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現在，我的男人突然既不憤怒也不再灰心喪氣了。安德魯還不知道這點。他打電話邀請我們過去吃飯，我接受了，但我沒機會提起發生在芬斯伯裡公園裡的奇事。戴維似乎不怎麼擔心。在駕車的路上（通常我們打車過去，但戴維表示這次他不想多喝，不會超過偶爾小啜的一杯葡萄酒，所以我們就開車來了），我輕聲問戴維是否會告訴安德魯有關「好訊息」的事。

「為什麼問這個？」

「沒什麼原因。」

「你認為我不應該告訴嗎？」

「不是。我是指……你知道的，如果你想告訴他，你就應該告訴。」

「凱蒂，說老實話，我發現這件事挺難說的，如果不想被別人當作怪人。」

「是啊。」

「為什麼你會這麼認為呢？」

「我不知道。」

「人都很主觀片面，你不覺得嗎？」

「確實是這樣。那麼，也許最好別提這個話題。」

「我想你是對的。在我……在我找到合適的話語談論這個問題之前。」

我全身所有的肌肉都鬆弛了下來，我甚至都沒覺察到自己一直很緊張，但我還是覺得今晚可能會有點難熬。「那你想過要聊些什麼嗎？」

「你說什麼？」

「你想過我們要聊些什麼嗎？該怎樣聊呢？」

「我怎麼知道？你問得好奇怪，凱蒂。以前你也到過別人家裡吃飯。你知道是怎麼回事。話題自己會跑出來，然後大家就來談天說地。」

「理論上是這樣。」

「什麼意思？」

「不錯，大多時候是這樣的，但如果我們去安德魯和卡姆家吃飯，情況就不同了，安德魯和卡姆出門迎接我們，我們來到屋裡，然後安德魯就會說，某某人是個手淫者，他的那本新書簡直糟透了，接著你會說，某人拍的新電影只是一齣無意為之的鬧劇——即使我知道事實上你十有八九沒看過那部電影——而我和卡姆會微笑地坐在旁邊。有時候，如果你們也說一些有趣的事而不是一味地用髒話罵人，我們也會開心地笑。然後，你就喝醉了，你告訴安德魯他是個天才，安德魯也喝多了，他也說你是個天才，再後來我們就回家了。」

戴維吃吃地笑起來：「胡說。」

「你愛信不信。」

「真的嗎？那就是你對我們和安德魯與卡姆在一起的那些晚上的印象嗎？」

「這不是印象。」

「如果你這樣想，我很難過。」

「並不是我這樣想，可事實就是這樣。」

「我們等著瞧吧。」

到了安德魯家，我們坐下來喝了杯茶。

「最近好嗎？」卡姆問道。

「還不錯，」我回答。

「這麼說，比他媽的才子j要好，」安德魯歡天喜地地說。交談總是這樣開始的——「還不錯」，因為我們還不錯，就給他機會談論某個最近過得不好的人：j某是位知名作家，他最近倒霉透了。他的新作惡評如潮，也沒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其間，老婆又和一個比他年輕的競爭者跑了。如果在過去，戴維一定會接過「這杯酒」痛飲一番，但現在，他只是看上去有點不安。

「是的。」戴維輕聲說，「他最近一直不太好，對不對？」

「對的，」安德魯說。大概是因為戴維已經以他自己的方式對j的事做出了一點反應——最近不太好，但是沒有接著他媽的才子j說下去，於是，他又滿懷希望地補充道：「他媽的才子。」

「你們兩個最近還好吧？」戴維說。

安德魯看上去有點迷惑了——他已兩次伸出了仇恨的手，可兩次都被拒絕了。他又試了一次。「我們比那個他媽的才子要好，」他說，被自己的玩笑給逗樂了。

「那很好，」戴維說，「我很高興。」

安德魯吃吃地壞笑起來，似乎戴維已不知不覺地上鉤了。「你看沒看《泰晤士報》週日版上的評論？哥們，我真想把打字機扔到窗外，然後去移民。」

「沒看。」

「我把它放在什麼地方了，正想著把它裝在框子裡呢，要把它找出來嗎？」

「不用了，沒關係的。」

通常至此，我和卡姆會讓他們獨自討論他們的話題，然後四個人會按性別整齊地分為兩對，但現在還沒有我們可以離開他們的「話題」，所以我們只好坐在那裡安靜地聽著。

「為什麼不看？」

「我……呃，我已經不再看評論了，我太忙了。」

「哦——，我明白了，你是在說我呢。」

「不，不，對不起。你知道，我不是有意暗示那些有時間閱讀評論的人，在某個方面比別人差。我不想評價任何人。」

「你不想？」安德魯高興地笑了起來。「戴維，你這個坐在最高法院最高席位中間的人說不喜歡評價任何人！」你能領會安德魯的意思，這是諷刺提升到了更新、也精細到不可想象的層次了。

「那你怎麼一下子就忙得沒時間閱讀評論呢？最近在忙什麼？」

「最近我……呃，我正在設法策劃一項‘家庭收養街頭流浪兒’的活動，大概就是這樣吧。」

談話停了，安德魯和卡姆仔細盯著戴維的臉琢磨了一會，隨後又笑起來，這次是兩人一起笑。笑聲顯然把戴維刺痛了——他的臉紅到了耳根，似乎笑聲里長滿了刺，在往腦袋裡鑽時，扎到了臉一般。

「你說你正設法策劃這項運動，」安德魯問道，「莫非是指你正設法讓它停下來？」

「不，」戴維膽怯地答道，「我在努力開展這項運動。」

此時安德魯的臉上，第一次露出了懷疑的神情。

「你的意思是？」

「哦，說來話長，以後有時間再說吧。」

「那好。」

接下來便是長長的沉默。

「誰要吃點東西？」卡姆問。

這裡有一份人員名單，裡面羅列了迄今為止安德魯和戴維認為是靠吹捧起家的無能之輩，或者完全是卑鄙下流之徒：綠洲樂隊、滾石樂隊、保羅·麥卡特尼、約翰·列儂、羅比·威廉斯、金斯利·艾米斯、馬丁·艾米斯、伊夫林·沃、奧伯倫·沃、薩爾曼·拉什迪、傑弗裡·阿徹爾、託尼·布萊爾、戈登·布朗、威廉·莎士比亞（但是公平地講，他們只是鄙視莎士比亞的喜劇以及部分歷史劇）、查爾斯·狄更斯、e·m·福斯特、丹尼爾·戴-劉易斯、巨蟒團隊、戈爾·維達爾、約翰·厄普代克、托馬斯·哈里斯、加布裡埃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米蘭·昆德拉、達米恩·赫斯特、翠西·愛美、梅文·佈雷格、丹尼斯·博格坎普、大衛·貝克漢姆、瑞恩·吉格斯、薩姆·門德斯、安東尼·伯吉斯、弗吉妮亞·伍爾夫、邁克爾·尼曼、菲利普·葛拉斯、斯蒂芬·斯皮爾伯格、萊昂納多·狄卡普里奧、特德·休斯、馬克·休斯、西爾維婭·普拉斯、斯蒂維·斯密斯、馬吉·斯密斯、斯密斯樂隊、艾倫·艾克邦、哈羅德·品特、戴維·馬麥特、湯姆·史託帕德，當然，少不了所有其他當代的劇作家，加里森·凱勒、蘇·勞莉、詹姆斯·勞蒂、傑里米·帕克斯曼、卡羅爾·金、詹姆斯·泰勒、肯尼斯·布拉納、範·莫里森、吉姆·莫里森、考特尼·樂芙、考特尼·考克斯以及《六人行》的全體演員、本·埃爾頓、斯蒂芬·弗萊、安德烈·阿加西、彼得·桑普拉斯以及所有當代男子網球運動員、莫尼卡·塞萊斯以及歷史上所有女子網球運動員、貝利、馬拉多納、林福德·克里斯蒂、莫里斯·格林（「一名跑得比誰都快的賽跑運動員怎麼能是被吹出來的呢？」有一次，我絕望地問他們，但他們沒能給我一個滿意的答案。）、t·s·艾略特、埃茲拉·龐德、吉爾伯特和沙利文、吉爾伯特和喬治、本和傑瑞、鮑威爾和皮斯伯格、馬克思和斯賓塞、柯恩兄弟、史蒂夫·旺德、尼科爾·法西以及所有狗孃養的以設計服裝為生的人、納奧米·坎貝爾、凱特·莫斯、約翰尼·德普、斯蒂芬·桑德海姆、巴特·辛普森（但是沒有霍默·辛普森）、荷馬、維吉爾、柯勒律治、濟慈以及所有的浪漫主義詩人、簡·奧斯丁、勃朗特三姐妹、肯尼迪家族、電影《猜火車》的導演和演員、《兩根大煙槍》的演員、曼德拉、教皇，所有他們中學、大學現在在新聞、廣播或者藝術界小有名氣的校友、同學，還有很多很多相當多的人，名單太長了，我不能在這裡一一列舉。實際上，寫下在世界歷史上他們兩個人都喜歡的人則要容易得多：鮑勃·迪倫（但不是最近）、格雷厄姆·格林、昆汀·塔倫蒂諾和託尼·漢考克。我記不起還有其他什麼人曾得到過這兩位我們的文化守護人呱呱叫的贊同。

過去我不喜歡聽他們說某某人如何無用，如何讓人厭惡，如何無能和糟糕，他們是如何不配落在他們身上的那些榮譽以及他們遭受到的不幸完全活該之類的話。但我今晚卻想念過去的戴維——我想念他就像人也許會懷念身上的某塊傷疤或者某隻木製的假肢一樣，表面上難看但卻有特點。過去和戴維在一起時，你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以前也從未覺得尷尬過。的確，我是有過疲憊和絕望，偶爾也會口出穢言，我幾乎可以肯定，有時也會感到憤怒，但我從沒有任何尷尬。我已經習慣了他的憤世嫉俗，而且不管怎麼說，我們現在都玩世不恭，但就在今晚，我才真正認識到這點，憤世嫉俗是我們共同的語言，是實際流行的世界語，雖然我說得還不太流利——我喜歡的東西太多，而且我不太嫉妒別人——但我掌握的已經能讓我混過去了。不管怎麼說，完全避免憤世嫉俗和揶揄嘲弄是不可能的事。打個比方，說到倫敦市長競選，或者黛米·摩爾，或者維多利亞和貝克漢姆，或者布魯克林時，你不得不變得酸一點，只是為了證明你是個完全合格、深思熟慮的大都市人。

我不再很懂這個和我一起生活的男人，但我非常明白，今晚幾乎肯定會有這樣一個決定性意義的時刻，戴維新近發現的誠摯以及他希望去愛、去理解所有人，甚至是上帝造物中最任性的一個，將會完全不被人理解。果然，這個任性兒變成了即將離任的美國總統，這次不是安德魯，而是卡姆在挑戰戴維的真誠品質。我們談起了美國的總統初選——我們儘可能從一個幾乎完全不知情的立場出發。卡姆說，她真的不在乎下一位總統是誰，只要他把那玩意放在褲子裡不去玩弄年輕的女見習生就行。戴維顯然覺得不快，他在椅子上扭動著，最後問我們是在對誰評頭論足，卡姆衝他笑了起來。

「我沒開玩笑，」戴維說，「我不想再去譴責那些我們對他們的生活一無所知的人。」

「可是……這是我們所有談話的基礎啊！」安德魯說。

「我厭煩這樣，」戴維說，「我們對他一無所知。」

「我們知道的比想要知道的多。」

「你知道什麼了？」戴維問他。

「我們知道他在撒謊。」

「我們知道嗎？即使他撒謊了，我們又知道為什麼嗎？」

「什麼？」卡姆說，「社會是用來譴責的，要不希拉里……？戴維，我不相信這個。」

「你不相信什麼？」

「你在為克林頓辯護。」

「我沒為他辯護，我只是討厭中傷別人。那些讓人討厭、無聊的辱罵與中傷，不費力氣的俏皮話，對我們不認識的人評頭論足還有沒完沒了的髒話，讓我真想去洗個澡。」

「你可是我們的客人，」安德魯挖苦道，「那邊有塊乾淨毛巾。」

「但是比爾·克林頓！」卡姆說，「我是說，對他如果都不能罵的話，你還能罵誰呢？」

「我不知道真相。你也不知道真相。」

「真相？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男人，不，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已婚男人讓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孩子為他進行口交，事後又百般撒謊、隱瞞。」

「我想他一定遇到了很多麻煩和不幸，」戴維說。

「我不信，」安德魯說，「你過去一直用電子郵件給我發關於克林頓和萊溫斯基的黃段子。」

「我倒希望我沒做過那些事情。」戴維說話時，強烈之情溢於言表，坐在桌旁的幾個人，臉上露出了明顯的困惑。我們都沉默不語起來，只好專注於我們的三色糕。

我對主人家新裝修的廚房大膽地發表了完全肯定的評價。大家開心了一會，但毫無疑問，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只有很少的話題能提供給我們這樣和諧的氛圍。我們三人中不時有人不小心說錯話，彷彿我們都患上了某種文化抽動症。我不小心貶損了傑弗裡·阿徹爾的創作能力（只不過我在對某個電視節目交換看法時順便提了一下——甚至算不上什麼評論，至多是個微笑而已，要不然這談話就無懈可擊了）。戴維便說我對寫本書有多麼難毫無概念。卡姆開了某個政客的玩笑，他最近因為挪用公款蹲了監獄，他的名字現在成了不可信任的別稱，而戴維則請求寬容和諒解。安德魯稍稍嘲弄了薑汁辣妹在聯合國的作用，戴維就說做點什麼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強。

換句話說，這不可能。我們沒辦法正常說話，結果那晚的談話很早就在混亂與笨拙中草草收場了。在我們這個住宅區裡，大家有個共識，像薑汁辣妹、比爾·克林頓以及傑弗裡·阿徹爾這樣的人是行為不軌的，如果有人到處為他們辯護，那麼，這個共識就會被打破，一切又會變成無政府狀態。有沒有可能僅僅是因為某個男人不願意對薑汁辣妹粗魯無禮妻子就要同其離婚？我很擔心這種可能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