了一會兒，他發現自己成了唯一的主管。那個學生很緊張，準備回答問題時，她把試卷拿在手裡揉來揉去，讓他心生同情。
「好吧，」他說，「我們把所有這些官方問題放在一邊。我另外問你：什麼是修正主義？」
這是一個連他都能回答的問題。修正主義是一個可憎的異端邪說，這個詞本身就頭上長角。
女孩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自信地回答：「修正主義是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
當其他一切都失靈，當世界什麼都不剩，只剩荒謬的時候，他堅持這點：好音樂總是好音樂，偉大的音樂是無法動搖的。你可以用任何節奏、任何力度演奏巴赫的序曲和賦格曲，它們仍然會是偉大的音樂，即便那個十指猛敲琴鍵的可憐人也無法推翻。同樣，你也不可能冷笑著演奏這樣的音樂。
在1949年，對他的攻擊還在繼續，他譜寫了他的《第四絃樂四重奏》。包羅定四重奏樂團學會了它，然後為文化部主管音樂的部門演奏，這個部門專門負責論證新作品是否可以演出，在批准前，作曲家得不到任何報酬。鑑於處境危如累卵，他對此不抱希望；但讓所有人驚訝的是，試聽成功了，這首作品獲得了授權，報酬也唾手可得。不久有傳言，包羅定樂團學會了用兩種不同的手法演奏這首四重奏：忠實的和策略性的。第一種手法體現了作者的真實意圖；第二種是專門用來通過官方審查的，樂手們強調了作品中的「樂觀」成分，強調它符合官方藝術的要求。這是運用反諷來抵抗權力的完美例子。
當然，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但故事在被不斷重複，足以讓人接受它的真實性。但這全是胡說：這不是真的，它不可能是真的，你無法在音樂中撒謊。包羅定樂團只能用作曲家希望的方式演奏《第四絃樂四重奏》。音樂，好的音樂，偉大的音樂，擁有一種堅固而不可消減的純度。它可能會痛苦、絕望、悲觀，但它不會玩世不恭。如果音樂是悲痛的，只有那些長著驢耳朵的人才會指責它玩世不恭。不過，當一個作曲家陷入痛苦或絕望或悲觀時，那意味著他還是相信某些東西。
什麼能對抗時間的噪音？只有我們自己內心的音樂，關於我們存在的音樂，有些人將它轉化成了真正的音樂。幾十年後，如果這樣的音樂足夠強大、真實、純淨，能淹沒時間的噪音，它就能夠轉化為歷史的低語。
這就是他懷有的信念。
他與特羅申同志之間禮貌、乏味和虛偽的交流在繼續。有天下午，導師的情緒反常地活躍起來。
「這是真的？」他問，「我剛聽說幾年前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親自給你打過電話，是真的？」
「是，是真的。」
作曲家指了指牆上的電話，儘管已經不是他用過的那部了。特羅申凝視著那個裝置，好像它早該進博物館展覽了一樣。
「斯大林真是個偉大的人啊！國家有那麼多事要操心，他又日理萬機，竟然還知道什麼蕭士塔高維契。他統治著半個世界，但還是為你抽出了時間！」
「是啊，是啊，」他假裝熱情地回答，「這真的令人吃驚。」
「我知道你是一名著名的作曲家，」導師繼續說，「但跟我們的偉大領袖比起來，你是誰？」
猜想特羅申可能不熟悉達爾戈梅日斯基的故事，他嚴肅地回答：「跟首長比我是蛆蟲。就是蛆蟲。」
「對，就是這樣，你真的就是蛆蟲。看來你現在擁有一種健康的自我批評意識了，這很好。」
就好像是渴望得到更多的讚揚，他儘可能嚴肅地重複道：「對，我是一條蛆蟲。就是條蛆蟲。」
特羅申欣慰地走了，為取得的進展感到滿意。
但作曲家的書房從未擺出過莫斯科能買到的最好的斯大林肖像。對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的再教育僅僅進行了幾個月後，蘇聯現實的客觀境況發生了變化。換句話說，斯大林死了。導師的來訪結束了。
*
司機剎了車，汽車靠左停了下來。這是一輛伏爾加，很舒適。他一直想要一輛外國轎車。他一直很想，特別想，擁有一輛梅賽德斯。他在版權局有一筆外匯，但不許他拿來買外國轎車。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我們蘇聯的車有什麼問題嗎？它們沒法把你從一個地方送到另一個地方嗎？它們不夠可靠嗎，難道是沒考慮過蘇聯的路況就造出來的嗎？如果我們最傑出的作曲家去買一輛梅賽德斯，會被怎樣看？會不會被認為是對蘇聯汽車工業的侮辱？政治局委員們開過資本主義的車嗎？你肯定能明白這根本不可能。
普羅柯菲耶夫被允許從西方進口一輛新福特。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為此很高興，直到有一天，這車被證明對他來說太難開了，在莫斯科城裡，他撞倒了一位年輕姑娘。怎麼說呢，這是典型的普羅柯菲耶夫。他總是從錯誤的方向抵達世界。
當然，沒有人會死得正是時候：有些太早，有些太晚。一些人或多或少選對了年份，但完全選錯了日期。可憐的普羅柯菲耶夫，和斯大林死在了同一天！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晚上八點中風，九點去世。斯大林死於五十分鐘後。死的時候都不知道偉大的暴君完蛋了！是的，對你來說，這就是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儘管一絲不苟算著拍子，他總是跟俄羅斯差半拍。他的死，展示了一種愚蠢的同步。
普羅柯菲耶夫和蕭士塔高維契這兩個名字總是被聯絡在一起。雖然被繫結，但他們從來不是朋友。他們最多隻是欣賞對方的音樂，但西方深入了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的骨髓。他1918年離開俄羅斯，除了幾次短暫回國（帶了一套讓人困惑的睡衣），在國外一直待到1936年。到那時，他已經和蘇聯現實失去了聯絡。他想象，他因愛國而回國，會大受歡迎，暴政會表示感激，這有多幼稚？當他們一起受到音樂官僚機構的責難時，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只想到音樂上的解決方案。他們問他，他的同事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的《第八交響曲》錯在哪裡。沒有什麼地方不能被修改，這位曾經的實用主義者回答：它需要有一個更明確的旋律，第二和第四樂章應該被砍掉。而面對對他本人作品的批判時，他的反應是：聽著，我風格多樣，只要告訴我，你想讓我用哪種風格。他對自己的靈活性深感自豪——但他們要他做到的不是這個。他們不想讓你假裝遵循他們的陳腐品位和毫無意義的批判口號，他們想要你真正地相信它們。他們想要你的共謀，你的服從，你的墮落。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從來沒有真正明白過這些。他說（這樣做對他來說很勇敢），當一件作品被斥為「形式主義」，遭到致命譴責時，只不過是在說「一件簡單的事情，那就是第一遍沒聽懂」。他有一種奇怪的飽經世故的天真。但真的，這人有一個傻子一樣的靈魂。
他經常想起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戰爭流亡時期，他在阿拉木圖的市場上賣掉了做工精緻的歐式西裝。他們說他是一個老練的商人，總能要到最好的價格。這些西裝現在穿在誰身上？但不僅僅是他的衣服：普羅柯菲耶夫喜歡所有能彰顯成功的服飾。他是用西方的思維來理解名聲的。他喜歡用「有意思」來描述事物。儘管他公開讚揚《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但他當著作曲家的面匆匆翻閱了樂譜後，聲稱作品很「有意思」。這個詞語本該被停用，直到斯大林死了才能解禁。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沒能活著看到。
他本人從未被海外生活誘惑過，他是一個生活在俄國的俄國作曲家。他拒絕想象任何其他可能性。雖然他短暫地體驗過他在西方的聲譽。在紐約，他去藥房配阿司匹林。在他離開十分鐘後，一個店員往櫥窗上貼了張條子。上面寫著：德米特里·蕭士塔高維契在這裡買過東西。
他不再等待被殺害，這樣的恐懼已經過去很久了。但是被殺並不是最糟糕的。1948年1月，他的老朋友所羅門·米霍埃爾斯，莫斯科猶太劇院的導演，在斯大林命令下被殺害了。訊息傳來的那一天，他被日丹諾夫威嚇了五個小時，因為他歪曲蘇聯的現實，沒能慶祝國家取得了光榮的勝利，反倒跟敵人沆瀣一氣。後來，他直接去了米霍埃爾斯的住所。他擁抱了朋友的女兒和女婿。接著，背對著一大群沉默、恐懼的弔唁者，臉幾乎埋進了書架裡，他用平靜而清晰的聲音跟他們說：「我妒忌他。」他的意思是：死亡好過無盡的恐懼。
*
但沒有盡頭的恐懼又持續了五年。直到斯大林去世，一個尼基塔·赫魯曉夫現身。出現瞭解凍的前景，出現了謹慎的希望，出現了輕率的歡慶。是的，事情的確變容易了，某些骯髒的秘密浮現出來；但是，沒有突如其來的對真理的理想主義的熱愛，只是意識到現在它可以用來取得政治優勢了。權力本身不會縮小；它只是變異了。滿懷恐懼地等在電梯旁，子彈穿過後腦勺，都成了過去的事情。但權力並沒有對他失去興趣；手還是伸了過來，從童年起，他就對抓向自己的手懷有恐懼。
尼基塔這個玉米棒子。這個會長篇大論「抽象派和雞姦者」的人，說他們就是一回事。就像日丹諾夫曾經抨擊阿赫瑪託娃「既是蕩婦又是修女」。尼基塔這個玉米棒子，一次在會見作家和藝術家時說起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哦，他的音樂只是爵士樂而已——讓你肚子疼。我要為此鼓掌嗎？聽爵士樂會讓你得急性腹痛的。」雖然，這比說你跟敵人沆瀣一氣要好。在那些更為寬鬆的時刻，那些等著見總書記的人，如果懷著恰當的順從，會被允許入內，給出一些相反意見。甚至有個詩人，不知道是出於勇敢還是瘋狂，堅持說抽象藝術家中間也有偉大的藝術家。他提到了畢加索。那個玉米棒子直接回答：
「死亡可以治好駝背。」
在過去，這樣一種交談會讓這位無禮的詩人意識到，他是在玩一個危險的遊戲，下場會很慘。但這次是赫魯曉夫。他的咆哮讓那些厚臉皮走狗朝著一個方向搖尾巴，然後是另一個方向；但你不會馬上對未來感到恐慌。有一天玉米棒子可能會宣稱你的音樂讓他肚子疼，下一次，在作曲家協會代表大會的精美宴會上，他又可能會真的讚揚你。那天晚上，他滔滔不絕地告訴他，如果音樂只是過得去，那他用收音機聽就好了——除非它們發出，嗯，像白嘴鴉叫喚的聲音……當厚臉皮走狗不停地笑時，他的目光落在了這位著名的作曲家身上，作曲家的音樂被認為是讓人肚子疼的爵士樂。但總書記的神情依然親切，事實上是寬容。
「聽到了吧，這就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戰爭剛一開始，他就用他的……該怎麼稱呼來著，嗯，他的交響樂，看見了火光。」
突然，他並沒有不悅，柳德米拉·利亞多娃，這位製作流行歌曲的人，過來親吻他，愚蠢地宣稱每個人都愛他。好吧，怎樣都沒關係，世事不同以往。
但這正是他犯下錯誤之處。以前是死亡；現在是活著。以前，人們嚇得尿褲子；現在他們被允許表達不同意見。以前是命令；現在是建議。於是，他和權力的對話，對靈魂來說更危險了，一開始他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以前，他們會試探他有多勇敢；現在，他們會試探他有多怯懦。他們這樣做著，更勤勉，也更有技巧，懷抱一種強烈的、但本質上是漠然的專業態度，就像牧師為垂死之人的靈魂祈禱。
*
他本人不太瞭解視覺藝術，幾乎不能和那位詩人討論抽象藝術，但他認為畢加索是個雜種和懦夫。做一個不用在壓力下生活的人多輕巧啊！畢加索用了一生的時間畫狗屎，為斯大林的政權歡呼。但上帝卻不允許任何在斯大林統治下受苦的可憐藝術家，像畢加索那樣畫畫。他可以自由地說出真相——為什麼他不為那些不能這樣做的人說出來呢？相反，他像個富人一般待在巴黎和法國南部，一遍又一遍地畫著他那討人厭的和平鴿。他厭惡看到血腥的鴿子。他厭惡對思想的奴役，也厭惡對身體的奴役。
還有讓——保羅·薩特。有次，他帶著馬克西姆去特列季亞科夫畫廊邊上的版權局，在那裡，這位偉大的哲學家站在出納員辦公桌後面，極其認真地數著一大厚卷兒盧布。在那時候，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向外國作者支付版稅。他低聲向馬克西姆解釋這一情形：「如果一個人離開了反動陣營，加入到進步陣營裡來，我們是不會拒絕給他物質獎勵的。」
史特拉汶斯基是另一碼事。他對史特拉汶斯基音樂的熱愛與尊敬從未動搖過。作為證明，他在辦公桌玻璃板下放了一張這位同行的大照片。他每天看著它，回憶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的鍍金大廳；回想他的背叛，他的道德恥辱。
解凍後，史特拉汶斯基又可以演奏了。那個對音樂的瞭解不會超過豬對柑橘的瞭解的赫魯曉夫，被說服去邀請那位著名的流亡者回國訪問。別的不說，這會是一個絕棒的宣傳妙招。某種程度上，他們可能希望把史特拉汶斯基從一個世界主義者扭轉回一個純粹的俄羅斯作曲家。而從史特拉汶斯基這方面來說，他可能想重新發現古老俄國的殘留，很久以前，他把它們拋在了身後。如果是這樣，雙方的夢想都破碎了。但史特拉汶斯基還是找到了些樂子。幾十年來，他被蘇聯當局斥為資本主義的馬屁精。因此，當某些音樂官僚帶著假笑和伸出的手走向他時，史特拉汶斯基沒有伸出自己的手，而是對著官員晃了晃他的手杖頭。這姿勢的含義很清楚：現在，誰是馬屁精？
不過，在權力吃素時羞辱一名蘇聯官僚是一回事；在權力還吃肉的時候發表抗議就是另一回事。幾十年來，史特拉汶斯基一直待在他的美國奧林匹斯山巔峰上，如此超然，如此自我，如此無憂無慮，而與此同時，藝術家、作家和他們的家人在他的祖國遭到追捕，被扔進監獄，被流放，被殺害。當他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時，發表過一次公開的抗議嗎？那樣的沉默是可鄙的；就像他尊敬作為作曲家的史特拉汶斯基，他也鄙視作為思想家的史特拉汶斯基。不錯，也許這回答了他對什麼是個人的真誠，什麼是藝術的真誠的問題；前者的缺乏並不必然汙染後者。
他們在流亡者回國訪問期間見過兩面。哪一次都不順利。他本人很敏感、很難為情，而史特拉汶斯基大膽而自信。他們有什麼是非得跟對方說的？於是，他問：
「你怎麼看普契尼？」
「我討厭他。」史特拉汶斯基答。
他的回覆是：「我也是。」
他們是當真的嗎，就像他們說出來的那樣，絕對是那麼認為的嗎？可能不是。一個本能地居高臨下，另一個本能地卑躬屈膝。這就是「歷史性會面」的麻煩。
他和阿赫瑪託娃也有過一次「歷史性會面」。他邀請她來熱皮諾會面。她來了。他沉默地坐著；她也是；這樣過了二十來分鐘，她站起來，走了。她後來說：「好極了。」
關於沉默可以有很多解釋，在沉默中，言盡樂起；而且，樂也盡了。有時候，他將自己的處境與西貝流士的相比，西貝流士在人生後三分之一時間裡沒有寫任何東西，相反，他就待在那裡，象徵著芬蘭人民的榮耀。這是一種不錯的存在方式；但他懷疑自己是否有足夠的力量保持沉默。
西貝流士顯然滿心不快，自輕自賤。據說，他將自己留存下來的手稿付之一炬的那天，感到如釋重負。有道理。就像自輕自賤會跟酒精相連，一個刺激另一個。他太知道那種聯絡、那種刺激了。
關於阿赫瑪託娃拜訪熱皮諾，流傳著另一個版本。在這個版本中，她的說法是這樣的：「我們談了二十分鐘。好極了。」如果她真的這樣說了，她是在做白日夢。但那就是「歷史性會面」的麻煩。後人該相信什麼？有時，他覺得一切都另有版本。
當他和史特拉汶斯基討論指揮問題時，他坦承：「我不知道怎樣不害怕。」那時候，他以為他只是在談論指揮問題。現在，他不那麼確定了。
他不再害怕被殺，這是真的，該是件好事。他知道他會被允許活下來，得到最好的醫療看護。但某種程度來說，這更糟。因為活著的人總可能被帶著往低處走。死掉的就不會了。
他曾去赫爾辛基領西貝流士獎。同一年，5月到10月間，他成了羅馬聖切契里亞音樂學院的成員，獲得了法國文學藝術勳章的最高榮譽「司令勳章」，還獲得了牛津大學的榮譽博士頭銜，成了倫敦皇家音樂學院的成員。像一隻在蘸蝦醬裡游泳的大蝦，他在各種榮譽中徜徉。在牛津，他見到了同樣獲得榮譽學位的普朗克。他們被帶到一架鋼琴前，它顯然以前是法國作曲家福萊的。出於尊敬，他們各自彈了一曲。
這種場合會給普通人帶來巨大的愉悅，將之作為成年後甜蜜的、應得的慰藉。但他不是普通人；他們給了他那麼多榮譽，也給他塞滿了蔬菜。現在他們攻擊他的方式不同了，多巧妙啊。他們帶著微笑而來，還有幾杯伏特加，以及關於讓總書記肚子疼的默契笑話，然後是馬屁，甜言蜜語，還有沉默和期待……有時候他會酩酊大醉，有時候他無法真正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直到他回家，或是去朋友家，涕泗橫流，啜泣哭喊，厭惡自己，幾近崩潰。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他幾乎每天都厭惡自己成了這樣的人。他好多年前就該死了。
還有，他們第二次斃了《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莫洛托夫、米高揚和日丹諾夫曾在一邊冷嘲熱諷，而斯大林藏在簾幕後面，自從那天以後，它就被禁了二十年。隨著斯大林和日丹諾夫去世，宣佈解凍，他在格利克曼的幫助下修改了歌劇，從30年代早期開始，格利克曼就成了他的朋友和合作者。那天他往剪貼本里貼《混亂取代了音樂》時，格利克曼就坐在他身邊。他們的新版本去列寧格勒的馬利劇院接受上演前的審查。但進展緩慢，他受到提示，加快審查過程的最佳希望就是作曲家本人給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寫請願書。這當然是種羞辱，因為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不是別人，正是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
但他還是寫了信，文化部長指定了一個委員會來審查這個新版本。作為對國內最傑出的作曲家的一種尊重，委員會光臨他在莫扎斯科耶高速公路邊上的公寓。格利克曼也在，還有馬利劇院的導演和樂隊指揮。委員會成員有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和楚拉基、音樂評論家胡博夫和指揮齊爾科夫斯基。他們到達前，他就已經萬分緊張了。他把劇本列印稿交給了他們。然後他一個人把整出歌劇彈了一遍，唱了所有的段落，而馬克西姆坐在他肘邊，為他翻著樂譜。
先是一個停頓，然後發展為難堪的沉默，之後委員會出手了。二十年過去了，不再是四個重權在握者坐在防彈包廂裡；而是換成了四個音樂人，四個手上沒沾血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坐在音樂家同行的公寓裡。然而，彷彿什麼也沒變。他們把所聽到的和二十年前的版本進行了比較，發現它還是不夠格。他們認為，鑑於《混亂取代了音樂》從沒有被正式撤回，它的原則依然適用。其中一條，就是他的音樂是嘶喊，是鴨叫，是豬哼，是上氣不接下氣。格利克曼想要爭辯，但被胡博夫喝止了。卡巴列夫斯基讚美了作品的某些章節，但同時聲稱，作為整體，這部作品應受到道德的譴責，因為它將女殺手和蕩婦的行為合理化了。兩個從馬利劇院來的人保持了沉默；他本人閉著眼睛坐在沙發上，聽著委員會成員出口謾罵，一個壓過另一個。
他們投票一致反對這出歌劇解禁，因為它在藝術和思想上存在著明顯的錯誤。卡巴列夫斯基為了示好，對他說：
「米佳，著什麼急啊？屬於你歌劇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對他來說，似乎永遠不會到來。他對委員會的「批評」表示了感謝，然後和格利克曼去了阿拉戈維餐廳的包間，在那裡大醉一場。這是他發現的成年後為數不多的長處之一：他不再喝幾杯就倒下了。只要他想，他可以喝個通宵。
季阿吉列夫總是勸裡姆斯基——科爾薩科夫去巴黎。作曲家總是拒絕。最後，傲人的演出經理人想出了一個辦法，可以有力地迫使作曲家現身。屈從了的科爾薩科夫發來一張明信片，上面寫道：「如果我們要去，就去吧，鸚鵡對貓這麼說，而貓正拽著鸚鵡的尾巴拖它下樓。」
是的，他的人生經常就是這種感覺。他腦袋已經撞了太多臺階了。
他一直是個一絲不苟的人。每隔兩個月理一次髮，也經常看牙醫，一絲不苟又焦慮萬分。他總是在洗手；一看到菸灰缸裡有兩個菸頭，就會去倒掉。他需要知道一切正常運轉：水，電，管道。他的日曆上記著家庭成員、朋友和同事的生日，名單上的人總是會收到一張賀卡或一份賀電。去鄉間別墅時，他第一件事就是給自己寄一張明信片，看看郵遞可不可靠。如果這有時顯得有點狂躁，可它是必需的。如果更廣闊的世界變得不可控，你必須確保能控制你可以控制的領域。不管這領域有多微小。
*
他的身體總是跟過去一樣緊張；也可能更緊張了。但他的思想不再飄忽不定；如今，它小心翼翼地從一個焦慮慢慢過渡到下一個。
他心想，思想飄忽不定的年輕人，會怎麼看待這個老年人，他正坐在司機駕駛的汽車後座上，直視前方。
他心想，莫泊桑那個故事的結尾發生了什麼，讓年輕時的他深受震撼：那是一個充滿熱情而不計後果的愛情故事。作者把情人戲劇性幽會的後續告訴讀者了嗎？如果他能找到那本書，一定要查一查。
他還相信自由戀愛嗎？可能吧；理論上如此；愛冒險、不用負責的年輕人可以。但孩子的到來，讓父母沒法都去追求自己的歡樂，那樣會帶來不公平的傷害。他認識這樣的父母，都追求自己的性自由，結果他們的孩子落得像孤兒一樣。
代價太高了。所以必須有某種妥協。這就是生活，一切都帶著康乃馨精油香味的時光已經過去了。譬如，夫婦中一個人去追求自由戀愛時，另一個就要去照顧孩子。更多時候，是男人擁有這樣的自由；但有些情形中是女人。在某些局外人眼裡，他們不知道所有細節，他的情形就是這樣。如果有這樣一個旁觀者，他會看到妮娜·瓦西里耶芙娜經常不在，不是為了工作就是為了快樂，或者兼而有之。妮塔不適合家庭生活，無論氣質上，還是習性上。
一個人可以真誠地相信另一個人的權利，相信他們有自由戀愛的權利。但，是啊，在原則和實踐之間，總是存在著一些苦惱。因此，他沉浸於自己的音樂之中，這佔據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也給了他安慰。儘管，他身處音樂之中，就必然會缺席孩子身邊。而有時，這是真的，他也有自己的調情方式。不只是調情。他努力做到最好，男人能做的只有這個。
妮娜·瓦西里耶芙娜是如此滿懷歡樂，如此充滿生命力，如此外向，身體如此讓人賞心悅目，會有別人愛上她，一點也不奇怪。這是他告訴自己的；這是真的，也是很好理解的，即使有時候有點痛苦。但他也知道，她是愛他的，護著他不用去做很多他做不了也不想做的事情；還有，她為他自豪。這一切都很重要。因為那個無法理解他們生活的旁人，會更不理解妮塔死時發生的事情。那時，她離家和a.在亞美尼亞，突然病倒了。他和加莉婭飛了過去，但幾乎剛到那裡，妮塔就死了。
只是陳述事實：他和加莉婭坐火車回到了莫斯科。妮娜·瓦西里耶芙娜的遺體在a.的護送下被空運了回來。在葬禮上，只有黑、白、紅：泥土、雪和a.送的紅玫瑰。在墓穴邊上，他把a.拉到身邊。下一個月，他待在a.身邊——或者說，讓a.一直在他身邊。這之後，當他去看妮塔時，那裡總有a.送來的紅玫瑰，撒滿墓上。他覺得這景象令人安慰。有些人不會理解。
有一次他問妮塔，她是否打算離開他。她笑著回答：「不會，除非a.發現了一種新粒子，得了諾貝爾獎。」他也笑了，算不出這兩種情況的可能性。有人可能不理解他的笑。好吧，這不奇怪。
他恨的只有一件事情。當他們都住在黑海時，通常是在不同的療養院，a.會坐著別克過來，帶妮塔去兜風。兜風不是問題。他總有他的音樂——不管在哪裡，他總有竅門找到一架鋼琴。a.自己不開車，所以他有個司機。不，司機也不是問題。問題是那輛別克。a.從一個被遣返回國的亞美尼亞人那裡買下了這輛別克。他被允許這麼做。這才是問題。普羅柯菲耶夫也被允許擁有他的福特；a.被允許擁有他的別克；斯拉瓦·羅斯特羅波維奇被允許擁有一輛歐寶，接著是另一輛歐寶，接著是一輛路虎，接著是一輛梅賽德斯。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蕭士塔高維契，卻不被允許擁有一輛外國轎車。那麼多年，他只能在kim-10-50、gaz-mi、波別達、莫斯科人和伏爾加這幾款之間選擇……因此，他妒忌a.。妒忌那輛別克的鉻合金、皮革、昂貴的車燈和散熱片，還有它製造出來的不同的噪音，以及無論到哪裡都會出現的顫動。那輛別克幾乎就是一個身體一樣的存在。而他那金色眼睛的妻子妮娜·瓦西里耶芙娜，坐在那裡面。就他所有的原則而言，這有時候也是個問題。
他找到了莫泊桑的小說，那個沒有界線、不考慮明天的愛情故事。他之前忘記的部分，發生在第二天，那個要塞軍官因為謊報軍情遭到了嚴厲的譴責，他的整個軍營受到懲罰，被調去法國另一端。然後莫泊桑讓自己思考自己說的故事。它或許不是作者一開始設想的模樣，一個可以跟荷馬和古人相提並論的愛情史詩，而是某種廉價的當代故事，出自保羅·德科克之流；而那個軍官也許到了這時候還在向一群同事吹噓他的戲劇性做法，以及他得到的魚水之歡。在當代世界，太可能發生這種對浪漫的玷汙了，莫泊桑總結道；即便最初的姿態，還有那個愛情之夜，仍然還在，還有著它們自己的純潔。
他細細回味了這篇小說，回顧了他人生中發生的一些事。妮塔因別人仰慕自己而心生的歡喜；她關於諾貝爾獎的玩笑。現在他想知道，他是否能從不同的角度看自己：就像那個商人丈夫帕里斯先生，被刺刀擋在了城外，只好在昂蒂布火車站候車室湊合了一晚。
他讓注意力重新回到司機的耳朵上。在西方，司機是僕人。在蘇聯，司機是報酬優厚、富有尊嚴的專業人士。戰後很多司機都是打過仗的工程師。你知道要尊重你的司機。你永遠不能批評他的車技或者車況，最輕微的批評都常常會導致小汽車因為某些神秘的毛病歇工兩個禮拜。你還要忽視這樣的事實：當你不需要你的司機時，他可能會獨自工作，出去掙個外快。因此你要對他賠小心，這是正確的做法：在某些方面，他比你更重要。有些司機非常厲害，都有了自己的司機。有作曲家也那麼成功，可以請別人來作曲嗎？也許吧；這樣的傳聞倒常有。據說，郝連尼科夫忙著被權力喜愛，只有一丁點功夫草草寫出自己音樂的大概，然後由其他人替他譜寫出來。可能這是真實情況，但如果是這樣，關係也不大：如果是郝連尼科夫自己來譜曲，不會更好，或更差。
郝連尼科夫還活著。這位日丹諾夫的傀儡，熱衷於威脅別人、恃強凌弱，甚至迫害自己以前的老師舍巴林；一副好像是他親自簽署了每一張便條的樣子，批准作曲家去買稿紙。郝連尼科夫是被斯大林選中的，一個漁夫大老遠就認出了另一個漁夫。
郝連尼科夫像是店員，那些被迫扮演顧客的，喜歡講一個關於他的故事。一天，作曲家協會第一書記被召去克里姆林宮，討論斯大林獎的候選人。像往常一樣，名單由協會事先列好了，就等斯大林最後定奪。這時候，不知道什麼原因，斯大林決定不再扮演慈祥的舵手，但又要他的職員表現出謙卑。郝連尼科夫被帶了進來；斯大林沒理他，假裝在工作。郝連尼科夫越來越緊張。斯大林抬起了頭。郝連尼科夫含含糊糊地說著候選人名單。對此，就像他們說的，斯大林「給了他一個眼色」。郝連尼科夫立刻嚇得把屎拉在了褲子裡。恐慌中，他胡亂找了個藉口，從權力面前奪路而逃。出了門，他看見兩個壯實的男護士，對這樣的情形十分熟稔，抓住他，把他帶到一個特別的房間，用水沖洗他的下身，把他弄乾淨，讓他回過神來，然後把褲子還給了他。
這種表現當然並不反常。你肯定不會蔑視一個人面對暴君時的內心軟弱，這個暴君，只要念頭一轉，就會讓某個人消失。不，你蔑視季洪·尼古拉耶維奇·郝連尼科夫的是這個：他興高采烈地複述了他的丟人事。
現在斯大林沒了，日丹諾夫不在了，暴政被否定了——但郝連尼科夫還在，不可動搖，舔著新老闆的屁股，就像舔舊老闆的一樣；承認說，是啊，是犯了一些錯誤，但就算犯了，也都被幸運地改正了。毫無疑問，郝連尼科夫會比他們所有人都活得長，但有一天，即使是他也會死去。除非自然法則不再起作用了：可能季洪·郝連尼科夫會永生不朽，永遠且必要地象徵著這樣一種人：他們熱愛權力，也知道如何讓權力反過來愛他。如果不是郝連尼科夫本人，也會是他的複製品或繼承者：他們會永遠活著，不管社會怎麼改變。
他喜歡認為，他不怕死。他害怕的是活著，不是死亡。他相信，人們應該更多地思考死亡，讓自己習慣死的概念。讓它不知不覺地降臨，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應該讓自己熟悉它。你應該書寫它：無論用語言，還是像他那樣用音樂。如果我們能在活著的時候早一點思考死亡，我們就會少犯一些錯誤，這是他的信念。
這並不是說，他沒有犯過很多錯誤。
有時候，他認為，就算他沒有那麼經常想到死，他犯的錯誤也一點不會少。
有時候，他認為，死亡才是他真正最害怕的東西。
他的第二次婚姻：他犯過的錯誤之一。妮塔死了，然後，不到一年，他母親死了。這兩個他生命中最強悍的女性：他的嚮導、他的老師、他的保護者。他非常孤獨。他的歌劇剛被第二次斃掉。他知道，他無法和女人保持那種輕浮的關係；他身邊需要一個妻子。於是，在給世界青年節最佳大合唱當評委會主席時，他的目光被瑪加麗塔吸引了。有人說她長得像妮娜·瓦西里耶芙娜，他本人沒覺出來。她在共青團工作，也許是被故意擺在他面前的，儘管那不是理由。她對音樂不瞭解，也沒興趣，她想去喜歡，但失敗了。他的朋友都不喜歡她，也不贊成這樁婚姻，當然，他們就突然偷偷結了婚。加莉婭和馬克西姆也不喜歡她，她那麼快就取代了他們母親的位置，他還能有什麼期待？因此她也不喜歡他們。一天，她在抱怨他們時，他板著臉說：
「我們為什麼不殺了他們？這樣我們就能永遠快樂地生活下去了。」
她既聽不懂這話，看上去也沒明白那是幽默。
他們分居了，然後離了婚。不是她的錯：全是他的錯。他把瑪加麗塔放在了一個她無法勝任的位置上。因為寂寞，他亂了分寸。是的，沒什麼新鮮的。
就像當排球比賽裁判一樣，他也擔任過網球裁判。一次，在克里米亞一家為政府官員開設的療養院裡，他發現自己做裁判的比賽裡有謝羅夫將軍，此人後來成了克格勃的頭頭。每次將軍為觸網或出界爭辯時，他都為自己擁有暫時的權威而感到高興。「不要跟裁判爭論。」他會這樣下命令。這是少數他喜歡的跟權力交流的方式。
他是否天真？當然了。但那時，他已經變得如此習慣於威逼恐嚇和惡言羞辱，對錶揚和客氣話，也就不像本應該的那樣充滿懷疑了。當玉米棒子尼基塔譴責個人崇拜時，當斯大林的錯誤被承認、他的一些受害者在死後被平反時，當人們開始從勞改營回來時，當《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被出版時，男女老少怎麼可能不重燃希望？不管政治路線的改變通常只是意味著打擊對手，不管索爾仁尼琴的小說在他看來是粉飾現實，真相還要糟糕十倍：就算這樣，男女老少怎麼可能不重燃希望，相信新統治者會比舊的好？
而當然，就是在這一點上，攫取的手伸向了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看，世事已如何改變，你如何被戴上了榮譽的花環，裝點國家的門面，我們如何讓你作為蘇聯大使，去國外領獎和領取學位——看到了吧，我們是多麼看重你！我們給了你鄉間別墅和司機，讓你滿意，你還需要什麼別的嗎，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再來一杯伏特加，不管我們碰多少次杯，你的小汽車都會等著。在總書記的領導下，生活好多了，你不同意嗎？
無論怎麼衡量，他都不得不同意。確實是更好了，這麼說吧，對被單獨囚禁的犯人來說，這樣的生活肯定是一種改善，他有了獄友，被允許爬上柵欄呼吸秋天的空氣，而且如果看守不再往他的湯裡吐口水——至少，不當著他的面。是的，這麼來看是好多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這就是他們把你擁抱入懷的原因。我們都記得，在個人崇拜時期，你成了犧牲品，但是他們已經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自我批評。更幸福的時代來到了。因此我們都樂於聽到你承認他們已經改變了。這要求不高，對不對，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很多年前，他的父母在被一個霸道的牧師說服之前，打算給他起名為雅羅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維奇。你可以說，他的父母在自家屋頂下，表現出了良好的禮貌和得體的虔誠。或者你可以說，他是在怯懦的星光下被生了下來，或至少被洗了禮取了名。
*
他們選來讓他跟權力進行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對話的，是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帕斯佩洛夫。他是俄羅斯聯邦中央委員會辦公廳的成員，40年代黨的主要理論家，《真理報》的前主編，特羅申同志輔導他時推薦書目其中之一的作者，他沒讀這本書。這是一張貌似可信的臉，紐釦眼上彆著他六枚列寧勳章中的一枚。在成為赫魯曉夫的重要支援者之前，帕斯佩洛夫曾是斯大林的重要支援者。他能流暢地講述斯大林是怎樣戰勝托洛茨基的。現在斯大林過氣了，歷史的車輪再轉一會兒，玉米棒子尼基塔也將不受歡迎；再之後，或許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將會回來。這個世界的帕斯佩洛夫們，就像郝連尼科夫們一樣，在每個變化到來之前就能感知到，他們會把耳朵貼近地面，眼睛盯著最有利的時機，潮溼的手指伸入空中，領會任何風向的變化。
但這沒有關係。問題在於，帕斯佩洛夫成了他與權力的最後的，也是最具毀滅性的對話的談話物件。
「我有個好訊息。」帕斯佩洛夫把他拉到一邊，向他宣佈，這是在某個招待會上，因為他們一直邀請他，他只好參加。「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私下裡宣佈了一個提議，要讓你當俄羅斯聯邦作曲家協會理事會的主席。」
「這榮譽太過了。」他本能地回答。
「但這是總書記的決定，你不可能拒絕。」
作者「巴恩斯」的其他小說
《福樓拜的鸚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