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跟我說他要離開家幾個晚上。他沒說去哪兒，也不會留下電話號碼——他隨身帶走了我的手機，以防家裡有什麼急事——不過我料定他是去和他的朋友邁克（離異，本地人，有體面的工作，住高尚的公寓，還有客臥）待在一起了。離家之前，他跟我說我有四十八個小時的時間和孩子們談談；言下之意是等我告訴他們我有多麼不規矩之後，我就會收拾包裹走人了。第一個晚上，我根本睡不著，一個個的問題在我腦袋裡像魚在拖網裡掙扎般鬧騰，我感到在我回答好之前我決不會安寧。大多數問題（戴維會同意我週一晚上來看恐龍節目嗎？）都嗚呼哀哉了；有一些問題，更重要，更頑固，卻令人無法釋懷。比如：我能有什麼權利？你看，我並不想離婚。好吧，我知道我想過離婚，是以前，在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也不知道這會給我什麼樣的感受更不知道這會帶來什麼樣的可怕後果的時候——但是現在，我不願意了，並且我（幾乎）確信我願意做（幾乎）任何事來讓我的婚姻回到正軌上。如果真是那樣，為什麼我要當那個跟孩子們坦白的人？如果他決不考慮任何和解的可能，為什麼我要來替他擦屁股？如果我就是不離開會怎麼樣？他又會怎麼做？我也在另外一些環節上繞圈子：我們決不會走出這個困境了，已經走得太遠了，這種事情只要有了就總是會不可收拾，最好現在就收手……在我心裡，我始終很清楚，我決不能坐下來跟孩子們說我打算離開他們。

「爸爸在哪裡？」莫莉在第二天早晨問我。總是莫莉問這個問題，特別是自從幾天前戴維以他那種所羅門的智慧進行了裁決之後；湯姆看起來再也不感興趣了。

「他出差了，」我說道，好像戴維是渾然不相干的一個人。我是缺乏睡眠才想出這個回答的，因為它和戴維的生活和工作對不上號。過去的幾年裡，孩子們聽慣了他對不得不去報刊銷售亭那裡使用影印機的抱怨；那麼，他又怎麼突然變成了那種在歐洲大都會的酒店裡享用商務早餐的人？

「他沒有工作。」湯姆以無可爭辯的口吻說道。

「他有的，」莫莉說道，甜蜜而又忠實。

「那麼是什麼工作呢？」湯姆這會兒或許更喜歡母親而不是父親，可他在時機不合適的時候按捺不住地刻薄傷人，我敢說，這點並不像我。

「為什麼你總是和爸爸過不去？」

「為什麼問他做什麼工作就是過不去呢？」

「因為你知道他什麼都不做，而你卻反覆地提。」

湯姆看著我，搖了搖頭。

「你真是不會吵架，莫莉。」

「為什麼？」

「因為你剛才說了他什麼都不做。那正是我的意見，而你卻跟我說這是和他過不去。」

莫莉沉默了，想了一想，對湯姆說她討厭他，就走開了準備上學去。可憐的戴維！甚至連他最堅定的捍衛者都沒法說服自己他從事著一項差不多體面的、父親做的工作。如果我是隨便哪類有正常思考力的父母，我就會管一管，解釋說父親們做各種各樣不同的工作，可這會兒我非常憎惡戴維，我可不想找麻煩。

「那麼他到底在哪兒？」湯姆問我。

「他住在一個朋友那裡。」

「因為你們要離婚了？」

「我們不打算離婚。」

「那他為什麼要去和朋友住？」

「你和朋友一起住幾天。這並不表示你要離婚了。」

「我沒有結婚。而且我去朋友那裡住的話，我會告訴你，跟你說我走了，我會說再見的。」

「就是這讓你傷腦筋的嗎？他沒有跟你說他走了？」

「我並不在乎他有沒有跟我說再見。可我知道有點不對勁了。」

「爸爸和我吵架了。」

「我明白了。你們要離婚了。」

這個時候要說點什麼會很容易。並非很輕鬆自在的那種容易，而是有理有據、順其自然、恰如其分、合乎情理、決不出爾反爾的那種容易：湯姆知道有些東西已經完蛋了，不管怎樣我滿可以在某個時候不得不說點什麼，戴維也滿可以一回家就親自告訴他們……

「湯姆！還要說多少次！你什麼時候才能準備好去學校？」

他盯著我看了很久，然後猛地向後一轉，表示聽話但卻很生氣。我盼著去診所，工作，不停地工作。我希望這一天就像曾經有過的任何一個工作日那樣令人不快並且費勁，只是為了一天下來我會恢復一點自信。我想看堵塞的直腸、出血的疣子以及各種各樣讓世界上其他人一起作嘔的病，期望這麼做了以後我又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好人。一個不稱職的媽媽，或許，一個可怕的妻子，毫無疑問，但卻是一個好人。

在上班的路上我突然驚慌地想到，斯蒂芬會打我的手機，於是我一到之後馬上就打電話給他，他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而我不想跟他討論這事，他想見我，結果我準備和他碰頭並且預約了一個保姆照看孩子。

「你要去哪兒？」湯姆在我準備出去的時候問我。

「去和一個朋友喝一杯。」

「什麼朋友？」

「你不認識的。」

「你的男朋友？」

莫莉覺得這是她曾經聽到的最好笑的笑話，但湯姆可不是在開玩笑。他希望聽到我回答。

「你在說什麼呀，湯姆？」

湯姆開始讓我渾身起雞皮疙瘩。我覺得他隨時會對我說出斯蒂芬的名字，描畫出他長什麼樣子。

「那麼，這個朋友叫什麼呢？」

「斯蒂芬。」

「他妻子叫什麼？」

「他沒有……」我竟然被一個十歲的孩子耍了。「他沒有妻子。他的女朋友叫維多利亞。」他女朋友的名字叫維多利亞是因為廚房的桌子上有一本雜誌的封面照片是維多利亞·亞當斯和大衛·貝克漢姆；要是湯姆在早晨問我這個問題，在我不是很清醒的情況下，我會告訴他斯蒂芬的女朋友叫辣妹。

「她也去嗎？」

「我希望如此。她很不錯。」

「你覺得他會娶她嗎？」

「我不清楚，湯姆。要是你想知道的話，我今晚問他。」

「好的拜託了。」

「好。」

至於這個晚上剩下的時間，就幾乎沒什麼好說的了，一如既往的乏味。斯蒂芬討好我，我感到很興奮很刺激，我好像是第一次發現，戴維和我的關係讓我有多不快樂，我回到家卻一心只想離開。噢，可我真正到家的時候，戴維正等著我，於是一切又都變了。

看見他坐在那裡，我嚇壞了，起初恐懼讓我感到安慰，因為這確實意味著我的婚姻是不人道的，因此坎特伯雷大主教會准許我離婚。可是仔細想想之後，我發現我害怕的不是不人道，而是別的內容，比如說吧，斯蒂芬這個人，或者我跟孩子們說不清發生什麼事了，我感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准許煙消雲散了，迅速得就像它的出現。

「你今晚過得愉快嗎？」戴維問我。他很平靜地說，我把這平靜當作了威脅。

「很好。謝謝你。我去……我出去是……」出於某些理由，我試圖記起斯蒂芬的女朋友叫什麼，終於我想起來她是另外一個彌天大謊，為了別的理由對別人扯的。

「沒關係，」他說道。「聽著，我以前不夠愛你。」

我目瞪口呆地看著他。

「我以前不夠愛你，我真的非常抱歉。我確實很愛你，而我沒能明明白白、確鑿無疑地告訴你。」

「不。別這樣說。謝謝你。」

「我很抱歉我說了我要離婚。我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噢。」

「明天晚上你願意和我一起去戲院嗎？我訂了兩張湯姆·斯托帕德的戲票，我知道你想看的。」

戲院在戴維怨氣沖天的職業當中比別的東西提供了更多怨氣沖天的素材，或許德國人的除外。他討厭戲院。他討厭劇作家，他討厭戲劇，他討厭演員，他討厭評論家，他討厭觀眾，他討厭節目單，他討厭他們在中場休息時售賣的小份的紙杯冰激凌。有一次他試圖寫一篇專欄說明他為什麼討厭戲院的防火簾，不過他湊不足必需的八百字。

「噢。謝謝你。」

「我想我們倆睡在不同的房間裡，早晨起來再試試從頭開始。重建我們的生活。」

「行啊。」他大概以為我在挖苦他，但我不是。一聲像是「行啊」這般輕佻、興高采烈的話看起來，在眼前這當口，正是對戴維漫不經心的提議的恰如其分的反應，實際上忽視了過去幾年我們一起生活的甜酸苦辣。

「好的。那麼，我要去睡了。晚安。」他走了過來，親了親我的臉，擁抱我，然後開始上樓。

「你睡哪間臥室？」我問他。

「噢，對不起。我無所謂。你喜歡哪間？」

「我睡客房好嗎？」我也無所謂，無論如何，讓這個彬彬有禮、樂於助人的男人——不管他是誰——搬離他自己的床，看起來太不講道理了。

「這是你希望的嗎？」可是他關切地問道——他是在再次確認，而不是提醒我注意我拋棄他給他造成了傷害。

我聳了聳肩。「是的。」

「好把。要是你肯定的話。睡得好。」

起床的時候，我幾乎可以肯定迎接我的一定是侮辱與謾罵，沒準還要求我在夜晚降臨之前搬出屋子，可是他卻為我準備了茶和吐司，為孩子們盛好了麥片，還祝我這一天過得好。下班後我直接回到家裡，我們早早地吃了晚飯，去看戲。他問我診所怎麼樣，當我告訴他有一個得了肺病的小夥子壓根不知道吸菸有害健康的時候，他甚至哈哈大笑了起來（我沒法逗戴維笑。除了那些他願意承認的比他滑稽的人以外，比如說，伍迪·艾倫、傑裡·桑菲爾德、託尼·漢考克和1960年代的諷刺派典範彼得·庫克，沒有人能逗戴維笑。逗大夥兒樂是他的工作）。我們坐地鐵去戲院，他還是這個腔調：他很友好，很好奇，他注意傾聽，他頻頻提問，他給我買了他十分看不上眼的紙杯冰激凌（千真萬確，他用我的錢為我買了一個冰激凌——這說明他忘了他的錢包——不過重要的並不是他變得慷慨大方了，而是倫敦戲院有成千上萬的罪惡，他這會兒心甘情願地容忍了其中的一項）。我開始暈了；我還開始疑惑我究竟是和哪個人待在一起。這是斯蒂芬的為人行事，這也是起初我受斯蒂芬吸引的原因，情人和丈夫之間的差別逐漸模糊，令我很是焦慮。或許這就是關鍵。或許這就是戴維曾經做過的最惡毒、最虛偽的事：假裝是一個與人為善的人，於是……怎樣？於是我就會以禮相待？於是我就會願意和他保持婚姻關係？極力讓一個人的婚姻維持和諧，這真的很惡毒很虛偽嗎？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不會這麼認為，可我對戴維的誤會已經很深了。

我從頭到底喜歡這出戲。我盡情享受，就像一個乾渴的人痛飲一杯冰鎮過的水一樣。我喜歡被逼著去思考一些工作和婚姻以外的事情，我喜歡其中蘊涵的智慧和思想，我第一百萬次地發誓我要更經常地以這種方式來給自己充電，儘管我很清楚，我還是會在早晨醒來，身邊靠著那本沒有讀過的書。我拼命地從側面一眼又一眼地瞥戴維，幾乎花了同樣多的時間，雖然我也確實一直盯著舞臺在看。無疑，奇蹟發生了，因為戴維的臉上寫著他對享受這個夜晚的掙扎：那兒有一場戰爭，在眼睛、嘴唇和額頭之間。那個舊的戴維要蹙額、皺眉並且做鬼臉，表示他對所有一切的輕蔑；新的那一個卻顯然在儘量學習如何在一個娛樂場所好好地樂，欣賞世界上最優秀的劇作家的新的傑作。有時候，這份努力表現在從眾的單純模仿上——只要他記得，在觀眾大笑的時候，他就讓自己跟著一起笑，儘管他從來沒有掐準時間，結果他讓我想起湯姆和莫莉還很小的時候試圖合唱歌曲的情形——有時候，他儘量自覺地去體會，好像一會兒點點頭，一會兒寬和地笑一笑，就會激起他已經萎縮了的基於寬容而快樂的能力，而不是一味惡毒的快意。有時候，他得意忘形，一句古怪的臺詞就讓他在轉瞬間神色乖戾（我對戴維的怒氣太熟悉了，我都可以說出是什麼樣的臺詞把他惹成這副模樣：那種迎合了觀眾自命不凡的心理的臺詞，讓他們覺得他們要是不笑的話，就明擺著是他們自己愚不可及。我也不太喜歡這種東西，但這還不至於讓我想要端起一把槍殺人）。即使是在這種時刻，好像還是有一雙無形的手揪住了戴維的臉，把它打回原形，讓它平靜下來，使他和那些花了一筆公道的錢買一段歡樂時光因而決心身體力行的人毫無二致。這實在不像他，讓我毛骨悚然。

我們走出戲院，步入寒冷的夜色，似乎我們只不過是又一對心滿意足的戲迷。我忍不住問他。

「你喜歡這出戲嗎？」

「我喜歡。非常喜歡。」

「真的？非常喜歡？」

「是的。」

「可是你討厭戲院。」

「我想……我想我以前認為我討厭戲院。這是，這是偏見，我沒有好好地驗證過。」

「你要小心。」

「為什麼？」

「要是你準備仔仔細細地驗證你那些偏見的話，你很快就一無所有了。」

他開心地笑了，我們繼續往前走。我們在找出租汽車，在倫敦西區玩了一晚上之後我們通常是這麼行事的——坐地鐵來，把自己送回家的時候享受一下——就在這一刻，我突然很想馬上看見計程車黃色的燈光，因為我累壞了，也很迷茫，一想到要在自動扶梯上和一群醉鬼一起擠來擠去就感到害怕。

就在那時，怪事來了，而且很顯然戴維一定遇見過什麼古怪事情，正是這件事情導致了他的變化，而並非由於他的良心發現或者一意孤行。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在門口經過了一個無家可歸的蜷縮在睡袋裡的孩子，戴維在口袋裡摸了半天，八成是在掏零錢。（讓我對戴維公平一點吧：他總是這般行善事的。簡直不可思議，他不曾諷喻過無家可歸的人。）他什麼都沒掏到，就問我要錢包，賠了許多好話，還解釋了為什麼他以為自己帶了錢包卻沒有帶的原因。我想都沒有想自己在做什麼——為什麼我要想呢？——把錢包給了他，然後他把裡面所有的錢都給了那孩子——大約八十英鎊的紙幣，以及三四個英鎊的零錢，因為我今天去過自動取款機了。據我所知，我們分文不剩。

「你在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