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發生在戰爭中期，那地方有個火車站臺，就像周圍一望無際的平原一樣，單調素樸，灰濛濛的。慢吞吞的火車從莫斯科出來有兩天了，一路往西；還得跑上兩三天吧，看煤剩多少，車跑多快。天剛矇矇亮，但那人——事實上是半個人——已經在木輪小推車上，朝著軟臥車廂的位置，努力推著自己前進了。除了前頭的操縱桿，沒有別的法子驅動小車，為了不從推車上翻落出去，一根繩子穿過車底，系在了他的褲腰上。男人的手上纏著汙黑的布條，因為一直在街上和車站乞討，皮膚糙得很。

他的父親是之前那場戰爭的倖存者。受村裡牧師祝福後，他就出發去為祖國和沙皇而戰。等到回來時，牧師和沙皇都不在了，他的祖國也不是原來那個了。他的妻子看到戰爭對他下的毒手，尖叫了起來。現在，又發生了另一場戰爭，同樣的入侵者回來了，不過改換了名姓：雙方都是。但其他的都沒變：年輕人仍然被槍崩成碎渣，然後被外科醫生粗暴地切開。他自己的腿就是在一家野戰醫院裡被切掉的，周圍是被炮彈炸斷的樹木。一切都是為了偉大的事業，從來都是如此。他根本不在乎。讓別人去爭吧，他只關心每一天怎麼熬過。他已經成了一種生存技術。某種程度上，所有男人都會變成各種生存技術。

一些乘客下車來呼吸滿是灰塵的空氣，另一些臉貼在車窗上。這個乞丐靠近他們，開始高唱一首下流的軍營歌曲。有的乘客也許會扔給他一兩個戈比，聽他唱歌圖個樂子；另一些則直接給錢把他打發走了。有的故意把硬幣扔在自己這邊，硬幣滾遠了，他去追，雙手蹭著水泥站臺往前，他們大笑不已。這情景讓其他人出於同情或羞愧，直接遞來更多的錢。他眼裡只有手指、硬幣和衣袖，對羞辱無動於衷。這就是那個飲者。

兩個坐軟臥車廂出行的人站在車窗前，想搞清楚他們在哪裡，會停留多久：幾分鐘？幾小時？或者一整天？沒公佈什麼訊息，他們也知道不能去打聽列車的動向——即便你是車上的乘客——那樣你就會被列為破壞分子。這兩人都三十來歲，年紀不小了，對這樣的教訓已經心領神會。那個在聽的人是個戴眼鏡的瘦子，有些神經質；脖子和手腕上掛著大蒜護身符。他那位旅伴的名字被歷史遺忘了，儘管他是那個在記的人。

坐著半個人的小推車嘎吱嘎吱地朝著他們駛來。歡快的鄉村下流小曲一路向他們吼來。歌者停下來，做了個吃東西的手勢。戴眼鏡的人舉起一瓶伏特加回敬。那是一種多餘的禮貌，一個乞丐什麼時候拒絕過伏特加呀？一分鐘後，那兩個乘客跑到站臺上，跟乞丐會合。

於是，就有了三個人，那是喝伏特加時約定俗成的人數。那個戴眼鏡的人還拿著酒瓶，同伴拿來三個杯子。酒快從杯子裡溢位來了，兩位旅客屈身祝酒。他們碰杯的時候，那個神經質的傢伙轉過頭去——清晨的陽光在他的鏡片上閃爍著——叨叨了一句什麼；他的朋友笑了起來。然後他們將伏特加一飲而盡。那個乞丐舉起杯子，想再要一些。他們又給他倒了一杯，然後拿走杯子，回到車上。藉著酒勁在截得只剩一半的身體裡奔騰，乞丐讓自己朝另一夥乘客滾了過去。等到兩個人重新落座，那個聽者幾乎忘了他說了些什麼。但那個記的人，才剛剛開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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