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共大約有一千兩百名病人。有些病人我常能見面，而另外一些則很少碰面。有些人我能幫忙，有些人我卻幫不上忙。那些最讓我痛苦的病人，是我經常見到卻幫不了什麼忙的人。我們稱他們為灰心病人，原因顯而易見。有人曾經計算過，大部分執業醫生的病人名冊中都會有大約五十名灰心病人。他們走進診療室，坐下來看著你。我們都知道這病已無藥可醫，我覺得內疚、悲哀，覺得自己是在欺騙，但是，如果你告訴病人事實真相，又太過殘忍。我們不會去找那些不能幫助我們且經常讓我們失望的人，比如說連影像都穩定不了的電視修理工、不能堵漏的管道工、沒法使燈亮起來的電工……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和這些人的關係中止了，因為他們不能為我們做任何事情。但我與灰心病人之間的關係永遠也不會中斷。他們會坐在那兒，永遠用責備的眼光看著你。

我知道，並且希望考滕扎夫人也知道，我對她的病無能為力。她的關節痛、背痛，疼痛使她夜不能寐，即使吃止痛藥似乎也不管用。她一次次地會來找我，無數次地與我交談，我一再地想，卻想不出任何有用的法子來（每次我都會在開藥、研究x光片上或者探測檢查上反反覆覆花上好多時間），現在，我只是希望她會去找別的醫生看病，讓我獨自待著，讓我去給那些我覺得還有把握治好的人、有希望的人和更年輕的人看病，因為考滕扎夫人老了，甚至比她七十三歲的高齡還要顯得蒼老，她的病是因為她的年紀以及一生為別人做清潔工落下傷痛的緣故。（面對事實吧：這些房屋屬於像我這樣的人，所以這裡面有著奇怪的迴圈。也許如果我們都忘掉要做個好人，忘掉去拯救世界，那麼考滕扎夫人就不需要醫生了。如果我不是竭力幫她治病，這樣我永遠騰不出時間來為自己擦地板，也許考滕扎夫人就能從病痛和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去做一些對社會有用的事情。也許她會用畢生的時間教成人識字，或者為離家出走的青少年提供幫助。）

就在「好訊息」到我家的第二天早晨，考滕扎夫人拖著腳走進了我的診療室，因為歲月和操勞的緣故她的頭髮已經變得灰白，她砰地跌坐在椅子上，搖搖頭。我的心也開始變得沉重起來。我們有兩三分鐘都沒說話，等她把氣喘勻；在沉默的當兒，她用手指了指我別在佈告板上莫莉和湯姆的照片，然後又指了指我，我微笑著點點頭，她也笑了，還豎起了大拇指，意思在說他們長這麼大了。我確信此時我們倆的想法是一樣的：當她第一次來找我看病時，他們還沒有多大。佈告板上的照片也就是兩個蹣跚學步的孩子，說孩子們長大了只會突出我的無能。

「你好嗎，考滕扎夫人？」等她喘息漸趨平靜，似乎可以進行交談的時候，我便問道。她搖頭說她不好。

我看了記錄說，「上次給你開的藥片怎麼樣？」她又搖頭，藥也不好。

「你能睡著嗎？」她睡不著。她的睡眠也不好，沒有什麼是好的。我長久地注視著她，直到我尷尬起來，然後又專心致志地看起了病歷，就好像那裡面有什麼東西不僅能解決考滕扎夫人的問題，而且也能解決整個世界的問題。

突然，我想起來我家還有位能治療一切的人物，如果我是醫生，不管是哪一類的方法，我都應強迫自己去試一試。我打電話給戴維，叫他把「好訊息」帶到醫院來。

「你得付他錢，」戴維說。

「從哪兒出？從我秘密醫療預算裡嗎？」

「我不管。但你不能白用他。」

「這樣好不好：他幫考滕扎夫人治病，我們不收他房租和寄宿費，或者電費，也不計較他給我們帶來的諸多不便。」

「你不能每天都把他帶到你那兒去。」

「我不要他天天來。你知道的，我是個完全有能力的醫生。我開出的抗生素偶爾還是有效的。」但一邊嘴上說這話，一邊我就開起一張我的其他久治不愈的病人的名單。只要想一想：沒有阿瑟斯先生，或者邁克布賴德夫人，或者巴米·布賴恩·比奇先生——我們這麼漠然地稱呼他，工作該有多美好啊。

「好訊息」一刻鐘就趕到了，一刻鐘似乎挺長，但不比我平時給考滕扎夫人看病的時間長，現在這個時間被縮短了，我很開心。接待人員用怪異的眼神打量了我幾眼，但他進來也沒人反對。

考滕扎夫人盯著「好訊息」眉上的飾針，臉上明顯充滿敵意。

「你好啊，親愛的，」「好訊息」說，「你真是個美人，對嗎？我該怎麼稱呼？」

她還是盯著他。

「這位是考滕扎夫人。」

「不是這個名字。她自己的名字，姓之前的名字。」

我當然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我才幫她看了五年病。我忙亂地翻著病歷。

「瑪麗亞。」

「瑪麗亞。」「好訊息」說了一遍，然後又說了一遍，這一遍是用一種誇張、故意的歐洲腔說的。「瑪——麗——亞。嗯，我們要為瑪麗亞做些什麼呢？你知道《西區故事》那首歌嗎？」

「那是《音樂之聲》，」我告訴他。「《西區故事》是另一首。」我想了一會，我懷疑這是否將是整個診療過程中我惟一展示專業知識的機會。

「這樣看來，你就有兩首為你寫的歌了？」「好訊息」說，「我一點都不吃驚，像你這般可愛的女孩。」

考滕扎夫人靦腆地笑了。她這麼容易哄，我真想一把掐死她。

「那麼，我們需要做點什麼，才能使瑪麗亞再次翩翩起舞呢？」

「她的大部分關節都有慢性炎症。臀部、膝蓋還有後背都痛得很厲害。」

「她難過嗎？」

「我覺得應該難過，那麼疼痛。」

「不，我的意思是，比方說精神上的痛苦。」

「你是問她的精神痛不痛苦？精神上的痛苦同膝蓋上的痛苦是相對的嗎？」

「是的，確實，自作聰明的醫生，我不像你一樣善於談話。但是，讓我們看看我們中誰可以為她做點什麼。」他半開玩笑地說。

「為什麼，在你給她治療前她非得不開心嗎？」

「是啊。如果我能夠觸及到悲傷，它就有用。」

「你傷心嗎，考滕扎夫人？」我問她。

她看著我：「傷心？」她的聽力和英語都不是很好，所以很難知道她是沒聽清楚，還是沒聽懂。

「是的，傷心。」

「哦，是的，」她以只有老年人談起這樣的話題時才會有的口吻說道，「非常非常地傷心。」

「為什麼？」「好訊息」說。

「太多事情使我難過。」她邊回答邊用手指指她的衣服——自打我認識她起，她便一直穿著黑衣服——眼裡噙著淚水。「我丈夫，」她說，「妹妹、爸爸、媽媽，事情太多了。」我們並不想冷漠無情，但中立地看待別人的痛苦肯定是毫無益處的，我想知道考滕扎夫人是不是如今只有一個人了。「還有我兒子。」她繼續說道。

「你兒子不在了嗎？」

「不，不，他沒死。他很壞，搬到阿徹威去了。他從不給我電話。」

「這夠傷心嗎？」我問「好訊息」。我不知道我們必須觸及悲傷。突然，讓「好訊息」會見巴米·布賴恩的想法不再那麼有吸引力了。我在想，一定有很多悲傷就藏在巴米·布賴恩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而它們聽起來恐怕不太好受。

「是的，」「好訊息」說，「我能感覺到其中的絕大部分了。跟她解釋一下，我要觸控她的肩膀、頸部和頭部。」

「我知道的。」考滕扎夫人說，她還有一點敵視。

「那樣行不行？」我問她。

「可以。」

「好訊息」閉上眼睛和她面對面地坐了一會，然後起身站在她身後，開始給她按摩頭部。他一邊按摩一邊喃喃自語。他說什麼，我一句也聽不懂。

「好熱。」考滕扎夫人突然說道。

「很好。」「好訊息」說，「越熱越好，有效果了。」

他說對了。有什麼事情正在發生。也許這只是一瞬間體驗到的強度，也許只是越來越專注，但我似乎感覺到房間變得越來越暖。有一刻，房間也似乎變亮了。我不想去感覺，我也不想去注意天花板上那個燈泡似乎已經從昏暗的四十瓦變成了刺眼的一百瓦。感覺和看到這些事情似乎與感覺到以及看到很多其他更復雜的事情有類似之處，但如果你不在意，我寧願沒感覺到也沒看到，所以我會盡力將它們忘掉。

將被證明更難忘掉的是下面這件事：在經過幾分鐘輕柔的按摩以及隨之引起周圍環境的變化後，考滕扎夫人站起身，小心翼翼地伸伸胳膊和腿，對「好訊息」說道：「謝謝你。現在好多了，好太多了。」她也向我點了下頭——也許我是在胡思亂想，但她的點頭似乎十分冷漠，只是一種方式，告訴我她的問題是多麼的無足輕重，如果我具備了足夠的專業知識，治好它會是多麼容易——然後轉身離去了，速度比剛才進來時快了大約五倍之多。

「這樣看來，」我說，「你能治癒衰老所導致的病了。幹得不錯。好哇，你啊，可以掙大錢了。」

「不，她還沒治癒。」「好訊息」說，「她當然好不了，她身體已經垮掉了。但她的生活質量會得到改善。」我看得出他很開心，是真正的開心——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考滕扎夫人。此刻，我覺得自己是多麼的渺小，多麼微不足道，多麼的不可救藥。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原因了吧。」他離開前我問他。「孩子們不在這裡。裡面有什麼奧秘？」

「我不知道有什麼奧秘，那並不是當時我沒告訴你們的原因。」

「那把你那天不能說的事情告訴我。」

「藥品。」

「你指的是什麼，藥品？什麼藥品？」

「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總之我是這樣認為。我吸毒，每個禮拜五晚上在夜總會里都要說‘我愛你，你是我的朋友’之類的混賬話，還有……我就像那些喜歡連環漫畫的美國人。像蜘蛛俠以及超人一樣，毒品改變了我的分子結構，給了我超能。」

「是幻覺給了你超能。」

「我想是這樣。」他聳聳肩。「覺得不可思議，是不是？我說，你們在大學裡要學的是，打個比方，人的胯骨與膝骨連線在一起之類的東西。而我呢，在俱樂部裡鬼混。不過，我們還是站在了同一個地方。我說，可別誤會我的意思，我還是覺得有讓你做事情的地方。」

「謝謝。真的非常感謝。」

「不，沒什麼。回頭見。」

晚上，我坐在那裡看莫莉洗澡，想看看她身上是否還有溼疹，但一點痕跡都沒有了。

「莫莉，還記得你去找‘好訊息’看病的事情嗎？」

「記得，當然記得。」

「你還記得他對你說的話嗎？他問過你什麼？」

「問我什麼？」

「我不知道。當時，他有沒有問你感覺怎樣？」

「嗯——哦，是的。他問過我是否覺得悲傷。」

「然後你怎麼回答呢？」

「我說有時候是覺得有些悲傷。」

「為什麼呢？」

「我為‘鸚鵡’奶奶難過。」「鸚鵡」奶奶是戴維的母親，去年去世了，叫「鸚鵡」奶奶是因為在她家大門門柱上有一隻石刻的鸚鵡。

「是的。那是令人難過。」

「還有波皮。」波皮是家裡養的那隻貓，在「鸚鵡」奶奶去世後不久也意外死了。莫莉離這些死亡非常近，比我們在一個理想的世界裡所期待的，要近得多。「鸚鵡」奶奶是在探望我們的那天倒下去的，雖然那天奶奶在醫院裡一直到深夜才去世，但奶奶很顯然在從家裡被送往醫院的途中就已經不行了；再想想過去，尤其覺得愚蠢，為了走失的波皮，我們居然還組織了個搜尋小隊。莫莉和我在馬路上找到了它（屍體散落在路上）。我多麼希望莫莉沒看到其中的任何一次死亡啊。

「這也挺讓人傷心的。」

「還有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死掉的那個孩子。」

「哦，是那個孩子。」

我流過產，在我生下湯姆前的十八個月，是頭胎第十週一般性的流產，那時我很悲傷，不過現在幾乎已經全部遺忘；我不記得是否與莫莉談過此事，但顯然我跟莫莉說過了。她以自己的方式去哀傷和回憶。

「這件事也讓你傷心了？」

「當然了，那是我哥哥或者姐姐啊。」

「嗯，有可能。」我本想告訴她，對於任何一個八歲孩子來說應該儘可能遠離關於靈魂、胚胎等深刻的問題，但我改變了話題，「還有別的麼？」

「我想，我也為爸爸媽媽傷心？」

「為什麼你要為我們傷心呢？」

「因為你們可能要離婚，你們肯定也會死。」

「哦，莫莉。」

我知道，這個問題有許多答案，但此時，這些答案似乎根本就是虛偽的，我不會讓自己來玩這種必須的父母安慰孩子的遊戲。我們可能會離婚；我們一定會死。在我倏忽而來的厭世和荒涼的思維框架裡，這似乎是一個對這一情境所下的精確結論，我也不想告訴莫莉任何不同的答案。相反，我伸出手，像「好訊息」可能做的那樣，輕輕觸控著她的額頭，企圖把這些想法從她身上拽走，然而這是個註定失敗的企圖。它使我覺得這似乎是我惟一允許自己做的身體接觸；再多一點的溫情就會讓悲痛和絕望充滿整個的心頭。

「現在我什麼也不擔心了，」莫莉愉快地說，好像安慰我是她的分內之事，而不是由我來安慰她。

「真的嗎？」

「是真的。‘好訊息’把它們全趕走了。」

孩子們都上床後，我不想加入樓下「好訊息」和戴維的談話，於是我獨自在臥室裡想了一會兒心思。我和莫莉的談話沒法不讓我思考，儘管不去思考是我目前最喜歡的存在方式。我猜測我是這樣想的：我們過著這樣一種極糟糕的生活，儘管它被極其多的人看作是正常的。而有些人——搖滾歌手、小說家、年輕的報紙專欄作家以及那些假裝把任何同孩子、日常工作以及旅行社安排一切的旅遊有關的東西看作是一種長期的痛苦的精神死亡的人——他們認為，比如我們一心一意擁護傳統生活方式的理想，讓人不屑一顧。還有其他一些人，你應該知道這些人的。會認為我們幸運、幸福得令人不可思議，認為我們被自己的出身、膚色、接受的教育以及收入給寵壞了。我和持第二種觀點的人沒有分歧——我怎麼會有分歧？我知道我們所擁有的以及我們不必去體驗的是什麼。但是另一類……我不知道。因為似乎正常的生活或者這種被這些人鄙視的「正常」生活，本身已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從而防止了痛苦的精神死亡，而要說包含豐富內容的生活也叫人痛苦難忍，那麼這些評價別人的人又算什麼呢？

從出生到現在，莫莉在這八年裡發生過什麼事嗎？幾乎沒有。我們盡最大努力地保護著她，使她免受這世界的傷害。她在一個有愛的家庭裡成長，有爸爸媽媽，從未捱過餓，她接受的教育將會使她為餘生做好準備；但她還會悲傷，而那種悲傷，在你思考它的時候，並不是不合適的。她父母親之間的那種狀態讓她焦慮；她已失去了一個她愛的人（和一隻貓），她已認識到，這樣的失去在未來將會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現在我似乎覺得，對每個人來說，人的普通生存狀態就已足夠具有戲劇性了；你不必通過吸食海洛因或者成為表演詩人去體驗極端。你只需要去愛某個人。

我想另一件事就是我沒能當好母親。她才八歲大，但她已經感到了悲傷……我過去沒想過會是這樣。在她剛出生時，我很確信能避免這一點，但我沒有，即使我明白為自己設定的這個任務是不現實也難以達到的，這其實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我還是參與創造了另一個困惑憂傷的人。

我獨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該是迴歸生活正常軌道的時候了。於是我下了樓，和丈夫還有那位住在主人家裡、戴著眉飾的宗教老師一起吃飯，一起討論住在我們這條街上的每位居民該如何邀請一位無家可歸者到家裡住上一年的事。

他們是認真的，我馬上就認識到了這點。計劃已足夠周詳，他們草擬了這條街上房屋的清單，戴維把他所知道的、有關住戶的全部資訊都寫在了上面。我走進廚房時，他們兩個誰也沒有注意到我，於是，我就站在戴維的後面聽，從他的肩膀看過去，那份清單似乎是這樣的：

1號：不認識。

3號：不認識。

5號：不認識。

7號：老婦人。（也有丈夫？如果他們在一張床上睡，也沒關係。）

9號：不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