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已經去過監獄三次，要求和巴維爾會面，但是，每次都被憲兵隊的將軍拒絕了。將軍是個白頭髮的小老頭，臉頰呈深紅色，長著一個大鼻子，他說話的口氣十分委婉：
「大嬸子，過一個星期吧，提前是不行的！等過一個星期我們給你想想法子，但是現在，是不行的……」
他的身材圓滾滾、胖乎乎的，使母親不禁想起了熟透的、放了許多日子、發黴長毛的李子。他總是用一根尖尖的黃牙籤剔那口小小的白牙。淺綠色的小眼睛溫存地微笑著，他的聲音顯得殷勤而友善。
「挺溫文有禮的，」母親若有所思地對霍霍爾說，「老是笑容滿面……」
「是啊！」霍霍爾說，「他們也有寸善片長——樣子沒話說，和藹可親，總帶著微笑。要是有人對他們說：‘喂，這是個聰明正直的人，他對我們有危險，把他絞死！’那麼，他們也會笑一笑去把他絞死，然後，他們又滿臉堆笑！」
「上次來我家搜查的那個警官，可沒這麼乖巧，」母親比較了一下，說，「一看就知道是條走狗……」
「他們都不是人，都是打人的榔頭、當局的工具。官廳利用他們來整治我們的弟兄，好叫我們變成服服貼貼的工具——人家指揮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既不想也不問為什麼要這樣做。」
母親終於得到探監的許可了。星期天，她態度謙恭、一聲不響地坐在監獄辦公室的角落裡。在這間又小又髒、天花板很低的辦公室裡，除母親外，還有幾個等候探監的人。看來，他們不是第一次到這兒來，互相都認識。這些犯人家屬都神情倦怠、動作遲緩，他們之間的聊天也非常淺薄，像牆角的蛛網似的零零碎碎，東拉西扯。
「你們聽說了嗎？」一個臉上肌肉鬆弛、膝頭上放著手提包的胖女人說，「今天做早彌撒的時候，教堂的領唱把唱詩班一個男孩子的耳朵扯破了……」
一位身穿退伍軍人制服、上了年紀的人大聲地咳嗽著，說道：
「唱詩班都是些頑皮小傢伙！」
一個禿頂、身材矮小的男人，在辦公室裡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他的胳膊很長，腿很短，下額突出。辦公室內只聽見他的憂慮的聲音在嘰哩哇啦地講個不停：
「東西越來越貴，人的火氣也越來越大！次等牛肉，一斤十四戈比，麵包又要兩戈比半了……」
有時，進來幾個囚犯，穿著一個式樣的灰色衣服和笨重的皮鞋。他們走進昏暗的屋子，眨著眼睛。有一個犯人的腳上發出了腳鐐的鏘啷聲。
這裡的一切，寸地尺天，平靜得出奇，單調得令人難受。似乎所有人都早已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安於自己的現狀；一種人安安靜靜地坐牢，虛度光陰，另一種人懶洋洋地看守著，第三種人按時但又厭倦地來探視犯人。母親的心由於焦急不耐煩而不斷顫抖。她茫然望著周圍，這種沉悶的單調氣氛使她感到驚訝。
弗拉索娃旁邊，坐著一個身段矮小的老太太。她的臉上佈滿皺紋，但眼睛卻像年輕人，炯炯發光。她轉動著細脖頸，傾聽著室內的談話，用異常激奮的目光望著大家。
「在這裡面坐牢的是你的什麼人？」弗拉索娃悄聲問她。
「兒子，是個大學生，」老婦人很快地高聲回答，「您呢？」
「也是個兒子，是個工人。」
「姓什麼？」
「弗拉索夫。」
「沒有聽說過，蹲了很久了嗎？」
「六個多星期了……」
「我的有九個多月了！」老婦人說。弗拉索娃感到，她說話的聲音裡有一種類似驕傲的奇妙情緒。
「是啊！」禿頂小老頭兒很快地說，「忍耐是有限度的……大家都很氣憤，都在叫嚷，所有東兩都在漲價。相比之下，人卻更不值錢了。現在和解的聲音再也聽不見了。」
「完全是這樣！」退伍軍人說，「太不像話，最後，應該下一道堅決的命令：‘莫談國事！’就應當這麼辦。堅決的命令……」
談話變成了一場大家參與的討論，氣氛活躍起來。每個人都急於想說出自己對生活的看法，但是大家都只能壓低嗓門，悄悄議論。母親感到這裡的人身上都有一種陌生難懂的味道。在家裡，談話可不是這樣，要簡單明瞭得多，而且聲音很大。
一個留著修剪成正方形紅鬍子的胖看守，叫了母親的姓名，從頭到腳打量了她一遍，對她說：
「跟我來……」然後他一拐一拐地帶她進去。
她一步一步地跟著走，恨不得這個看守走得快一些，她很想在看守背上推一下，催他快走。他們進入一個小房間，巴維爾站在房間當中，含笑伸過手來。母親握住他的手，喜笑顏開，不斷地眨著眼睛，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詞，只是不斷低語著：
「你好……你好……」
「媽媽，你別激動！」巴維爾握著她的手，說。
「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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