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種永恆現象：貪婪的意志總是找到一種手段，通過籠罩在萬物上的幻覺，讓它的創造物活在世上，並迫使其繼續活下去。一個人被蘇格拉底的求知樂趣和一種妄想所束縛，這種妄想認為通過求知便能治癒永久的生存之傷痕；另一個人被眼前飄拂的藝術之誘人美麗面紗所誘惑；第三個人得到了形而上的慰藉，感覺在現象的旋渦之下，永恆的生命堅不可摧地不斷奔流，我們且不說意志隨時都為人準備好的更庸俗、幾乎更揮之不去的幻覺。上述三種不同程度的幻覺一般只適合於高貴氣質的人，這些人帶著更深的反感，感覺到生存的負擔和沉重，需要用精心挑選的刺激手段，才能使他們忘卻這種反感。一切我們稱為文化的東西，就是由這些刺激手段構成的：根據合成物的不同比例，我們主要擁有一種蘇格拉底文化，或藝術文化，或悲劇文化，如果允許用歷史的例子說明的話，那就有一種亞歷山大文化，或者希臘文化，或者佛教文化sup/sup。
我們的整個現代世界都困於亞歷山大文化之網中，它把具有最高認識能力、服務於知識的理論之人認作理想，其典範和祖先就是蘇格拉底。我們所有的教育手段原本都盯著這個理想，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人都姑且作為被允許的存在，而不是有預期目的的存在而努力向上。近乎驚人的是，有教養的人在很長時間裡被發現只是以學者的形式出現；甚至我們的詩歌藝術也不得不從博學的模仿中演化出來；我們在韻律的主要效果中，認識到我們的詩歌形式起源於對一種不熟悉的、真正有學問的語言之人為實驗。對於真正的希臘人來說，本身很明白的現代文化人浮士德必然顯得多麼不好理解啊！這位不知滿足地闖入所有學科領域，出於求知慾望而屈從於魔法和魔鬼的浮士德，我們只是為了比較，將他置於蘇格拉底旁邊，以便認識到，現代人開始預感到那種蘇格拉底認識樂趣的界限，渴望離開茫茫無際、荒無人煙的知識海洋，登上海岸。如果說歌德有一次對愛克曼談到拿破崙時這麼說：「對了，好朋友，還有一種行為上的創造力」sup/sup，那麼他是用一種十分素樸的方式提醒我們。沒有理論的人對於現代人來說是某種不值得相信而又令人吃驚的東西，所以還是需要某一位歌德的智慧，以便發現這樣一種令人驚異的存在形式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原諒的。
現在我們不應該向自己隱瞞隱藏在這種蘇格拉底文化母腹中的東西了！想入非非的樂觀主義！現在，即使這種樂觀主義的果實成熟了，即使經由這一種文化的徹底發酵作用而全面發酵起來的社會漸漸在熱烈沸騰和慷慨激昂中顫抖，即使相信所有人都有塵世幸福的信念、相信這樣一種普遍的知識文化有可能存在的信念漸漸轉變為對一種這樣的亞歷山大式塵世幸福的緊迫要求，轉變為對歐里庇得斯的解圍之神的召喚，我們也不必感到驚訝！我們應該注意到，亞歷山大文化需要一種奴隸階級，以便能長久存在：可是它在對於生存的樂觀主義觀察中，否認這樣一個階級的必要性，因此一旦「人的尊嚴」、「工作的尊嚴」之類有蠱惑力和鎮靜作用的美好言辭的作用被耗盡，它就會漸漸走向可怕的滅亡。沒有什麼比一個野蠻的奴隸階級更可怕的了，它學著將其存在看作一種不公正，準備不僅為自己，而且也為世世代代復仇。面對這樣一種迫近的風暴，誰敢以確信的氣概訴諸我們蒼白無力的宗教，這些宗教本身已經從根本上蛻化為學者宗教了，以至於神話，即任何宗教的必要前提，已經到處都癱瘓了，甚至在這個領域裡，那種樂觀主義精神佔了統治地位，我們剛才已經把它稱為我們社會毀滅的起點了。
潛藏在理論文化母腹中的災禍漸漸開始讓現代人感到害怕，現代人不安地從他的經驗寶庫中搜尋避開危險的手段，而他自己也並不真正相信這些手段；他因此而預感到自己的結局。這時候，著眼於普遍性的偉人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謙虛謹慎，善於利用知識工具本身，來一般性地說明認識的界限和侷限，從而決定性地否認知識有資格聲稱具有普遍有效性和普遍目的：有了這樣的依據，那種妄想第一次被認識到是這樣一種妄想，這種妄想自以為藉助於因果律便能探究萬物最內在的本質了。康德和叔本華的巨大勇氣和智慧取得了最難取得的勝利，即對隱藏在邏輯本質中的樂觀主義的勝利，這種樂觀主義是我們文化的基礎。如果說樂觀主義依靠它深信不疑的永恆真理（aeternaeveritates），相信一切世界之謎的可認識性和可探究性，並將空間、時間、因果律看作具有最普遍有效性的完全絕對的法則，那麼康德則揭示出，這些法則原本只服務於把單純的現象，即摩耶的作品，提升為唯一的最高現實，使它取代萬物最內在的真正本質，因而使對這種本質的真正認識成為不可能，根據叔本華的說法，也就是，使做夢的人睡得更酣些。（《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498頁）sup/sup一種文化以這種認識開始，我斗膽稱之為悲劇文化，它的最重要標誌是，智慧被移到知識的位置上，成為最高目標，它不受知識誘惑誤導的欺騙，目光一動不動地盯著世界的總體形象，試圖在這總體形象中，以愛的同情感把永恆的痛苦理解為自己的痛苦。讓我們想象一下有著這種無畏目光的未來一代，他們英勇地推進，嚮往著驚天動地；讓我們想象一下這些屠龍者的果敢步伐，他們以高傲的魯莽，對於所有樂觀主義的懦弱教條不屑一顧，以便完全徹底「堅定地生活」。這樣一種文化的悲劇人物，在他培養認真和畏懼的自我教育中，難道沒有必要把一種新的藝術，即形而上慰藉的藝術——悲劇，作為屬於他的海倫來渴望，並同浮士德一起喊出：
難道我這無比渴望之力
不能讓這無比倩影再世？sup/sup
可是，蘇格拉底文化受到兩方面的震撼，只能用顫抖的雙手抓住它靈驗的權杖。這一方面是出於它漸漸開始預感到的對自己結論的恐懼，其次也因為它自己不再帶著以前那種天真的信賴，相信自己基礎的永恆有效性了。所以看到它的思之舞如何總是渴望著倒向新的人影，以擁抱她們，然後又突然像靡非斯特甩開誘人的拉彌愛們sup/sup那樣，感到毛骨悚然而讓她們閃開去，這是一個悲哀的景象。這甚至就是每個人通常作為談論現代文化的原始痛苦而談論的那種「決裂」的標誌：理論之人害怕、不滿自己的結論，不再敢於信賴可怕的生存之冰川，憂心忡忡地在岸上跑來跑去。他不再想要完全擁有任何事物，萬物總帶著天然殘酷。樂觀主義的觀點把他嬌慣到了如此地步。此外他感覺到，一種建立在知識原則上的文化，當它開始變得不合邏輯，也就是說，開始逃避自己結論的時候，便不得不走向滅亡。我們的藝術揭示出這種普遍的困境：人們徒然地模仿所有具有創造性的偉大時代和人物；人們為了安慰現代人而徒然地在他周圍聚集起全部的「世界文學」sup/sup，並把他置於所有時代的藝術風格和藝術家中間，以便他像亞當給動物起名一樣，給他們起個名字。他仍然是永恆的飢餓者，沒有樂趣的、無力的「批評家」，亞歷山大風格之人，實際上的圖書館管理員和校對員，悽慘地被書上的灰塵和印刷錯誤弄瞎了眼睛。
註釋
這裡的德文原文是einebuddhaistischecultur，而在其他一些尼采著作版本中，cultur（文化）前面的形容詞不是buddhaistische，而是indische(brahmanische)，因此就成了「印度（婆羅門）文化」。
尼采引自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1828年3月11日歌德與愛克曼德談話。
參見石衝白所譯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573頁。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7438—7439行，其中的「無比倩影」指的是作品中寫到的古希臘美女海倫。
拉彌愛原為希臘神話中的怪物，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中有一段關於拉彌愛們引誘靡非斯特的插曲。
「世界文學」是歌德在同愛克曼的談話中首先提出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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