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班回家，戴維差不多是從他的辦公室裡蹦了出來迎接我。「看，」他說道，然後開始鉚了勁兒地對我鞠躬，就好像我是王后，而他是某個極端瘋狂的保皇黨。

「你怎麼了？」

「我的背。什麼感覺都沒有了。一點兒都不痛。」

「你去丹·西爾弗曼那裡看病了嗎？」丹·西爾弗曼是我們診所推薦的骨科醫生，我好幾個月來都在叫戴維去他那裡看病。應該說，好幾年來。

「沒有。」

「那麼發生什麼事了？」

「我去看了別人。」

「誰？」

「那個傢伙。」

「哪個傢伙？」

「在芬斯伯裡公園裡的那個傢伙。」

「在芬斯伯裡公園裡？」丹·西爾弗曼在哈萊街上開業。就我所知，芬斯伯裡公園與哈萊街可沒法比。「你是怎麼找到他的？」

「通過報刊銷售亭的廣告欄。」

「報刊銷售亭的廣告欄？他有什麼資格證書嗎？」

「什麼都沒有。」出言照樣十分自豪，也充滿了挑釁。行醫執照在我看來是夫妻之間很大的分歧，也因此會被鄙視。

「所以你讓一個完全不夠格的人來擺弄你的背？明智的決定，戴維。他可能讓你殘廢一輩子。」

戴維又開始鞠躬。「我看上去像殘廢的人嗎？」

「當然不是今天。但是沒人能一次就把背痛給治癒的。」

「嗯，好吧。‘好訊息’做到了。」

「什麼好訊息？」

「那是他的姓。‘好訊息’，好壞的好，訊息的訊息，是複姓。實際上，是d·j·好訊息，叫他全名的話。」

「dj可不等於醫生。」

「你知道的，這是俱樂部裡的說法。我認為他以前在迪斯科之類的行業裡幹過。」

「這對你治療背痛可太有用了。不管怎麼說，你去見了一個叫作‘好訊息’的人。」

「我去見他的時候並不知道他叫‘好訊息’。」

「沒興趣，他的廣告是怎麼說的？」

「很難說，一些像是‘背不好嗎？我能一次治癒’的話。還有他的電話號碼。」

「這就打動了你？」

「是的。當然。為什麼問個沒完？」

「如此說來這個叫‘好訊息’的傢伙應該是個正統的治療專家囉。」直到這一刻為止，戴維不曾痴迷於任何一種非正統醫療的話，這麼說也許不會叫你吃驚；戴維曾經不容置疑地對我也對他報紙專欄的讀者分辯過，他對一切對嬰幼兒和孕婦無害的療法都不感興趣，誰要是對此提出異議的話誰就是大傻冒。（戴維，出人意料地，除了政治以外在哪方面都是狂熱的保守主義者。我注意到，如今有種人是這樣的，是些怒氣衝衝要求恢復死刑和把非洲加勒比人遣返回國的人，但他們不會這麼做，因為他們就像住在我們這個住宅區的幾乎每一個人，都是自由主義者，他們的怒火得從別的出口發洩。你每天都可以在我們的自由黨報紙的專欄或讀者來信版面上讀到他們，為了他們不喜歡的電影或者覺得不好笑的喜劇或者戴頭巾的婦女而義憤填膺。有時候我認為要是他經歷過一場暴力的政治變革的話，生活對於戴維和我來說會更舒坦些，他就會把怒氣撒到搞同性戀的男人和左翼分子的身上，而不是順勢療法的醫生、公交車上的老人或美食批評家了。他有萬丈怒火，卻只有如此微不足道的發洩途徑，一定萬般不如意。）

「我不曉得你會怎麼形容他。」

「他有沒有給你藥？」

「沒有。」

「我以為這正是你所謂的非正統。一個沒給你開藥的人。」

「關鍵是，他治好了我。不像那些沒用的國家健康服務中心的人。」

「你到那些沒用的國家健康服務中心的醫生那裡去過幾次？」

「這無所謂。他們就是沒用。」

「那麼這個傢伙做了些什麼？」

「只是用一些深層熱敷膏摩擦了一會兒背部，然後送我回家。十分鐘。」

「花了多少？」

「兩百英鎊。」

我看著他。「你在開玩笑。」

「沒有。」

他對這筆荒唐的費用很自得，我從他的臉色瞧得出來。在別的時候他會譏笑，或者甚至有可能揮拳猛擊那張為了十分鐘的活兒向他索取兩百英鎊的不稱職的江湖騙子的臉，可如今「好訊息」（要是「好訊息」會變成一個經常的話題，我將不得不找個別的名字來稱呼他）成了我們倆爭吵當中的有用的武器。我覺得兩百英鎊太貴了，因此他很愉快地付了兩百英鎊。如果好好想想，這有違情理的行為實在讓人擔憂，因為它會在哪兒結束呢？很有可能，舉個例子說吧，他會把孩子賣給戀童癖團伙——為了區區幾個錢——僅僅因為這真的可以打擊我？確實，他愛孩子們。可他真的、真的恨我，所以這事很難判斷。

「兩百英鎊。」

「只要我願意我可以無數次地再去看病。隨便什麼病。免費的。」

「可他在第一次就治好了所有的病。所以你並不需要再去。」

「這就是為什麼他值這筆錢的理由。這就是為什麼他收費這麼高的理由。」

他又鞠躬了，彎腰、起來、彎腰、起來，還齜牙咧嘴地笑；我搖了搖頭，找孩子們去了。

後來，我們一家子在一起看電視，我近來決非第一次地想到為什麼夜晚可以如此富有家常氣息，而生活卻並不是這樣的。甚至在最近的幾個禮拜，儘管有斯蒂芬，儘管有各種各樣的糟心事，我們還是形成了新的週一之夜的保留節目，一邊大吃大喝，一邊看《與恐龍同行》；家庭習慣看起來就像某些特別頑強的沙漠之花，在最荒蕪的不毛之地上都準備好了開花。

戴維還是打算破壞我們的融洽——他先是躺在地板上，嘗試做仰臥起坐（他的肥肚腩和馬馬虎虎的健身水平讓他很受罪，比背痛厲害多了，但因為不是他的背拖了後腿，所以他花了好幾分鐘來稱頌「好訊息」的妙手回春，結果遭到了孩子們的噓聲），接著他開始戳穿解說詞的滑稽可笑：「三個星期之後，雄性再次回來嘗試交配，」解說員肯尼思·布拉納說道。「你確定不是兩個禮拜嗎，肯？」戴維說道，「因為這到底是一億年以前啊。你也許會發現你算錯了幾天。」

「閉嘴，戴維。他們正看得津津有味呢。」

「一點點苛刻的批評不會殺了他們。」

「這只是你當孩子的時候需要的東西。苛刻的批評。」

但我們最後和解了。我們看節目，替孩子洗澡，哄他們睡覺，吃了一頓差不多算是安靜的晚飯。我一直想要說點什麼，做點什麼，只是我並不知道要說什麼或做什麼。

第二天早晨吃早飯的時候湯姆一直盯著我和戴維看，沒過多久我開始意識到這讓人很窘迫。他是個讓人不知所措的孩子，湯姆——不說話，理解力強，對如何粗魯行事領會得極快。他有神童的品性，可是卻看不出天才在哪兒。

「你怎麼啦？」我問他。

「沒什麼。」

「你為什麼一直盯著我們看？」

「我想看看你們是不是要離婚。」

如果這是一部電影裡的情節，我就會剛好要把一大杯咖啡端到嘴邊，湯姆的話會叫人樂得前仰後合，咖啡會從我的鼻子裡噴出來，並且會濺到襯衫上。可是因為我正把吐司放進烤麵包機裡，我剛好背對著他。

「我們為什麼要離婚？」

「學校裡的人跟我說的。」

他說這話的時候沒有絲毫怨氣；要是我的同事跟我說我要離婚了，而我事先沒有意識到一點婚姻危機，我會更為訊息的來源而不是別的什麼感到心煩意亂。不過當然嘍，童年時代正是新聞從各種渠道朝你飛來的時候，而對湯姆來說這訊息不管是從他的母親、父親還是從二班的比利那裡聽來的都是一樣的。

「誰說的？」戴維問道，有點過於咄咄逼人，因此馬上洩露了他正是透出訊息的人。

「喬·索爾特。」

「誰是他媽的喬·索爾特？」

「學校裡的小夥伴。」

「這和他有什麼關係？」

湯姆聳了聳肩。他對喬·索爾特沒有興趣。他只對戴維和我是不是要分手感興趣。我知道他的想法。

「我們當然不準備離婚。」我說道。戴維得意洋洋地瞧著我。

「那麼，為什麼喬·索爾特說你們會？」湯姆問道。

「我不知道，」我說道，「不過如果我們不離婚，那麼不管喬·索爾特說什麼都真的沒有關係，對不對？」在三分鐘以前，我還從來沒有聽到過喬·索爾特的名字，可現在我已經給他弄得頭痛了。我清清楚楚地在心裡看到一個沾沾自喜、心懷叵測的金髮小男孩的形象，長著一張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天使般的臉，除了對他的同學，如今，還有戴維和我，我們瞥見了他卑鄙、惡毒的心靈。「我是說，我們比他知道得要清楚。我們還結婚著呢，是不是，戴維？」

「你說的是。」他確實樂意這樣。我沒法說我怪罪他。

「你們到底會不會離婚？」莫莉問道。老天，我這會兒才明白，第一次，就是一個罐頭裡裝得下多少條蟲子，並且為什麼在任何情況下開啟它都不是一個好主意。

「我們沒打算離。」我告訴她。

「如果你們離了我們會和誰住？」

「你想和誰住？」戴維問道。哪怕是最野蠻的育兒書上都不會推薦問這個問題。

「爸爸。」莫莉說道。接著，作為補充，「但不要湯姆一起住。」

「那麼，湯姆可以去和媽咪住在一起。這很公平。」

「爸爸在鬧著玩，」我立刻對湯姆說道，可我懷疑傷害已經造成了：戴維在喝一碗戈登·格雷厄姆牌麥片的時間裡離間了弟弟與姐姐、女兒與母親以及兒子與父親的關係。而我剛剛保證不和他離婚。「逗！」就像我弟弟、兒子還有霍默·辛普森會說的。

在我的堅持下，戴維在吃午飯的時間來到了診所，我們去了附近一家簡陋的小餐館，談早餐時說的事。戴維毫無悔悟（也許該這麼說：戴維決不悔悟。就像詹姆斯·邦德正是007一樣）。

「如果我們不打算離婚，它能造成什麼害處呢？這純粹是個假設的情境。」

「接著說，戴維。你能比這個做得更好。」

「比什麼好？我做什麼了？」

「設定陷阱。」

「什麼，你是說，‘如果我們不打算離婚……’這句話？這是個陷阱？」

「你希望我說‘呵，可我們會……’那你就會用我說話不算話來打敗我了，在你面前說一套，在孩子們面前說另外一套。」

這會兒，我費了點心思，也花了點時間琢磨了一下戴維話語中隱藏的地雷，它們是如此的擲地有聲（作為《綠色監護人》的作者，他在說話時和在寫作時一樣擲地有聲是沒什麼可奇怪的）。可顯然我亂了方寸了，因為戴維輕巧地抓住了我最後說的那句話，暗示他曾經指望我會毫釐不差地說出那話兒。

「說下去，說下去。你在利茲給我打電話時跟我說了什麼？」

「我沒有……好吧，我說了，可我只是想……」

「不是。你說了什麼？」

「你很清楚我說過些什麼。」

「再說一遍。」

「你沒必要這麼做的，戴維。你很清楚我那時說了些什麼，你也很清楚我今天早晨跟孩子們說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