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士騰比
我看著騰比港口那裡明亮的海面，只覺不可思議。陽光明媚，微風輕拂；這是個適合出海遊玩的好天氣，顯然不適合讓我站在這裡，嗅著魚兒的氣味，傷心不已。
對加斯帕來說，這座小村既是心臟也是靈魂，漁婦和漁夫們踩著粗糙的木頭套鞋在鵝卵石路上走著，路的盡頭是一座碼頭，碼頭邊上起伏不定的小船正等著接走我的兒子。幾個女人為領主的流亡哭紅了眼睛；但我卻哭不出來。沒有人能看出我已經哭了整整一個星期。
我的孩子又長大了：十四歲的他已經和我一樣高了，雙臂變得寬闊，棕色的雙眼和我齊平，鼻子上的雀斑如同鳥蛋上的斑紋。我注視著他，看到的既是長大成人的孩子，又是將會成為國王的繼承人。榮耀的王權終於將要落入他的手中。亨利國王和他的兒子愛德華王子都已經死去。這個孩子——我的孩子——是蘭開斯特家的繼承人。他不僅是我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而是英格蘭的合法國王。「我會每天為你祈禱，經常寫信給你，」我輕聲說，「答應我，你會給我回信；我想知道你過得如何。答應我，你會每天祈禱、每天學習。」
「我會的，母親大人。」他順從地說。
「我會保護他的。」加斯帕對我說。我們對視了片刻，但從對方眼中所看到的只有儘快別離的陰鬱決心：為了讓流亡開始，也為了讓蘭開斯特家珍貴的子嗣得以平安。我想，加斯帕是我唯一愛過的男人，也許會是我此生唯一的愛人。但我們沒有時間互訴衷腸；光是這番道別就用去了幾乎所有的時間。
「時代變了，」我對亨利說，「我們的國王已經入土，王子已經過世，愛德華似乎覺得自己坐穩了王位，但我不會放棄。你也不要放棄，我的兒子。我們是蘭開斯特家的一員，是為了執掌英格蘭而生——我曾經這麼說過，而且我的話應驗了。我的話還會再次應驗的。別忘記。」
「我不會忘的，母親大人。」
加斯帕牽起我的手，印下一吻，然後向小艇走去。他把少得可憐的行李扔給船主人，然後小心翼翼地抬起佩劍，踏進那條漁船裡。統治著半個威爾士的他，離去的時候卻幾乎兩手空空。這的確是一敗塗地。加斯帕·都鐸就像罪犯那樣逃離了威爾士。對篡位者的怨恨令我的胸中燃起怒火。
我的兒子在我跟前跪下，我將手放在他柔軟而溫暖的頭上，說道：「願上帝保佑你平安，我的孩子。」接著他站起身，在髒汙的鵝卵石路上腳步輕快地離去。他在港口的階梯上縱身躍到船上，彷彿像一頭鹿，我還沒來得及開口說話，小船的纜繩就已解開。我還沒來得及建議他在法蘭西該做些什麼，還沒來得及提醒他這個世界的種種危險，他便已離開。這一切發生得那麼快，又是那麼無從挽回。他就這樣離開了。
小船離開碼頭，揚起風帆；帆布吃滿了風，鼓脹起來。壓力讓桅杆吱嘎作響，接著小船開始移動，起初速度緩慢，而後越來越快。我很想大喊「回來！」甚至想像個孩子一樣大喊：「別離開我！別把我丟下！」——但我不能讓他們回來，這兒對他們來說太過危險，我也不能逃走，我必須讓他離開——我的兒子，我那棕發的兒子——我必須讓他離開，讓他跨越這片海域，開始流亡，甚至不知能否再次與他相見。
回到家的時候——這是段漫長而無趣的旅程，我每走一步都在低聲祈禱，我的背因為顛簸而隱隱作痛，眼睛也又幹又澀——我發現那位醫生又來照顧我的丈夫了。與兒子的分別和漫長的旅途使我疲憊不堪。一路上，我不停地想著他現在到了哪裡，何時能見到他，以及是否還有機會再見到他。當我在馬廄中看到內科醫生的馬匹，看到他的隨從等在門廳裡時，幾乎連裝作關心的力氣都沒有了。自從我們從巴尼特回到家中之後，家裡就沒有少過護理人員——不是這位內科醫師就是藥劑師，再不然就是那個饒舌的外科醫師。我以為他們只是來處理我丈夫總是發作的傷痛。他腹部那道長長的劍傷已然癒合，只留下一條凸起的傷疤，可他還是很在意這道傷痕，總是說起戰爭給他帶來的痛苦，總是說起那柄劍朝他砍下的瞬間，還有他每晚會做的噩夢。
我早已對他的這些抱怨置若罔聞，也習慣了提議讓他喝上一杯，早些上床休息，所以當我走進大廳，而男僕從臥室裡走出來的時候，我只顧著好好梳洗一番，換掉身上的髒衣服。我本想直接走過去，但他面色焦慮，彷彿有了什麼大麻煩。他說，藥劑師正在我們的茶點準備室裡研磨藥草，那位內科醫生則陪伴在我丈夫身旁；也許我應該做好接受壞訊息的準備。然而在那時候，我還坐在椅子上打著響指，讓小廝幫忙脫下馬靴，完全沒把他的話聽進去。但那男僕卻仍在喋喋不休。他們認為我丈夫的傷口比原本以為的還要深，或許腹部內側一直在流血。他的男僕悲傷地提醒我，從戰場回來之後，亨利爵士就吃得很少——但比起每個齋戒日和每週五都會禁食的我來，他還是吃得更多些。他每晚的睡眠都斷斷續續——但比起每晚都要兩次起床祈禱的我來，他還是睡得更久些。總之一切都一如既往。我擺手示意他離開，說自己立刻就會趕去，但他仍然不肯離開。這已經不是他們第一次以為我丈夫快要死了，結果卻發現他吃了太多熟透的水果或是喝了太多酒，而我非常確定，這不會是最後一次。
我從未為他犧牲了自己的健康去將篡位者送上王位責備過什麼，反而盡著好妻子的責任，仔細服侍著他：他沒法挑剔我什麼。但他知道我把亨利國王的敗北歸咎於他，也把我兒子的離去歸咎於他。
我推開那個男僕，洗好臉和手，換下沾滿塵土的長裙，差不多一小時後，我才輕輕地走向我丈夫的房間。
「還好您終於來了，瑪格麗特女士，他恐怕撐不了太久了。」醫生輕聲對我說。他一直在我丈夫臥室前的會客室裡等著我。
「太久？」我問。我滿腦子都是我兒子的事，我的雙耳聽到的只有會讓他們的小船偏離航線，甚至是——願上帝保佑他——吹沉那條小船的風暴聲，因此我根本沒聽懂醫生的話。
「很抱歉，瑪格麗特女士，」他還以為我太過關心，所以頭腦遲鈍了，「但我想，我已經盡力了。」
「盡力了？」我又重複了一遍，「究竟是什麼事？你到底在說什麼？」
他聳了聳肩。「傷口比我們想象的要深，他已經徹底無法進食了。恐怕他的胃部也有傷口，而且尚未癒合，只怕活不了太久了。他只能喝一點點麥酒、葡萄酒和水；我們沒法讓他吃下東西。」
我茫然地盯著他，突然擠過他身邊，推開我丈夫臥室的門，走了進去。「亨利？」
枕頭上，他的面孔毫無血色，灰中透白。他的嘴唇發黑。我可以看出，在我離開的這幾星期裡，他變得多麼單薄憔悴。
「瑪格麗特，」他勉力擠出笑容，「很高興你終於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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