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會在斯大林在場的時候，吸一支赫澤格維娜·伏洛爾——除非斯大林給了一支，那時他們會偷偷地儘量不吸，之後當作聖蹟炫耀。那些執行斯大林命令的人，傾向於抽別洛莫爾。內務部的就抽別洛莫爾，它煙盒上的圖案是俄國地圖；標為紅色的是白海運河，香菸以此得名。這項偉大的蘇維埃工程完成於30年代早期，是由勞改犯修建的。不同尋常的是，很多宣傳會提到這個事實。它聲稱，在建設運河期間，罪犯們不僅幫助國家發展，也「改造了他們自己」。好吧，那裡有十萬勞動力，其中有些可能是提高了他們的道德水平；但據說四分之一的人死掉了，而他們顯然沒有被鍛造成新人。他們只是樹木被砍伐時飛濺出來的碎片。內務部的人會點上他們的別洛莫爾，在嫋嫋的煙霧中，描繪著揮舞斧頭的嶄新夢想。
毫無疑問，妮塔進入他生活的時候，他正在抽菸。妮娜·瓦爾扎爾，瓦爾扎爾三姐妹中的老大，徑自從網球場上下來，散發出快活、笑聲和汗水。健美、自信、時髦，一頭金髮似乎讓她的眼睛也變成金色的了。一個稱職的物理學家，一位出色的攝影師，擁有自己的暗房，對家務不是很熱衷，這是實情；不過他也不是很有興趣。在一部小說中，他生活中所有的焦慮，他的強大和軟弱的混合，他歇斯底里的潛質，都會被一個愛的漩渦裹挾，引向婚姻的喜悅和平靜。但生活中有許多令人失望的東西，其中之一就是它從來都不是小說，既不是莫泊桑的小說，也不是其他人的。好吧，有可能是果戈理的一個諷刺短篇。
就這樣，他和妮娜相遇了，成了戀人，但他還在努力將塔尼婭從她丈夫那裡贏過來，然後塔尼婭懷孕了，然後他和妮娜敲定了他們結婚的日子，但在最後一刻，他無法面對，於是沒有出現，逃婚了，躲了起來，但他們還是堅持了下來，幾個月後，他們結婚了，然後，妮娜有了一個情人，既然事已至此，他們決定分手並離婚，之後，他也有了一個情人，他們就分手了，簽了一份離婚協議書，但當離婚成真時，他們意識到他們犯了一個錯誤，六個星期後，他們復婚了，但他們還是沒有解決他們之間的問題。在寫給情人葉蓮娜的信中，他說：「我很優柔寡斷，不知道是否有能力得到幸福。」
隨後，妮塔懷孕了，一切必需的事情都穩定下來了。只是就在妮塔進入孕期第四個月，1936年這個閏年開始了，在這一年的第二十六天，斯大林決定去看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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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完《真理報》的社論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格利克曼發電報。他請他的朋友到列寧格勒中央郵局去訂閱所有相關新聞的剪報。格利克曼會每天把它們帶到他的公寓，他們將一起仔細閱讀。他買了一個大大的剪貼簿，在第一頁貼上了《混亂取代了音樂》。格利克曼認為，這有點太自虐了，但他說：「它必須在那裡，它必須在那裡。」然後，每出一篇新文章，他都貼在裡面。之前，他從沒想過儲存評論；但這次不同了，現在他們不僅評論他的音樂，還對他的存在發表了社論。
他注意到那些曾經不斷讚揚《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的批評家，在過了兩年後，如何突然發現它一無是處。一些人坦承了他們之前的錯誤，表示《真理報》的文章撥開了矇蔽他們的迷障。他們被音樂和作曲家愚弄得多慘啊！他們終於看清了形式主義、世界主義和左派激進主義給俄國音樂的本質帶來了多大的危險！他還注意到哪些音樂家現在公開發表反對他作品的宣告，還有哪些朋友和熟人開始選擇跟他保持距離。帶著同樣的表面上的平靜，他閱讀了來自普通大眾的信件，他們中大部分人正好碰巧知道他的私人地址。許多人說，他的驢耳朵應該被割掉，還有他的腦袋。還有那些不可能收回的話，穿插在最正常的句子裡，出現在報紙上。例如：「今天，將舉辦一場人民公敵蕭士塔高維契的作品音樂會。」這樣的語句不是偶然採用的，也不會未經最高領導層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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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疑惑，為什麼權力現在將注意力轉到音樂，轉到他身上了？權力總是對語言而不是音符更感興趣：被宣佈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是作家，不是作曲家。作家會在《真理報》頭版遭到譴責，作曲家是在第三版。差著兩個版呢。這可小瞧不得：會有生死之別。
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一個冰冷、機械的片語。然而……藝術家面對的是什麼，如果不是人類的靈魂？除非一個藝術家只是想裝裝門面，或者只想當有錢有勢的人的哈巴狗。他本人一直反對貴族，無論是情感上、政治上，還是藝術原則上。在那充滿樂觀的年代裡，不過就幾年前，當時整個國家——如果不是人類本身——的未來都在被重新塑造，看上去似乎所有藝術可以最終被整合進一個輝煌的工程中。音樂、文學、戲劇、電影、建築、芭蕾和攝影會形成動態的合作關係，不僅反映、批評或諷刺社會，也塑造它。藝術家們出於他們的自由意志，而不是政治上的引導，將幫助他們的人類夥伴發展和完善他們的靈魂。
有什麼不可以？這是藝術家最古老的夢想。或者，就像他現在想的，是藝術家最古老的幻想。因為政治官僚很快就來控制這個工程了，過濾掉其中的自由、想象、複雜和微妙，沒有這些，藝術只會變得愚蠢。「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裡有兩個主要的問題。首先是，許多人並不想讓自己的靈魂被人設計，對不起，多謝。他們對自己來到這個世界時的靈魂的樣子很滿意；當你要去引導他們時，他們會反抗。來這場自由的露天音樂會吧，同志們。噢，我們真的認為你該來。是的，當然這是自願的，但如果你沒露面，可能就犯了錯誤……
第二個關於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問題更本質一些。那就是：誰來做工程師的工程師？
他記得在哈爾科夫一座公園的一場露天音樂會。他的《第一交響曲》讓附近的狗都狂吠起來。群眾大笑，樂隊演奏得更大聲，所有的狗叫得更響了，觀眾也笑得更大聲了。現在，他的音樂讓更大的狗叫了起來。歷史在重複自己：第一次是鬧劇，第二次是悲劇。
他不想讓自己變成一個戲劇性角色。但有時候，當他的思緒在深夜跳躍，他會想：所以，歷史就是這樣。所有的鬥爭、理想、希望、進步、科學、藝術和良知，都這樣結束了，剩下一個男人站在電梯旁，腳邊一個裝著香菸、內衣和牙粉的小行李箱；他站在這裡，等著被抓走。
他強迫自己的思緒轉向另一個帶著不同旅行箱的作曲家。革命後不久，普羅柯菲耶夫離開俄國去了西方；1927年他第一次回國。他是一個見過世面的人，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有著高階的品位。他還是基督教科學派的成員，雖然這不是故事的重點。蘇聯邊防的海關人員沒怎麼見過世面；而且，他們的腦子裡塞滿了顛覆、間諜和反革命。他們開啟了普羅柯菲耶夫的行李箱，發現最上面放了一樣讓他們迷惑的東西：一套睡衣。他們攤開睡衣，拿起來翻來覆去地看，面面相覷。可能，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也很尷尬，總之，他讓妻子來解釋。但流亡了這些年後，普塔什卡已經忘了睡衣用俄語怎麼說。問題最終靠肢體語言解決了，夫妻倆被允許過關。但怎麼說呢，這件事完全是典型的普羅柯菲耶夫風格。
他的剪貼簿。什麼樣的人會去買一本剪貼簿，然後在裡面貼滿侮辱自己的文章？一個瘋子？一個諷刺家？一個俄國人？他想到了果戈理，站在鏡子前，用一種厭惡而疏遠的語氣，一遍遍喊自己的名字。他並不覺得這像瘋子所為。
他的官方身份是所謂的「無黨派布林什維克」。斯大林喜歡說，布林什維克最優秀的品質是謙遜。是的，俄國是大象們的祖國。
當加琳娜出生時，他和妮塔常常開玩笑說，要給她起名薩布麗娜。意思是小糊塗。糊塗家族。這是一種虛張聲勢的反諷。不，是自毀式的愚蠢。
圖哈切夫斯基寫給斯大林的信沒有收到回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本人也沒聽從普拉東·克爾任採夫的建議。他沒有做公開宣告，沒有為年輕無知道歉，沒有改變初衷；雖然他收回了他的《第四交響曲》，對那些沒有聆聽之耳的人來說，那自然聽上去就像一堆鴨叫、豬哼和狗吠。與此同時，他的所有歌劇和芭蕾舞劇都被從保留劇目中清走了。他的職業生涯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在1937年春天，他和權力有了第一次對話。當然，他之前和權力說過話，或權力也和他說過話：官員、官僚和政治家們帶來過意見、建議和通牒。權力通過報紙公開和他說話，也在他耳邊私下低語。最近，權力羞辱了他，奪走了他的生計，命令他懺悔。權力告訴他怎樣工作，怎樣生活。現在它可能暗示，經過一番考慮，它不想讓他再活下去了。權力決定和他面對面。權力的名字叫作扎克列夫斯基，而權力——它對他這樣生活在列寧格勒的人如此表達自己——住在「大房子」裡。很多進了裡特尼大街「大房子」的人，再也沒有現身。
他被約在星期六早上見面。他堅持跟家人和朋友說，那不過就是走走形式，可能是《真理報》持續批評他的文章的自然結果。他自己幾乎不信，也懷疑他們會信。沒什麼人會被傳喚到「大房子」去討論音樂理論。他自然很守時。一開始，權力很端正，很禮貌。扎克列夫斯基詢問了他的工作，他職業生涯的進展，他接下來打算創作什麼曲子。在答覆時，他提到——差不多是條件反射——他準備寫一首以列寧為主題的交響樂，這應該屬實，令人信服。然後，他覺得可以合乎情理地提到針對他的媒體戰了，而審訊者對此幾乎草草敷衍過去，讓他更受鼓舞。接著，他被問到了他的朋友，他會定期見誰。他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扎克列夫斯基引導了他。
「我想，你和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很熟？」
「對，我認識他。」
「告訴我，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回想起他們在莫斯科那個小禮堂的後臺碰見的情景。他解釋說元帥是位著名的音樂愛好者，出席過他的很多音樂會，他自己拉小提琴，甚至有製作小提琴的愛好。元帥邀請他去過他的公寓；他們甚至還一起演奏過音樂。他是一個不錯的業餘小提琴手。他是說「不錯」？從能力上來說，當然。是的，當然，還能提高。
但扎克列夫斯基對元帥的指法和運弓技巧有多高深，不感興趣。
「你去過他家很多次？」
「是的，時不時去。」
「時不時去了多少年？八年，九年，十年？」
「對，差不多吧。」
「好吧，我們可以說，每年拜訪四到五次？一共去了四五十次？」
「我會說少一些。我從未統計過。但肯定沒那麼多。」
「但你是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密友之一？」
他停下來想了想。「不，不是密友，但是好朋友。」
他沒有提到元帥為他籌集了財政支援；給他建議；為了幫他，寫信給斯大林。扎克列夫斯基也許知道這些事，也許不知道。
「在這四五十次去你好朋友家的時候，還有誰在場？」
「沒有這麼多次。只有家裡人。」
「只有家裡人？」審訊者的語調自然帶著疑慮。
「還有音樂家。音樂理論家。」
「是否偶爾也有政治家在那裡？」
「不，沒有政治家。」
「你這麼確定？」
「哦，你瞧，有時候那裡有很多人在聚會。而我並不都認識……事實上，我常常在彈鋼琴……」
「你們都談了些什麼？」
「談音樂。」
「還有政治？」
「沒有。」
「說吧，說吧，怎麼會有人不跟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談政治呢？」
「他已經，我們可以說，下班了吧。那裡只有朋友和音樂家。」
「那裡是否還有其他下班的政治家？」
「不，從來沒有。我在的時候，那裡從來沒有談論過政治。」
審訊者看了他很久。然後變了個語調，就好像要讓他做好思想準備，他的立場將變得威嚴。
「現在，我認為你應該發動你的記憶。就你的身份而言，你在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家時，不可能像你說的那樣只是個‘好朋友’，十多年的定期交往裡沒談過政治。譬如，暗殺斯大林同志的陰謀，對此你聽說過什麼？」
這時候，他知道，他是個死人了。「又一個人的時辰就要到了」——這一次，輪到他了。他儘可能清楚明白地重申，在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家，從未談及政治；純粹是音樂之夜；國家大事跟帽子和大衣一起，留在門邊了。他不確定這是否是最好的措辭。但扎克列夫斯基幾乎沒在聽。
「好吧，我建議你再使勁想一想，」審訊者告訴他，「其他一些客人已經證實了那個陰謀。」
他意識到圖哈切夫斯基一定被抓起來了，元帥的職業生涯結束了，還有他的生命；調查才剛剛開始，元帥的所有身邊人很快就會從地球表面消失。他自己的清白無關緊要。他的回答是否真實也無關緊要。所有已經決定的，已經決定了。如果他們想要證明一個他們剛剛才發現或剛剛才發明出來的陰謀荼毒甚廣，以至於連這個國家最著名的（如今是最丟人的）作曲家都捲入其中，那麼，他們就會這樣證明。這也解釋了扎克列夫斯基在結束詢問時就事論事的平淡口吻。
「很好。今天是星期六。現在十二點，你可以走了。不過，我只給你四十八個小時。到星期一的十二點，你會記起所有事。你必須回想起所有討論的每一個細節，這個針對斯大林的陰謀，你將是主要證人。」
*
他是個死人了。他把所有這些都告訴了妮塔，他看到在她的強顏歡笑下，她已經同意他是個死人了。他知道他必須去保護身邊的親人，要這樣，就必須保持冷靜，但他只剩慌亂。他燒掉了所有可能連累別人的東西——只是，一旦你被貼上人民公敵、已知刺客的同夥這樣的標籤，你身邊的一切已受牽連。他最好把整個公寓都付之一炬。他擔心妮塔，擔心他的母親，擔心加莉婭，擔心每個曾進出他公寓的人。
「人無法逃避命運。」就這樣，他將在三十歲死去。肯定比佩爾戈萊西年長，但要比舒伯特年輕。就此而言，和普希金差不多。他的名字和他的音樂會被抹去。他不僅將不復存在，他從來就沒存在過。他是一個錯誤，被迅速糾正；是照片中的一張臉，但會在第二次印刷時消失。而即便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他被髮掘出來，他們會發現什麼呢？四首交響樂，一首鋼琴協奏曲，一些管絃樂協奏曲，兩首絃樂四重奏的片段——哪首都沒寫完，一些鋼琴曲，一首大提琴奏鳴曲，兩部歌劇，一些電影和芭蕾舞配樂。他將因什麼被記住？那部讓他蒙羞的歌劇？那首他明智地撤回的交響樂？也許他的《第一交響曲》將會成為歡快的序曲，在那些有幸比他活得長的作曲家的成熟作品音樂會上演奏。
不過，他知道，即便這也是虛幻的安慰。他本人怎麼想無關緊要。未來會決定未來將決定的事情。比如，他的音樂一點也不重要。比如要是他沒有因為虛榮而捲入針對國家領導人的謀反活動，可能會在音樂上有所作為。誰能說出未來會相信什麼？我們對未來有太多的期待，希望它能和現在抗爭。誰能說出他的死會給家庭投下怎樣的陰影。他想象加莉婭在西伯利亞孤兒院長到十六歲，以為父母狠心拋棄了她，她父親寫過的音符她連一個都不會知道。
剛開始向他發出威脅時，他告訴朋友：「就算他們砍掉我的雙手，我也要口銜鋼筆繼續創作。」這是蔑視的言辭，想要以此支撐每個人的靈魂，包括他自己的。但他們不想砍掉他的雙手，他那短小的、「不宜彈鋼琴」的雙手。他們也許想要折磨他，因為他忍不住疼痛，會馬上同意他們說的每件事。名單將放在他面前，他會暗示他們所有人。不，他會說得很簡短，會很快變成是的，是的，是的和是的。是的，我那時候在元帥公寓裡；是的，我聽見他說了所有你認為他也許說過的話；是的，這個將軍和那個政治家都捲入了陰謀，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但是，不會有砍掉雙手那樣誇張的情形，只有一顆高效的子彈鑽進後腦勺。
他的那句話，往好裡說，只是愚蠢的自吹，往壞裡說，不過是修辭。權力對修辭沒有興趣。權力只知道事實，它的語言由措辭和委婉語構成，用來公開或隱瞞那些事實。在斯大林的俄國，沒有口銜鋼筆創作的作曲家。從此以後，只有兩種型別的作曲家：戰戰兢兢活著的和已經死掉的。
*
如今他才剛體會到他內心的年輕不可戰勝。不僅如此，它無法被收買。除此之外，在此背後，是種信念，對他擁有的不管什麼天賦，對他創作的不管什麼音樂，他堅信它們的正確與誠實。這一切，都沒有被摧毀。只不過到如今完全無關緊要了。
星期六晚上，還有星期天晚上，他一直喝到入睡。此事不難。他有點頭暈，幾杯伏特加就能把他幹倒。這弱點也是有好處的。喝酒，然後躺倒，其他人需要繼續喝才行。它讓你第二天頭腦更清醒，能更好地工作。
阿納帕是個著名的葡萄療法中心。有一次他和塔尼婭開玩笑，說他喜歡伏特加療法。就這樣，現在，在這可能是他人生最後兩晚的時刻，他使用了這種療法。
星期一早上，他親吻了妮塔，最後一次擁抱了加莉婭，然後坐上公共汽車，前往裡特尼大街上那座陰沉的灰色建築。他總是很守時，赴死時也很準時。他凝望著涅瓦河，河流會比他們所有人都長命。在「大房子」，他向接待處警衛自報家門。警衛看了一眼花名冊，沒找到他的名字。他被要求再重複一遍。他照做了。警衛又查了一遍名單。
「你來幹什麼？要見誰？」
「審訊員扎克列夫斯基。」
衛兵慢慢點了點頭。然後，沒有抬頭，說：「好了，你可以回家了。你不在名單上。扎克列夫斯基今天不來，所以，沒有人接待你。」
就這樣，他和權力的首次對話結束了。
他回了家。他懷疑這一定是個詭計——他們讓他走，好跟蹤他，然後逮捕他所有的朋友和同伴。但結果是他生命中一個突如其來的運氣。在週六到週一之間，扎克列夫斯基自己受到了懷疑。他的審訊員被審訊了。他的逮捕者被逮捕了。
然而，如果他被「大房子」打發不是一個詭計，那就只能是官僚拖延。他們不可能放棄對圖哈切夫斯基的追查；因此，扎克列夫斯基的離去只是一個臨時故障。某個新的扎克列夫斯基將會得到指令，召見會再次到來。
元帥被捕三個星期後，和紅軍高層一起被槍斃了。將軍暗殺斯大林同志的陰謀被及時發現了。在那些被捕並被槍決的圖哈切夫斯基的貼身親信中，有他們共同的朋友，傑出的音樂理論家尼古拉·謝爾蓋耶維奇·日利亞耶夫。也許有一個音樂理論家的陰謀等著被揭露，然後是作曲家的，長號手的。為什麼不呢？「這世界只剩瘋狂。」
好像就在不久前，他們還在嘲笑尼古拉耶夫教授對音樂理論家的定義。想象一下我們正在吃炒雞蛋，教授常常這樣說。我的廚師帕沙做好了這道菜，然後你我開始吃起來。這時來了一個沒有做也沒有吃的人，但他談論起它們來就好像他知道它們的一切——那就是音樂理論家。
但現在這一點也不好玩了，他們連音樂理論家也要槍斃。尼古拉·謝爾蓋耶維奇·日利亞耶夫被認定犯了如下罪行：鼓吹君主制，搞恐怖主義和從事間諜活動。
就這樣，他開始了在電梯前的守夜。他不是唯一這麼做的人。這個城市裡的其他人也在這麼做，不想讓他們所愛的人看見他們被逮捕的一幕。每天晚上，他都例行其事：清空他的腸子，親吻他睡著的女兒，親吻他醒著的妻子，從她手上拿過那個小行李箱，然後關上前門。就好像他要出門上夜班一樣。某種程度上說是的。然後他站在那裡等待著，回想著過去，擔心著將來，在短暫的當下吸著煙。擱在小腿邊的行李箱讓他安心，也消除了別人的疑慮；這辦法很實用。這讓他看上去好像控制著事態的發展，而不是受事態控制。提著行李箱離家的人，通常都會回來的。穿著睡衣被從床上拽走的，通常不會。這是不是真的，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有這一點：他看上去好像並不害怕。
他腦子裡有這樣一個問題：站在那裡等他們算勇敢還是怯懦？或者都不是，僅僅是明智的？他並不指望能找到答案。
*
扎克列夫斯基的繼任者會不會像扎克列夫斯基那樣，先是彬彬有禮的預熱，然後強硬起來，恐嚇他，最後邀請他帶著名單回來？不過，既然圖哈切夫斯基已被審判、定罪和槍決，他們還需要指認他的額外證據嗎？更有可能，這會是更大範圍審查的一部分，調查元帥的外圍朋友，核心圈子已經被處理掉了。他們會審問他的政治信仰，他的家庭和工作關係。是的，他記得自己還是孩子的時候，站在尼古拉耶夫斯卡亞大街公寓樓前的情景，他戴著紅領巾，很自豪；之後他和一群同學奔向芬蘭火車站，去迎接偉大的列寧回到俄國。他最早的作品，比正式的「作品一號」要早，是一首《紀念革命烈士的葬禮進行曲》和一首《自由頌》。
不過，繼續往下，事實就不再是事實了，僅僅是針對不同說法的公開說明。所以說，他的孩子和克倫斯基、托洛茨基的孩子在同一所學校就讀：這曾經是一件讓人自豪的事情，然後成了有趣的事，現在可能是一種沉默的羞恥。他的舅舅，馬克西姆·拉夫連季耶維奇·科斯特里金，一位因1905年革命而流放西伯利亞的老布林什維克，是第一個讓他的外甥對革命產生熱情的人。但是，這是曾經的光榮和神聖。
他從沒有入過黨，但是，作為一個「無黨派布林什維克」，他讓自己顯得全心擁護黨。他為歌頌革命及其所有成果的電影、芭蕾舞和清唱劇譜寫了音樂。他的《第二交響曲》中有一個慶祝革命十週年的大合唱，其中他採用了詩人亞歷山大·別濟緬斯基的一些詩句。他也譜寫了讚美集體化、譴責破壞工業的曲子。他為電影《迎展計》寫的音樂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在電影裡，一群工人自發地設計出一個促進生產的計劃。這個國家，到處有人在哼唱《相逢之歌》，吹它的曲調，現在還是這樣。眼下——也許是一直以來，他在寫一首交響樂，而且，當然是需要多久就寫多久——是專門紀念列寧的。
他懷疑這些沒一樣能說服扎克列夫斯基的後繼者。他不相信人類能完美，不相信人類靈魂可以「建設」。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五年後，他寫信給朋友，說「人間天堂將在兩千億年後到來」。但現在，他想，這可能還是太樂觀了。
理論是清楚的、明瞭的、可以理解的。生活是混亂的、毫無意義的。他已經將自由戀愛的理論付諸了實踐，一開始是和塔尼婭，然後是和妮塔。事實上，是同時和她倆；她們在他心裡重疊，有時仍然如此。這是一個緩慢痛苦的過程，發現愛情的理論跟不上生活的現實。就像曾經讀過作曲手冊，就期待能寫出一部交響樂。除此之外，他本人總是意志薄弱、猶豫不決——除了那些意志堅強、行事果斷的場合。但即便那時，他做出的也不一定是正確的抉擇。所以，他的感情生活就……該怎麼總結呢？他對自己苦笑。是的，確實是：混亂取代了音樂。
他想要塔尼婭；他母親不同意。他想要妮娜；他母親也不同意。他把結婚的事瞞了她好幾個禮拜，不希望他們最初的快樂被糟糕的感覺所籠罩。他承認，這不是他人生中最英勇的行為。而當他坦白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母親的反應好像她一直就知道——可能她讀過了婚姻註冊員的日記——也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支援他們。她有一種談起妮娜的方法，聽似表揚，實則批評。也許，在他死後——可能不會太久了，她們將一起組成一個家庭。母親、媳婦和孫女：三代女人。這種家庭現在在俄國越來越常見。
他可能讓事情變糟了；但他不是傻瓜，也並不幼稚。從一開始，他就知道，必須要把屬於愷撒的還給愷撒。那麼，愷撒為什麼要生他氣？沒人可以說他不夠多產：他寫得很快，很少超過截止期。他能寫出相當悅耳的音樂，讓他高興一個月，讓公眾高興上十年。但問題就在於此。愷撒不僅要得到上呈的貢奉；他還決定了應該支付的貨幣。蕭士塔高維契同志，為什麼你新的交響樂不像你那首精彩的《相逢之歌》？為什麼疲憊的鋼鐵工人在回家路上不再用口哨吹奏它的主旋律了？蕭士塔高維契同志，我們知道，你完全能夠寫出群眾喜聞樂見的音樂。所以，為什麼你還要堅持形式主義的鴨叫和豬哼？那些仍然掌控音樂廳的自命不凡的資產階級，不過是假裝喜歡而已。
不錯，他對愷撒還抱有天真的幻想。更準確地說，他還在按過時的方式工作。在過去，愷撒需要的是貢金，一個承認他權力的數目，一個你被估量的價值的特定比例。但情況發生了變化，克里姆林宮的新愷撒們將系統升級了：現在，你的貢金就是你百分之百的價值。或者，如果有可能，還更多。
當他還是個學生時——那是一段充滿了快樂、希望和堅定信念的歲月，他作為一個電影鋼琴伴奏，苦幹了三年。他為涅夫斯基大街上的皮卡迪裡影院伴奏，也為亮卷影院和麗宮影院伴奏。這是一份艱難而卑賤的工作；有些影院老闆是吝嗇鬼，常常不付工資，解僱了之。雖然如此，他還是會提醒自己，布拉姆斯也曾在漢堡的水手妓院彈琴。當然，那可能更有趣一些。
他努力看著上方的銀幕，彈奏著適合的音樂。觀眾們喜歡那些浪漫懷舊的曲子，他們聽著熟悉；但他常常覺得厭煩，開始彈起自己的作品。這進行得不太順利。電影院和音樂廳正相反：觀眾討厭什麼時，他們會鼓掌。一天晚上，他為電影《瑞典的沼澤水鳥》伴奏時，發現自己充滿了更甚以往的譏諷情緒。一開始，他在鋼琴上模擬鳥叫，然後，在沼澤水鳥越飛越高時，鋼琴自行激昂起來。響起了喧鬧的掌聲，他還天真地以為那是針對可笑的電影的；所以彈得更賣力了。之後，觀眾向影院經理投訴：鋼琴師一定喝醉了，他彈的絕不是音樂，他侮辱了這部優美的電影，也侮辱了它的觀眾。經理解僱了他。
現在，他意識到，這正是他職業生涯的縮影：努力工作，些微成功，沒能尊重悅耳的規範，官方反對，報酬暫停，解僱。只是，現在他在成人世界，解僱意味著終局。
他想象他媽媽坐在電影院裡，他女友的影像投射到銀幕上。塔尼婭——他媽媽鼓掌。妮娜——他媽媽鼓掌。羅扎利婭——他媽媽鼓得更用勁了。克利歐佩特拉，米洛的維納斯，示巴的女王——他媽媽無動於衷，繼續面無笑容地鼓掌。
他的守夜活動持續了十天。妮塔認為——不是憑證據，更多的是出於樂觀和信心——最迫在眉睫的危險可能已經過去了。他們誰也不信，但他厭倦了站在那裡，厭倦了等待電梯的吱嘎聲。他對他自己的恐懼也厭倦了。於是，他回來和衣躺在黑暗中，他的妻子睡在身旁，他的過夜行李靠在床邊。不遠處，加莉婭睡著了，嬰兒都那樣，無憂無慮。
然後，有天早上，他拿起行李箱，開啟了。把他的內衣放回抽屜，把牙刷牙粉放回盥洗室的櫥櫃，把三盒卡茲別克放到桌上。
他等待權力繼續跟他的對話。不過，他再也沒有收到來自「大房子」的訊息。
倒不是說權力閒著。很多他身邊的人開始消失，一些去了集中營，一些被處決了。他的岳母、小舅子、那個老布林什維克舅舅、同伴、一個從前的戀人。在那個決定性的星期一沒來上班的扎克列夫斯基怎樣了？沒有人再聽說過他。也許，扎克列夫斯基從未真的存在過。
不過，命運是無可逃避的；而他的命運，在這一刻，顯然是活下去。活著，工作。不可能有休息。「我們只有在做夢的時候才停歇」，就像勃洛克說的；儘管在那時，絕大多數人連做夢也不消停。但生活在繼續，不久，妮塔又懷孕了，緊接著他開始增加作品的數量，他原擔心會終止於《第四交響曲》。
他那年夏天創作的《第五交響曲》，於1937年11月在列寧格勒交響音樂廳首演。一位上了年紀的語言學家告訴格利克曼，在他的有生之年中，之前他只目睹過一次如此響亮而持久的喝彩：那是四十四年前，柴可夫斯基指揮了他的《第六交響曲》首演。一個記者（不知是出於愚蠢、期望還是共鳴），將《第五交響曲》形容為「一個蘇聯藝術家對公正批評的創造性回答」。他從來沒有否定這一說法；很多人開始相信，這是他親自在譜子封面上寫下的話。結果，這些詞語變成了他寫下的，或應該說，他從未寫下的，最著名的話。他讓它們存在，因為它們保護了他的音樂。讓權力擁有詞彙，因為詞彙無法沾汙音樂。音樂能從詞語中逃脫：這是它的目標，也是它的莊嚴。
這句話還讓那些驢耳朵在他的交響樂里聽到了他們想聽的東西。他們沒注意到最後樂章裡的尖銳諷刺，那是對勝利的嘲笑。他們只聽到了勝利本身，聽到了對蘇聯音樂和蘇聯音樂理論、對斯大林體制之光下的生命的一些忠誠背書。他用最強音和主大調結束了交響樂。如果他用弱音和小調結束，會怎樣？如果這樣，一條或者幾條生命也許會被終結。是的，「世上只有荒謬」。
《第五交響曲》迅速獲得了廣泛的支援。這樣一種突然的現象，隨後得到了官僚和御用音樂學者的分析，他們為作品寫了一份官方說明，來幫助蘇聯公眾理解。他們稱他的《第五交響曲》是「一齣樂觀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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