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配不上這樣的榮譽。」
「你的價值也許不能由你來判斷。這方面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比你更有發言權。」
「我不可能接受。」
「好了，好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你在全世界都獲得了很高的榮譽，我們很高興你都接受了。所以我不明白，你怎麼能拒絕自己祖國授予你的榮譽呢。」
「很遺憾，我沒有這麼多時間。我是個作曲家，不是主席。」
「這隻會佔用你很少的時間。我們會注意的。」
「我是個作曲家，不是個主席。」
「你是在世作曲家裡最偉大的一位。每個人都這樣承認。你的艱難歲月已經過去了。這就是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重要。」
「我不敢苟同。」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我們都知道，在個人崇拜時期，你未能倖免。不過，雖然如此，恕我冒昧，你還是比絕大多數人更受保護。」
「我可以向你擔保，不是因為那個原因。」
「這就是為什麼你接受主席之職如此重要。證明個人崇拜時代已經結束了。說得更直白些，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如果要確保在總書記領導下出現的這些變化，就需要公開宣告和公開任命來支援，比如現在對你的提議。」
「我一直樂意在公開信上簽名。」
「你知道，我要的不是這個。」
「我毫無價值。」他重複道，然後補充，「我什麼也不是，只是總書記身邊的一條蛆蟲。」
他懷疑帕斯佩洛夫聽不懂這樣的暗示，他的確半信半疑地偷笑著。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我確信，我們能克服你謙虛的天性。不過我們可以另找時間再談。」
每天早上，他會背誦兩首葉夫圖申科的詩代替祈禱。一首是《職業生涯》，描繪了權力陰影下的生活：
在伽利略的時代，一個科學家同行
並不比伽利略笨。
他很清楚地球是旋轉的，
但他還有一大家子要養活。
這一首談的是良心和忍耐：
但是時間會有辦法來證明
最頑強的才是最聰明的。
這是真的嗎？他從來不是很確定。詩歌結尾指出了抱負和藝術坦誠之間的區別：
因此我將繼續我的職業生涯
靠儘量不去逐求一個。
這些詩句既安慰了他，也質疑了他。撇開他所有的焦慮、恐懼和列寧格勒式的禮貌，他本質上是一個堅強的人，他努力在音樂中追求他看見的真實。
但《職業生涯》本質上是關於良心的；他自己的良心就在譴責他。畢竟，良心有什麼用，除非它像舌頭搜尋牙齒的蛀洞，能找出那些虛弱、兩面派、怯懦和自欺欺人的地方。如果說他總是懷疑口腔出了什麼問題，每兩個月就去看一次牙醫，那麼他基本上每天都要檢查一下良心，因為他總是懷疑自己的靈魂出了問題。他有很多要譴責自己的地方：疏忽之舉、不合格的行為、喜歡妥協、向愷撒納貢。有時，他覺得自己既是伽利略，也是他的科學家同行，那個有很多張嘴要養活的人。他已經盡本能地勇敢了，但良心總是堅持說他還可以展現出更多的勇氣。
在之後的幾個星期裡，他希望也試著避開帕斯佩洛夫，但有天晚上，帕斯佩洛夫又向他走來，帶著閒聊、偽善和倒滿的酒杯。
「那麼，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你仔細考慮過那件事了嗎？」
「哦，我告訴過你的，我確實毫無價值。」
「我已經向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遞過話，說你同意認真考慮一下主席的職位，我告訴他，你猶豫不決只是出於謙虛。」
他停頓了一下，心想這是對他們之前談話的曲解，但帕斯佩洛夫卻急不可待。
「好了，好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過度謙虛就變成驕傲啦。我們期望你接受呢，你會接受的。當然，我們都知道，這件事不是關於俄羅斯聯邦作曲家協會理事會主席職位的。所以，我完全理解你的猶豫不決。但我們都同意，現在時機已到。」
「什麼時機已到？」
「這麼說吧，你不入黨，就不能當協會主席。這違反憲法原則。你當然知道這一點。這就是你為什麼猶豫了。但我可以向你擔保，在你面前不會有任何障礙。就是在申請表上籤個字。其餘的我們來辦。」
他感到，好像所有的呼吸都突然消失了。怎麼會這樣？為什麼他沒預見到會這樣？
在做出回答前，他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但即便如此，他還是脫口而出：
「彼得·尼古拉耶維奇，我真的一無是處，非常不適合。我缺乏政治素質。我得承認，我從未真正領會基本宗旨。事實上，他們曾經為我指定過一個輔導老師，特羅申同志，我認真地閱讀了他們提供的所有書籍，我記得，其中還有您的一本，但是我基本沒什麼進步，恐怕還得等待，一直到我準備得更好。」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我們都知道那一不幸的——恕我冒昧——不必要的政治老師指派。這是對你人格的侮辱，也是個人崇拜時期生活的特色。有越來越多的理由證明時代已經變化了。現在，在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的領導下，我們都能更自由地呼吸了。總書記還年輕，他的規劃會延續很多年。你能向人民展現你支援這些新的道路，這種新的呼吸自由，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那一刻他確實感到了一點呼吸的自由，便伸手去拿來另一種防禦手段。
「事實是，彼得·尼古拉耶維奇，我有某種宗教信仰，在我看來，它和黨員身份很不相容。」
「你有信仰，那麼多年只有你自己知道，這很明智，你當然很明智。不過既然別人都不知道，那就不是什麼需要克服的問題。我們不會派一個輔導老師來幫你解決這個……我該怎麼說，老派的怪癖。」
「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普羅柯菲耶夫是個基督教科學派教徒。」他在沉思中回答。意識到這麼說不夠恰當，他便問：「你的意思不是你們打算重新開放教堂吧？」
「不，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我不是這個意思，但毫無疑問，現在我們身邊的氣氛很愜意，誰知道不久後就可以自由討論什麼呢。可以和我們著名的新黨員自由討論。」
「但是，」他答道，改變話題，從神聖的層面轉到了具體的層面，「但是，如果我說錯了，請糾正我，還是沒有完全的理由說明為什麼協會主席必須是黨員。」
「如果情況不是如此，那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康斯坦丁·費定和列昂尼德·索博列夫都是作家協會的高層，他們都不是黨員。」
「確實。但是，聽說過費定和索博列夫的人，能跟聽說過蕭士塔高維契這個名字的人相比嗎？這不用爭論。你是最有名的，是我們作曲家中聲望最高的。你當了協會主席卻不入黨，那不可想象。尤其在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已經為蘇聯音樂的未來發展制訂好了計劃的情況下。」
嗅出了逃脫的可能，他問道：「什麼計劃？我從沒看到過他關於音樂的計劃。」
「當然沒有。因為你將被邀請去幫助委員會構想它們。」
「你們禁了我的音樂。」
「你的什麼音樂被禁止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原諒我不知道……」
「《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它在個人崇拜時代被禁，現在個人崇拜被推翻了，它又被禁了。」
「好吧，」帕斯佩洛夫安慰道，「我可以想見這有些難度。但讓我們像講求實際的人一樣說話吧。對你來說，你的歌劇能上演，這是最好的辦法，最可行的辦法。在這個世界上，你必須給出一些東西，才能得到一些東西。」
此人的圓滑激怒了他。於是他只好拿出最後的爭辯。
「好吧，讓我像個講求實際的人一樣回答你。我一直在說，我永遠不會加入你們。這也是我生活的基本原則之一。」
帕斯佩洛夫不會錯過一個反擊的機會。「這恰恰是我的觀點，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我們已經改變了。相反，個人崇拜時期的受害者正在恢復正常的生活。那些被清洗的人恢復了名譽。我們需要讓這樣的工作繼續下去。反對陣營的力量始終存在，不能掉以輕心。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想要你的幫助，希望你加入到進步的陣營中來。」
他筋疲力盡地離開了。然後，就有了另一次會面。然後又一次。似乎無論他出現在哪裡，都會碰見帕斯佩洛夫，拿著酒杯向他走來。這個人甚至停留在他夢裡，永遠在用平靜理性、然而會讓他發瘋的聲音說話。除了不被打擾，他還希求什麼呢？他向格利克曼吐露心聲，但沒有對家人說。他酩酊大醉，無法工作，神經被撕碎。一個人在生活中能忍受的，是有限度的。
1936年；1948年；1960年。每隔十二年，他們就會來找他。當然，每一次都是閏年。
「他無法心安理得。」這只是一句俗話，但很準確。在權力的壓迫下，自我破碎了，分裂了。公開的怯懦和私下的英勇共生。或反之亦然。或者，更常見的是，公開的怯懦和私下的怯懦共生。但這太簡單了：斧起斧落，人的思想一劈為二。更確切的是：一個人碾碎成萬片，徒勞地想要記起它們——他——曾是一個怎樣的整體。
他的朋友斯拉瓦·羅斯特羅波維奇認為，越是偉大的藝術天才，越經得起迫害。也許這對其他人來說是真的，對斯拉瓦來說就是如此，不管什麼情形，他都是樂觀主義者。但他年輕，不知道之前的幾十年是什麼情況。不知道你的靈魂，你的神經，破碎了是什麼樣。一旦神經消失，你不可能像小提琴琴絃一樣換根新的。你靈魂深處的某些東西不見了，剩下的只有，只有什麼？一種策略上的狡猾，一種扮演出世藝術家的能力，一種不惜任何代價保衛你的音樂和你的家庭的決心。好吧，他最後想——在一種耗幹了活力、耗幹了決心的心緒中，都不能稱之為心緒——也許這就是今天的代價。
於是，他向帕斯佩洛夫屈服了，就像垂死的人向牧師屈服了。或者一個叛徒，伏特加喝得暈乎乎的，向開槍的行刑隊屈服了。當然，當他在那份放在他面前的檔案上簽字的時候，他考慮過自殺；但既然他早已精神自殺了，肉體自殺又有什麼意義呢？這甚至都不是缺乏勇氣去買藥片，藏起來，再吞下去的問題。到了現在這個節骨眼上，他甚至缺乏自殺所需要的自尊。
不過，他還有足夠的怯懦可以逃開，就像在靠近尤爾根森的小屋時，小男孩掙脫了母親的控制。他簽署了申請書，然後逃去了列寧格勒，躲到了姐姐那裡。他們能擁有他的靈魂，但擁有不了他的身體。他們可以宣佈這位著名的作曲家證明自己是條真正的蛆蟲，來幫尼基塔這個玉米棒子開展他那些關於蘇聯音樂未來的美妙創意，儘管這些創意還沒有成形。但他們能在他不在的情況下，宣佈他道德上的死亡。他將在姐姐那裡一直待到這件事情結束。
然後。電報來了。將在某某日子在莫斯科宣佈官方宣告。不僅是請求他在場，而且是要求他必須在場。不怕，他想，我會留在列寧格勒，如果他們想要我去莫斯科，他們必須把我五花大綁拖到那裡去，像一袋洋蔥那樣運過去。
天真啊，就像那些受到驚嚇的兔子一樣天真。他發去一封電報，說身體不舒服，很遺憾不能參加儀式了。他們答覆，會一直等到他康復再宣佈。當然，這時候，訊息已經放了出去，傳遍了莫斯科。朋友們打來了電話，記者們打來了電話：兩樣他更害怕哪樣？就這樣，人無法逃避命運。就這樣，他回到了莫斯科，宣讀了另一份準備好的宣告，然後他的請求被批准了。看上去就像政府終於決定喜歡他了；他從來都沒感覺到有比這更溼冷的擁抱。
他和妮娜·瓦西里耶芙娜結婚的時候，太害怕了，都沒有事先告訴他的母親。而現在，他太害怕了，都沒有事先告訴他的孩子們。他的生命之路就是怯懦之路，筆直而真實。
就這樣，他是個懦夫。就這樣，他就像一隻被放在輪子上轉來轉去的松鼠。就這樣，他把所有殘存的勇氣放進了音樂，把怯懦放進了生活。不，這實在太……輕巧了。說「哦，對不起，但你明白，我是個懦夫，我真的沒任何辦法，閣下，同志，偉大領袖，老朋友，妻子，女兒，兒子」會讓事情沒那麼複雜，但生活總是拒絕簡單。譬如，他害怕的是斯大林的權力，不是斯大林本人：不管是他打來的電話，還是他本人。又譬如，有些事他能為別人求情，卻從不敢為自己求情。有時他會為自己感到驚訝。所以，也許他也不是完全無藥可救。
但是當一個懦夫並不容易。做一名英雄要比當懦夫容易得多。做一名英雄，你只需勇敢一時——在你拿起槍、投出炸彈、按下引爆器，與暴君同歸於盡時。但當懦夫，就是一生的事業。你永遠不得消停。你將不得不為自己找理由，顫抖，畏縮，重新聞到橡膠靴子的氣味，再次看見一個墮落的、可鄙的自己，這就是預料之中的下一次的情形。成為懦夫需要執拗，需要固執，需要拒絕改變，某種程度上來說，做到這一點，需要某種勇氣。他對自己微笑，點起另一支香菸。反諷的快樂還沒有遺棄他。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蕭士塔高維契加入了他們。這不可能，因為根本不可能，少校看見長頸鹿時說。但這是可能的，事實就是如此。
他一直熱愛足球，愛了一輩子。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夢想著給足球比賽寫一首頌歌。他是個合格的裁判員。他專門有個筆記本，記錄整個賽季的比賽結果。年輕時他支援迪納摩隊，有一次飛了幾千英里去第比利斯，就為了看一場比賽。這就是問題所在：當事情發生時，你必須在場，被瘋狂和尖叫的人群所包圍。如今，人們在電視上看足球賽。對他來說，這就像用礦泉水代替紅牌伏特加一樣不夠勁。
足球是純粹的，這是他最初喜歡上它的原因。這是一個由誠實的奮鬥和美麗的瞬間組成的世界，裁判口哨一吹，立刻決定對錯。它看上去總是遠離權力、意識形態、空洞的語言，遠離對人類靈魂的剝奪。但年復一年，他慢慢意識到這只是他的幻想，只是他對這一運動的感情用事，把它理想化了。權力也利用足球，就像它利用其他一切事物一樣。因此，如果這個社會是世界歷史中最好的、最高階的形態，那麼足球就應該要反映出這一點。如果它不能總是表現為最好，那麼至少應該比那些背棄了既定道路的國家要好。
他記得，在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會上，蘇聯和南斯拉夫比賽，那個國家是修正主義者、蓋世太保惡棍鐵托的領地。但令人驚訝和沮喪的是，南斯拉夫3比1贏了。他在葛摩瓦的晨播裡聽到了這一比賽結果，所有人希望他為之沮喪。但他沒有，而是衝到了格利克曼的鄉間別墅，跟他一起幹掉了一瓶干邑白蘭地。
但對比賽來說，不僅僅事關賽果；它裡面包含了某種典型的汙穢，這種汙穢滲透了一切。巴沙什金和博布羅夫：都年近三十，是球隊的中堅。阿納託利·巴沙什金是隊長和中場，弗謝沃洛德·博布羅夫前三場比賽裡進了五個球，是個迅捷的射手。在和南斯拉夫的比賽中，對方的一個進球是巴沙什金的烏龍，這是事實。而博布羅夫，在賽場上，也在比賽後，衝著他大叫：
「鐵托的走狗！」
所有人都為這句話喝彩，要是這一譴責的後果沒有人盡皆知，要是博布羅夫不是斯大林兒子瓦西里最好的朋友，那不過就是一句愚蠢可笑的話。鐵托的走狗對陣博布羅夫這位偉大的愛國者。這一象徵姿態讓他厭惡，正派的巴沙什金被撤銷了隊長職務，而博布羅夫成了國家的體育英雄。
這就是問題所在：對那些在場的人，對年輕的作曲家和鋼琴家，對樂觀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和潔身自好者來說，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蕭士塔高維契的申請被批准時，他看上去像什麼？赫魯曉夫的走狗？
司機衝一輛看上去朝他們歪歪扭扭開來的汽車摁了摁喇叭。那輛車也回摁了喇叭。這兩個聲音產生不了任何東西，只是一對機械的噪音。但從大部分聲音的連線、配合中，他都能創造出某些東西。他的《第二交響曲》就包含了工廠汽笛發出的四聲升f調長鳴。
他喜歡自鳴鐘。他有不少，喜歡想象家裡所有鍾一起鳴響。然後，到了整點，響起了動聽的和聲，就像以前俄國城鎮裡所有教堂鐘聲一起鳴響那樣，這是它的家庭室內版。假想一下它們曾經這樣響起。也許，在俄國，一半響晚了，一半響早了。
他的莫斯科公寓裡有兩個鍾，會精確地在同一時間敲響。這不是運氣。他會在準點前一兩分鐘開啟無線電。加莉婭會在餐廳，開啟時鐘的門，一手捏住鐘擺。他會在他的書房，對書桌上的鐘做同樣的動作。當時間訊號響起來時，他們兩個人都會鬆開鐘擺，然後兩個鍾就同步了。這種有序，讓他有了定期的快樂。
一次，他以客人身份，在英國劍橋拜訪英國前任駐莫斯科大使。這個家庭也有兩個自鳴鐘，但鐘聲響起的時間會差一兩分鐘。這讓他感到煩惱。他提議校正它們，使用他和加莉婭一起想出來的法子，讓它們同步。大使禮貌地表示了感謝，但說他更願意時鐘各自響起：如果沒太聽清第一次，你知道另一個不久也會響起，就可以確定到底是三點還是四點了。不錯，他當然明白這一點，但這還是讓他煩擾不已。他想讓事情和諧共處。這就是他的本性。
他也喜歡枝形吊燈。裝上真的蠟燭，而不是電燈泡的枝形吊燈；每一支蠟燭都閃著火苗。他喜歡為它們做準備：保證每支蠟燭都筆直，事先點燃燭芯，然後吹滅它們，這樣到了重要時刻，重新點燃就會變得容易。在他的生日，每朵火苗代表他人生的每一歲。朋友們知道帶什麼禮物是最好的。一次，哈恰圖良給了他一對閃亮的枝形燭臺：青銅做的，有水晶吊飾。
*
所以，他是一個喜歡自鳴鐘和枝形吊燈的人。偉大的衛國戰爭之前他就有一輛私人汽車。他有一個司機和一座鄉間別墅。他一輩子都有僕人。他是一個共產黨員，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他住在涅智達諾夫大街作曲家協會大廈的七層樓上。自從他成為俄羅斯聯邦代表後，他只給本地的電影院經理寫過一張條子，替馬克西姆要了兩張馬上能到手的免費電影票。他可以進為達官要人開放的特供商店。他是斯大林七十週年誕辰委員會的成員。黨關於文化事務的政策檔案上經常會出現他的簽名。他會出現在和政治精英親密接觸的合影中。他仍然是俄羅斯最著名的作曲家。
那些懂他的人，理解他。那些有耳朵的人，能聽懂他的音樂。但是對那些不理解他的人，那些想要理解世界是怎樣運作的年輕人，他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呢？他們怎麼能不對他說三道四呢？而他，在那個年輕的自己眼裡，如今又是什麼樣呢？在站在路邊的年輕的自己的眼裡，他就是坐在飛馳而過的公家車裡那張茫然的臉。也許，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悲劇情節之一：當我們變老時，我們註定變成了我們年輕時最鄙視的人。
他按指示參加了各種會議。在沒完沒了的報告中，他任思緒流轉，只在別人鼓掌的時候也鼓一下掌。有一次，一個朋友問他，為什麼在郝連尼科夫猛烈抨擊他的報告中鼓掌。朋友以為他是在反諷，或許是自嘲。但真相是他沒在聽。
*
那些不瞭解他的人，那些只是隔了距離聽他音樂的人，大可以說，帕斯佩洛夫代表權力提出的那份交易，權力說到做到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蕭士塔高維契被接收進了權力的神聖殿堂，不到兩年，他的歌劇——現在重新起名為《卡捷琳娜·伊斯梅洛娃》——獲得了批准，在莫斯科首演了。《真理報》假惺惺地評價道，在個人崇拜時期，作品受到了不公正的誹謗。
其他作品也接踵在家鄉和海外上演。每次，他都會想象，要是他的作曲生涯沒有被毀，他會寫出什麼樣的歌劇。也許不僅會寫出《鼻子》，還會寫出果戈理的其他所有作品。或者至少是《肖像》，這部作品讓他心醉神迷，難以忘懷。故事說的是一個年輕的天才畫家，名叫查爾特科夫，他把他的靈魂賣給了魔鬼，以交換一袋金幣：一個浮士德式的約定，為他帶來成功，讓他大受歡迎。他的生涯和一個學藝術的同學形成了對照：這個夥伴很早以前就去義大利工作和學習，他的正直和他的無名相得益彰。當他最後從海外歸來時，只展出了一幅畫；但還是讓查爾特科夫的所有作品都相形見絀——而查爾特科夫心下了然。這個故事幾乎帶著《聖經》般的寓意：「擁有天賦的人，靈魂必須比任何人都要純粹。」
在《肖像》中，很清楚只有兩條路可選：正直或墮落。正直就像貞操：一旦失去，再無補救。但在真實的世界裡，尤其是他經受的這個極端的世界，情況並非如此。還有第三種選擇：正直並墮落。你可以既是查爾特科夫，又是他道德羞愧的另一個自我。就像你可以既是伽利略，同時又是他的科學家同行。
*
沙皇尼古拉一世統治的時代，一次，一個輕騎兵誘拐了將軍的女兒。不知更糟還是更好，他真的娶了她。將軍向沙皇抱怨。尼古拉如此解決了問題：首先，他宣佈婚事無效；接著，女孩的貞操被官方恢復。在大象的祖國，什麼都有可能。但即便如此，他並不認為有一個統治者，或者一個奇蹟，能恢復他的貞操。
回過頭看，悲劇就像鬧劇。他總是這麼說，也總是這樣相信。他自己的情況並無二致。他有時候覺得，他的生活和其他許多人的一樣，也和他國家的一樣，是一場悲劇；主人公只有自殺，才能擺脫無法忍受的困境。只是他沒有這樣做。不，他不是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現在，他活得太久了，甚至已開始看見自己的生活成了一場鬧劇。
關於莎士比亞：回過頭來看，他覺得莎士比亞並沒有錯。因為他的暴君承受著羞恥、噩夢、懊悔，因此他認為英國人都是有情感的。現在，他見多了生活種種，被時代的噪音變成了聾子，他覺得莎士比亞很有可能是對的，說的是實話：不過只是就他的時代而言。在世界還更年輕的時候，當神秘和信仰還當道的時候，很有可能魔鬼也許也有良心。但再也不是了。世界在前進，變得更科學，更實際，很少再被古老迷信控制。暴君也在進化。也許良心不再有進化功能，因此被剔除了。如果能穿透現代暴君的皮膚，一層一層地深入，你會發現肌理沒有變化，包裹在內的冷酷更加冷酷了；找不到良心可以深藏的洞穴。
入黨兩年後，他又結婚了：和伊琳娜·安東諾夫娜。她父親是個人崇拜時期的犧牲品；她本人在一家孤兒院長大，那裡專門收養國家公敵的孩子；現在她在音樂出版機構工作。有些小小的障礙：她才二十七，只比加莉婭大兩歲，而且已經嫁過一位老人了。當然，像前兩次婚姻一樣，第三次也是一時衝動，偷偷摸摸的。不過，這一次對他來說是全新體驗，他的妻子既愛音樂，也愛家庭生活，既惹人憐愛，又務實能幹。他變成了一個害羞而溫柔的妻管嚴。
他們承諾過不來煩擾他。但他們從來不放過他。權力繼續在跟他說話，但不再是對話，只是單方面的、基本上每天都會發出的訴求：甜言蜜語、哄勸欺騙、嘮嘮叨叨。如今，午夜響起的門鈴聲不再意味著內務委員會或克格勃或內務部，而只是一個送信的，小心翼翼地給他送來了一篇他寫好的文章，將在第二天的《真理報》刊出。當然，不是他寫的，但需要他的簽名。他甚至看都不看一眼，草草簽上自己名字的縮寫。同樣的，《蘇維埃音樂》上也有很多署在他名下的、博學一些的文章。
「但是，等他們把你的文章編纂成集時，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它們不值一讀。」「但普通人會被誤導。」「對已被影響的普通人來說，我會說，一篇據稱是由作曲家所寫，但實際上不是他寫的音樂評論文章，到底是誰寫的無關緊要。在我看來，如果我看一遍，做出一些修改，那是更大的妥協。」
但還有比這更糟的，糟糕得多。他簽署了一封齷齪的公開信，是針對索爾仁尼琴的，即便他很敬佩這位小說家，總是不斷地重讀他的作品。接著，幾年後，是另一封譴責薩哈羅夫的齷齪信。他的簽名出現在哈恰圖良、卡巴列夫斯基，當然，還有郝連尼科夫這些名字的旁邊。他心裡，部分希望沒有人會相信，也沒有人可能相信，他會真的同意信上所說的。但人們相信了。朋友們和音樂家同行們拒絕和他握手，不理睬他。諷刺是有限度的：你不能一邊在信上簽字，一邊捂住鼻子，或揹著手，相信別人會認為你並不當真。就這樣，他背叛了契訶夫，在揭發信上籤了名。他也背叛了他自己，背叛了其他人仍然對他懷有的好評。他活得太長了。
他還認識了人類靈魂的毀滅。是的，生活不是在田野上漫步，就像詩句所說。靈魂可以被以下三種方式摧毀：被別人對你做的事；被別人逼你對自己做的事；被你自願選擇對自己做的事。任何一種就足夠了；儘管如果三種方式同時出現，那結果就不可避免。
*
他認為，他的生活是十二年厄運一輪迴。1936年，1948年，1960年……再十二年就是1972年，不用說，又是一個閏年，因此，他有信心，他該在這一年死了。當然，他在盡力而為。他的健康狀況總是很差，衰弱到不能爬樓了。他被禁菸禁酒，這種禁令本身就足以殺死一個人。吃素的權力也在努力幫忙，命令他從國家的一頭跑到另一頭，去參加首演，去接受榮譽。因為腎結石，他在醫院度過年關，還因為肺部囊腫享受了放射療法。作為一個廢人，他不以受苦為意；讓他煩惱的，與其說是自己的身體狀況，不如說是人們對此的反應。同情就像以前的讚美一樣讓他尷尬。
然而，他好像搞錯了：1972年的厄運不是想讓他死，而是讓他繼續活著。他盡力了，但生命跟他還沒完。生命就像那隻拽著鸚鵡尾巴把它拖下樓的貓；他的腦袋撞到了每一級樓梯。
當這些歲月都過去時……如果真的會過去，那麼至少兩千億年過去了。總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這一矛盾將肯定地、合乎邏輯地導致它的崩潰。然而資本主義仍然存在。任何有眼睛的人都會意識到制度的內在矛盾；但誰知道，它們是否足以讓它倒塌。他能確定的，就是當——如果——這一切結束時，關於發生了什麼，人們會需要一個簡化版本。好吧，這是他們的權利。
*
一個聽，一個記，一個飲——就像諺語所說。他不覺得他會停止喝酒，不管醫生怎樣建議；他不能停止傾聽；最糟糕的，不能停止記憶。他因此希望記憶能夠隨意脫開，就像讓車掛上空擋。這是司機習慣做的事情，要麼是在山頂，要麼是在到達極限速度時：他們會掛空擋滑行來省油。但他永遠無法這樣處置記憶。他的大腦頑固地給他的失敗、恥辱、自我厭惡和那些糟糕的決定留出地方。他只想記住他選擇的事物：音樂、塔尼婭、妮娜、他的父母、真正可信賴的朋友、加莉婭和豬玩耍、馬克西姆模仿保加利亞警察、一個漂亮的進球、笑聲、歡樂、他年輕妻子的愛。他的確記得所有這些事，但它們常常被那些他不想記住的事情所覆蓋，所纏繞。這種不潔、這種對記憶的腐蝕，折磨著他。
晚年，他的痙攣和怪癖加劇了。和伊琳娜在一起時，他能平靜地坐著；但如果讓他到講臺上、官方的集會上，甚至處在一群完全同情他的人中間，他幾乎待不住。他會抓頭，托住下巴，把食指和小指使勁戳進臉頰肉裡；像個等著被逮捕的人一樣抽搐，坐立不安。當聽到自己的音樂時，他有時會捂住自己的嘴，好像在說：不要相信我嘴裡說出來的，只用相信進入你耳朵裡的。或者他會用指尖抓撓身子：好像掐一掐自己，看是不是在做夢；或者，像是在抓撓突然出現的蚊子包。
*
他的父親常常出現在他的腦海裡，他的名字就是聽話地取自他的名字。那個溫和幽默的男人，每天早上醒來時臉上都帶著微笑：他曾經是「一個樂觀的蕭士塔高維契」，如果曾經有這樣一個人。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維奇總是在他兒子的記憶裡浮現，手上在玩遊戲，嗓子裡傳出歌聲；從他的夾鼻眼鏡中凝視著一副撲克或一套金屬解釦；叼著菸斗；看著孩子長大。這個人沒有活得久到讓人失望，或久到生活讓他失望。
「花園裡的菊花早已凋謝……」後面呢？後面是什麼？對，「但愛還在我病弱的心裡縈繞」。兒子笑了，但不是像他父親那樣笑。他有另一種病弱的心，已經發作了兩次。第三次就要來了，因為他現在已經能認出警報訊號：喝伏特加已經不再帶來愉悅了。
他父親死於他遇見塔尼婭的前一年：是這樣，是嗎？塔季揚娜·格利文科，他的初戀，她告訴他，她愛他，因為他純潔。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絡，在遲暮歲月裡，她總是說，要是他們早幾個禮拜在療養院認識該多好，他們的生活程式會截然不同。那樣，等他們分開時，他們的愛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來了，怎樣都剷除不了。這是他們的命運，他們錯過了，被日曆本給騙了。也許吧。他知道人們多喜歡在回憶中誇大早年經歷，執念於當時不假思索做出的選擇和決定。他還知道，「命運」不過與「就這樣」同義。
儘管如此，他們依然是彼此的初戀，他還是認為在阿納帕的那幾個星期是一曲田園牧歌。儘管田園牧歌只有在結束後才成為一曲牧歌。在朱哈瓦鄉間別墅，裝了一部電梯，好讓他直接從門廳回到臥室。然而，這是在蘇聯，法律和規章堅持認為一部電梯，即使是在私人家裡，也只能由一個合格的電梯操作員來操縱。伊琳娜·安東諾夫娜一直把他照顧得很好，但對此又能怎麼辦？她只好上了一所職業學校，一直學習，直到最後獲得文憑。誰想到過，他的命運就是跟一位合格的電梯操作員結婚呢？
他不是在塔尼婭和伊琳娜、在最初的戀人和最後的戀人之間做比較；這不是問題的關鍵。他喜歡伊琳娜。她盡了全力讓他感到一切都可以忍受，都令人愉快。只是他生活的可能性已經大大降低了。相反，在高加索時，他生活的可能性無可限量。但這正是時間對你做的事。
當他在阿納帕和塔尼婭建立關係前，他的《第一交響曲》在哈爾科夫公共花園裡上演了。客觀來說，這是一場災難。絃樂聽上去很單薄；鋼琴都沒法聽；定音鼓壓住了一切；領奏的巴松管糟糕得讓人難堪，而指揮卻洋洋自得；剛開始時，全城的狗都加入了進來，聽眾發出笑聲。然而，這次演出卻被宣佈為巨大的成功。無知的聽眾久久地大聲鼓掌；洋洋自得的指揮接受了讚美；樂隊保持著勝任演奏的幻覺；同時作曲家被要求登臺，一次次向所有觀眾鞠躬致謝。真的，他非常鬱悶；同樣真的是，他夠年輕，能享受這樣的反諷。
「一個保加利亞警察在綁他的鞋帶！」馬克西姆會這樣向他父親的朋友宣佈。這個男孩喜歡惡作劇和開玩笑，喜歡彈弓和氣槍；多年來他致力於讓這個喜劇小品日臻完善。他會走出來，把鞋帶放鬆，拿過一把椅子，皺著眉把它放在房間中央，慢慢將它移動到最佳位置。然後，做出一副浮誇的表情，用雙手抬起右腳，架到椅子上。他東張西望，對這簡單的成功非常滿意。接著，用了一個觀眾一開始還不太明白的笨拙花招，他俯下身，完全不顧一隻腳還在椅子上，開始給另一隻平放在地上的腳綁鞋帶。因為對結果很滿意，他會換腳，將左腳抬到椅子上，彎下身去綁右腳的鞋帶。當他做完這些動作，觀眾們大笑不已，他會站直了，幾乎就是立正，仔細察看兩隻綁好鞋帶的靴子，自顧自地點頭，然後笨拙地把椅子放回原處。
他懷疑，人們會覺得如此有趣，不僅僅因為馬克西姆是個天生的喜劇演員，也不僅僅因為他們喜歡保加利亞玩笑，而是還有別的更深一層的理由：因為這個小品是個如此完美的影射。用過於複雜的策略去達到一個最簡單不過的結果；愚蠢；沾沾自喜；絲毫不為其他看法所動，一錯再錯。難道這一切沒有在上千萬人身上放大嗎，沒有反照出在斯大林權力的光芒照射下，事情成了什麼樣子嗎？一個個數不清的小鬧劇最後累積成了一場巨大的悲劇。
或者，我們另舉一個形象，他孩提時代的形象：他們家在伊林諾夫卡的夏季公寓，那地方因為下面有煤炭礦脈而十分富裕。那所房子好像出自夢境或夢魘，房間很大，窗戶很小，讓大人們發笑，卻讓小孩子害怕戰慄。現在他明白了，他生活了那麼久的地方也是如此。就好像建築師們在設計藍圖時，深思熟慮、一絲不苟、好心好意，卻在最基本的地方犯了錯誤：他們把米當成了釐米，有時候又正好相反。結果這幢大廈造得完全不合比例，不適合人類的尺度。它給你夢想，也給了你噩夢，讓每個人——大人和小孩——都感到恐懼。
那句話，是那些官僚和音樂理論家在審查他的《第五交響曲》時，煞費苦心想出來的，能很好地用在革命本身以及在革命中誕生的俄國身上：一齣樂觀的悲劇。
就像他無法控制他的思緒去回想，他也無法阻止它不斷的、徒勞的審訊。人生的最後問題沒有答案；這是這些問題的本質。它們只是在他腦海裡哀號，就像那些升f調的工廠汽笛。
所以說：才華在你身體裡面，就像被裹住的泥煤。你切下了多少？還有多少沒有被挖掘？很少有藝術家只切下最好的部分；甚至有時都看不出它們的好。對他而言，三十多年前，他們築起了一道鐵絲網，警告牌上寫著：不準跨過這裡。誰知道在鐵絲網後面有什麼，或者可能有什麼？
一個相關問題：一個好作曲家可以寫多少壞音樂？以前，他以為他知道答案；現在，他毫無頭緒。他為很多很差的電影寫了很多很差的音樂。雖然，你能說，他的那些壞音樂讓那些壞電影變得更壞了，反倒是為真理和藝術幫了忙。或者這只是詭辯？
他腦子裡發出的最後的哀號，是關於他的生活，也是關於他的藝術的。那就是：在哪一刻，悲觀成了荒蕪？他最後的室內樂就是在說這個問題。他告訴中提琴手費約德爾· 德魯日寧，他的《第十五絃樂四重奏》的第一樂章，應該演奏得讓「蒼蠅倒斃在半空中，聽眾們太厭倦了而開始離座」。
他所有的生活都依賴於反諷。他想象這種品質是從日常之處誕生的：是從我們想象、或以為、或希望生活所是的樣子，與它實際所是的樣子之間的裂縫中產生的。因此反諷成了自我和靈魂的防禦；讓你可以日復一日地呼吸下去。你在信裡寫，某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然後收信者知道說的是反話。反諷讓你可以機械地模仿權力的行話，念出那些以你名義所寫的毫無意義的報告，煞有介事地痛悔你的書房裡沒有斯大林的肖像，而在半掩的門後，你的妻子竭盡全力不讓自己發出被禁的笑聲。你歡迎新任命的文化部長，發表評論，說在音樂圈會出現非常可喜的進步，他們一直對他懷有最大的希望。你為你的《第五交響曲》寫了最後一個樂章，相當於描繪一個小丑在對著一具屍體咧嘴傻笑，然後換上一張嚴肅的面孔傾聽權力的反應：「瞧，你看他快樂地死去了，肯定是因為知道革命是正義的，必然取得勝利。」你內心部分相信，只要能依賴反諷，就能活下來。
例如，在他入黨的那一年，他寫了他的《第八絃樂四重奏》。他告訴朋友們，在他心裡，作品是獻給「一位作曲家的記憶」的。音樂當局顯然會認為這是不可接受的自負和悲觀。於是，最終，在發行的樂譜上，獻辭是這樣寫的：「獻給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犧牲者們。」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他真正所做的，只是把單數改成了複數。
但是，他不再那麼肯定了。那可能是裝模作樣的反諷，就像會有自鳴得意的抗議。一個農家孩子把一顆蘋果核扔向一輛路過的汽車。一個喝醉的乞丐脫下褲子，朝那些可敬的人們露出光光的屁股。一個著名的蘇聯作曲家往一首交響樂或絃樂四重奏裡塞進了微妙的嘲諷。無論動機，還是效果，這裡面有差別嗎？
他開始認識到，反諷，就像其他感覺一樣，很脆弱，擋不住生活和時間中出現的意外。你一早醒來，不再知道你的舌頭是否還在你的面頰裡；就算還在，還有關係嗎，別人會注意到嗎？你想象你在發射紫外線，但因為它不在別人知道的光譜內，呈現不出來怎麼辦？他在他的第一大提琴協奏曲里加入了《蘇利科》的變奏，這是斯大林最喜歡的歌曲。但羅斯特羅波維奇一帶而過，根本沒注意到。如果連這樣的暗示都不得不向斯拉瓦挑明，世上還有別的什麼人會看出來？
反諷有它的侷限。例如，你無法成為一個反諷的拷問者；或拷問的反諷的受害者。同樣，你無法反諷地加入他們。你能真誠地加入，或者玩世不恭地加入：只有這兩種可能。對外人來說，是哪一種都無所謂，看上去都很卑劣。他那個更年輕的自己，在路邊，會看見汽車後座上那朵有些枯萎的向日葵，不再朝向斯大林體制的太陽，但依然向著光，依然被權力的光源所牽引。
如果你背對反諷，它會凝結成挖苦。但又有何益？挖苦是喪失了靈魂的反諷。
在他朱哈瓦別墅辦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是一張穆索斯基的大照片，看上去虎背熊腰，滿臉不悅：它督促他扔掉那些低劣的作品。在他莫斯科公寓辦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是一張世界上最偉大的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的大照片：它督促他寫出他能寫出的最好的音樂。而他的床頭櫃，總是放著一張他從德累斯頓帶回來的明信片：上面是提香的《獻金》。
法利賽人試圖給耶穌下套，他問耶穌，猶太人是否要向愷撒交稅。整個歷史中，權力總是試圖欺騙、顛覆那些讓他覺得備受威脅的人。他本人一直在努力不落入權力的陷阱，但他不是耶穌基督，只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蕭士塔高維契。法利賽人給耶穌看愷撒的金色肖像，而耶穌對他的回覆實際上模稜兩可，卻很有效——他並沒有明說什麼屬於上帝，什麼屬於愷撒——但這句話他沒法對自己說。「藝術的歸藝術？」這是形式主義、自我中心的悲觀主義、修正主義以及所有這些年來扔到他頭上的其他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信條。而權力對此的答覆總是同樣的：「跟著我說」。
就這樣，他快要死了，可能在下一個閏年。然後，一個接一個，他們都會死去：他的朋友和敵人；那些理解在暴政下生活的複雜性的人，那些更喜歡看他成為烈士的人；那些理解和熱愛他音樂的人，還有一些仍然吹著《相逢之歌》的曲調卻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誰的老人。他們都會死去——除了，也許，郝連尼科夫是例外。
在他最後的歲月裡，他越來越多地在他的絃樂四重奏裡使用morendo這個標記：「逐漸消失」，「就要逝去」。他也是這麼標記自己的生命。是的，很少有生命是在最強音和主大調中結束的。也沒有人死得正是時候。穆索斯基、普希金、萊蒙托夫——他們都死得太早。柴可夫斯基、羅西尼、果戈理——他們應該死得更早一些；也許貝多芬也是如此。當然，這不僅僅是著名作家和作曲家的難題；普通人也是如此：這個難題就是，活得超過你的最佳生存長度，超過了那個臨界點，之後生活再也無法帶來快樂，相反，只有失望和可怕的事情發生。
所以說，他活得太長了，長得足以讓自己沮喪。藝術家常常如此：要麼屈服於虛榮，認為自己比實際的更偉大；要麼屈服於失望。如今，他常常更傾向於認為自己是一個遲鈍而平庸的藝術家。年輕時的自我懷疑，根本不能跟年老時的自我懷疑相比。而這，可能就是他們最終的勝利。不是殺死他，而是讓他活著，通過讓他活著，他們殺死了他。這就是對他生活的最後的、無可爭辯的反諷：通過讓他活著，他們殺死了他。
死之後呢？他感覺就像舉起一隻沉默的杯子，乾杯說：「希望不會有比這更好的事了！」如果死亡的到來就是從鑲著恥辱的生活裡解脫，他不指望事情會變得簡單。看看發生在可憐的普羅柯菲耶夫身上的事情吧，他死後五年，當紀念的牌匾遍佈莫斯科時，他的第一任妻子命令律師宣佈作曲家的第二次婚姻無效。理由是什麼？理由是1936年他回國後，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就已經陽痿了。因此，他的第二次婚姻不可能「算實際完成」。而她，他的第一任妻子，便是他唯一合法的妻子，也是他唯一合法的繼承人。她甚至要求醫生宣誓，這個醫生二十年前為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做過檢查，於是普羅柯菲耶夫的不舉被確定為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
但這就是發生的事情。他們回來掀開你的被單。嗨，肖斯蒂，你是喜歡金髮碧眼，還是淺黑膚色的女人？他們會尋找任何一個能找到的弱點和汙點。而他們也總是能找到些什麼。關於形式主義，嚼舌根的、愛編故事的都有他們自己的版本，正如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普羅柯菲耶夫這麼定義：任何我們沒法子一開頭就聽明白的東西，很可能是邪惡的，令人厭惡的——這就是他們的態度。他們也希望這樣看待他的生活。
至於他的音樂：他並不抱這樣的幻覺，時間會將好東西從壞東西里挑揀出來。他看不出來，為什麼後人就有能力比前人更會衡量品質，音樂是寫給前人的。他對此太不抱幻想了。後人會稱許後人稱許的東西。他太瞭解作曲家名聲的起起落落；有些人被不公正地遺忘了，其他一些卻莫名其妙地不朽了。他對未來的謙卑希望是，「花園裡的菊花早已凋謝」能一直讓男人們流淚，不管是不是在一家廉價的咖啡店，唱得不怎麼樣的歌聲從音質嘶啞的音箱裡傳來；同時，沿著道路往前，一個聽眾可能被他的某首絃樂四重奏默默打動；也許，在將來並不遙遠的某一天，兩撥聽眾會重疊，會交會。
他指示他的家人不要在意他的「不朽」。他的音樂應該是憑藉它自身的價值而被演奏，而不是因為什麼死後的運作。在那些圍堵他的請願者中，有一個某著名作曲家的遺孀。「我丈夫死了，我孤苦無依。」這是她不斷反覆說的話。她總是在告訴他，他只要拿起話筒，讓這個或那個人演奏她已故丈夫的音樂就可以了。他照辦了很多次，起初是出於同情和禮貌，後來只是想擺脫這個女人。但還是永遠不夠。「我丈夫死了，我孤苦無依。」就這樣，他會再次拿起話筒。
但有一天，熟悉的話語激起了他心中的憤怒，比往常更憤怒。於是他嚴肅地答道：「是的……是的……約翰·賽巴斯蒂安·巴赫有二十個孩子，他們都在傳播他的音樂。」
「正是如此，」寡婦表示同意，「所以他的音樂今天還在被演奏！」
他希望死亡能夠解放音樂：將之從他的生命中解放出來。時間會過去，雖然音樂評論家會繼續他們的爭論，他的作品將開始只代表作品本身。歷史就像傳記，會逐漸褪色模糊：也許有一天，主義不過就是書本里的一個詞語。那時候，如果它仍然有價值，如果仍然有耳朵能傾聽，他的音樂會……僅僅只是音樂。這是一個作曲家所能希望的全部。音樂屬於誰？他問過那個顫抖的學生，雖然答案就在質問者腦後的條幅上，用大寫字母寫得清清楚楚，那個姑娘還是答不上來。答不上來正是正確的答案。因為，說到底，音樂是屬於音樂的。這是你能說的或你能希望的全部。
到現在，乞丐應該已經死了很久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幾乎立刻忘了他說的話。但那個歷史忘記了他名姓的人還記得。他是那個搞清楚意思的人，那個懂了的人。他們在俄國中部，在戰爭中期，在所有在那場戰爭中受苦的人中間。那裡有個長長的站臺，日頭剛剛升起。有個人，實際上是半個人，正用小推車推著自己，一根繩子穿過褲腰連在小車上。那兩個乘客有一瓶伏特加。他們下了火車。乞丐不再哼唱黃色歌曲。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拿著酒瓶，他拿著酒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給每個杯子都滿上伏特加；他這樣做時，一條大蒜手鍊映入眼簾。他不是酒吧招待，倒在每個杯子裡的伏特加有些不太平均。乞丐只看見瓶子倒出的東西；他心想，米佳如何總是急著要幫助別人，但從脾性上說，他連自己都幫不了。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在傾聽，在聽見，就像他一貫如此。於是，當三個不太平均的酒杯碰在一起發出叮的一聲時，他笑了，把頭轉到一邊，這樣陽光就不在他的眼鏡上閃爍了，他喃喃道：
「一個三和絃。」
這就是那個記的人記得的事情。戰爭，恐懼，貧困，傷寒和汙穢，然而，在這之中，在這之上，在這之下，在這之間，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聽到了一個完美的三和絃。戰爭會結束，這毫無疑問，除非它從未發生過。恐懼會延續，而毫無來由的死亡、貧困、汙穢——也許它們也會永遠延續下去，誰知道呢。然而，三隻不太乾淨的伏特加酒杯和杯中酒所碰撞出來的那個三和絃，清除了時間的噪音，會比所有人所有事都活得更長。而最終，也許，這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巴恩斯」的其他小說
《福樓拜的鸚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