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索爾仁尼琴而言，別爾嘉耶夫的著作（包括他的《不平等的哲學》這本書）是喚起其創作熱情的一個主要源泉。這是一本給想象中的「敵人」們寫的書信集，他們對於人、國家和歷史只是抽象的認知。他們不理解戰爭以及人與國家衝突的意義，因為頭腦裡只有抽象的人及其權利、抽象的國家及其法律以及道德的絕對律令的概念。與蒲魯東、施本格勒、索列爾一樣，別爾嘉耶夫同樣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爭鬥是偉大的罪過，但同時也是偉大的救贖。在《論民族》這封信中，他嘲諷地向國際主義者發出了挑戰：「你們對猶太人這一問題非常敏感，你們為爭取猶太人的權利而鬥爭。但是，你們感到你們是‘猶太人’了嗎，你們搞到猶太民族的靈魂了嗎？你們是否曾經深入探討這些秘密以及這些源於人類遠古時期的猶太人的神秘的命運問題？」

索爾仁尼琴非常喜歡這段申斥，他在自己的著作《同行二百年》中也引用了這段話，以此來強調，只關心與當局鬥爭的第二杜馬甚至都沒有討論過斯托雷平關於擴大猶太人權利的這個草案。斯托雷平想要徹底放開這些現有對權利的限制，但是尼古拉二世不想給大家造成一切都是他自己做出的決定的印象。以國務秘書科雷扎諾夫斯基的回憶錄為基礎，精心選取那些引文，《同行二百年》的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第二杜馬（即便是胎死腹中的第二杜馬）沒有在日程中提出這一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上文引用的別爾嘉耶夫所說的話：即這些杜馬的極端主義者關注的不是猶太人的問題，而是與當局進行鬥爭的問題。猶太人的問題只是這場鬥爭的工具罷了，順便說，其他許多問題同樣如此。

隨著時間的流逝，索爾仁尼琴不再觸及這個棘手的題目，他寫散文詩，著手發表那些先前未獲出版的作品（如《愛革命吧》），但他的本性還是一位鬥士，他也知道，寫俄羅斯歷史上的「猶太問題」就意味著要進行論戰。這一點並沒有嚇著他，但從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間的出版間隔來看，索爾仁尼琴參照了一些批評意見。他寫的類似題材的書能獲得出版這一事實引起了某些人的警覺。

猶太問題以及反猶題材在《紅輪》中就出現過。作者收集了這方面的大量資料後意識到，他掌握了遠遠要多於可以寫到小說裡的資訊。但這不是寫作《同行二百年》的唯一的理由。令索爾仁尼琴感到不安的是猶太人與俄羅斯人之間的敵對情緒，這種情緒在蘇聯末期得到了激化。吸引他的還有這個問題的末世論層面，儘管他一再盡力避免直接談及這一點。

《紅輪》的很多章節都涉及到猶太問題。作家詳實地講述了「俄羅斯爭取猶太人平等權利協會」領導者之一馬克西姆·維納威爾，他代表猶太人作為原告出席了1903年戈梅利大屠殺案件的審理（這件事對於俄羅斯而言是史無前例的）。作為立憲民主黨黨員，他於1905年11月向權傾一時的維特提出平等對待猶太人的請求。維特答覆說，猶太人應該徹底拒絕參與俄羅斯政治。維納威爾表現得相當謹慎，但其他一些猶太人領導希望和當局一比高低。

在《1917年4月》，我們看到了猶太資本家科爾茲涅爾一家人的沙龍，這個沙龍與莫斯科的文學藝術界聯絡緊密。1917年4月12日，在那裡討論了執行委員會的未來的問題：莫斯科人希望委員會能在莫斯科一個還沒有建成的教堂裡辦公。一個參加者害怕回到過去，害怕出現新的反猶苗頭。另外一個人答覆說：「應該客觀地談論過去。在過去的一百多年時間裡，我們在俄羅斯站了起來，擺脫了原來的波蘭的破落，擺脫了中世紀的面貌。我們的人口數大幅度增加，可以在海外建立許多人口眾多的居民點。平均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積攢了大量的財富。在我們中間，猶太的教養得到了普及。我們可以奢侈地擁有三種語言的圖書。我們在帝國的意義不斷提高。必須意識到，我們的幸福已經與這個國家永遠地聯絡在了一起。」然而，聽了他的話後，一位在座的人反駁說，爭取猶太人權利問題依然存在——要知道原有的體制不想把這些權利給我們：「當下，再也無法人為地把我們與俄羅斯文化割裂開來，猶太的自我意識與俄羅斯的自我意識終於可以真正地融為一體，猶太特質與俄羅斯特質和諧共處。」這時，之前一直沉默不語的女主人蘇珊娜·科爾茲涅爾插話道：「坦白地說，俄羅斯猶太人的命運要比所有這些‘革命的收穫’更使我不安。在近期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要知道我們大家都處於眾目睽睽之下——所以我們應該表現得特別慎重、特別名副其實。而我們的年輕人，確實，到處東奔西走，到處都衝在前頭。在執行委員會里也是這樣——我們的人不知什麼原因太多了……我認為……我怕說出來……將會有一場殘酷的國內戰爭。」

在《1916年10月》中，儀表堂堂的准尉切爾涅加對埃韋爾特將軍關於免掉猶太人擔任醫生和經濟方面領導職位的命令大聲地表示讚許：「把猶太鬼撤掉！他們就像蒼蠅粘在爐灶上那樣，緊緊粘在非戰鬥部門。挨槍子不是他們的事。」桑尼亞徒勞地反駁他說，在猶太人中間也有軍官，他們當中甚至還有人獲得過喬治十字勳章。切爾涅加取笑他的「不開竅」：「只要你收進一個，明天就會來上十個騎在你的脖子上！你沒有同他們一起生活過，還有些糊塗。只有我們才不會相互算計，而他們卻會。並且權利平等馬上就會變成他們專權！」這場談話發生在窯洞裡，在戰鬥間歇期——這才有高談闊論的時間和心情，於是切爾涅加補充說道：「猶太佬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沒有緣由的。」擺在我們面前的是最地道的中世紀反猶言論。桑尼亞突然激憤地衝著准尉說道（而且作者明顯與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任何一個民族都會排斥他、出賣他！你明白嗎？任何一個民族！……誰也不能容忍這種事——某個人來了，並且直說他從上帝那兒來，他是上帝的兒子，給我們帶來了上帝的意志！這誰能忍受得了？怎麼會不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為了比這更小的事，也常常打死人。人類不能忍受直接從神那裡得到啟示。人類必須長久地爬行，跌跌撞撞，以便從自己的經驗中接受啟示。」

在自己的這部有關俄羅斯革命的著作中，索爾仁尼琴會經常觸及猶太問題。在俄國沙皇統治時期，社會氛圍的總體傾向是當局經常拒絕向猶太人提供平等權利。然而，索爾仁尼琴（並不是第一個這麼做的人）強調說，在葉卡捷琳娜二世執政期間，猶太商人在法律上獲得了與俄羅斯商人平等的權利，再考慮到大部分俄羅斯農民（這也就意味著，全體俄羅斯人）都是農奴，這項優惠是非常大的。但是書面的權利、法律是一回事，而具體應用則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作為一個親身經歷了本國集中營生活的索爾仁尼琴（在那裡，所有的自由權利都受斯大林憲法的保障）來講，對這一點他是非常清楚的。

在與「多元論者」論辯的過程中，索爾仁尼琴同樣也不得不涉及到猶太問題，而且在20世紀70年代這個問題有了新的變化：當時的首要問題是猶太人移民權的問題。這成了索爾仁尼琴與薩哈羅夫紛爭的一個起因。索爾仁尼琴只是認為不應該向個別人提供權利。與此同時，這一問題獲得了全世界的關注，美國參議院對此進行了投票表決並專門出臺了一條法規。索爾仁尼琴認為，不應把與此有關的問題同道德上對抗體制聯絡在一起。於是，當2001年《同行二百年》第一卷出版的時候，這本書及其作者受到了很多人的責難。

在接受《莫斯科新聞報》記者採訪時，作家解釋說，早在創作《紅輪》時，他研讀1914年之前的事件時就碰到了這一問題，於是就產生了寫這本書的想法。實際上，這是對這段歷史的高度擴大後的闡述，類似那些寫斯托雷平或者尼古拉二世的著述，某種程度上就是為孤陋寡聞的讀者寫的猶太問題導論，它帶有作者看待這一問題的立場。索爾仁尼琴指出，很少有人記得，猶太人曾在1812年給俄羅斯軍隊提供了不少的幫助，或者按照「越動盪越好」原則做事情的「民意黨」卻鼓勵對猶太人進行迫害？

對帕爾烏斯「遊說」列寧那一幕的描寫使作家廣受指責，說他是「中世紀」「宗教」反猶勢力的主要代表。但這與《同行二百年》出版後引起的批評浪潮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這裡僅舉兩個有代表性的見解。列奧尼德·加奇斯不無諷刺地指出，索爾仁尼琴在寫書過程中主要使用了《猶太百科詞典》，而這本書就成了「反猶思想的工具」。而格奧爾吉·加切夫則認為這本書是索爾仁尼琴創作的「頂峰之作」，是一部公正的學術著作的典範。

除了想使用那些在創作《紅輪》期間收集到的資料，索爾仁尼琴還想回復薩哈羅夫（雖然為時已晚，他1989年就去世了）和其他一些關注猶太問題的持不同政見者。然而，《同行二百年》還間接地涉及了俄羅斯彌賽亞和猶太彌賽亞這兩種學說之間的相互關係帶有的末世論問題。

為什麼是「二百年」？原因是在第一節波蘭（1772年）之前在俄羅斯境內幾乎沒有猶太人。而在六天戰爭（1973年）之後，特別是1989年戈爾巴喬夫終於允許蘇聯猶太人自願離開蘇聯（於是他們大批次移民以色列或者走上了徹底同化之路）之後，索爾仁尼琴覺得，猶太人在俄羅斯的發展已近尾聲。創作這一敏感題材，必然會觸及到痛處，所以才沒有誰願意做這件事，索爾仁尼琴冒著成為眾人靶子的風險決心做這件事。「我曾把這本書放了很久，如果不寫這本必將帶來很多負擔的書我會很高興，但是我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所以我不得不著手於這本書的寫作。」他堅決反對給他貼上「反猶分子」的標籤：「在我們的生活範圍裡，我們可以用塵世的尺度去評論俄羅斯人，或者是猶太人。上天的評價就留給上帝吧。」他並不是有關俄羅斯猶太問題史的專家，所以借鑑的不是第一手材料：第一卷主要是以革命前布羅克豪斯-艾弗隆出版的《猶太百科辭典》中的詞條為基礎編寫而成。面對那些專業歷史學家的責難，索爾仁尼琴表現得就像是一個被告。他引用的資料有：權威的《世界民族猶太史》一書的作者謝苗·杜布諾夫的觀點（全書首次以德文出版，1—10卷，柏林，1925—1929年；後來出版了希伯來文版，1923—1938年），亨裡希·斯利奧茲伯格（也是《紅輪》裡的主人公）的觀點；特別是尤利·黑森和他的《俄羅斯猶太民族史》（1925—1927年，第二版，增訂版）。索爾仁尼琴不僅援引這些著作中的基本資訊，而且有時會參照胡佛革命戰爭和平研究所裡的資料與作者們進行辯論。「遺憾的是，對於許多俄羅斯的猶太人史學家們而言，比較典型的情景是：如果說過去抗爭和關注的焦點是爭取獲得某種權利，那麼現在由於猶太人已經獲得了這種權利，它就被看作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了……對於1835年的情況，當時的猶太人是平靜對待的，c.杜布諾夫也指出了這一點，但到了20世紀末，卻被看作是‘無權地位的憲章’。」

我覺得，索爾仁尼琴對杜布諾夫的態度很有趣，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杜布諾夫不希望俄國的猶太人被同化，一直到1922年僑居德國之前，他都呼籲要堅守猶太族群的精神和道德獨立性（這一點有別於崩得分子、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參加俄國革命運動的猶太人）。杜布諾夫把自己的思想稱作「自治主義」。因此，對於索爾仁尼琴來說，杜布諾夫是一個艱難的對話者，因為他在猶太人身上寄予的希望與索爾仁尼琴對俄羅斯人的希望是一致的，從某種意義而言，他們是在類似的領域裡進行著各自的抗爭。

至於說尤利·黑森，索爾仁尼琴的書裡有三百多處引文引用了他的著作（通常情況下都是為了駁斥流行的傳聞或者是更正過高的大屠殺犧牲者人數）。但是，索爾仁尼琴這裡使用的手法會遭到質疑。他認為1881年大屠殺的人數有誇大的成分，甚至是過分誇大，這一點並沒有錯。但與屠殺這一事實相比，準確的數字是否如此重要？索爾仁尼琴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戳穿有關亞歷山大三世暗中同情排猶行為且這些行為源於某個同一中心這一謠言。他在這裡引用了黑森提供的事實。據他講，在俄國憲兵司令普列韋寫的關於寬恕大屠殺施行者的報告上，沙皇寫有標註：「這是必可饒恕的」。據此就消除了他本人的嫌疑，但這卻無法消除整個當局的嫌疑。

索爾仁尼琴寫的這本書充斥了對那些一心以暴露揭發為事的猶太（還有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犀利嘲諷，這一點同樣需要用批判的眼光來對待。首先，索爾仁尼琴並沒有考慮托爾斯泰、柯羅連科、弗拉基米爾·索洛維耶夫等偉大作家、思想家對19世紀80年代初期出現的猶太人法律上的不平等現象表達的抗議。弗拉基米爾·索洛維耶夫出現在全書的關鍵時刻，即俄國社會「比政府晚了半個世紀」，終於意識到「對於俄國而言猶太人問題的日益重要程度」的時候。這個「遲到半個世紀的事實」簡直就是索爾仁尼琴的一個主要思想：當局不止一次地嘗試過取消對猶太人種種限制，但恰恰是猶太人千方百計地反對這一點。（如果我們回到50年前，那時正是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他確實做了一些嘗試，但最後的做法是把猶太人的子女派往世襲兵的營隊，這些孩子脫離家庭之後受到的是軍事教育並且經常接觸東正教。）

在這本書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摘錄了一段索洛維約夫寫給傑奧多爾·赫爾採的一封信：「這是上帝的旨意——把大量猶太人同時也是最富裕的猶太人安置在我們國家。」與古拉格群島進行抗爭的鬥士完全可以擁護哲學家的觀點，但他並沒有這麼做。況且，他還指出，索洛維約夫曾迫於政府的壓力，1880年拒絕發表一封公開譴責反猶傾向的信，可他此時已收集了一百多個簽名，包括托爾斯泰和柯羅連科。這沒有錯，但我們需要指出一點，儘管如此，索洛維約夫在1881年還是失去了在大學教書的機會。我們認為，《同行二百年》的作者如此令人詫異地迴避弗拉基米爾·索洛維耶夫主要基於兩個原因。首先，在考察俄羅斯知識分子與政權抗爭的過程中，作者發現，猶太青年在其中扮演了越來越明顯的作用，他想還原那個遭到曲解（他認為）的歷史事實。但卻一直處於一種困境中：他向讀者表明，自由的媒體以及西方的媒體經常誇大大屠殺的資料，而且還斷定，俄羅斯人從來就沒有敵視過猶太人。為了佐證後一點，索爾仁尼琴援引以下的事實：「……一個白俄羅斯小鎮的猶太人認為不存在這種（排猶）傾向，在20世紀初期給莫斯科的慈善女商人m.Ф.莫洛佐娃發了一封電報：‘您接濟我們一點錢吧，猶太教會堂被燒了個精光，要知道我們擁有一個上帝。’於是，她就寄來了他們請求的錢數。」他把俄羅斯的猶太人與西歐的猶太人進行對比，提到了愛德華·德留蒙，提到了德列福斯事件，但關於左拉卻一個字也沒有說。

長時間創作《紅輪》這部歷史著作，使這部史詩帶有一定的憂鬱基調。這種憂鬱基調我們在《同行二百年》這本有關互相曲解、互相侮辱的歷史著作中同樣能夠感覺到。在這本書的結尾，這種基調特別明顯。在這裡，作者呼籲雙方誠實地和解，不去否認做過的不公正的事情，呼籲相互寬恕——但所有這一切只會發生在久遠的幾乎是不可預見的將來的某個時候。我們看到的只是一束窄窄的末世的餘光，和解將發生在時光的盡頭。宗教史專家安東·卡爾塔舍夫（索爾仁尼琴曾三次提及他）早在1928年其發表在布拉格雜誌《路標》上的一篇文章中就表達過類似的思想。索爾仁尼琴也引用了卡爾塔舍夫為布林採夫那本揭露「猶太智者錄」的專著寫的序言中的話：「……擦亮了無知者被‘猶太智者錄’矇蔽的雙眼，用同樣的手段再次弄髒人的視力，做出一番樣子，好像據此就可以消除猶太問題了，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的確，索爾仁尼琴並沒有公開同意卡爾塔舍夫的觀點，而且在書中提到《猶太智者錄》的地方也不是很多，他更關心的是俄羅斯人與猶太人之間長期互相敵視的問題。猶太人在俄國革命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還包括這個問題的仇俄視角），斯大林迫害參與革命的猶太「元老們」（這些人成了他們建立的體制的犧牲品），這才是作者關注的問題。他想看到的就是兩者相互關係這一心結能夠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