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與女性的博弈貫穿了《紅輪》的所有章節。通姦者沃羅騰採夫是一條重要的情節線索，因此他就成了首先被人關注的物件，但除了他以外，經歷了妻子背叛或者夫妻離異的還有古奇科夫、高爾察克將軍、斯維欽上校、科維尼奧夫……給人一種感覺，似乎這些勇士們的生活伴侶都成了他們無法建功立業的絆腳石。沃羅騰採夫的妻子阿利娜是一個多愁善感、任性的女鋼琴家，她想束縛住丈夫的手腳，一心要過一種庸俗的放縱的生活。奧利達同樣不無藝術細胞，她能夠在俄羅斯象徵派的創作中發現某種崇高事物的存在，如在弗魯貝爾的畫作《潘》中。對藝術絲毫也不瞭解的上校盯著她家裡掛的贗品畫作：「還有在天邊一輪青銅色殘月下，在半明半暗裡裸露雙肩的保護神潘，他並不那樣老。現在沃羅騰採夫終於理解了他的蹲跳動作和夜晚的目光。」正是奧利達幫助他與潘、與大地之間建立了神秘的聯絡，而後者正是阿利娜極其想要破壞的。合法妻子捆住了主人公的手腳，而瓦爾基里女神則為他們解開枷鎖，給他們自由。

2月26日，當古奇科夫盤算著眼下正在策劃的密謀時（而且是無法實現），他感到他的婚姻成了一切事物的絆腳石：「……透過一面牆他感覺到了瑪莎就在那邊，甚至她要到這邊來——他不希望她到這邊來。隔著一堵牆她都能影響他的思緒，使他困惑。不管做什麼事情，不管到哪兒去——這婚姻都壓得他難受。」古奇科夫看了看斯托雷平的半身塑像，後者悲劇的一生使他萌生嫉意，他突然感到一陣良心的不安：如果沒有這個纏在脖子上的羈絆，他旁邊要是沒有這個卑微的人，要是沒有這些刻薄的相互指責，他會去襲擊皇后嗎？換言之，沙皇夫婦之間的和諧與融洽喚起了他心中的嫉意和深深的憎恨：「……他知道了，一個女人如何把最強有力的那人弄得精疲力竭，如何讓他心情煩躁，如何令他苦不堪言。」只有掙脫了家庭的羈絆，精力充沛的人（索爾仁尼琴就是在眾多的歷史事件敘述中也不會錯過對他們的描寫，讓他們說出大段大段的獨白或者是用眼神交鋒）才能排除日常瑣事的陷阱，成長為一名想要建立功勳就要忍受孤獨的戰士：「只有經歷了百孔千瘡的婚姻之後才會懂得：單獨一個人，是多麼大的幸福啊！」一個人單獨面對那個需要下決心的時刻。於是，這時的主人公開始另一場鬥爭，真正的、永恆的鬥爭，即為拯救俄羅斯而奮鬥，或者說是為了重建舊俄羅斯自身蘊涵的意義和精神秩序而鬥爭。

如何創造歷史？這個問題擺在了具有左派觀點的薩沙·列納爾托維奇面前，擺在了因君主的優柔寡斷而成為「孤立無援」的民族主義者沃羅騰採夫面前，擺在了理性的斯維欽面前，後者的名言是：「不要耍脾氣，不要掙脫束縛。」這讓人不由得想起了果戈理的「三套飛奔的馬車」，當然，也包括他關於俄羅斯命運的思考。現在，挽具減輕了，馬兒飛奔起來……對於索爾仁尼琴的勇士們而言，問題是這樣的：是否能下決心採取更冒險、更勇敢的行為？需要緊張起來還是可以放鬆一下？有時他們這麼做，有時又那樣做，但總而言之——挽具已陳舊不能用了……

「立體」敘事是索爾仁尼琴鐘愛的手法，很可能也是主要的一種手法。例如，1916年10月裡在莫吉廖夫出奇炎熱的一天裡發生的事情，不僅通過沃羅騰採夫的視角表現出來（當他走過皇帝的宿營地時，一直在深思尼古拉的庸碌無為）；而且還加入了皇帝本人的視角。

現在我們以一個情景為例來更細緻地分析一下。塔夫利宮裡的米留科夫已經急不可耐：他為了政治而犧牲了做學者的未來，似乎就是為在動亂時期管理國家而生的，他夢想「讓憲法與革命和解」，卻憂憤不已地看到，民眾興致盎然地傾聽各種辯論，看到他與左派之間相互不信任的鴻溝越來越大。米留科夫深信，只有他一個人能掌控權力。但是，外面卻是群情昂然，民聲鼎沸，昨天在鑄造廠大街某個「身體壯實的棒小夥」撞掉了他的眼鏡……最後，有人向他通報說一個工人代表蘇維埃代表團想和他談話。就算這不是左派政黨的領袖，而只是「黨的筆桿子」——那又有什麼，他也同意與這些人談話……帝制將只會剩下一個外殼：皇子阿列克謝將成為皇帝，而皇弟米哈伊爾攝政。現在事情簡單多了：奪取政權，而想做到這一點也不能沒有左派政黨的支援。在所有的立憲黨領導裡，只有米留科夫會與他們打交道，只有他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堅決說「不」。

在這個外表鎮定但暗中卻驚慌不安的米留科夫之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孟什維克蘇哈諾夫，在索爾仁尼琴的小說裡，他是以自己真實的姓吉姆梅爾出現的。他那虛小的身體裡有著過剩的精力，就智力而言，他要比執行委員會里自己的所有同志都要聰明。他經常處於一種運動狀態，甚至吃飯也是走著吃。正是他提議與在塔夫利宮另外一側辦公的杜馬進行談判，而那裡正在創造歷史。宮殿的圓廳以前是波將金的冬季花園，現在是杜馬會議大廳，那裡空曠無人，而且，因為只有一盞燈提供照明，整個大廳顯得模糊不清，而大廳裡激昂的演講曾震耳欲聾！委員會則在池座裡辦公，那裝飾著列賓畫的沙皇肖像。吉姆梅爾的腦子緊張地工作著：不要什麼階級世界，不——只要通過秘密談判與新的資產階級政權達成初步和解就可以。絕不能讓1848年的巴黎事件重演，「那時候，工人們為自由黨人火中取栗，可是，他們後來把工人們槍殺了」（在每個人的腦海裡會不由自主地浮現出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類似現象）。吉姆梅爾被迫與孟什維克、名著《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書的作者斯捷克洛夫兩人一起去談判（索爾仁尼琴繼續揭開黨的活動家們的筆名，稱他為納哈姆基斯）。因為他們當中只能有一人進入政府，這將使原來的兩個老朋友兼對手分道揚鑣：「吉姆梅爾……惋惜地看著自己往日的朋友：他肯定是得了神經病，在即將進行的談判中不會有用處。這太遺憾了。」

對同一情況持第三種觀點的是北方方面軍司令魯斯基將軍。在尼古拉二世宣佈退位那一刻，在普斯科夫，他的那節車廂與沙皇的車廂緊挨著。魯斯基懊喪地從皇帝的車廂走出來：沙皇仍沒有在將權力轉給米留科夫政府的詔書上簽字。魯斯基是多麼想讓沙皇做出讓步，他好成為歷史的創造者！使將軍更加煩心的是侍寵——「他們人浮於事，可又必須圍著那個神聖人物轉」。所有人都等著他說出最後的結果。魯斯基仰靠在沙發角上——成了一個可以左右局勢的人。他嘲諷地看著他們所有人。「近年來的政治完全是一場昏昏沉沉的夢，完完全全的誤會。」宮廷寵臣們抽著貴重的雪茄煙，他點燃自己的煙。「他們不停地吸菸，談話，可皇上還是不傳喚魯斯基。」終於皇上同意了接見他。「魯斯基多長時間沒見到他了？也就45—50分鐘吧。真無法想象，一個人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會變得如此消瘦，他失去了不久前的那種執拗勁兒，眼神遊移不定，眼袋耷拉著，麵皮變成了褐色。」深夜裡，魯斯基打算給國家杜馬主席羅江科打電話，告訴他皇上退位的訊息。他重又琢磨起「皇上手指上那枚鑲著橢圓形綠寶石的戒指，手上火紅色的汗毛和褐色的大塊雀斑」。將軍感到自己成了俄國的英雄，他想要達成的目標都從皇上那實現了，而尼古拉拘謹地問魯斯基，可否允許他到皇村去，他的孩子們正在患麻疹……

由此可見，整部史詩就是各種場面的大雜燴，其中的每一個場面都有一種處在事件中心的感覺。敘事骨架由各個節構成，節又分成了成千上萬個小節。如米留科夫在塔夫利宮痛苦、無眠的沉思，這位立憲民主黨人確信，他統治俄國的時刻來到了；在宮殿的另一側則是異常興奮的吉姆梅爾；手上長有雀斑、恭順地簽署檔案的皇上……

歷史的畫布混沌一片，但是誰的手上有靈丹妙藥能把它理順呢？每個人都在想，這個人就是他。《紅輪》中的故事情節就像是一股強風暴，它把所有人都捲入進來，誰也別想跑。他們在桌子旁打盹，思索著1789年或者1848年的事件，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但對於所有人而言，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啟：可以掌控、背叛、密謀或者消滅一切。每一個人都沉迷於自己的藍圖中。米留科夫認為，自由的世紀來到了，但必須要獲得左翼政黨的支援。吉姆梅爾認為，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它應該在無產者的控制下進行。魯斯基堅信，他是第一個傳達俄羅斯將獲得新生的人。但與此同時，大街上的民眾卻我行我素，肆意發洩著自己的仇恨和暴行，一下子就推翻了所有的設計。膽怯、閉塞的沙皇有時也吃驚於自己的洞察力：消極地聽著要求他退位的各種論據，他憂鬱地想：「他們每個人都有個性，但都控制著自己」，然後就去祈禱了。如果論祈禱的功夫，他可是超過自己的一切對手——他知道的禱詞不計其數、各種各樣……

而在他們的身旁，卻努力奔走著另外一個俄羅斯，即工程師的俄羅斯，奧鮑多夫斯基和布勃利科夫的俄羅斯，後者成了交通部長。「改造我們知識界的思想不是靠語言，而要在實際行動上讓他們看到工業化主義的思想體系。工業創造的宏偉的發展道路，資本主義的驚人的發展道路擺在俄羅斯面前，只有以此才能避免註定失敗的社會主義（極其有害地接近於人民關於正義的理想）道路」——他心裡想道。而奧鮑多夫斯基則宣稱說：「要是給我們十年時間靜靜地發展自己就好了，到那時，沒有人會認出我們的工業，沒有人認出我們的農村。」他們是務實的工作者，是作者鍾愛的人，但就連他們也被捲入到了這場自發的狂風暴雨般的社會動盪中了。他們還有索爾仁尼琴本人都清楚，時間不等人，應該做些具體的事情，儘快結束這場無休無止的舌戰的折磨以及街頭暴亂。俄羅斯需要一切，但饒舌的人除外——他們實在是太多了。

每個「節」的敘述節奏都有所變化。《1914年8月》的開篇是一幅雄偉的高加索山脈畫面，出現在主人公眼前的似乎是一個天上的景象。於是，這一遠方地平線上山連山的景色為全篇小說奠定了基調：俄羅斯還能夠主宰一切，但已經是搖搖欲墜了。翻開《1916年10月》，我們看到的是戈盧博夫斯基森林——在這個陣線雙方已經僵持快一年了。儘管經常會有大炮轟鳴，鳥類沒有從森林飛走，相反，它們不停地歌唱、鳴叫，以此來表明自己對故土的那份深深依戀之情。俄羅斯，就像這些歌鶇一樣，死死地抓住生活不放。「百鳥齊鳴，動人心絃，薩尼亞躺在柔軟的草地上，呼吸著新鮮空氣，聆聽著悅耳的鳥鳴聲。」

在《1917年3月》中，我們再也找不到能把文本串聯起來的大段隱喻。佔據敘事空間的是各個社會群體：聚集在戰壕裡計程車兵，為了名利而四處奔走的政治家，善使手腕的騷亂的領袖們，但最主要的還是大街上的騷亂——喧嚷激動的民眾和平定暴亂的軍隊；盡情歡呼的群眾和籠罩在恐怖中的個體。長篇小說最終被分成了許多細小的片段，我們只能藉助於「每個片段」的題頭來觀察彼得堡，在這些片段中，時間已經不是按照天來計數，而是小時，甚至是分鐘。嘈雜聲、「烏拉」聲和「打倒」聲、狂怒的吼叫聲、無語的恐懼感——這一切使讀者應接不暇。民眾有的在毆打、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嚎叫、有的在痛揍、有的在撬門壓鎖……這些不可計數的零碎細節反映了街頭事件的快速變化，這些行為在當時開動的俄羅斯火車車廂裡也可看到（許多見證這場浩劫的人都記住了這些火車，如茨維塔耶娃），它們也可以成為政治事件的導火索。那些回顧式的描述（它可以讓我們「透徹瞭解」人物形象）越來越稀少，不斷映入眼簾的是剪報、一段段的街頭場面、思想的碎片……

總而言之，小說的敘事由歷史事實和單純的小說手段（如抒情插敘、簡報、政治家們的直接或間接肖像、祈禱、罵人、群眾中湧現出來的無序思想）編織而成。作家用後一種手法（在《1917年4月》中）刻畫了托洛茨基。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托洛茨基正坐著火車，與那些從德國回來的醫生戰俘待在一起。這些愛國分子無條件地贊成把戰爭打下去，正與那些從德國回到俄羅斯的政治僑民進行接洽。「這些人的領袖是托洛茨基，年近40歲，動作靈活敏捷，高高的額頭，長著一頭濃密的黑髮，戴著夾鼻眼鏡，和家人一起回國……這名尊貴的客人深深地觸傷了醫生戰俘們。這些年裡，‘革命僑民’讓戰俘們瞭解自己，但不是靠乾麵包，也不是藥品，而是某種用特別地道的戰鬥語言寫成的傳單，而且其中很多內容都是贊成烏克蘭獨立和泛伊斯蘭主義。」托洛茨基對一臉愕然的醫生們宣稱道，俄國軍隊的歷史就是一連串的敗仗史，必須儘快結束這場資產階級挑起的戰爭。他用自己敏銳的時斷時續的評述徹底征服了聽眾。後者認為只有俄羅斯的農民才能拯救俄國，但托洛茨基不為所動：「農夫們的智慧不成規模，沒有合力。他們看到的只是皮毛。農民們會把革命民粹派的黨旗撕個粉碎用來當包腳步」。在彼得堡的火車站，沒有人來迎接這些過去的囚犯，但卻有幾百人在迎接托洛茨基。作者一直在使用這個自己喜歡的手法：即藉助於常常的對白以及簡潔但內涵豐富的事件場景來塑造人物形象。

記錄每一天連同每一時刻的事情，這種方式在《紅輪》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切都被無一遺漏地記述下來——但對於每個個體而言，時間上的分配是不同的。例如，在《1917年4月》中，街頭動亂、鐵路沿線及前線的騷動、農村的暴動都發生在3月26日復活節這一天，這成了一個看不到的標記。在《1917年3月》中，小說發生在大齋時期，所以奶孃指責葉戈爾不遵守齋戒的規定：「‘今兒個是禮拜六，咱們去西蒙奧諾夫教堂去晚禱。你去懺悔一下。明天在出門前還能趕上日禱，還可以領聖餐……’聽到有人按門鈴，她開啟了小視窗。太棒了」。這個大齋期的週六，教堂裡擠滿了人，人們在喀山教堂和伊薩季耶夫教堂的臺階上做晨禱。一週後，維拉和奶孃一起去教堂去取十字架：對維拉而言，對很多其他人而言，復活節的歡樂是與革命的喜悅聯絡在一起的，儘管因為有軍官被殺死而感到心情沉重、隱隱不安。大齋期週五還很冷，而復活節當晚的氣溫就回升了，街上的雪都化了。在復活節那一週的星期二，天氣就像夏天一樣熱得不行。大家都發現了這幾天天氣的巨大反差。以前復活節期間，只有持特殊證件者才允許進入教堂，但現在人們可以隨便出入了。其他地方（如鄉下、基輔等）同樣也舉行了復活節的儀式。在這個轉瞬間誕生的國家裡，新舊兩種曆法似乎還在互相影響著（新曆法不久就將施行）。

《1917年4月》裡的一個場景出人意料地表明（幾乎以一種可笑的方式），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時間觀，遵守自己的日程安排。一心想著各種革命義務的吉姆梅爾經常在外地留宿。「於是，在這種緊張的鬥爭中，他忙得不分晝夜，整個三月份就這樣過去了，蘇維埃會議將於三月末四月初召開，他囫圇吞棗地吃上一口，晚上經常住在自己的革命戰友尼基茨基家裡，午夜時分他無論如何都無法回到自己位於卡爾波夫卡大街上的寓所。於是，晚上的某個時候，汽車把精疲力竭的奇赫伊澤、丹和吉姆梅爾送回各自的寓所——他們三人突然一下子看到了一個場面，三個人都嚇了一大跳：深夜裡，許多人走在大街上，所有人手裡都拿著點燃的蠟燭，而且大家都在大聲歌唱！這又是什麼遊行呢？——執行委員會既沒有指定這場遊行，也不知情，他們想要什麼？？司機解釋說：這是因為明天是復活節。啊，原來是復活節啊……嗨，一下子就放鬆了」。

整部史詩暗中流露出與肖洛霍夫論辯的想法。《靜靜的頓河》的最終稿裡有不少血腥的場面，焦點就是1917年8月科爾尼洛夫策動的兵變。在索爾仁尼琴筆下，哥薩克同其他人一樣，都是狂暴革命的犧牲品。他關注的是這樣一個怪現象，即素以熱愛自由聞名的哥薩克從1905年起卻變成了扼殺自由的劊子手和沙皇制度的鷹犬。

索爾仁尼琴也抨擊了文學界和演藝界的知識分子精英們的表現。甚至包括持有明顯反布林什維克觀點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婦，1917年他們特別推崇克倫斯基，稱他是「文明的」俄羅斯的羅伯斯庇爾，在自己的作品裡作者對他們進行了辛辣的嘲諷。亞歷山大劇院上映由梅耶荷德導演的《假面舞會》也遭到了無情的譏諷（梅耶荷德是帝國劇院總監沃爾康斯基大公的寵兒）。順便說一下，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對愛森斯坦也進行了類似的譏諷。《假面舞會》首映的那一天，恰好爆發了革命，它似乎準確地預測出了這場規模無比宏大的由全體俄羅斯人參與的表演：「這真是個大膽、荒誕的奇想，劇中有金光燦燦的前臺，鍍金的圓柱，正門上面的垂花雕塑，繡著銀絲的豪華帷幕（用一塊花邊式的帷幕做成，上面有蘭加爾特公司的廣告），許多鏡子的回光，富麗堂皇的殿堂，以及數不盡的盆花和屏風。無數件戲裝猶如彩色漩渦，款式豐富多樣，盡是綢緞和天鵝絨，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遠遠超過人的感官能夠接受的程度。但所有這些漂亮裝飾都是徒勞無益的，裡面找不到一點兒萊蒙托夫原作的影子和精髓。幹嘛加上這麼多累贅」。索爾仁尼琴認為，從莫斯科請來的戈洛文佈置的豪華道具不僅曲解了劇情，而且破壞了一切——這些道具，除了空洞之外，一無是處。

但，《1917年3月》裡的第655章以及《1917年4月》裡的第186章要把我們帶到何處呢？可能，也是虛空吧？《紅輪》是否有一個主導一切的核心的主旨？「立體」手法讓讀者可以看到一切詳情，在《紅輪》的字裡行間幾乎可以讀到所有相互對立的觀點。作者竭力表現這些觀點，初看上去我們找不到作者自己的思想。如果說有的話，那麼他的想法也是破碎的，反映在人物形象那些相互對立的觀點上。難道我們在這裡看不到完全的對話精神嗎？那種《卡拉馬佐夫兄弟》裡波別多諾斯採夫所擔心的對話精神，讀到這些章節，讓我們不得不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一圈》就是這種真正對話精神的體現：「新的十二月黨人」在「沙拉什卡」裡重建了蘇格拉底式的對話錄。但是，作家從那時起不斷變化，所以已經不能按照巴赫金的思想來閱讀《紅輪》：這裡沒有狂歡化的語境，儘管個別章節讓人想起了歷史題材民間喜劇。整部歷史鉅著都是作者對中心論題進行探索的嘗試。這應該是對問題的答覆，但問題已不是19世紀革命者提出的那個「誰之罪？」的永恆問題，而是「這一切源於何時？」，何時起俄羅斯走上了崎嶇的山路並開始在這條坑窪不平的路上東倒西歪？這個問題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即存在過「真正的」俄羅斯，那個始終腳踏實地、善於採取公正而正確決定的俄羅斯。而現在，它在我們的眼前四分五裂。為什麼會這樣，它從何時起發生的？古奇科夫想沃羅騰採夫時，他暗想：「為什麼，為什麼俄羅斯沒有這樣的人呢？」古奇科夫自己想成為國家的領導人，但卻沒有成功。在長篇小說裡（像在現實生活中的某個時候一樣），對那些形形色色的覬覦領袖地位的人不斷進行考驗。一些人簡直就是傀儡（如克倫斯基），另外一些人由於畏縮不前及女性而慘遭失敗（如古奇科夫）。只有列寧知道，自己需要什麼，這一點使自己的同志們（如那個溫和的卡緬涅夫，對他的刻畫非常意外）感到十分驚詫。毫不起眼的列寧，像馬拉一樣，靠著自己的思維敏捷迷住了所有人，他向大家說道，應該把一切都翻個個兒，哪怕是最為堅不可摧的事情。

革命的面具完全由謊言編織而成。它無拘無束，蠱惑人心。進入大家耳中的都是一些肆意編造的「歪理」：「所有有良知有理性的事物已經被嚇傻了，而嗓門最大、最兇狠和最愚鈍的就站到了前臺。」（如卡緬卡的村民集會）到處都是對人民的溢美之詞，而後者卻在用自己的殘酷行徑玷汙著美麗的俄羅斯。「法國的君主制反抗了3年，而我國的卻只有3天。」

整部《紅輪》有好幾千頁，而時間的進展卻異常快速：國內的動盪不安，急迫的敘述，還有那些講述尼古拉二世、列寧、米留科夫、古奇科夫和托洛茨基等冗長的章節，它們往往什麼都沒有說清楚就戛然而止了。人物形象經常處於運動的過程中，人的命運發生逆轉，一切都進展得十分快速，潛在的聯盟根本就沒有機會坐下來談一談合作的事情。只有一個人從這個連他自己也沒有預料到的急劇變化的歷史事實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就是列寧。他剛剛參觀了蘇黎世的方尖碑，而現在卻在科舍辛斯卡婭私宅的陽臺上進行演講。但是，這並沒有使列寧成為一個正面人物，就如同瞬間把一個宗法制的卡緬卡變成充滿仇恨的地方一樣，這同樣沒有使它成為俄羅斯的典範。

時間的瘋狂流逝應該就「病人是否會死去」這個問題給予答覆。正像拉丁諺語所說的：我們肯定會死去，但我們不知道確切的死亡時間。在《紅輪》中，一切似乎正相反：我們不確定會死去，但知道確切的死亡時間。節拍器的滴答聲一直會持續到那個命中註定的時刻——但這之後會是死亡嗎？整部史詩都建構在這種不確信上。一個人物發問道：如果世界歷史的意義就在於俄羅斯的滅亡，這會怎樣？於是他明白了他面對的不是一個需要包圍並消滅的敵人，而是一個混沌不清的威脅，即整個俄羅斯都在向深淵滑去……

每一個人對這種滑行都給出了自己的稱謂。歷史學家米留科夫（索爾仁尼琴認同他的觀點）認為這是新的混亂，瓦爾索諾菲耶夫則認為到了「卑鄙靈魂」統治國家的時候了，卡維尼奧夫卻說這是「普遍的斷裂」。（對索爾仁尼琴而言，斷裂是一個關鍵詞，這一術語源於黑格爾。青年人在爭論「斷層」和「躍進」這一絕對精神的相互轉換。）奧利達懷著悲憤之情看著「家園」的徹底崩潰（「難道有什麼事物會永恆存在嗎？……不，……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讓人依戀」——恰達耶夫1836年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學書簡中寫道）。直率的科爾尼洛夫認為在一切方面都是社會渣滓在歡慶勝利。

四個「節」讓我們看到了俄國患的這場急性病的歷史。按照索爾仁尼琴的觀點，這段歷史的第一個明顯的症候就是法國大革命。《紅輪》裡引用了兩個對這場革命給出診斷的歷史學家的觀點，即梯也爾和泰納。他們提出的主要問題是：紅色恐怖是革命的自然階段還是種種情況使然，如反對君主制集團的戰爭，旺代省的暴動，等等。泰納非常絕對：一切早以預先註定。他揭露了傾向革命的知識分子組織，這些人在1787年破壞了社會的道德基礎，為未來的雅各賓派肅清了道路。索爾仁尼琴同意他的觀點，但不認為布林什維克發揮著泰納賦予雅各賓派的那種作用。與其他「群魔」比較起來，列寧起碼具備一個優點，就是他從不撒謊。但是毀滅國家的並不是「小教派」，而是膽小鬼和饒舌鬼。在沃羅騰採夫（還有其他人物）的家庭悲劇與社會的道德腐化之間有明顯的共同點；造成兩種情況的原因都是缺乏遠見。索爾仁尼琴筆下的人物就像被剃去了頭髮的參孫一樣孤立無援，而且無法再恢復原有的力量；他們像盲人一樣，撼動不了神廟的基柱。參孫同樣出現在了《紅輪》中，即薩索諾夫將軍，他希望給人們帶來福祉，結果帶來的只有仇恨。

在沒有對革命進行徹底審判之前，寫它是很難的事情；作為一個當事方，審判革命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歷史學者有陷入老古董的危險，而小說家則有在事件發生後當預言家的危險。預言家不喜歡歷史，他們預測那個既不知道未來也對過去熟視無睹的當下。索爾仁尼琴竭力塑造一個無知的情景，當需要堅決果斷地深信她的話或者相反時，誰也不知道先知正確與否。預言不幸的事情需要非常認真的平衡，而《紅輪》中的平衡（儘管主人公體會到了那些幸福的時刻）原來是突刺過於輕鬆。最主要的平衡是來自阿爾巴特街附近小弗拉西耶夫衚衕的星佔家。桑尼亞和科加意外地碰到了他，愉快地聽著他的那些充滿了預見性的話語。是否需要參軍？信奉托爾斯泰主義勿以暴力抗惡的桑尼亞燒掉了自己的偶像並報名參軍。黑格爾信徒科加不相信個體的作用，但也報名參了軍。星佔家對他們說改變將會是漸進的，並且會很慢。作為一個「路標派分子」，他否定了黑格爾有關崇拜力量和絕對精神的轉換的學說。問題在於，哪一點更有道理：是作為真的真理還是作為公正的真理？如果過分明顯地傾向於其中的一點，就會丟掉另外一點。「路標派分子」表現了令人羨慕的靈活性，但還是令人無法理解，除此之外，引起了一片反對聲，列寧也加入其中。瓦爾索諾菲耶夫讓人想起了《日瓦格醫生》中的維傑尼亞平：崇拜時尚的柏格森主義，還宣傳時間的價值，即道德的封閉時間和先知的開放時間的價值。但是這一切都是在《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時間被詳細劃分之前的事情！而之後的六千頁，桑尼亞獲得了臨時休假證後，和未婚妻在莫斯科散步，突然又和星佔家聊了起來……

索爾仁尼琴確信，早在1917年2月至4月間，局勢已無法挽回。賭注已下，一切都充滿了謊言，一切都被「小人們」的誇誇其談所矇蔽。「這本書不應該寫成對過往歷史的自我觀點的表達，而且還累得氣喘吁吁。而應該這樣寫，使讀者切身體會父輩們的所有疑慮和錯誤，即使他今後會重複犯那些錯誤，沾染上這些錯誤，也比受今天‘不正確’的理解的影響好。那樣的話，就將看到益處：過於自信的孩子們就不會貿然地對俄羅斯說三道四。」（《〈1917年的革命〉寫作日記》）但從哪裡開始講述，又講到哪裡結束？怎樣確定故事開端講到哪裡，何時才能得出已被意識到的錯誤結論？以便從這裡開始回顧歷史、追溯未來。時間分割得越細緻，我們越是按照作者的思路沉迷於小說，那麼出路就會越不清晰，小說也會緊緊地侷限於「可怕的現實」——這類似於黑格爾的「可怕的無限性」。這樣，索爾仁尼琴與那些在他之前在這種遠離現實以及俄羅斯深陷的這種虛無中發現詩意的人觀點相近。首先這是列米佐夫的豐富聯想。列米佐夫的俄羅斯好像燃燒在赫拉克利特所說的活火上。他的敘事詩《被掀動的羅斯》，全詩由一些詞句片段和火焰的語言組成，我認為，這首詩對索爾仁尼琴施加了影響。但是，與《紅輪》不同，列米佐夫的長詩裡的火代表著審判：

一切會呼吸、有生命、生長的事物都會面臨審判，用火來審判。火是最後的法官——審判一切並毀滅一切。

與索爾仁尼琴相比，列米佐夫更加大膽地磨壓現實，而且同前者一樣，也描寫了普通民眾帶來的以及給它造成的各種苦難：「就像削鉛筆一樣，把人身上的肉切成碎片」。但更為重要的是他進一步補充說道：「……這場強風正是我賴以存在的基礎」。在《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中，反覆出現一個單詞「紊亂」。這類似於列米佐夫作品中的「朝向四面八方」。大家奔向何方？大旋風要把他們拋到何處？拋向四面八方……

下面我們將索爾仁尼琴的表述與專業歷史學者的結論進行一下比較。最新出版的有關俄國革命的最有分量的著述是前文提到的奧蘭多·費吉斯寫的。在他的這部研究著作中刻畫了所謂的「見證者人物」的肖像，他們的命運貫穿了整部書的始終。費吉斯的結論是，烏托邦（即意識形態）扮演的是次要作用，在一連串的革命事件中，暴力引發了暴力。殘忍的秉性在軍隊、日常家庭生活、孩子的教育甚至宗教活動中司空見慣。可以把索爾仁尼琴筆下虛構的人物形象和費吉斯筆下的「見證者人物」分成幾個型別：借斯托雷平改革之機走出公社的農民（獨戶農民），同村人恨他們甚至超過了對過去的地主；還有自由地主（費吉斯以利沃夫大公為例，他比索爾仁尼琴更加同情這些人）。此外，《紅輪》裡沒有費吉斯非常珍視的有文化的農民形象，這些人追隨布林什維克並不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而是因為無法在舊俄國得到發展。那個在一戰前線因戰功獲得五枚勳章的農民烏特金之所以成了布林什維克的領袖，是因為在務農這條道路上他看不到什麼希望。在圖拉，當烏特金喊著「打倒布林什維克！」時，起義的工人們不停地吹著口哨，於是他毫不遲疑地命令向他們開槍。獨戶農民謝苗諾夫，1918年帶著自己的家業回到了那個自願建立集體農莊的村社，他就是1906年農業改革失敗的活見證人。如果說，對於英國曆史學家費吉斯而言，之所以發生這一連串事件，根源是殘酷待人的傳統，那麼對於俄羅斯小說家索爾仁尼琴而言，則是肆無忌憚的謊言以及理智的喪失。

作家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上士基爾皮奇尼科夫為了不向首都民眾開槍射擊，他「越過界限」獨自一人掀起了暴亂，但沒有一個人支援他的行為：「……這群人不知是基爾皮奇尼科夫帶的，還是自發來的——分不清楚」。索爾仁尼琴詳細地，幾乎是在非常微觀的層面上分析了人怎樣跨過界限，恣意妄為如何瀰漫，一切社會原有的固有聯絡如何土崩瓦解。

歷史學者無法做到的，反而啟發了長篇小說家。作為歷史學者的索爾仁尼琴不斷追問這一股股謊言和囈語的本源問題，越來越深入到久遠的過去，他認真地盯著筆下的人物形象，在他們的生平經歷中不斷摸索，有時就會找到那個無助、絕望或者幻覺為主的時刻。他不斷求索造成這場「重病」的緣由和先兆。作為作家的索爾仁尼琴卻深受以下情況的鼓舞：小說文本的細緻切分與人物形象（所有以及個別人物的）的呼吸節奏相符。這是個敗筆，但卻是一個天才的敗筆：作者經常會承認這一點，特別是在那些什麼也不會發生的祈禱的時刻，還有在主人公無法寬恕自己的罪過而懺悔的那一刻。比如說桑尼亞，他看到謝維利揚神甫是如此輕易地做到了這一點而感到無比震驚。還有對自己孩子的夭折有深深負罪情結的濟娜，向阿羅尼神甫懺悔，艱難地說出自己所犯的罪惡，就好像是用「打井的錨鉤」從心靈深處一點一滴地把它們挖出來一樣。於是，一條長巾突然落在了她的頭頂，傳來了神甫的聲音：「孩子，她原諒了你的一切罪過。於是，我，不配得到尊重的神甫，就讓上帝賜予我神力吧……」但濟娜卻滿頭霧水，她無法理解，怎麼能夠原諒她的一切罪過呢。沃羅騰採夫時而看到了希望的火花，時而感到自己是上帝的棄兒：「而肩頭又一次地舒展開來。不，前面有個東西在發光。我們並沒有輸掉一切。但又要向哪個路口賓士而去呢？又把自己安放到那塊石頭下呢？」

理性早就不是世界的主宰，對於俄羅斯來講，更是如此。饒恕可以通過祈禱實現，但卻無法聽到。無法寬恕——這才是使廣闊的俄羅斯深受傷害的根源所在。放在以前，失敗是史詩性的，而現在卻是腐爛、虛無……敘述出現了裂縫。於是我們也被卡在了裂縫裡。

但給人一種感覺，似乎索爾仁尼琴預見到了這個批評意見，且間接地給出了自己的答覆，例如，他講到普希金時作了如下的表述：「……僅僅說普希金的歷史感是緊張的還遠遠不夠，這種感覺還出奇地均衡：他可以一方面對他同時代的俄羅斯的內在缺陷表示氣憤（如他1836年寫給恰達耶夫的信），另一方面也不會忽略俄羅斯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你那左右搖晃的三角桌》）當然，索爾仁尼琴本人也是如此。

以西結是聖經記載的一位祭祀，他在前6世紀，在被擄到巴比倫期間，看見異象，宣講22年，正如以西結書所記載。——譯者注

畢希納（1813—1837），德國作家，政治家。——譯者注

胡爾德萊斯·慈運理（慈運理又譯作茨溫利，1481—1531），瑞士的基督教新教改革運動改革家之一。——譯者注

帕爾烏斯，原名亞歷山大·列沃維奇·格利方德（1869—1924），1903年起成為孟什維克，參加了1905—1907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遭流放，後逃亡德國。曾與托洛茨基一起提出過所謂的「永遠革命」理論。一戰期間在柏林創辦過《鐘聲》雜誌，支援戰爭中德國的立場，與德國司令部合作。——譯者注

狄刻是希臘社會中代表公正、公平判決的權利和法律的正義女神，是公正和正義的化身。——譯者注

參見：cолжehицыhА.И.pa3mышлehияhaдФeвpaльckойpeволюциeй//pоccийckaягa3eta.2007.27фeвpaля.

涅恰耶夫（cepгeйГehhaдьeвичheчaeв，1847—1882），俄國革命運動參加者。——譯者注

2007年，索爾仁尼琴給本書作者寄來了一封信，信上列出的是他在寫作《紅輪》期間使用的207個文獻，但是，這個文獻清單並不完整。在作者親手寫的參考文獻中有900多個引用，但他在佛蒙特州僑居期間，不知從何時起不做登記工作了；在目前正在準備出版的新一版中，在參考文獻處，作者特意在補充的著述和文章上面做了記號，這些都是作家以前不曾登記過的，大約有2000個（這是從娜·德米·索爾仁尼琴娜處得來的資訊）。

這個人的原型是工程師彼得·阿基莫維奇·帕爾欽斯基，後來被布林什維克槍決。「這是一位興趣驚人廣博的工程師和學者。礦業學院（1900年）畢業生。傑出的礦業專家。從他的著作目錄中可以看到他研究過以下各方面的問題並留有著述：經濟發展的一般問題，工業品價格的波動，煤炭輸出，歐洲港口裝置及運營，港口管理的經濟問題，德國的安全技術，德英礦業的集中化，礦山經濟學，蘇聯建材工業的恢復和發展，高等學校培養工程師的一般問題，此外就是關於礦業本身的著作，單個區域和單個礦床的描述（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古拉格群島》，第三卷，第十章）

1892—1917年對彼得堡監獄（按其建築物形狀）的俗稱，1905—1907年革命以後，主要用來關押政治犯。——譯者注

原名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吉姆梅爾（1882—1940），俄國革命運動的參加者、經濟學家、政論家。1903年參加為社會革命黨，1917年起為孟什維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十月革命後在蘇維埃經濟機關工作。1931年因參加孟什維克反革命組織而被判刑。——譯者注

吉姆梅爾是俄羅斯的德國人。書中有一個片段，把蘇哈諾夫—吉姆梅爾與科爾尼洛夫將軍進行了對比：「是的，他的話充滿激情，但缺少技術含量；是的，沒有明確的政治觀點：科爾尼洛夫對政治一竅不通。但，他的雙手沾滿了鮮血。而蘇哈諾夫，會觸及到關鍵問題嗎？他不知道保護鮮活文化和國家的感受，他只服務於意識形態和共產國際，而這裡，對於他來講只不過是無思想性。」

斯捷克洛夫（Юpийmихaйловичctekлов，1873—1941）別名納哈姆基斯（haхamkиc），俄國革命活動家、政論家。蘇共黨員（1893年起）。1917年任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1917年起先後擔任《訊息報》、《新世界》雜誌、《紅色田地》編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譯者注

pemи3овА.И.В3вихpehhaяpycь//pemи3овА.И.cо6pahиecочиhehий.t.5.m.，2000.c.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