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知道，這是最壞的時候。
他已經在電梯邊站了三小時。他在抽他的第五支菸，他的思緒在跳躍。
臉龐，名字，記憶。切下的泥煤在他手裡沉甸甸的。瑞典水鳥從頭頂掠過。遍野的向日葵。康乃馨精油的氣味。網球場傳來的妮塔溫暖甜蜜的氣息。一個寡婦高潮時沁出的汗液。臉龐，名字。
還有死人的臉龐和名字。
他可以從公寓裡拿一把椅子過來。但他緊張的神經無論如何都要讓他合乎尋常。顯然，坐著等電梯看上去多怪啊。
他的情境突如其來，但又完全合乎情理。就像生命裡的其他事情。比如性慾。突如其來，但又完全合乎情理。
*
他試著讓思緒停留在妮塔身上，但腦子不肯聽話。它就像一隻綠頭蒼蠅，聒噪而淫亂。它落在了塔尼婭身上，這是理所當然的。然後它嗡嗡嗡跑到了另一個女孩身上，那是羅扎利婭。他臉紅了，是因為想到了她，還是為那個不合常情的事件暗暗自得？
元帥對他的眷顧，也是突如其來，但又完全合乎情理。對元帥的命運，也可以這樣說嗎？
尤爾根森和藹可親、鬍子拉碴的臉；然後記起來的，是他母親攥著他手腕的兇悍憤怒的手指。還有他的父親，那個生性親切、可愛、不切實際的父親，站在鋼琴旁，唱著「花園裡的菊花早已凋謝」。
刺耳的聲音在他腦海裡迴響。他父親的聲音，他彈奏著華爾茲和波爾卡，向妮塔獻殷勤，工廠的汽笛發出了升f大調的四聲轟鳴，狗衝著一個不安的巴松管手吠叫，鋼襯的政府包廂下方，響起一陣打擊樂和銅管樂的尖嘯。
這些噪音被一個來自真實世界的聲音打斷了：升降電梯突然的嘎吱聲。他的腳動了一下，踢翻了靠在腿邊的小箱子。他等著，記憶突然一片空白，只充滿恐懼。電梯停在下一層後，他的手腳才聽使喚。他撿起箱子，感覺裡面的東西輕輕移動。這讓他的思緒跳到了普羅柯菲耶夫睡衣的故事上。
不，那不是綠頭蒼蠅。更像是阿納帕的蚊子。隨處降落，吸食血液。
站在這裡，他原以為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緒。但是，夜晚，孤身一人，好像是思緒在控制他。是的，人無法逃脫命運，就像詩人向我們保證過的那樣。也無法逃脫思緒。
他記得切除闌尾前那天晚上的疼痛。他吐了二十二次，衝護士罵光了所有他知道的罵人話，然後乞求朋友叫個民兵來結果他，這樣就可以結束疼痛了。叫他來，幹掉我，不用再疼了，他懇求道。然而朋友拒絕幫忙。
現在他不需要朋友，也不需要民兵了。這裡有足夠多的志願者。
他跟自己的腦子說，一切都是在1936年1月28日早晨，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火車站發生的。不，他的腦子回答，不是那樣的，不是在某一天某一地發生的。是在許多地方，在許多時候發生的，有些甚至發生在你出生前，發生在其他國家，發生在其他人腦海裡。
*
之後，無論接著會發生什麼，它都會以同樣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在其他人腦海裡繼續。
他想起了香菸：一包包卡茲別克、別洛莫爾、赫澤格維娜·伏洛爾。想起有人將半打紙菸碾碎，塞進他的菸斗，桌上留下一些紙筒和碎紙片。
即使到了眼下，這是否還能修補、恢復、反轉？他知道答案：醫生說過鼻子的復位。「它當然能復位，但我向你保證，看上去只會更糟。」
他想起了扎克列夫斯基，還有那座「大房子」，以及誰可能會在那裡取代扎克列夫斯基。應該已經有人這麼做了。從來不缺扎克列夫斯基們，這個世界不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造起來的。可能抵達理想世界後，確切地說，那差不多是兩千億年後，扎克列夫斯基們就不需要再存在了。
時不時地，他的腦子拒絕去相信發生的事情。這不可能，因為從來不可能，就像少校看見長頸鹿時這麼說。但這是可能的，它也發生了。
命運。這是一個大詞，意味著某些事你無能為力。當生活告訴你，「就這樣」，你只好點頭，稱之為命運。就這樣，他命中註定被稱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對此無能為力。自然，他不記得自己的命名儀式了，但他沒有理由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一家人聚在他父親的書房裡，圍著一臺手提式打字機。牧師來了，問他父母想給這個新生兒起什麼名字。雅羅斯拉夫，他們回答。雅羅斯拉夫？牧師不太起勁。他說這個名字太與眾不同。他說名字與眾不同的孩子會在學校遭到取笑和嘲弄：不，不，他們不能叫這孩子雅羅斯拉夫。如此直接反對，讓他的父母有些不知所措，但他們又不想得罪牧師。那麼，你建議用什麼名字呢？他們問。給他起個普通點的，牧師說，譬如德米特里。他父親指出自己已經叫德米特里了，雅羅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維奇聽起來比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要更好一些。但牧師不同意。就這樣，他變成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
名字有什麼關係？他出生在聖彼得堡，在彼得格勒成長，在列寧格勒長大成人。名字又有什麼關係？
他三十一歲了。幾碼外，他的妻子妮塔躺在他們女兒加琳娜身邊。加莉婭一歲了。最近，他的生活好像穩定了下來。他從未如此直接地感受過事物的這一面。他感受過強烈的情感，但從來不能嫻熟地將它們表達出來。即使在球賽中，他也很少叫嚷，或像別人那樣失控；對球員技巧或是技巧不足的安靜講解讓他心滿意足。有人會認為，這是列寧格勒人典型的悶罐子風格；但除此之外，或心底裡，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羞怯而焦慮的人。和女人在一起時，當他拋開羞澀後，他會在殷勤可笑和猶豫沮喪間搖擺不定。就好像他總是踩錯點。
但即使如此，他的生活最終還是步入正軌，有了正確的節拍。只是現在又開始動盪不安。動盪不安：這不只是一個委婉說法。
過夜的小箱子靠在他的小腿肚上，讓他想起以前試圖離家出走的時刻。那時候他多大？可能七歲，或者八歲。他是否帶了一個小提箱？可能沒有——他母親的惱怒應該讓他根本沒時間收拾。那是夏天，在伊林諾夫卡，他父親在那裡做總經理。尤爾根森是房子的勤雜工，他會做東西，修東西，用小孩子能明白的辦法解決問題。他從不指導他做任何事，只是讓他看著一片木頭如何變成一把匕首，或一隻口哨。他會遞給他一塊新出爐的泥煤，讓他聞上一聞。
他和尤爾根森越來越親。當那些讓他不快樂的事情發生時（那種事情經常發生），他就會說：「好吧好吧，我要走了，去和尤爾根森一起生活。」一天早上，他還躺在床上，就發出了當天的第一次威脅，或者誓言。但就這一次，對他母親來說，就已經足夠了。穿上衣服，我這就帶你去，她答道。他接受了她的挑戰——不行，沒時間讓你收拾——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緊緊抓住他的手腕，然後他們開始穿過田野，去尤爾根森的住處。起初，他表現出毫不畏懼的強硬，在母親身邊大搖大擺地走著。但慢慢的，他的步伐遲疑了，他的手腕，然後是手，開始從母親的手裡溜脫出來。當時他以為是他自己掙脫的，但現在，他承認，是母親讓他脫手的，一個手指接一個手指，直到徹底鬆開。不是可以自由地和尤爾根森一起生活，而是可以自由地調轉屁股。他淚如泉湧，跑回了家。
手，溜脫的手，緊握的手。還是孩子的時候，他怕死人，怕他們會從墳墓中爬起來，抓住他，把他拽進冰冷黑暗的土地中，他的嘴巴和眼睛裡塞滿了泥土。這樣的恐懼慢慢消失了，因為，原來，活人的手更可怕。彼得格勒的妓女對他的天真無知沒有絲毫尊重。時世越艱難，雙手越貪婪。伸出來就為了抓住你的雞巴、你的麵包、你的朋友、你的家庭、你的生計、你的存在。像害怕妓女一樣，他害怕門衛。還怕警察，不管他們管自己叫什麼。
但接著，有一種相反的恐懼：害怕從那雙讓你安全的手中滑脫。
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讓他安全。安全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他看見汗珠從元帥的髮際線滾落下來。一塊大大的白手帕在飄動，在輕拍，然後他知道，他不再安全了。
*
元帥是他遇到的人中最世故、最老練的。他是俄羅斯最著名的軍事家：報紙稱他為「紅色拿破崙」。他還是個音樂愛好者和業餘的小提琴製作者；一個開明而多疑的人，喜歡討論小說。他認識圖哈切夫斯基十多年了，常常看見他在天黑後穿著元帥制服，搜查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半認真半嬉戲，將愉悅摻進政治；他侃侃而談，與人爭論，吃吃喝喝，不吝於表現出對芭蕾舞女演員的欣賞。他喜歡講述法國人曾經怎麼教他喝香檳而喝不醉的秘密。
他本人從沒那麼通達。他缺乏自信；也許，也缺乏興趣。他不喜歡複雜的食物，喝酒會頭暈。回首他的學生生涯，那時，一切都在被重新思考、重新制造，他像大多數學生那樣，裝出很懂人情世故的樣子。譬如，大家都不得不重新思考性愛，老法子一去不復返了；有人提出了「杯水」理論。年輕的無所不知們宣稱，性行為就像喝一杯水：你渴了，你就去喝，你感覺到了慾望，你就去做愛。他從未反對這套體系，儘管這的確依賴於你想要女人時，女人也想要誰就要誰。有些女人想要，有些女人不想要。但類比只能到此。一杯水是不走心的。
而且，塔尼婭那時候已經走進了他的生活。
他過去常常宣稱要和尤爾根森一起生活時，父母以為他可能只是惱火家裡的規矩，甚至只是惱火童年本身的限制。現在想起這件事，他不再那麼肯定了。他們在伊林諾夫卡的夏季公寓一定有哪裡不對勁，有什麼錯得很離譜。像所有孩子那樣，他一直以為所有事情都很正常，直到被告知恰恰相反。所以，只有當他聽到大人們在討論，在笑，他才意識到，這棟房子的一切都不合比例。房間那麼大，窗子卻丁點小。五十平方米的房間只有一扇小窗。大人們認為建築者一定搞錯了尺寸，將米算成了釐米，或倒過來。但其後果，一旦你注意到，對一個孩子來說是很嚇人的。就像是為最黑暗的夢境而準備的房屋。也許這就是他要逃走的原因。
他們總是在午夜來抓你。因此，與其穿著睡衣被從公寓裡拽出來，或被迫在一些輕蔑冷漠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面前穿上衣服，他寧願和衣而睡，躺在毯子上面，小箱子早就收拾好，放在身旁的地板上。他幾乎沒閤眼，躺在那裡，想象一個人所能想到的最壞的情形。他翻來覆去，反過來又妨礙了妮塔入睡。他們躺在那裡，各自裝睡；也裝著沒有聽見、嗅到另一個人的恐懼。不斷讓他驚醒的噩夢之一，就是內務部會抓走加莉婭，然後，如果她夠幸運，會被送到某家特別的孤兒院，那裡專門收養人民公敵的孩子。在那裡，她會被給予一個新名字，一個新角色；在那裡，她將被變成一個模範的蘇聯公民，一朵小小的向日葵，臉蛋兒朝著自稱斯大林的太陽。因此他提議，在那些註定無法入眠的時光，他就出門在電梯旁的平臺上消磨時間。妮塔很固執，她希望在可能是他們最後一夜的那個夜晚，肩並肩躺在一起。然而他很罕見地在爭論中贏了一次。
等待電梯的第一個夜晚，他決定不抽菸。他的箱子裡有三包卡茲別克，在接受審問，及隨之而來的拘留時，他會用得著它們。頭兩個晚上他堅持住了。然後有個念頭擊中了他：如果他一到那間「大房子」，他們就沒收了他的香菸呢？或者，如果根本沒有審訊，或只簡短問幾句？也許，他們只是在他面前放一張薄紙，命令他簽字。如果……他沒再想下去。不過，無論哪種情況，他的香菸都浪費了。
就這樣，他想不出一個不吸菸的理由。
就這樣，他吸了。
他看著手指間的卡茲別克。馬爾科有一次用一種同情的，事實上是讚賞的語調，說他的手有點小，「不宜彈鋼琴」。馬爾科還告訴他，這次沒那麼讚賞，他練習得還不夠。這取決於你說的「夠」是什麼意思。他需要練多少就練多少。馬爾科應該只管好他的譜子和指揮棒就行了。
他十六歲了，在克里米亞一家療養院治療肺結核。塔尼婭和他同歲，又正好同一天出生，只有一點小差別：他生於新曆9月25日，她生於舊曆9月25日。這種虛擬的同步認可了他們的關係；或者換一種說法，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塔季揚娜· 格利文科一頭短髮，像他一樣渴望生活。這是初戀，那麼簡單，命中註定。陪他休養的姐姐馬魯霞，把此事洩露給了他們的母親。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立即寫信警告她的兒子，遠離那個陌生的女孩，遠離這種關係，事實上，是遠離任何關係。出於十六歲少年的所有的傲慢浮誇，他在回信中向母親宣講了自由戀愛的原則。所有人如何必須獲得想要的戀愛自由；肉體之愛如何為時不長；兩性如何完全平等；婚姻制度如何該被廢除，不過，如果它要延續，那麼女人也完全有權追求外遇，只要她想，而如果她之後想離婚，男人必須接受，承擔責任；不過，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孩子們是多麼神聖。
對他這番關於人生的居高臨下且故作聖潔的解釋，他母親沒有回覆。總之，在他們剛剛相遇不久，他和塔尼婭就被分開了。她回了莫斯科；他和馬魯霞去了列寧格勒。但他不斷給她寫信，互相探訪；他還決定將他的第一鋼琴三重奏獻給她。他母親還是不同意。然後，三年後，他們最終在高加索一起過了幾周。他們都十九歲，都沒人陪伴，他剛在哈爾科夫演奏音樂掙到了三百盧布。那幾個星期，他們一起待在阿納帕……感覺是很久以前了。是啊，很久以前——他人生的三分之一已經過去了。
就這樣，這一切就是在1936年1月28日早晨，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發生的。他被邀請和維克托·庫賓斯基領導下的當地管絃樂隊一起演奏他的《第一鋼琴協奏曲》；他和維克托還演奏了他最新創作的大提琴奏鳴曲。一切進展得很順利，第二天早上，他去火車站買了一份《真理報》。他掃了一眼頭版，接著翻到另外兩個版面。就像他後來說的，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天。每年，他都標出這個日子，一直到死。
只是——他的思緒頑固地反駁——沒什麼是恰好這樣開始的。它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腦海裡開始了。真正的觸發點可能是他自己的名聲。或者是他的歌劇。也可能是斯大林，那個永遠正確，因此要對所有事情負責的人。或者，它可以是一件小事引起的，簡單得就像管絃樂隊的席位排列。事實上，最終，這可能是看待它的最佳方式：一個作曲家第一次受到了譴責和羞辱，然後被捕槍決，所有原因只是因為管絃樂隊的席位排列。
如果這一切是在別的地方、別人的腦海裡開始的，那麼，他可能會怪莎士比亞，怪他寫了《麥克白》。或怪列斯科夫，怪他寫了俄羅斯版的《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不，不是他們。這顯然是他自己的錯，他寫了那部冒犯的作品。是他的歌劇的錯，它在海內外如此成功，引起了克里姆林宮的好奇。這是斯大林的錯，因為他授意並認可了《真理報》的社論——有可能就是他自己寫的：裡面有太多的語法錯誤，足以暗示出自一支其錯誤永不能被修改的鋼筆。斯大林還錯在，他首先把自己想成是藝術的贊助人和鑑賞家。聽說他從未錯過《鮑里斯·戈東諾夫》在莫斯科大劇院的任何一次演出。他對《伊戈爾王子》和裡姆斯基——科爾薩科夫的《薩德科》也幾乎同樣熱衷。那為什麼斯大林不會想聽這出備受讚譽的新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呢？
就這樣，作曲家被要求在1936年1月26日參加一場他自己作品的演出。斯大林同志將到場；還有莫洛托夫、米高揚和日丹諾夫同志。他們在政府包廂裡入座。很不幸，包廂就位於打擊樂組和銅管組的上方。在《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裡，這些部分的樂譜可不是溫柔低調的風格。
他記得從自己的導演包廂向政府包廂望去。斯大林藏在一小塊簾子後面，那些知名人士很願意屁顛屁顛地看向這片缺席的在場，知道他們自己也在被觀察。考慮到是這樣一個場合，可以理解，指揮和管絃樂隊都相當緊張。在「卡捷琳娜婚禮」前的間奏曲中，木管組和銅管組突然自說自話奏得比他譜子標記的更響。然後就像病毒，傳染了每個樂器組。就算指揮注意到了，他也無能為力。絃樂越來越響；每次打擊樂和銅管樂在他們下面奏起極強音，足夠打破窗戶時，米高揚和日丹諾夫都誇張地顫抖，側身轉向簾子後面的人，嘲弄幾句。第四幕開始時，觀眾們抬眼看政府包廂，那裡已經空空如也。
演出結束後，他收拾好他的公文包，直接去北站趕那班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的火車。他記得當時想，政府包廂是用鋼板特別加固過的，以防裡面的人遭到暗殺。但導演包廂沒有這樣的裝備。他還不到三十，他的妻子這時已經懷孕五個月了。
1936年：他一直對閏年有些迷信。就像許多人一樣，他相信閏年會帶來黴運。
電梯的機械裝置又一次響了起來。當他意識到它已經過了四層，他提起行李箱貼在身側。他在等待門開啟，等待看見穿制服的人，等待一個會心的示意，然後那些伸出的手會伸向他，拳頭緊抓住他的手腕。這毫無必要，因為他急切地想跟他們走，讓他們離開房子，離開他的妻子和孩子。
然後，電梯門開啟了，是一位鄰居，是另一種會心的點頭，示意他什麼也不會說出去——甚至毫不驚訝看見他這麼晚還要外出。作為答覆，他也垂下頭，走進電梯，隨便按了一個按鈕，往下坐了幾層，等了幾分鐘，再回到剛剛出發的五層，重新開始守夜。這情況以前有過，也是這樣。從來不互相說話，話語是危險的。有可能，他看著就像個一晚接一晚被老婆趕出家門的男人，很丟臉；又或者，他就像個優柔寡斷的男人，一晚接一晚拋棄他的妻子，但又重回家門。不過，很可能他就是看上去的樣子：一個男人，就像這個城市成百上千的人一樣，一夜又一夜，等著被捕。
多年以前，有一輩子了，回到上個世紀那些逝去的歲月，當時他母親還在伊爾庫茨克女子貴族學院，和其他兩個女孩在尼古拉二世（那時還是皇子）面前跳瑪祖卡舞《為沙皇獻身》。在蘇聯，葛令卡的這出歌劇肯定是不能上演的，即便它的主題可能會討斯大林歡心。這是一齣關於貧農的道德劇，他為一位偉大的領袖放棄了自己的生命。「獻給沙皇的舞蹈」：他好奇扎克列夫斯基知不知道這件事。在過去，一個孩子可能會為父親甚至母親的罪惡還債。現在，在地球上最先進的社會里，父母可能要為孩子，還有叔嬸、表兄、姻親、同事、朋友的罪惡還債，甚至為某個人受罰，這人不過就是凌晨三點從電梯裡走出來，輕率地朝你笑了笑。懲罰系統大大改進了，比起過去，沒有誰會漏網。
他母親是婚姻中的堅強力量，就像妮娜·瓦西里耶芙娜是他們家裡的強者。他父親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維奇是一個溫和天真的男人，他努力工作，把薪水上交給妻子，只留下一點點菸錢。他擁有漂亮的男高音，能在鋼琴上玩四手連彈。他唱吉卜賽情歌，諸如「啊，我愛得如此深沉，但愛的不是你」，或者「花園裡的菊花早已凋謝」。他喜歡玩具、遊戲和偵探故事。一款新式打火機或者一個金屬解釦能讓他玩上幾個小時。他從未真正入世。他請人做了一枚特殊的橡皮印章，這樣，他藏書室裡每樣東西都蓋著紫色的詞句：「這本書是從d. b.蕭士塔高維契那裡偷來的。」
一個研究創作過程的精神病學家有次向他打聽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維奇。他回答說，他父親「完全是個正常人」。這話不是護短：成為一個正常人，每天早晨帶著微笑醒來，是一種令人豔羨的技能。而且，他父親死的時候還年輕，不到五十。對家庭、對那些愛他的人來說，這是一場災難；不過，對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維奇本人來說，就不一定了。要是活得更長，他會看到革命變了。這並不是說他對革命有什麼興趣。這是他的另一個強大之處。
他死後，他的遺孀沒了收入，留下兩個女兒，和那個在音樂上早慧的十五歲兒子。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幹起了卑微的工作來養活他們。她在度量衡局當打字員，教授鋼琴換取麵包。有時候，他懷疑，他所有的焦慮不是從父親去世時開始的。但他情願不這麼想，因為那幾乎是在怪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維奇了。所以，這麼說更接近真相：他所有的焦慮在那一刻翻倍了。多少次，他點頭同意那些嚴肅沉重的鼓勵話：「現在你是這個家的男人了。」他們的期待，以及一種他也許無法承擔的責任感，把他嚇壞了。而他的健康總是很脆弱：他太熟悉醫生叩診的手，那些輕敲與聆聽，那探針，那手術刀，那療養院。他一直在等待這種被許諾的男子氣概能讓他成長。但他知道，他太容易分心；而且太任性，不能一直保持堅定。因此他無法和尤爾根森一起造房子。
他媽媽是個不屈不撓的女人，不管是性格使然，還是環境所迫。她保護了他，為他工作，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他當然是愛她的——怎麼能不愛呢？——但是……有點費勁。強大讓他忍不住去對抗；不那麼強大又讓他忍不住要逃避。他父親就總在逃避困難，在面對生活和妻子時養成了幽默和含蓄。所以，他的兒子，儘管知道自己比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維奇更果斷些，也很少挑戰他母親的權威。
但他知道，她常常看他的日記。因此，他會在日記裡故意寫上幾周後要「自殺」，或者，有時候是「結婚」。
她也有她自己的恐嚇方式。無論何時他要離家出走，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都會當著他的面跟別人說：「我兒子得先從我的屍體上跨過去。」
他們倆都不確定對方有多當真。
那次，在音樂學院小禮堂後臺，他感到自責和愧疚。那時他還是個學生，他的作品在莫斯科的第一次公演不夠順利：觀眾顯然更喜歡舍巴林的作品。這時，一個穿軍裝的人出現在他身邊，安慰他：他和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友誼就此開始了。元帥成了他的贊助人，為他從列寧格勒區的軍事指揮官那裡籌集資助。他熱心而真誠。最近，他告訴每個人，在他看來，《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是排名第一的蘇聯經典歌劇。
到那時為止，他只失敗過這一次。他說服圖哈切夫斯基，搬到莫斯科能加快他門徒的職業發展，元帥因此許諾安排搬遷事宜。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自然不同意：她兒子太脆弱，也太柔弱。如果他媽媽不看著他，誰能保證他喝了牛奶，吃了麥片粥？圖哈切夫斯基是有勢力，有影響，也有經濟實力；但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仍然掌握著他靈魂的鑰匙。因此，他留在了列寧格勒。
像他的姐姐一樣，他九歲時被放在琴鍵前。那正是世界對他來說日漸清晰的時候。或者說是一部分的世界，不管怎樣，足夠支撐起他的人生。弄明白鋼琴和音樂很容易，至少比弄明白其他事情容易。他勤學苦練，因為勤學苦練很容易。就這樣，沒有對這種命運的逃避。隨著時間的推移，看上去更加不可思議了，因為這給了他養活媽媽和姐姐的能力。他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人，他們家也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家庭，但話是這麼說。有時，在一場成功的音樂會以後，當他收到喝彩和金錢時，他覺得幾乎能夠成為那個難以捉摸的角色了——家裡的男人。儘管在另一些時候，甚至在他離家、結婚和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之後，他還是覺得，自己就像一個迷失的孩子。
那些不瞭解他的人，那些隔著距離聽他音樂的人，可能會想象這是他第一次遇到挫折。他們認為，這個才華橫溢的十九歲少年——第一首交響樂就被布魯諾·瓦爾特立刻選中，然後是托斯卡尼尼和克倫佩勒，自1926年首演之後，十年來一帆風順，不諳世事。這些人可能意識到名聲常常造就虛榮和傲慢，所以，他們翻開《真理報》，同意裡面的觀點，作曲家們的創作很容易就偏離人民想聽的那類音樂。而且，因為所有作曲家都是為國家服務，那麼，如果他們冒犯了人民，那就是國家的責任，要介入，把他們拽回來，讓他們與觀眾有更強的共鳴。這聽上去完全合理，不是嗎？
只不過從一開始，他們就磨利了攫住他靈魂的爪子：當他還在音樂學院時，一群左派青年學生試圖要學校開除他，取消他的獎學金。只不過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和相似的文化組織一開始就反對他的立場；或者說他們以為的他的立場。他們下決心要打破藝術的資產階級束縛。所以工人們應該被培訓成作曲家，所有音樂必須能一下子被理解，能取悅大眾。柴可夫斯基是頹廢的，最輕微的實驗都被定罪為「形式主義」。
只不過早在1929年他就已經受到官方譴責，說他的音樂「偏離了蘇維埃藝術的大道」，他被舞蹈技術學院開除了，失去了教職。只不過在同一年，米沙·卡瓦德里，他的《第一交響曲》是獻給他的，成了他朋友和同伴裡第一個被逮捕和槍斃的人。
只不過在1932年，政府解散了各種獨立組織，掌管了所有的文化事業，結果，與其說馴服了傲慢、偏見和無知，不如說讓它們整合一夥了。如果說要把臉上沾滿煤汙的工人變成交響樂作曲家這一計劃並沒有真的實現，相反的事情卻出現了。作曲家被期待像礦工一樣提高產量，他的音樂被期待溫暖人心，就像礦工的煤溫暖身體一樣。官僚們在評估音樂的生產，就像他們評估其他種類的生產一樣；有標準產品，也有出了偏差的次品。
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火車站，凍僵的手指開啟《真理報》時，他看到了第三版上的大標題，確認並指責這種偏差：混亂取代了音樂。他立刻決定取道莫斯科回家，在那裡他可以尋求建議。火車上，冰天雪地從眼前掠過，他第五、第六遍重讀了這篇文章。起初，像為自己震驚一樣，他也為歌劇震驚：在這樣的譴責下，《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不可能再在莫斯科大劇院上演了。過去的兩年，它名噪四海——從紐約到克利夫蘭，從瑞典到阿根廷。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它不僅討公眾和評論家歡喜，也取悅了政治委員們。在第十七屆黨代會期間，它的演出是莫斯科區官方產出的一部分，這份產出是要和頓巴斯礦工的生產定額一較高下的。
現在所有這一切都沒有意義了：他的歌劇就像一條突然惹惱了主人的瘋狗，要被斃掉。他試圖儘可能頭腦清醒地分析遭到攻擊的各種因素。首先，正是他歌劇的成功，尤其是在海外的成功，成了反對它的理由。僅僅幾個月前，《真理報》還充滿愛國熱忱地報道了該作品在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首演。現在同一張報紙認識到，《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只是在蘇聯以外取得了成功，因為它「不講政治、雜亂無章」，因為它用「焦躁不安、神經質的音樂，撩撥了資產階級的墮落趣味」。
其次的理由，與此有關，是他認為的來自政府包廂的批評，文章便是朝著藏身幕後的斯大林所發出的假笑、哈欠和馬屁的集合。於是他讀到，他的音樂如何像「鴨子的叫聲、野豬的呼嚕和瘋狗的狂吠」；它的「神經質的、痙攣的和抽搐的」本性如何源自爵士樂；它如何讓歌唱變成了「尖叫」。這出歌劇明顯是胡亂寫就的，就是要討好「軟弱派」，他們喪失了對音樂的所有「健康品味」，更喜歡「混亂的音流」。至於劇本，它蓄意抽取了列斯科夫故事中最卑鄙骯髒的部分：其結局「粗俗、簡陋、下流」。
但他的罪行也是政治罪。那個匿名評論的作者對音樂的瞭解，不會超過一頭豬對柑橘的瞭解，所以，文章被添上了那些熟悉的、酸透了的標籤。小資產階級、形式主義、梅耶荷德主義、左翼。作曲家寫的不是一齣歌劇，而是一齣反歌劇，音樂故意掀了個底朝天。他從有毒的源泉裡暢飲，那裡也是「繪畫、詩歌、教育和科學領域出現左傾」的源頭。萬一需要說清楚——它總是需要——那麼激進主義就是與「真正的藝術、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文學」背道而馳的東西。
「那些有耳朵的人會聽見」，他總喜歡這樣說。但即便那些聾子也不會聽不懂「混亂取代了音樂」是什麼意思，不會猜不出可能的結局。有三句話，不僅針對他在理論上的誤入歧途，也針對他本人。「作曲家顯然沒有想過，蘇聯觀眾在音樂中期待什麼，尋找什麼。」這一條足以取消他作曲家協會成員的資格。「這一傾向對蘇聯音樂的危害顯而易見。」這一條足以奪走他創作和演出的資格。最後一句是：「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花招，會造成非常惡劣的後果。」這一條足以取走他的性命。
然而，他還年輕，對自己的天賦充滿自信，一直到三天前還很成功。就算他（無論從氣質上還是天資上）不是政客，他還是有可以求助的人。於是，在莫斯科，他先見了藝術事業委員會主席普拉東·克爾任採夫，開始說明他將如何回應此事，這是他在火車上想出來的。他要為歌劇寫一份辯護詞，對批評提出反駁，並把文章交給《真理報》。比如……但克爾任採夫，儘管溫文爾雅，都沒聽他把話說完。他們面對的不是一篇由一位評論家署名的負面評論，其意見會隨著時日或他領悟的深淺而變化。這是一篇《真理報》的社論：不是什麼一時興起的看法，可以提出反駁，而是一份來自最高領導層的政治宣告。換句話說，是《聖經》。對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來說，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做公開檢討，承認他的錯誤，解釋說，在創作這部歌劇時，他因為過於年輕無知而誤入了歧途。此外，他還應該公開宣佈，要立刻投身到蘇聯的民族音樂中，那將幫助他改變方向，轉向所有真實、流行和悅耳的音樂。在克爾任採夫看來，這是他能重新受寵的唯一方式。
他不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但他受過洗禮，有時，路過某座開放的教堂，他會為他的家庭點上一支蠟燭。他也很瞭解《聖經》。因此他很熟悉罪的概念；還有它的公共機制。罪行，對罪行的供認不諱，牧師對事情的審判，祈禱，懺悔，寬恕。儘管有時，罪惡過於巨大，連牧師也無法寬恕。是的，他明白這些規則和禮儀，不管教堂怎麼稱呼它們。
他接著去找了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紅色拿破崙還只有四十多歲，是個堅強而英俊的男人，額頭上有顯眼的美人尖。他聽完了發生的一切，中肯地分析了門徒現在的處境，從戰略上提出了一個簡單、大膽而慷慨的方案。他，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將親自給斯大林同志寫一封求情信。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大大鬆了口氣。當元帥在桌前坐下，展平面前的一張白紙時，他頭輕了，心也鬆了。但這個穿著軍裝的男人一抓起他的筆開始寫字時，一種變化忽然襲來。汗水從他頭髮裡冒了出來，從他的美人尖一直流到前額，又從腦後滲進了衣領。一隻手拿著手帕不安地抖動，另一隻手拿著鋼筆停住了。這樣沒有軍人氣概的恐懼令人沮喪。
*
在阿納帕，汗水從他們身上汩汩冒出。高加索很熱，他從來都不喜歡高溫。他們凝望著低灣處的海灘，可他沒興趣游泳去暑。他們在鎮子北端的林蔭裡散步，他被蚊子咬了。然後他們又被一群狗堵住了去路，幾乎要被活吃。這些都沒有關係。他們去了度假地的燈塔，當塔尼婭抬頭眺望時，他關心的是她脖子下面皮膚的甜美褶皺。他們參觀了那些古老的石門，那是土耳其要塞的唯一遺蹟，但他心裡想的是她的小腿，想著她走路時上面肌肉的運動。那幾個星期，除了愛、音樂和蚊子叮咬，他的生命裡再沒有別的東西。他心中的愛，他頭腦裡的音樂，他皮膚上的蚊子包。哪怕天堂也逃不開蟲子。但他不恨它們。它們的叮咬很聰明，總在他夠不到的地方；驅蚊劑是從康乃馨中提取的。如果一隻蚊子能讓她的手指觸控他的皮膚，讓他散發出康乃馨的香味，他又怎麼可能責怪這種昆蟲呢？
他們才十九歲，相信自由戀愛：他們更熱切探索的，是彼此的身體，而不是度假勝地。他們拋棄了來自教堂、社會和家庭的成規，沒有成為丈夫和妻子，就像丈夫和妻子一樣生活了。這幾乎跟性行為本身一樣讓他們興奮；也許，讓他們沉迷，不能自拔。
但隨後來臨的是他們沒在床上的所有時刻。自由戀愛也許能解決基本問題，但解決不了其他問題。他們當然彼此相愛；但身邊總是有個人——即便他有三百盧布和年少成名——就不那麼簡單了。他作曲時，總能確切知道該做什麼；對音樂（尤其他的音樂）需要什麼，他總能做出正確決斷。當指揮和獨奏者禮貌地詢問是否這樣或者那樣更好時，他總是會回答：「我肯定你是對的。但我們這會兒先不管它。下次我改過來。」於是，他們滿意了，他也滿意了，因為他從沒想過聽從他們的建議。因為他的決定，他的直覺，總是對的。
但離開了音樂……情況就很不同了，他會變得神經質，腦子會糊塗，有時候會做出一個愚蠢的決定，只是為了把事情解決掉，而不是因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可能他在藝術上的早熟，意味著他躲開了那些幫助普通人長大成人的歲月。但不管是什麼原因，他在生活的實踐中很笨拙，而這，無疑包括感情的實踐。於是，在阿納帕，除了愛的狂熱以及性帶來的暈眩和自足，他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完全嶄新的世界，這個世界充滿著不必要的沉默、誤解的暗示和心不在焉的計劃。
他們又回到了各自的城市，他去了列寧格勒，她去了莫斯科。但他們會互相拜訪。有天，他正要完成一個作品，便請她坐在身邊：她的存在能讓他感到安穩。過了一會兒，他媽媽進來了。她直視塔尼婭，說：
「滾出去，讓米佳完成他的工作。」
而他回答：「不，我要塔尼婭留在這裡。這對我有幫助。」
他竟然反抗他母親，這樣的場景很罕見。要是他能更經常這樣，他的人生會有所不同。不過也許不會——誰知道呢？要是紅色拿破崙都贏不過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他又怎麼可能會有取勝的機會呢？
他們在阿納帕的時光是首田園牧歌，但根據定義，牧歌只有結束了才被稱為牧歌。他發現了愛情；但他也開始發現，愛情遠不是讓他「成為他自己」，遠不是像康乃馨精油那樣，擦遍他全身，而是會讓他難為情，讓他為難。他不在塔尼婭身邊時，顯然最愛她。而當他們在一起時，雙方對彼此都有期待，這份期待，他既無法確認，也無法回應。譬如，他們一起逃到高加索，特別明確他們不是丈夫和妻子，特別明確他們有著同樣的平等自由。但這樣一種冒險，其目的是最終要成為真正的丈夫和真正的妻子？這聽上去毫無邏輯。
不，這不誠實。他們感情不和的一個原因是他愛她，多過她愛他，不管彼此的傾訴有多均等。他試圖惹她嫉妒，描繪他和其他女人的調情——甚至引誘，不管真假——但似乎只是讓她生氣，而不是嫉妒。他還威脅要自殺，不止一次。他甚至聲稱，他娶了一個芭蕾舞女演員，那很有可能成為事實。塔尼婭卻大笑不已。這之後，她自己結婚了。那隻讓他更愛她。他乞求她和丈夫離婚，嫁給他；他再一次威脅要自殺。都沒有用。
早些時候，她曾溫柔地告訴他，她被他吸引，是因為他的單純和坦誠。但如果這沒能讓她愛他像他愛她那麼多，那麼，他希望自己既不單純也不坦誠。倒不是說他感到自己單純和坦誠。它們聽上去是設計好要把他關在盒子裡的詞彙。
他發現自己在反省真誠的問題。個人的真誠，藝術的真誠。如果它們是真誠的，它們是如何相連的。這種美德每個人究竟擁有多少，又能夠儲存多久。他告訴朋友們，如果他否定《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那麼他們就會斷定，他已經喪失了真誠。
他把自己想象成一個擁有強烈感情的人，只是缺乏表達它們的技巧。但那隻會讓自己太輕易地得到寬恕；這還是不真誠。事實上，他是個神經病。他認為他知道自己要什麼，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他不再需要它了，它離開了他，他又想讓它回來。毫無疑問，他被寵壞了，他是母親的小男孩，是兩個姐姐的小弟弟；還有，他是個藝術家，被期待擁有一種「藝術氣質」；此外，他也是個成功人士，讓他可以因出名而表現出突然的傲慢。馬爾科已經當面罵過他「越來越虛榮」。但他潛在的情形其實是一種高度的焦慮。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神經病。不，再一次比這更糟：他是個歇斯底里症患者。這樣一種氣質是從哪來的？肯定不是來自他父親；也不是他母親。不錯，那是無可逃脫的個人氣質。也是個人命運的一部分。
他知道，在他心裡，他理想中的愛情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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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電梯過了三層，然後四層，現在停在了他的面前。他提起他的行李箱，門開啟了，一個陌生人走了出來，吹著《相逢之歌》。面對著它的曲作者，他中間吹跑調了。
他知道，在他心裡，他理想中的愛情是什麼。它在莫泊桑的短篇小說裡被完整地表達過了，故事是關於一位年輕的警備司令，他駐紮在地中海沿岸的一個要塞小鎮。對，那地方就叫昂蒂布。總之，這位軍官常常在鎮子郊外的樹林裡散步，在那裡常常撞見本地商人帕里斯先生的妻子。自然，他愛上了她。這個女人反覆拒絕他的殷勤，直到有一天，她讓他知道，她丈夫要外出，一晚上不回來。一場幽會被安排好了，但到了最後一分鐘，這位妻子收到一封電報：她丈夫的生意提前談完了，晚上就回來。為愛瘋狂的警備司令，捏造了一起緊急軍事事件，下令關閉城門，到第二天早上再開。回家的丈夫被刺刀擋在外面，只好在昂蒂布火車站候車室湊合了一晚。如此一來，那位軍官就可以享受幾小時的情愛了。
誠然，他無法想象自己管理一座要塞，更不用說寂靜的黑海之濱溫泉小鎮上一道搖搖欲墜的土耳其城門了。但道理是一樣的。你應該這樣去愛，沒有恐懼，沒有障礙，不用去想明天。然後，之後沒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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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的言辭。優美的情感。然而這樣的行為超過了他的能力。他可以想象年輕中尉圖哈切夫斯基做得到，要是他曾經當過警備司令。他自己的狂熱……好吧，這會成為另一個不同的故事。他曾和高克一起旅行過，此人是個相當不錯的指揮，但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他們一起待在敖德薩。在他和妮塔結婚前幾年。那時候他還在努力讓塔尼婭吃醋呢。可能還有妮塔。一次美味大餐後，他回到倫敦飯店的酒吧，挑了兩個女孩。也可能是她們挑了他。不管是哪種情況，她們坐到了他的桌子邊。她們都很漂亮，他很快被其中一個叫羅扎利婭的吸引了。他們談起了藝術和文學，與此同時，他撫摸著她的屁股。他叫馬車把她們送回了家，在他愛撫羅扎利婭的時候，那位朋友會別過頭去。他陷入了愛河，他很清楚這一點。兩個女人計劃第二天坐輪船去巴統，他跑去送她們。但女孩們止步於碼頭，因為在那裡，羅扎利婭的朋友因為賣淫被捕了。
這對他來說是個意外。同時，他為羅佐茨卡痴狂。他以頭撞牆，撕扯頭髮，諸如此類；就像糟糕小說裡的角色。高克嚴厲警告他遠離那兩個女人，說她們都是妓女，不要臉的婊子。但這只是讓他更加興奮，多有趣啊。那麼有趣，他幾乎要和羅佐茨卡結婚了，要不是他們來到敖德薩的婚姻註冊所時，他發現自己把身份證明忘在了賓館。然後，不知怎麼的——他甚至想不起來為什麼，是怎麼樣——一切戛然而止，他在凌晨三點，從剛剛停靠蘇呼米的小船上，跑進了傾盆大雨中。一切都是怎麼回事？
但關鍵是，他並不後悔這一切。沒有障礙，不用去想明天。他怎麼會差點兒娶了一個職業妓女？他認為是情境使然，再加上點精神失常。也因為他內心的某種衝突。「母親，這是羅扎利婭，我妻子。這肯定不意外吧？難道你沒讀過我日記？裡面寫了‘和一個妓女結婚’。女人有職業很好，你不也這樣想？」還有，離婚很容易，所以為什麼不結？他覺得如此愛她，幾天後，就要娶她，又幾天後，他在雨中逃開她。與此同時，那位老人家高克坐在倫敦飯店的餐廳裡，考慮要一塊炸肉排還是兩塊。誰能說什麼才是最好？你只有事後才明白，屆時為時已晚。
他是個內向的男人，總是被外向的女人吸引。這是否就是麻煩的一部分？
他點燃了另一支菸。在藝術和愛情之間，在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總有香菸。他想象著扎克列夫斯基的繼任者，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遞過一包別洛莫爾。他會謝絕，遞過去一支他自己的卡茲別克。審訊者也回以拒絕，然後每個人都將自己挑的香菸放在桌上，舞曲結束。藝術家吸起了卡茲別克，煙盒上的圖案正暗示著自由：一匹賓士的駿馬，上面的騎手背對著卡茲別克山脈。據說，這圖案是斯大林親自審定的：儘管這位偉大領袖吸他自己的牌子，赫澤格維娜·伏洛爾。它們是為他定製的，你可以想象有多麼精準。並不是說斯大林直接就把一支赫澤格維娜·伏洛爾放在唇間。他做事不那麼簡單。不，他喜歡拆開菸捲，然後碾碎菸草放進他的菸斗裡。那些知情人告訴那些不知情的人，斯大林的辦公桌亂成一團，滿是丟棄的煙紙、煙盒和菸灰。他知道這件事，或者說，他不止一次聽說過這件事，因為關於斯大林，沒有一件事不起眼，不值得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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