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知道，這是最壞的時候。
一種恐懼驅除了另一種恐懼，就像新愁讓你忘了舊恨。所以，當上升的飛機看上去像要撞到堅固的巖脊時，他開始全神貫注於當下的、迫在眉睫的恐懼：他會成為犧牲品，會粉身碎骨，會立刻灰飛煙滅。恐懼通常也會驅走其他所有情緒；但趕不走羞恥。恐懼和羞恥在他的肚子裡快樂地痛飲。
他可以看見美國海外航空公司飛機的機翼和轉動的螺旋槳；還有它們就要一頭扎入的雲層。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位子更好、好奇心更強的，臉貼在小窗上，要最後瞥一眼紐約的地平線。其中六個情緒高漲，他可以聽見他們的動靜，熱切地等待著空姐過來發放第一輪飲料。他們將為演出的大獲成功而乾杯，讓彼此確信，正是因為他們如此有力地推進了和平事業，那個戰爭販子國務院才會取消他們的簽證，提前讓他們打包回家。他也盼著空姐和飲料來，但出於不同的理由。他想忘掉髮生過的一切。他拉下了帶圖案的窗簾，彷彿要蓋住記憶。不過不管喝多少，機會都不大。
「只有好伏特加，極品伏特加——沒有什麼壞伏特加。」從莫斯科到列寧格勒，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到古比雪夫，這都是至理名言。但現在他知道了，還有一種美國伏特加，例行添進了水果香味，摻雜著檸檬、冰塊和奎寧水，伏特加的味道在雞尾酒中被掩蓋了。因此，也許確實有壞伏特加這種東西。
戰爭期間，擔心即將到來的長途旅行，他有時會去進行催眠療法。他本希望坐上出國航班前治療一次，然後在紐約那周每天一次，回程前再治療一次。或許還有更好的辦法，他們可以直接把他裝進一個木箱，準備上一星期的香腸和伏特加，在拉瓜迪亞飛機場卸下，回程時再裝回飛機。這樣，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旅途怎樣？很好，謝謝，我看到了所有希望看到的，同伴們也很友善。
航班上，他旁邊座位上坐著一名官方保鏢，也是看守和翻譯，二十四小時前，他成了他新交的最好的朋友。他當然抽別洛莫爾。遞給他們英文和法文選單時，他請他的同伴為他翻譯。右邊是雞尾酒、酒精類飲品和香菸。左邊，他想，應該是吃的。不，回答說，這是你可以點的其他東西。一根官僚食指在清單上指指點點。多米諾骨牌、跳棋、骰子、雙陸棋。報紙、文具、雜誌、明信片。電動剃鬚刀、冰袋、縫紉包、醫藥箱、口香糖、牙刷、面巾紙。
「那是什麼？」他指著沒有翻譯的東西問。
一個空姐被叫了過來，花了很長時間解釋。最後，他被這樣告知：
「安非他命吸入器。」
「安非他命吸入器？」
「這是為資本主義癮君子準備的，好讓他們在起飛和降落時麻醉自己。」他新交的最好的朋友說，帶著某種裝模作樣。
他本人在起飛和降落時，忍受著非資本主義的恐懼。要不是他知道這麼做會被立刻記錄在案，他一定會試一下這個頹廢的西方發明。
恐懼：製造恐懼的人知道些什麼？他們知道它起作用了，甚至知道它是怎麼起作用的，但不知道它感覺起來如何。「狼說不出羊的恐懼」，正如他們所說。當他在列寧格勒等著「大房子」的命令時，奧伊斯特拉赫正在莫斯科等著被捕。這位小提琴家向他描述過，他們怎麼一夜又一夜跑來他的公寓大樓帶走某個人。從來不是群捕；只抓走一個犧牲品，然後下一晚再帶走一個——這種做法讓那些留下的人，那些暫時倖存的人，越來越恐懼。最後，所有房客都被帶走了，只剩下他家和對門那家。第二個晚上，警車又來了，他們聽到樓下房門砰地關上，腳步聲沿著走廊過來了……進了另一間公寓。奧伊斯特拉赫說，就從那一刻起，他一直在害怕，而且，他知道，這恐懼將延續餘生。
*
現在，在回程的航班上，他的看守讓他一個人待著。抵達莫斯科還要三十個小時，途中會在紐芬蘭、雷克雅未克、法蘭克福和柏林停降。旅途至少比較舒適：座位不錯，噪音可忍，空姐打扮得很得體。她們帶來了盛在瓷盤裡、鋪著亞麻布、配以厚重餐具的食物。政治家一樣肥胖油亮的大蝦，在蘸蝦調料裡浮蕩。一塊方方正正的牛排，旁邊配著蘑菇、土豆和青豆。還有水果沙拉。他吃起來，但主要是在喝酒。他不再像年輕時那麼容易頭暈了。蘇格蘭威士忌加蘇打水，一杯接著一杯，但還是沒有讓他失去知覺。沒人阻止他，無論乘務員還是他的同伴們，他們聽上去很快樂，估計也喝得一樣多。然後，上了咖啡，機艙似乎變暖和了，所有人都睡著了，包括他本人。
他對美國曾有過怎樣的希望？他曾期望能和史特拉汶斯基會面。即便他知道這只是個夢想，事實上是幻想。他一直仰慕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幾乎沒錯過一次《彼得魯什卡》在馬林斯基劇院的演出。在《婚禮和彌撒》的俄國首演上，他彈奏雙人鋼琴，公開演奏《a大調小夜曲》，將《詩篇交響曲》改編成四手聯彈。如果20世紀只有一位作曲家可以被稱作大師，那就是史特拉汶斯基。《詩篇交響曲》是音樂史上最輝煌的作品之一。所有這些，他如是宣稱全部屬實，沒有絲毫懷疑或猶豫。
但史特拉汶斯基不會來。他發了一封冷漠而到位的電報：「很遺憾不能前往歡迎蘇維埃藝術家來這個國家訪問。但我所有的道德和審美信念都反對這種姿態。」
*
他對美國曾有過怎樣的期待？當然不是戴著高禮帽、穿著星條旗背心的卡通資本家，在第五大道上大步走來，腳下踐踏著飢餓的無產階級。他期待的，最多是一片鼓吹著自由的土地——但他懷疑是否有這樣一個地方存在。可能他想象過一個結合了技術進步、社會和諧與文明有禮的先驅國家，正蒸蒸日上。在這個國家的公路上旅行一圈後，伊利夫和彼得羅夫寫道，想到美國他們就變得憂鬱，而美國人想到美國就正相反。他們還報道說，美國人和他們自己的宣傳相反，本性很被動，因為所有東西對他們來說都經過了預先處理，從想法到食物。甚至連奶牛也在田野裡一動不動，看上去就像濃縮牛奶的廣告。
最早讓他感到意外的是美國記者的行為。旅程一開始，他們就到法蘭克福機場打前站，埋伏在那裡。他們大聲提問，照相機杵到他臉跟前。他們有一種歡快的粗魯，價值優越感爆棚。他們喊不出你名字的發音，這是你名字的錯，不是他們的。所以他們就把名字縮短了。
「嘿，肖斯蒂，看這裡！對著我們揮一下帽子！」
那是在拉瓜迪亞機場，已經很晚了。他盡力舉起帽子揮了揮，其他代表也這麼做了。
「嘿，肖斯蒂，給個微笑！」
「嘿，肖斯蒂，你喜歡美國嗎？」
「嘿，肖斯蒂，你喜歡金髮還是棕發？」
是的，他們甚至問他這種問題。如果在祖國，你被抽別洛莫爾的人監視，那麼，在這裡，在美國，你被媒體監視。飛機降落後，一個記者抓住一個空姐，探聽蘇聯代表團在飛機上的行為。她回答說，他們和同伴們閒聊，喜歡喝乾邑馬提尼、蘇格蘭威士忌和蘇打水。這樣的資訊適時地登在《紐約時報》上，好像它真的很有趣似的！
先說好的方面。他的行李箱裝滿了密紋唱片和美國香菸。他聽了茱莉亞學院演奏的三首巴托克四重奏，之後在後臺與演奏者見面。他聽了紐約交響樂團在斯托科夫斯基指揮下演奏的帕努夫尼克、維吉爾·湯姆森、西貝流士、哈恰圖良和布拉姆斯。他本人，用他那雙小小的、「不宜彈鋼琴」的手，在麥迪遜廣場花園一萬五千名觀眾面前，演奏了他的《第五交響曲》第二樂章。掌聲如雷貫耳、洶湧不止、好勝心切。是的，美國是一片競爭的土地，因此他們可能想證明他們能比俄國聽眾鼓得更持久，也更大聲。那讓他感到窘迫，可能也（誰知道呢）讓國務院窘迫。他還會見了那些誠摯歡迎他的美國藝術家：亞倫·柯普蘭、克利福德·奧德茨、阿瑟·米勒，還有一個叫梅勒的年輕作家。他收到了一大本歡迎他來訪的名冊，有四十二個音樂家在上面簽名，從阿緹·肖到布魯諾·瓦爾特。好的方面差不多就這些了。這是柏油桶裡的幾勺蜜。
他希望能藏身在幾百個其他參與者中間，卻沮喪地發現，他是蘇聯代表團裡的明星。他在星期五晚上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說，然後在星期六晚上又作了一個長篇演講。他回答了問題，擺姿勢拍了照。人們對他不錯；這是一次公開的成功，也是對他生活的最大的羞辱。他只感到自我厭惡和自我蔑視。這是個完美的圈套，而且，因為兩部分互不相干，這圈套就更完美。一頭是共產主義，另一頭是資本主義，他本人在中間。他無能為力，只有在這條帶點實驗性的明亮通道里穿來穿去，一扇扇門在他面前開啟，又在他身後迅速關上。
一切又重新開始，因為斯大林又讓歌劇踏上旅程。多反諷？但這次不是他的歌劇，而是穆拉傑利的，不過沒什麼兩樣，不管是結束還是開始。很自然，那又是一個閏年：1948年。
暴虐顛倒了世界，這話是老生常談；但是實話。在1936到1948年的十二年間，他感覺還是衛國戰爭期間最安全。等待救援的災難，正如他們所說。上百萬又上百萬的人死去了，不過至少苦難變得更加平常，其中包括他暫時得到的拯救。因為，儘管暴虐是幻想狂，它並不必然愚蠢。如果它愚蠢，就不可能倖存；就像如果它有原則，它也不能存活。暴虐明白絕大多數人的某些部分，即那些軟弱的部分，是怎樣運作的。它花了一些年排除牧師、清理教堂，但如果士兵在牧師祝福下在戰鬥中表現得更加頑強，那麼牧師會因為短期有用而被召回。同樣，如果戰爭期間人們需要音樂打起精神，那麼作曲家也會被投入使用。
如果政權作了讓步，人民也會讓步。他發表了別人為他寫的政治演說，但是——世界是如此顛倒啊——那些演說，其情感，如果不是說語言，他真的很認可。在一個藝術家的反法西斯集會上，他說了諸如此類的話，「我們和德國暴徒的偉大戰鬥」，還有「從棕色瘟疫中解放人類的使命」。「一切為了前線」，他敦促道，聽起來就像權力本身。他的話語自信，流利，具有說服力。「不久，幸福的時代就會到來」，他鸚鵡學舌，模仿斯大林向藝術家同行許諾。
棕色瘟疫也包括華格納，那位總是被權力投入使用的作曲家。整個世紀中，根據政治需要，他一會兒流行一會兒過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俄羅斯母親擁抱了它的新法西斯盟國，就像一箇中年寡婦擁抱一個年輕強壯的鄰居，因為激情來得晚，所以毫無理智，抱得更熱情。華格納又成了一個偉大的作曲家，愛森斯坦被派往莫斯科大劇院導演《女武神》。但不到兩年，希特勒便入侵俄羅斯，華格納又變回卑鄙的法西斯，一坨棕色糟粕。
*
這一切是一場黑色喜劇；儘管它掩蓋了更重要的問題。普希金曾借莫札特之口，說了這樣的話：
天才和邪惡
這兩樣東西互不相容。你同意嗎？
對他本人來說，他同意。華格納有個卑鄙的靈魂，並且被展現了出來。他在排猶和對待其他種族的態度上，表現出邪惡。因此，他不可能是天才，哪怕他的音樂金光閃亮。
戰爭期間，他和家人大部分時間待在古比雪夫。他們在那裡很安全，他母親離開列寧格勒，和他們住在一起後，他的焦慮緩解了。而且，那裡沒什麼貓削尖了爪子抓撓他的靈魂。當然，作為作曲家協會的一個愛國成員，他經常被召到莫斯科。他會為熬過旅途，準備足夠多的蒜腸和伏特加。「最好的鳥兒是香腸」，在烏克蘭人們常常這麼說。火車經常會停靠好幾個小時，有時是好幾天；你永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會因為軍隊調動，或者煤不夠了，旅程就被打斷了。
他坐軟臥車廂出行，還算好，因為硬臥車廂就像隔離潛在傷寒疫情的病房一樣。為了預防感染，他在脖子上掛了一串大蒜避邪物，每個手腕上也套了一串。「這味道會讓女孩避而遠之，」他會這樣解釋，「但戰爭期間必須做出這樣的犧牲。」
一次，他從莫斯科回來，帶著……不，他想不起來了。開了幾天，火車停在一個長長的、灰不溜秋的站臺上。他們開啟窗，探出頭。清晨的太陽映入眼簾，耳邊響起某個乞丐嘶啞的下流歌曲。他們是不是給了他一些香腸？伏特加？幾個戈比？為什麼他會依稀記得這個車站，在成千上萬人中依稀記得那個乞丐？是跟一個玩笑有關？他們某個人是不是開了個玩笑？到底是哪個人？不，這不好玩。
他想不起來乞丐的軍營下流歌了。相反，想起來的，是上世紀的一首士兵之歌。他不知道調子，只記得以前瀏覽屠格涅夫信件時掃到的歌詞：
俄羅斯，我珍愛的母親，
她從不靠暴力拿走什麼；
她只是收下欣然奉上的
那時，她正用刀子抵住你喉嚨。
屠格涅夫不合他的文學趣味：太文明，不夠荒誕。他更喜歡普希金和契訶夫，最好的是果戈理。不過就算是屠格涅夫，缺點再多，他也有一種真正的俄羅斯悲觀主義。事實上，他明白，成為俄國人，就是成為悲觀的人。他還寫過這樣的話，不管你怎麼刷洗一個俄羅斯人，他依然是俄羅斯人。這是那些人永遠不會理解的。他們想成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但俄羅斯人，缺點再多，也不是機器。所以他們忙活的並不真的是設計工程，而是揉搓。揉搓，揉搓，揉搓，讓我們洗掉這種舊屬性，在上面塗上閃亮的嶄新屬性。但這永遠行不通——塗料一抹上，就簌簌往下掉。
成為俄羅斯人，就是成為悲觀的人；成為蘇聯人，就是成為樂觀的人。權力永遠不明白這個。它認為，把宣傳餵給剩下的人，就能得到樂觀主義。但這裡面的邏輯在哪裡？就如他們通過音樂官僚和報紙社論，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措辭，一直在告訴他，他們想要的就是一個「樂觀的蕭士塔高維契」。
只有極少數地方，樂觀和悲觀能幸福共處——事實上，就是對生存來說兩者都必須存在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家庭生活。所以，比如說，他愛妮塔（樂觀），但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個好丈夫（悲觀）。他是一個焦慮的男人，也知道這種焦慮會讓人心裡只有自己，不是個好伴侶。妮塔會出門上班，她一到單位，他的電話就會追來，問她什麼時候回家。他明白這很討人嫌；但他受焦慮左右。
他愛他的孩子們（樂觀），但不確定是不是個好父親（悲觀）。有時候，他覺得他對孩子們的愛不太正常，甚至有點病態。是的，生活不是在田野上漫步，就像那句格言所說。
他教導加莉婭和馬克西姆永遠不要撒謊，永遠要有禮貌。他堅持孩子要彬彬有禮。馬克西姆很小的時候，他就跟他說，女人上樓，你應該走在她前面，女人下樓，你應該跟在她後面。兩個孩子開始練習腳踏車時，他讓他們知道交通法規，就算在最空曠的林間小路上騎行，也要這樣做：伸出左臂，表示要左轉彎了，伸出右臂，表示要右轉彎了。在古比雪夫，他還監督他們每天早上做廣播體操。他會開啟收音機，然後三個人一起跟著做操，那個叫古德耶夫的傢伙會用精神飽滿的聲音這樣指導：「很好！雙腳開啟，與肩同寬！第一節……」諸如此類。
除了這些為人父母的伸展運動，他沒有對身體進行過別的訓練；他僅僅只是住在身體裡。一次，一個朋友向他展示了所謂的知識分子體操。你拿一個火柴盒來，把裡面的東西全倒到地板上，然後彎下身子，一根一根撿起來。第一次練習時，他就失去了耐心，幾把抓起火柴，塞了回去。他沒有放棄，但下一次，他剛剛彎下腰，電話就響了，立即要他去；於是女管家被指派去撿起那些火柴。
妮塔熱愛滑雪和登山；但他只要感覺到滑雪板下狡詐危險的雪，就會陷入瀕死的恐懼。她喜歡拳擊比賽；他無法忍受看著一個人幾乎把另一個人打死。他甚至不能掌握最接近自己藝術的運動形式：舞蹈。他能寫出一首波爾卡，能在鋼琴上快活地彈奏它，但如果把他放進舞池，他的腳會不聽使喚。
他喜歡翻紙牌打發時間，這能讓他平靜下來；或者和朋友們打牌，只要能來錢。雖然他不夠強壯，也不夠協調足以參加比賽，但他喜歡當裁判。戰前，在列寧格勒，他獲得了當足球裁判的資格。當他們流亡到古比雪夫的時候，他組織了排球比賽，擔任裁判。他會用不知何時學會的英語短語，莊嚴宣告：「現在是排球比賽時間。」然後再用俄語補充一句體育評論員喜歡說的話：「無論天氣如何，比賽都要開始。」
加莉婭和馬克西姆很少受罰。如果他們淘氣或說謊，他們的父母立刻就會極度焦慮。妮塔會皺起眉頭，責備地看著孩子們；他會來回踱步，一支接一支抽菸。這種無聲的痛苦，對孩子們來說，常常就足以成為懲罰。再說了，整個國家就是一個懲罰的牢房：為什麼還要讓孩子們這麼早就看見他們一輩子會看夠了的東西？
儘管如此，還是會偶爾出現極其淘氣的情況。一次，馬克西姆捏造了一起腳踏車事故，假裝受了傷，也許甚至失去了知覺，只是為了在看到父母心慌意亂時，一下子跳起來大笑。在這種情況下，他會這樣跟馬克西姆說（因為通常總是馬克西姆淘氣）：「請到書房來見我。我要跟你嚴肅地談一下。」即使這樣的話，都會給男孩帶來某種痛苦。在書房裡，他會讓馬克西姆寫下自己的所作所為，發誓再也不那樣做了，然後在這份宣誓書上署上姓名和日期。如果馬克西姆再犯同樣的錯，他會把男孩叫到書房，從抽屜裡拿出那份寫好的宣誓書，讓馬克西姆大聲讀一遍。儘管男孩的羞恥經常讓人感覺好像懲罰又回來拜訪這位父親了。
*
他在戰爭流亡期間，最美好的記憶都是這樣的簡單瑣事：他和加莉婭逗一窩豬玩，想要抓住那團哼哼亂叫、長滿硬毛的豬肉；或者是馬克西姆那個著名的動作，模仿一個保加利亞警察繫鞋帶。他們在伊萬諾沃的一處老房子度過了夏天，第69號養殖農場成為作曲家們的臨時機構。在那裡，他在一張桌子上創作了《第八交響曲》，這張桌子實際上是一塊釘在「前雞舍」內牆上的木板。他能一直專心工作，無視周圍的混亂和不適。這是他的救贖。其他人會被日常生活的聲音分了心。普羅柯菲耶夫會惱怒地趕走馬克西姆和加莉婭，僅僅因為他們出現在了他耳力能及的地方；但他本人，對這些噪音無動於衷。吵到他的只有狗叫：那些頑固不歇的、歇斯底里的叫聲打斷了他腦海裡聽見的音樂。這就是為什麼他喜歡貓，而不是狗。貓總是高高興興讓他創作。
那些不瞭解他的人，還有那些隔開一段距離聽他音樂的人，也許會想象1936年的創傷已經過去了。他承認創作《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犯下了大錯，而權力及時糾正了他。悔恨中，他為那些公道的批評創作了一個蘇聯藝術家的創造性回答。然後，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他寫出了《第七交響曲》，其中反法西斯主義的寓意在全世界迴盪。就這樣，他得到了寬恕。
但那些懂得信仰——因此也就是權力——如何運作的人，對他了解更深。這個罪人也許已平反昭雪，但這並不意味著罪惡本身從地球表面被抹去了；還差得遠呢。如果這個國家最著名的作曲家都會犯錯誤，這錯誤該多致命，對其他人該多危險。所以，罪惡必須被命名、被重申，要永遠警惕它的後果。換句話說，《混亂取代了音樂》成了學校課文，成了藝術學校音樂史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那個主犯也不許繼續自行其是，無人看管。那些擅長教條式語言的，儘可能仔細地研究過《真理報》社論的措辭，會注意到其中跟電影配樂的隱含關聯。斯大林很欣賞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為「馬克西姆三部曲」所作的音樂；而眾所周知，日丹諾夫每天早上都要為妻子彈奏《相逢之歌》。那些高層認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蕭士塔高維契並非註定失敗無能，他有能力——如果得當——寫出清楚明白的、現實主義的音樂。藝術屬於人民，就像領袖教導的；對蘇聯人民來說，電影比歌劇用處更大，價值更高。就這樣，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現在接受了正確的指引，結果在1940年，他獲得了勞動紅旗，以專門表彰他在電影配樂方面的成就。如果他繼續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事實會確鑿地證明將有更多的榮耀在等著他。
在1948年1月5日——草草觀看《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演出後的十二年，斯大林和他的隨從又出現在了莫斯科大劇院，這一次，是來看瓦諾·穆拉傑利的《偉大的友誼》。作曲家是蘇聯音樂基金會的主席，為自己音樂的優美動聽、拳拳愛國之心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特色而感到自豪。他這部歌劇專門為慶祝十月革命三十週年而創作，製作豪華，已經獲得了兩個月的巨大成功。其主題反映了內戰期間黨是如何在北高加索地區鞏固政權的。
穆拉傑利是喬治亞人，很瞭解它的歷史；但不幸的是，斯大林也是喬治亞人，更瞭解它的歷史。穆拉傑利描繪了喬治亞人和奧塞梯人對抗紅軍；但斯大林（不僅因為他有個奧塞梯族的母親）知道1918至1920年期間真正發生了什麼：喬治亞人和奧塞梯人齊心協力幫助俄國的布林什維克保衛革命。是車臣和英古什人的反革命行為在阻撓未來蘇維埃人民締結偉大的友誼。
穆拉傑利不僅犯了這種政治歷史錯誤，也犯了同樣粗劣的音樂錯誤。他在歌劇里加進了列津斯基舞，他肯定知道，這是斯大林喜愛的舞蹈。但作曲家沒有挑選道地的、為人熟知的列津斯基舞，以此讚美高加索人的民間傳統，而是傲慢地選擇用「列津斯基舞的風格」創造他自己的舞蹈。
五天後，日丹諾夫召集七十名作曲家和音樂理論家開會，討論形式主義的持續腐蝕；幾天後，中央委員會發布了官方判決《論穆拉傑利的歌劇〈偉大的友誼〉》。作曲家認識到，他的音樂根本不是他以為的那樣旋律優美、充滿愛國熱情，其中最好的部分也是鴨叫和豬哼。他也被宣判為形式主義者，上了一道「混亂的、神經病理學的菜品」，以迎合「一小撮專家和美食家」。為了拯救自己的職業生涯（如果不是為了免受皮肉之苦），穆拉傑利做出他所能做出的最好解釋：他被別人誤導了。他受了騙上了當，尤其受到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蕭士塔高維契（特別是他的《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的影響，因此誤入歧途，選擇了一條錯誤的道路。
日丹諾夫再次提醒國內的作曲家，1936年《真理報》社論提出的批評依然有效：國家需要的是音樂，和諧優美的音樂，而不是混亂。罪魁禍首名叫蕭士塔高維契、普羅柯菲耶夫、哈恰圖良、米亞斯科夫斯基和舍巴林。他們的音樂堪比馬路衝擊鑽，是「音樂毒氣室」製造出來的聲音。日丹諾夫用的詞是「圖什古巴卡」，這是一種卡車的名字，法西斯曾開著它到處轉，排出的廢氣悶死了車裡那些受害者。
和平回來了，於是，世界又顛倒了過來；恐怖也回來了，帶著瘋狂。在作曲家協會召開的一次特別大會上，一個音樂理論家（他的罪行是曾經寫了一本天真地奉承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的著作）在絕望的平靜中申訴說，至少他從未踏入過作曲家的公寓。他要求作曲家尤里·列維京來為他的宣告作證。列維京「問心無愧」地證實，這位音樂理論家一次也沒有呼吸過那位形式主義者住處被汙染的空氣。
在大會上，他的《第八交響曲》成了攻擊目標，還有普羅柯菲耶夫的《第六交響曲》。這些交響樂的主題是戰爭；它們描繪戰爭是悲慘而可怕的。但它們的形式主義作曲家又懂什麼：戰爭是光榮而壯麗的，必須得到讚美！相反，他們卻沉浸在「不健康的個人主義」和「悲觀主義」中。他拒絕參加大會。他病了。事實上，他想自殺。他向大會遞交了無法參加的理由。但他的理由沒有被接受。當然，大會將持續召開，直到大魔頭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蕭士塔高維契能來參加：如果必要，他們會派醫生去給他檢查身體，治好他。「沒有人能逃避命運」——就這樣，他去開會了。他被要求做一個公開檢討。當他努力站上講臺，心想該說什麼時，一份演講稿被塞到了他的手裡。他不帶感情地讀了出來。他發誓將來要緊跟指示，為人民寫出優美的音樂。在空洞的官方調調中，他放下講稿停了下來，抬起頭，環視會議廳，用無助的聲音說：「我總是覺得，當我真誠地、帶著真情實感寫曲子時，我的音樂是不可能‘反對’人民的，因為畢竟……從某個微小的程度上來說，我本人也是人民的一員。」
他於崩潰中從大會回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音樂學院都解除了他的教授職務。他不知道最好的辦法是不是緘口沉默。為了保持清醒，他反而決定去創作一系列前奏曲和賦格曲，就像他的榜樣巴赫那樣。自然，這些作品最初受到了責難：他被告知，它們違背了「周遭的現實」。他也忘不了那些話，那些過去幾周從他嘴裡吐出的話，有些是他自己的，有些是別人塞給他的。他不僅接受了對他作品的批評，還向批評喝彩。事實上，他否定了《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他記得，他曾和一個作曲家朋友談論過藝術的真誠和個人的真誠，以及我們每個人都分到了多少這種美德。
然後，恥辱的一年後，他和權力有了第二次對話。「雷劈來自上天，而非糞堆」，詩人這麼說。1949年3月16日，他跟妮塔，還有作曲家列維京在家裡坐著，電話響了。他接起電話，一邊聽，一邊皺眉，然後跟另外兩個人說：
「斯大林要和我通電話。」
妮塔迅速跑到隔壁房間，拿起了分機。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權力的聲音開始說話，「你好嗎？」
「謝謝，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一切都好。除了有點胃疼。」
「很遺憾聽到你病了。我們會給你找個醫生。」
「不，謝謝，我什麼也不需要。我這裡什麼都有。」
「很好。」電話那邊停頓了一下。然後，是濃重的喬治亞腔，那個從上百萬收音機和廣播中聽到過的聲音問，他是否知道即將在紐約召開的世界和平文化與科學大會。他說他知道。
「你怎麼想這件事？」
「我認為，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和平總比戰爭好。」
「很好。那你將榮幸地作為我們的代表之一參加大會。」
「不，我不能，我害怕。」
「你不能？」
「莫洛托夫同志問過我。我告訴他，我身體不太好，參加不了。」
「那麼，就像我說過的，我們會派一個醫生讓你好起來。」
「不光那樣。我暈機。我坐不了飛機。」
「這不是問題。醫生會給你開藥的。」
「您很體貼。」
「那麼，你會去咯？」
他停頓了一下。他身上的某個部分意識到，最輕微的錯誤音節都會把他送到勞改營，但讓他驚訝的是，身體的另一部分超越了恐懼。
「不，我真的不能去，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還有個原因。」
「是嗎？」
「我沒有燕尾服。我不能不穿燕尾服在公共場合演出。我恐怕買不起。」
「這不是我直接管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不過，我能肯定，中央委員會的行政部門會給你做一套讓你滿意的。」
「謝謝。不過，恐怕還有別的原因。」
「那告訴我是什麼。」
是的，可以相信，斯大林有可能不知道。
「您看，事實就是，我現在處境很難。在另一邊，在美國，我的音樂經常被演奏，然而在這裡，不行。他們會問我這件事。那到時我該怎麼解釋呢？」
「你什麼意思？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你的音樂沒有被演奏嗎？」
「它被禁止了。還有很多作曲家協會同事的音樂也是如此。」
「禁止？誰禁止的？」
「是國家曲目制定委員會。從去年2月14日開始。有一張很長的禁演作品清單。其結果，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您可想而知，音樂會經理不願意將我的任何其他作品也列入節目單了。音樂家也害怕演奏它們。所以，事實上，我進了黑名單。我的同事們也是如此。」
「誰下的這樣的命令？」
「一定是某位領導同志。」
「不，」那個權力的聲音這樣回答，「我們沒有下過這樣的命令。」
他讓權力自己琢磨，它琢磨了。
「不，我們沒有下過這個命令。這是個錯誤。這個錯誤會被糾正。你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沒有被禁止。它們都可以自由演出。情況一直是這樣。官方必須譴責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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