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仁尼琴創作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他經常與那些故意抹黑俄羅斯歷史的人進行論戰（這些人從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同那些始終站在猶太人立場的知識分子進行論戰。索爾仁尼琴不能諒解格里高利·波梅蘭茨，後者建議他往《紅輪》新增一個「高尚的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猶太人形象」。他想平等對待俄羅斯人和猶太人——甚至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講，而不是泛指所有人。實質上，這也是一場與「多元論者」的論戰。有時給人一種感覺，他把一切都引入到與他們之間的毫無結論的爭辯，由此削弱了自己創作的意義。與此同時，他的論敵在為猶太人爭取出國僑居權利的大後方，卻歪曲了這個問題的實質。

顯而易見，每一部書出版後隨之而來的責難都有一定的影響。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出版後，作者收到了讀者的指責：為什麼在集中營裡沒有猶太人，他們經歷著雙重的痛苦——一方面是繁重的集中營勞役生活，另一方面還要面對其他犯人的敵視？索爾仁尼琴在四十年後回答了這一問題：因為這種情況非常少見，通常情況下，集中營裡的猶太人都會安頓好自己——當然也有一些聖徒式受難者。典型的例子就是列奧尼德·平斯基，他是文學研究專家，寫過有關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的專著，還包括集中營裡囚犯寫的隨筆集《迂迴說與銘記》：「在集中營裡，他是一個衛生指導員。按照集中營裡的評價尺度來講：這還不錯，也就是說，挺吃香。」

在貝爾納·皮沃主持的首次電視訪談中，索爾仁尼琴因為其筆下的很多猶太人都是「紅色恐怖」和集中營體制的製造者（包括納夫塔裡·佛倫克爾）而受到大家的指責，他宣佈，無法找到相關檔案來證明這一點。在《同行二百年》裡，作者的觀點更為偏激：他想猜破這個「整個古拉格群島邪惡靈魂」之謎，他從來就沒有加入布林什維克黨，在土耳其湊夠了資金後回到了蘇聯，被捕後遭到流放，而過了一段時間後成了古拉格群島的一個最高領導人。「回到蘇聯，難道他的目的是想成為國家政治保安局和斯大林的傀儡？連他自己都坐了好幾年牢——可是卻殘酷地鎮壓了被關押的工程師，並消滅了成千上萬個‘被沒收了生產資料和土地的富農分子’。驅使他那惡毒的靈魂到底是什麼？除了對俄羅斯的極度仇視，我找不到更合適的理由了。就讓他自己解釋一下，誰能這樣做呢。」索爾仁尼琴是如此回答這個問題的：既有魔鬼，也有聖徒。在集中營裡，他遇到過似聖徒的猶太人，我們可以在《古拉格群島》中找到對他們極為敏銳的刻畫。這是很快就命喪集中營的鮑利亞·加梅爾，這是針鋒相對的瓦洛佳·格爾舒尼，還有那個拒絕尋找溫暖住所的來自埃基拔絲圖茲集中營的瑪薩梅德。他們的「舉止既正確又好，只有最崇高的動機才能驅使猶太人做這些事——誠實地分擔共同的命運，而且又不能被兩方所理解！那些自我限制與自我犧牲之路在歷史上永遠都是這麼艱難、這樣可笑，但只有這樣才能拯救人類。」

這本書的一個觀點是：猶太人經常會推翻俄羅斯人給他們的建議。猶太人居住區的猶太族群依靠自己的特殊地位，對當局的提議不理不睬。猶太人村社首領會議、猶太復國主義者還有猶太革命青年——總而言之，是猶太人破壞了政府的所有努力。索爾仁尼琴過分強調了猶太人這種與生俱來的與世隔絕的本性——可當談到俄羅斯的貴族以及俄羅斯帝國其他的社會群體時也可以這麼說。想要解決這一問題的斯托雷平沒有獲得沙皇的支援，結果被猶太人所暗殺。最後，索爾仁尼琴頌揚的似聖徒的猶太人，是一些冒著生命危險希望擺脫「猶太標籤」但又不放棄自己作為猶太人特權的人。作者似乎在寫殉難者名冊，進入名冊的是那些共同遭受布林什維克體制迫害的無名無姓的受害者，換句話說，這是一些進行自我限制的人，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倖免於難。依照這一思想，索爾仁尼琴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的記錄破壞社會秩序行為的記錄員（從兩方面來看），並且參照的是自己鍾愛的論斷，即民族和人們要一樣對上帝負責。問題在於，散居各地的猶太人並沒有像其他族群那樣形成民族，所以它的歷史不應該與俄羅斯人的歷史進行比較。杜布諾夫曾提及這一點，他把猶太人看作是「政治民族中的文化歷史族裔」。對那些保有自己精神獨立性的民族一向抱有好感的索爾仁尼琴不能因此指責像杜布諾夫這樣的猶太人。但與此同時，令人詫異的是，他一再強調說猶太人經常拒絕當局提出的與俄羅斯族同化的建議。杜布諾夫頌揚的那種精神上不被同化，這使索爾仁尼琴無法認同，也使他多少有點羨慕猶太人——要知道他對俄羅斯人的最大希冀就是希望他們成為「精神強大」的民族。

當談到1937—1938年的「大清洗」時（在這場運動中，死了很多猶太人，他們都是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精英），索爾仁尼琴的觀點非常堅決：他們是受害者，但他們不會因此就不再當劊子手。1930年代擔任領導「毒藥實驗室」並曾在普通人身上實驗各種毒藥效果的馬伊拉諾夫斯基教授，1951年自己也被逮捕。在監獄他給貝利亞寫了一封信，信上說：「經我的手殺死了不少蘇聯政權的邪惡敵人」。這就是俄國革命的悲劇性，一切就像是一個纏亂了的線團。「不應該否認一點，即歷史使很多蘇聯猶太人飛黃騰達，成了全體俄羅斯人命運的主宰。」

《同行二百年》貫穿著一種思想，即猶太人和俄羅斯人這兩個民族處於相互競爭中，並且其中一方是「主人」，而另外一方是「客人」。如果把書名改為《分裂二百年》似乎更為準確。在這兩個民族之間，積攢了不少互相指責：一方面，是猶太人過分積極地參與毀壞舊有俄國的程式，而且在斯大林暴政的幫兇當中有大批猶太人；另一方面，則是排猶行徑，再往後，就是幾乎屬於國家層面的反猶行為以及1948—1953年的一連串事件。索爾仁尼琴總結道：對猶太人由於緩慢的同化過程以及對沙皇政府的仇恨而充滿了濃濃的反俄情緒，俄羅斯人對之非常不滿，這種仇恨後來演變成對仇視一切帶有俄羅斯特徵和東正教特點的事物；而對於猶太人來說，俄羅斯將一切災難都算在了猶太人身上或者是歸因於所謂的「猶太共濟」密謀。「偉大的作家」索爾仁尼琴試圖一下子調和這一切：「我呼籲雙方，俄羅斯人和猶太人，相互寬容、相互理解，並承認自己的罪過。」

索爾仁尼琴這部著作恐怕未必會被稱為一部反猶作品——因為他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但是，他希望成為雙方調解人的想法激怒了很多人，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辯論。作家沒有想到結果會是這樣，他的著作成了無數斷裂和失望鏈條中的又一環……在某種程度上，這讓人想起了格列佛在小人國中的境遇：沒有能理解他，也不想理解他，甚至還把他抓了起來，五花大綁……當調解人的願望落空了。

第一卷主要以俄文文獻為主，這並沒有導致叫人傷心的結果，因為索爾仁尼琴引用的是非常有名的歷史學家們的著述。但第二卷只援引了僑民期刊，包括慕尼黑出版的《國家與世界》雜誌和以色列的《22》雜誌。索爾仁尼琴正是從這些出版物中選取證據來揭露「狂熱的仇俄行為」或是修正自己的見解。由於缺少其他語種的正規文獻，這明顯地降低了索爾仁尼琴這部作品的意義。一些主要的研究著作被完全忽略，如列昂·波利亞科夫寫的關於20世紀反猶現象的專著《簡明仇恨百科》和《反猶史》。因此，難以把《同行二百年》與勞爾·希爾伯格或者掃羅·弗裡德蘭德寫的希特勒統治時期德國反猶行徑的著作相提並論。索爾仁尼琴的書成了部分俄國猶太人仇恨俄羅斯人的「簡明百科」，但是它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就是所引借的文獻資源非常有限。

索爾仁尼琴不同意帕斯捷爾納克的觀點，後者也曾論述過「這一令人羞愧的、帶來的只有災難且極富自我犧牲精神的排他性」，提及「他們（猶太人）身上有不敢反擊也沒有能力反擊的特點」。針對這些話，他強調說（這指的是蘇聯早期）：「那時候的人應該因為困惑而呆立不動」。要知道有過這樣一些猶太人，因為參加了「布林什維克的暴力革命」而自詡為本民族的代言人。正像一個嚴謹的觀察者所發現的那樣，「對於城市裡飢寒交迫的猶太人而言，布林什維克主義成了一門像早先的裁縫、經紀人、藥劑師這些職業一樣的手藝」。但如果對那些具有自我反思精神的猶太政論家們（他們認為「今天奧斯維辛的‘道德資本’已告罄」，並指責自己的同族，說他們眼裡只盯著大屠殺事件）說些頌揚的話，則又會徹底抹殺本書的優點。於是，大家來看看，我們終於找到了那些在這一切之間平衡搖擺的話語，這些話好像將論爭一筆勾銷：「如果俄羅斯知識分子在評述20世紀的俄國曆史時能做到這種名副其實而且寬宏大量的自我批評，該有多好，無論是兇殘的革命時期，被恐怖嚇得麻木不仁的蘇聯時期，還是充滿了掠奪式的卑劣行徑的後蘇聯時期。」這個「平衡」使得天平重又歸於理性和公正。

在這本書的最後，有關這個流離失所的民族的長篇大論得出了以下的結論：「……同化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於是，這時「心靈」成了一個決定性的概念：「答案並不是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並不是要流血，也不是遺傳因素，而是誰受到的傷害更能引起心底的感同身受：是猶太人的還是其生長於斯的那個本地民族的？對這個問題，作者並沒有直接回答，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心靈上既成為俄羅斯人又成為猶太人。他引用了20世紀80年代的一位政論家的話作為答覆：「……在俄羅斯的歷史程式中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局面並非無緣無故——猶太心靈與斯拉夫心靈的接觸……這裡面有某種預兆。」

在索爾仁尼琴描述的歷史中有三個主要人物：即由於波蘭被瓜分而進入俄國境內的猶太人，俄羅斯人（農民，沒受過教育的階層）和俄羅斯國家。一直熱衷於造謠抹黑的知識分子，是製造混亂的源泉。在這裡，索爾仁尼琴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路標」派的傳統，後者同樣揭露了俄羅斯知識分子對真理的壟斷。文集《在巨石的重壓下》同樣繼承了這個傳統，裡面有三篇隨筆內容是反對知識分子的，說他們退化成了高談闊論的人——在這些文章裡，索爾仁尼琴宣揚的是他珍藏於心的理念——自我節制和相互寬恕。在兩卷本的《同行二百年》裡，並沒有提到知識分子，因此書中的文化狀況所起的作用有限。這很可能是唯一可以指責他的地方，因為猶太問題既包含政治層面的問題，也包括法律層面的問題，但它首先是文化層面和宗教層面的問題（索洛維約夫說過，做一個基督徒，就意味著要對別人首先是對那些少數民族的代表要寬宏大量），此外，考慮到猶太人對俄羅斯文化所做的傑出貢獻，還包括文學層面和藝術層面。在索爾仁尼琴筆下，無論是巴別爾及其飽含殘忍的幽默感講述的有關猶太人生活的短篇小說，無論是曼傑爾斯塔姆及其「猶太似的混沌」（《時代的喧囂》），還是不把自己當作猶太人的帕斯捷爾納克（從《日瓦格醫生》中的戈爾東的嘴裡說出了這種想法），還是斯魯茨基和布羅茨基，都沒有提及。相反，索爾仁尼琴卻不止一次地講到了用俄語寫作的純猶太文學，特別是扎波京斯基（1880—1930）的創作，後者不贊成同化：「我們就是我們，長得美醜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我們不能成為別人也不想成為別人。」

到底猶太人是什麼樣的呢？是俄羅斯文化內部一個無價的酵素還是始終無法融入其中的異物？是很久以來就命中註定要被驅逐的上帝的選民，還是永遠「站在其他民族肩膀上」的寄生民族？是否應該把俄羅斯革命的爆發算在猶太人身上？針對最後一個問題，索爾仁尼琴堅決地給予了否定的答覆：「我為自己得出了結論，現在可以再重複一遍：不，並不是猶太人發動了俄國的二月革命，它，毫無疑問，是俄羅斯人自己發動的，而且我想，在《紅輪》中我已經花了相當的篇幅表現了這一點……的確，在知識分子當中的確有不少猶太人，但還不能根據這一點就把革命稱作是猶太人的革命。」

《同行二百年》是一部引人入勝的作品，儘管有明顯讓人詬病的地方。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它沒有什麼新意。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它含有某種教育口吻和嘲諷的基調（這種基調也是作家其他作品共同的特徵），但書中流露出的激情和鬥志毫不遜色。看起來，缺點是引文過多：引號看得人簡直是眼花繚亂。但這本書又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索爾仁尼琴，發現他的一些新的觀點（儘管其中的很多觀點不無爭議）。最理想的是，應該在那本有關俄羅斯革命的「不算很成功的」史詩作品視野下來審視它。俄羅斯的悲劇命運貫穿整部作品，而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作家在《紅輪》中卻沒有能夠寫出來。俄羅斯的猶太人問題是《紅輪》這部鉅著中貫徹始終的主旋律：對俄羅斯的彌賽亞學說而言，猶太人的卓爾不群和頑強的生命力既是典範，同時又是一個「壞典型」。索爾仁尼琴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斯拉夫主義者，但是由於他對俄羅斯民族精神的生命力甚至包括肉體方面的存活率的高度關注，使得他對猶太人——這個俄羅斯民族的永恆「對手」——充滿了明顯的嫉妒和羨慕之情。這個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思考過，儘管他有自己看問題的角度。

kaциcЛ.eвpeйckaяэhциkлопeдия-оpгahahtиcemиtckойmыcли？//exlibris（пpиложehиek《he3aвиcиmойгa3ete》）.2002.12июля.

ГaчeвГ.pоccияиeeпpиemhыйcыh（Вcвя3иckhигойА.И.cолжehицыhо《Двectилetвmecte（1795—1995）》）//kоhtиheht，2002.№111.

1933年，杜布諾夫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當時他離開了德國，有人邀請他去美國或巴勒斯坦，而他卻選擇去拉脫維亞。1941年，他死於俄國納粹佔領時期。

本書作者認識平斯基，並翻譯了他的《迂迴說與銘記》（1980年作為《句法》雜誌的一個專刊出版）。平斯基是一個講故事的能手，有時也分享了自己對古拉格群島的回憶。顯而易見，他並沒有嚐到最差的待遇，但總而言之，我們認為，索爾仁尼琴對他不是很公正。

關於波格洛夫及其父母是否是猶太教徒，有不少爭議。好像只有他的叔叔改信了東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