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納知道宋美齡提的是近年發生的兩件事：
1933年底，宋子文認為蔣介石為了第五次圍剿所提出的軍事預算過高，特別認為把大批金錢撥給各地方實力派收買他們剿共很不明智。宋子文力主削減開支，以減輕國家債務。蔣介石則堅持國家安全高於一切。雙方各不讓步。蔣介石在盛怒之中，舉手打了宋子文耳光，宋子文憤而辭職，去了國外。蔣介石只好以孔祥熙來代替他。
1934年4月20日，毛澤東就《天羽宣告》發表講話，指出「此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強佔全中國的最明顯的表示」。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李杜等釋出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號召成立工農學商代表選出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以對抗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委員長的敵人的確太多了！」端納沉思著說。他盯視著逐漸熄滅下去的爐火，想到去加柴，「共產黨的手段的確很高明，他在委員長大軍圍攻時，提出抗日的主張，這就使委員長處在兩難的境地。去打日本吧，必然使共產黨猛烈發展，實現他們奪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目標，進而奪取全國政權；如果不打日本先打共軍，必然喪失人心，因為目前國人關心的並不是共產與不共產，而是不當亡國奴！」
「那麼，日寇在上海進攻時，共匪藉機攻打贛南的中心城市贛州，這不是扯住委員長的抗日的後腿嗎？他們一邊講抗日，一邊打抗日的中央軍，」宋美齡由於委屈而變得憤恨了，「可是，怎麼沒有人責備共產黨呢？」
「因為委員長握有中央政權，人們自然把抗日重任放在他的肩上！」端納解釋著，然後思索如何使蔣介石解脫此困境的良策，「啊，這是非常錯綜複雜的鬥爭！非常複雜，非常複雜……」
端納對這種複雜的局面，已經不止一次地進行排列組合。如果將他多年的思維活動條理出來，那將是非常有趣的。
這種複雜性，可以說世界少有。
端納的排列組合，是從國民黨新軍閥長達四年的混戰開始的。他以政治家的精明、記者的敏銳和見多識廣，對中國的各派勢力作過解剖。新軍閥混戰的四年，給國民黨兩大真正的敵人提供了發展的機會：日寇侵略步步深入，而共產黨也藉機得到了迅猛發展。
這長達四年的混戰中，蔣介石首先開始的就是蔣桂戰爭。
1927年，國民黨由汪精衛、蔣介石為了爭奪中央政權而發起的「寧漢之爭」。當時，雄心勃勃的唐生智以擁汪為號召（端納注道：擁別人是假，為自己是真），組織「東征軍」沿江而下，直逼蕪湖，威脅南京，此時，蔣介石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為爭地盤正劍拔弩張。蔣介石面臨著兩面受敵的危境。他深知三方在交手時應採取的策略，立即宣佈下野，抽身東渡，把擂臺讓給桂、唐去打。於是唐生智的「東征軍」和桂系組織的「西征軍」為了各自的利益動起干戈，等他們打個兩敗俱傷之後，蔣再出來收拾殘局。
此時，蔣已深諳政治鬥爭絕無道義可言，只有利益原則，利益相同則合，利益相悖則分。共禦外侮是兄弟，鬩於牆內是仇敵；晝長必然夜短，利此必然害彼；兩雄不能並立，兩辯不能相屈。他引桂、唐兩軍互為鷸蚌。
結果唐生智兵敗出走，李宗仁成了武漢的新的統治者。
原來桂、唐兩敵，現在火併後變成桂系一個，桂唐結怨。蔣介石便從日本西渡回國，在反桂基礎上又與汪精衛合作，通過汪拉攏唐生智，又通過譚延闓拉攏魯滌平，通過賀耀祖拉攏葉開鑫，把原來的仇敵變為朋友。
端納在紙上畫了個很有趣的公式，以證明蔣介石手段的高超：
唐、桂兩軍擊蔣，
蔣、唐兩軍擊桂。
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其狡詐亦不下於蔣，搶先與唐和平談判，也像蔣介石一樣，消除了蔣、唐兩軍夾擊的危局。
1928年1月，北洋軍閥與國民革命軍仍舊在津浦線上進行拉鋸戰。在暫時解決了內部衝突之後，國民黨必須集中力量進行「二次北伐」，完成國家統一。蔣介石回南京後復任總司令。為了完成北伐，必須調動各派兵力。若要調動各派兵力，必須進行利益分配，大家都是不見兔子不撒鷹的老滑頭，誰也不願為別人火中取栗。蔣介石早已看透，人人都打著三民主義信徒的旗號，心目中真正信仰的上帝是他們本身的利益。
蔣介石通過國民黨四中全會舉行了「五巨頭」的政治權力分贓，他總司令自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另外成立四個政治分會。以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任廣州、武漢、開封、太原政治分會主席，在軍事上恢復了四個集團軍，蔣介石自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閻、李分任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濟深保留了第八路軍總指揮）。
這種不是由於信仰而是由於利益的權力分配和聯合，本身已經構成了極為敏感的潛在危機，日後貌似突然的破裂，其實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蔣介石當然也明白這一點。馮、閻、李也都明白這一點。但蔣介石比其他派系有利的條件是他在中央，勢力最大，玩弄權術的手腕當然也是上乘。
奉軍在北伐軍攻擊下向關外撤退，張作霖也於1928年6月3日離開北平，專列行至瀋陽皇姑屯時，被日軍定時炸彈炸死。張學良繼承父位。蔣介石派方本仁參加張作霖喪禮並同張學良談判易幟。張學良表示推行三民主義，決定服從國民政府。這時，北伐軍事業已完成，全國統一指顧可期。
1928年7月3日，蔣介石偕宋美齡和李宗仁到達北平，在西山碧雲寺舉行四總司令以及國民黨文武百官祭奠孫中山靈柩大典，祭告「統一大業完成」。
7月11日蔣介石召集四總司令在北平市郊小湯山舉行談話會，重演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提出了《軍事整理案》。
當時端納看著蔣介石的《軍事整理案》，忍不住拍案叫絕，認為他比宋太祖厲害，可以說集機詐權術之大成。
當時蔣介石提出全國有兵一百六十萬，每年軍費開支達三萬八千萬元，佔國家稅收百分之七十五，他提出全國兵額不得超過五十萬，軍費不得超過稅收百分之五十。但裁誰的兵呢？他先鼓動馮玉祥提出一個裁兵方案，即：有訓練者編，無訓練者遣；有革命性者編，無革命性者遣；有戰功者編，無戰功者遣；槍械齊全者編，槍械不全者遣；具體方案是第一第二集團軍各編十二個師，第三第四集團軍各編八個師，其他雜牌部隊編八個師。
這種只對蔣、馮有利的「裁人不裁己」的方案，自然不被晉系、桂系所接受。於是他又鼓動閻錫山提出一個只對蔣、晉有利而不利馮、桂的方案。蔣讓馮、桂、晉三方互相攻訐而得出有利於己的方案，後來在全國劃為八個編遣區：中央編遣區、海軍編遣區、第一編遣區（蔣系）、第二編遣區（馮系）、第三編遣區（晉系）、第四編遣區（桂系）、第五編遣區（東北軍）、第六編遣區（川、康、滇、黔各地方軍）。
端納詳細地列表，展示出中國各系軍閥的全景圖。他發現，在八個編遣區中，蔣擁有四個區（中央、海軍、一區、四區）的編遣權，然後把年輕有為但易上當的張少帥握在手中，那麼就剩下桂、馮、閻三系，各自唱獨角戲了。他可以站在中央——具有凝聚力的地位上，拉彼打此，也可以拉此倒彼，始終站在以中央對地方以多數對少數的有利地位……
端納那時還是張學良的私人顧問。他分析了各派勢力及其領導者，他認為沒有一個人能夠與蔣介石抗衡，他佩服蔣介石的意志與手段。除蔣介石外，他把當時中國軍政舞臺上的要人排列了一個百人名單：從國民黨元老，到後起的實力派，他找不出一個能夠統一中國的人來。
端納知道，在中國，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做後盾，任何政治人物都是政客式的傀儡。「拳頭硬的是大哥」，端納在筆記本上寫著這句極為普通又極為深刻的中國民諺。張（學良）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雖然都有相當的軍力，卻沒有一個能在諸多方面與蔣介石相比。至於都在尋求自保的川、康、滇、黔各地方實力派，即使做夢也不敢想到入主中原。
那時的中國共產黨的軍力還處在萌發狀態，端納沒法看到它的潛力。端納對蔣介石的推崇，促成他規勸張學良附蔣，蔣介石也由此充分信任端納，視之如至愛親朋。
蔣介石志在削弱地方實力派，必然遭到這些實力派的極力反對，這就種下了戰亂的根苗。他在1928年雙十節登上國民黨主席寶座之後，便著手改組行政院，譚延闓由國府主席退居行政院長，馮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閻錫山為內政部長，李濟深為參謀總長，李宗仁為軍事參議院院長。他把握有軍權的最大實力派都調到中央來，以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分裂割據。任何統治者都要這樣幹，不然就無法達到統一。但宋太祖可以，蔣介石卻做不到，那些地方實力派，誰也不願意交出兵權而任人宰割。
蔣介石自度單憑自己軍力不能制服群雄，便採取聯甲制乙、聯丙制丁的策略個個擊破。
端納是中國通，卻不是軍事家，他當時無法想象蔣介石如何對付這些各有利益、各有主張、各有野心、各有盟友、各有權術、各有根基、各有地盤的、軟硬不吃的、鐵鉤抓不住的琉璃球。他懷著棋迷觀棋的強烈好奇心和對張學良東北軍的責任感，密切注視著形勢的發展。
蔣介石根據當時的形勢判斷，張學良和閻錫山是他北方的同盟者，馮玉祥和李宗仁、白崇禧則是他南方的「假想敵」，最直接的威脅還是馮玉祥。馮的勢力由西而東橫亙在中國腹地——從青海、寧夏、甘肅、陝西、河南直到山東。馮、蔣雖然義結金蘭，為了各自利益也不妨刀槍相向。蔣只能各個擊破，準備先對馮開刀。
此時，桂系卻掀起了一場政治風暴，白崇禧沒有參加南京的編遣會，他借督師灤州之機，與奉軍參謀長楊宇霆兩次面商，公開是相約兩軍合力消滅灤東的直、魯兩軍殘部，幕後卻是鼓動楊宇霆在瀋陽發動一次政變，取張少帥以代之。張學良先下手為強，把楊宇霆打死在帥府老虎廳裡，白崇禧聞之大驚，立即稱病入院。不久，桂系又在湖南興風作浪：突襲長沙，罷免魯滌平的湖南省主席，以何健代之。
湘局變化，使桂系南北連線起來：它以兩湖為核心，北接平津，南達兩廣，從中國南北兩端又畫了一道直線。馮玉祥橫貫東西，李宗仁、白崇禧直穿南北，蔣介石自然有被釘在十字架上之感。在盛怒之下蔣改討馮為伐桂，史稱國民黨的「第二次西征」。
端納那時認為，如果在蔣下令討桂之時，馮、閻聯合助桂，蔣介石取勝的可能性就很小。但那時，馮、閻卻在觀望，這是歷史上的一種極為有趣的現象。它的有趣，因為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蔣介石比馮、閻高明，就在於他對此必然比馮、閻看得更透。
蔣軍溯江而上直撲武漢，桂軍的李明瑞、楊騰輝、何健紛紛倒戈，而夏威、胡宗鐸、陶鈞這桂系三大將，一槍不放棄武漢西逃。此時馮、閻卻忘記了危險，滋長了野心。自閻錫山和平接收平津以來，桂系卻滲入長城之外灤河流域，使閻不免如鯁在喉，如桂系失敗，他可以獨霸北方。馮玉祥早已屯兵豫南，從輝縣百泉村的視窗，虎視眈眈盯著武漢，桂系敗走，他可以捷足而登，蔣在諸多許諾後請他出兵討桂時，他派石友三部由南陽進佔襄樊，派韓復榘由信陽進佔廣水，卻沒有想到蔣介石借他臂助之力搶先進佔武漢，馮的慾望落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馮玉祥上了蔣介石的當之後，決計反蔣，於是發生了蔣、馮第一次軍事衝突。接著在粵、桂戰爭之後，又發生了蔣、馮第二次軍事衝突，隨後又是張（發奎）桂聯軍反蔣，而後又發生蔣、唐（生智）之戰，蔣、石（友三）之戰，再後就是蔣、馮、閻中原大戰。
端納對這些戰爭進行過詳細的探求，最後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利同則合，利異則爭，今天我跟你反對他，明天我跟他反對你，後天你和他反對我，全無信義可言，也無正義可言，只有利害關係」。
「端，」宋美齡感到她的樞密顧問沉思默想的時間過長了。端納的話使她感到欣慰，卻沒有消除她的憂慮，她凝視著他在窗外陽光對映下變成古銅色的臉，這張鼻樑高挺表情始終溫和愉快的臉，曾不止一次地在她懨悶欲絕時，鼓舞起她的信心，「你認為委員長應該怎樣才能擺脫他的困境呢？」
「我不是軍事家，不能預言勝敗。人生，是一盤很有趣的棋，你要學會不因一時受挫而懊喪，也不因一時勝利而得意。基督教的教義很難解釋中國的實際，你對中國的瞭解恐怕不如你對美國瞭解得多。你必須瞭解中國的歷史，瞭解中國的哲學，不然就很難治理中國……這次共軍渡過湘江，進入邊沿地區，也許並不是壞事，這樣，可以促使各地方勢力拼命與共產黨作戰，打個兩敗俱傷，中央軍就可以開進去收拾殘局。這就應了中國的古成語：一箭可以雙鵰……」
宋美齡的思想有了轉機，眼前豁亮。她雖然沒有研究過古典哲學，「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的典故她還是知道的。西渡湘江的共軍，不正是塞翁所失之馬？她吃驚地發現，原來視之為千難萬險的境地，轉念一想竟然可變為制勝的坦途了。她不相信會這麼順利，她想用提問的方法，讓端納給她提供更充分的根據：
「我總覺得委員長的處境艱難，朋友太少，敵人太多……各個地方實力派都存野心異志，他需要解脫困境，消除背叛的良策。」
「但是，你說的各地方實力派，雖然是異己的力量，卻不是真正的敵人。今天打得你死我活，明天就可以握手為友，委員長的最大的策略就是不讓這些地方勢力聯合起來對己，而使自己永遠處在居中央而令諸侯的地位……委員長的真正敵人有兩個，外憂是日本帝國主義，內患是中國共產黨。只有消除內患才能解除外憂，這就是委員長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說到底嘛，」宋美齡有所領悟地說，「真正的敵人是共產黨人。」她的心裡忽然開了一條縫，似乎多日的憂慮只不過是一場虛驚，一個敵人還不好對付？她不合文法地把話打住了，驀然站起，走到聖母像前，臉上除了表現出往常祈禱時的虔誠之外，還流露出無限的感激與欣慰：「上帝保佑！」
這時門外傳來興奮的報告聲。
「有什麼事嘛？」宋美齡結束了虔誠的祈禱，帶著慍色轉身問侍衛副官。
「委員長請夫人和顧問去禮堂看電影。」
「什麼？什麼電影？委座不是正在開會嗎？」
「是白崇禧從前線送來的資料片，剛剛從機場取回來。」
「資料片？」宋美齡第一次聽說，而且委員長竟然中止了會議去看，想來是很重要的，但這種軍事資料她是從來不看的。
「是湘江之戰的戰況實錄，片名叫《七千俘虜》！」
「噢，健生起了個不錯的片名。」端納不由得誇獎著，關切地提醒宋美齡說，「禮堂裡沒有生火，恐怕很冷。」
「那有什麼關係？」宋美齡用一種無所畏懼的聲調說，「前方將士風餐露宿浴血奮戰，我們坐在禮堂裡還怕冷嗎？」
蔣介石在禮堂做放映的準備時，披閱了白崇禧隨影片附來的信札：
蔣委員長鈞鑒：自共軍西竄以來，我軍即枕戈待旦，遵命驅馳，先則有蕭克所部二萬餘人以為先驅自贛入湘繼則入桂，於9月20日自道縣、洪水關、永安關等地竄入廣西之灌陽、新圩、文市及全縣之石塘，經興安之界首續由資源、龍勝繞湘桂邊境之綏寧通道經黔東入川。我廣西主力部隊與地方民團奮力痛擊，屢次戰果已達上聞。
俟11月下旬，朱、毛率部蜂擁入湘，意在沿蕭克之舊道西竄。廣西全部兵力只有兩個軍共十五個團，即使配合各地民團，亦無法與共軍之兵勢相比，因此在戰略指導上，決定沿恭城、灌陽、興安之線佔領側面陣地，置重點於右翼，擬乘其長驅入境之際，攔腰痛擊，戰果奇佳。僅文市、成水一戰，即俘虜共軍七千餘人，繳槍三千餘支。為紀念此次大捷，特攝《七千俘虜》之影片奉上。
此外，我各地民團與民眾合作，厲行空室清野政策，共軍所經過約六十公里正面找不到顆粒糧食，餓斃者不下萬餘。
檢討此役，如湘軍劉建緒之部隊能努力合作，戰果則更大。當劉部甫入全州，為盡地主之誼，我們特備酒肉款待，望其飽食之後努力協同作戰。職部特派飛機偵察劉部行動，駕駛員回來極為憤慨，說「他們不在剿共，而在‘抗日’……」他們架著槍曬太陽，任憑共軍渡過湘江，為保實力，貽害黨國，實為至憾。敢布腹心，惟希明察。
蔣介石把白崇禧的信看了兩遍，喜憂參半。憂者，不管湘軍、桂軍都在作假；喜者，他們為了推諉責任互相攻訐，可以分而治之。
四《七千俘虜》
行營禮堂裡齊集著國民黨的機關人員。
影片的攝影低劣，但剪接者卻狡猾，顯然，它是白崇禧所審定的。這位桂軍的「小諸葛」顯然在一切方面運用著「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的原則。這是對何健告他「不是在堵剿而是在撤退」的形象的回答。
影片中，先是桂系軍隊艱難而迅速地行進，修築工事，接著就是大炮轟鳴，機槍掃射，畫面上佈滿塵霧煙火，桂軍喊叫著奔跑著向前衝殺。
晏道剛心想：「這很像是實彈演習，而不像慘烈的戰鬥，這是事前預拍的鏡頭！」但他側臉看了看蔣介石嚴肅的臉，嘴唇動了動，沒有說出來。
接著就是蓬頭垢面、破衣爛衫、赤腳而行的俘虜群。
「這不是軍隊！」蔣介石盯視著銀幕，「這是一群叫花子！」
「他們已經彈盡糧絕，」侍從室主任附和說，「只要窮追猛打就不難消滅……」
「關鍵是不使其落地生根……」
無窮無盡的俘虜群，在山彎處蜿蜒，前不見頭，後不見尾，兩旁是頭戴鋼盔手執嶄新步槍、趾高氣揚的押解者，與俘虜恰成鮮明的對比。
解說詞拖得很長，不厭其煩地報告俘虜所部番號及最高官階和名字。
鏡頭不斷地重複出現。
蔣介石不久就厭倦了，他想的是白崇禧：「這個人比何健滑頭，他先把共軍主力放過去，待其半渡而後擊，‘避其精銳，擊其惰歸。’損失少而斬獲多……」
「對敵人足智多謀是好的，」侍從室主任很懂得蔣介石的心情，「用來對付自己人，就可悲了……」
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鬥法是無時不在的，但他卻常常敗在蔣介石手下。
白崇禧自幼就學會「寧用智取，不用力敵」的戰法。他在自傳中，講過少年時的一個故事：
九歲時，他與六歲的弟弟一起上學。在同學中，有個十七歲的校內年齡最大的叫毛長林的學生，性情暴戾，品德極壞，經常欺侮他兄弟二人，勒令他們供其零錢、食物以做「貢品」，不能滿足其勒索，便拳腳相加，白崇禧雖惱恨，但力弱而不能敵，便與六弟密商以智取勝之法。某日放學乘毛長林步下五級石階時，他乘其不備從背後猛力一推，毛長林翻滾而下，他讓六弟先回家告知父親說明原委，而自己則先匿藏村後山巖之內，靜候事件的了結。九歲幼童做此精細安排，絕非一般。
他也善於自行其是陽奉陰違。1915年，他在桂軍馬曉軍的模範營當連長。當時廣西匪患極為嚴重：「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當時廣西政府對待股匪均採用招安政策，自陸榮廷做督軍始，因陸在當清兵時將法國領事的狗踢入河中而受通緝，陸懼罪潛逃落入綠林，專入安南搶劫法國人，以示報復，而將所獲財物接濟貧苦人家，從而獲得勞苦人民的擁戴，勢力日益龐大，後為清官蘇宮保招撫，由隊長、管帶升到邊防督辦。辛亥起義，王芝祥以桂督相讓，陸榮廷便掌握了廣西軍政大權。
陸榮廷自己當過土匪，又是被招安者，他當政後，力主採用招撫政策。
那時，白崇禧雖然是個二十二歲的連長，卻力主剿重於招。他在所招安的二百多名土匪中挑出八十餘名慣匪，欲殺之而絕後患。營長不敢做主，而去請示陸榮廷。陸聞之大怒，責問馬營長：「如開殺戮，各地匪皆不來就撫，全省治安由誰負責？」
白崇禧聞後，決定獨斷獨行，卻又不能犯上，只能用計。他將所要殺之慣匪，先施優待——放假三日回鄉去過中秋節，嚴令他們按期歸營。八十餘名慣匪如期歸來後，他怒不可遏，詭稱有人舉報他們中間有人回鄉為非作歹，有負他的優待之意，慣匪們皆說絕無此事，白崇禧則說舉報人在學校內等候，定能認出犯罪之人，令其全部到學校去讓舉報者辨認。慣匪願往，以證其無罪，乃魚貫入校。校內早伏士兵，逐個捕捉，當夜將其全部槍決。即報馬曉軍營長，說「該夥匪徒晚間搶槍謀叛，事起倉促，因不及請示辦法，恐有誤戎機，故用緊急處分將全部匪首八十餘名槍決」。
生米做成熟飯，陸榮廷只能接受既成事實。這也成為廣西清鄉剿匪史上的一件大事。匪首即除，匪幫散去，從此，招撫政策，改為進剿政策。
蔣介石對白崇禧研究得很透，他對他的親密顧問端納曾說過：「白崇禧是一匹難騎的馬！」
端納回答得很巧妙：「好騎手可以把他變成千裡駒。」
這就是蔣介石既怨恨他又要用他的尷尬處境。蔣桂戰爭結束還不到五年，他對桂系地方實力派還能有多大的指望呢？
《七千俘虜》放完了。蔣介石站起來，對侍從室主任說：「白崇禧又要高價討賞了。」
蔣介石知道，這些地方勢力派，虛報邀賞，不給軍餉不幹事。但大量的軍費交給他們，那不等於割肉養虎壯大了異己嗎？
「白崇禧所採取的追剿辦法很有創造性，除了信上寫的堅壁清野外，還有更有效的一手，」侍從室主任跟隨蔣介石回辦公室，邊走邊說，「值得推廣。」
「你說……」
「他派多股便衣人員偽裝共軍在共軍所到之處，對當地居民加以燒殺……」
「好！好！」蔣介石興奮地說，「這是防止共匪就地紮根的好辦法……你給白健生髮個電，嘉勉幾句，並對各追剿部隊發出指令……嗯，要多激勵幾句，讓他們窮追不捨，積極殲敵，切勿避戰，尉繚子不是說過嗎：‘求敵若求亡子……’黨國安危，在此一舉了。」
侍從室主任和副官長離去之後，已是深夜十一時，蔣介石仍無意睡眠，繼續處理案頭公文、批件。
b12月3日報載：/b
寧都寒衣運送完畢。
省賑務會於前日開始將教育界募得之寒衣送往收復區散發，其情已志本訊。現悉該會已於昨日將分寧都寒衣六千件，一律運送完畢，興國寒衣今日起運，該會又接清匪善後局職員募到寒衣五十七件，該會已決定運新克之縣城，雲。
b又訊：/b
省府積極整飭各縣團隊。
官佐不準任意更換，並不得擅離職守。
省府昨通令各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轉飭所屬保安團隊官佐，非經呈准，不得任意更換，以符法令；並不得擅離防地，以重職守。尤應隨時考察，以謀整頓，其原令如下：
據報廣豐縣，保安第一中隊第一分隊官長不在隊內，士兵異常散漫，又玉山縣保安隊，任意撤革委用私人等各情到府。仰該司令遵照，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為要。
蔣介石對保安隊這種腐敗現象，唯有嘆氣而已。
五真理與信仰
在微雨後的黃昏，端納漫步在南昌街頭。行營重地，隨處都是軍警，安全可保無虞。
他沒有明確的目標，只是信步而行，他被回憶的纖絲細縷所纏繞，儘管他受著蔣氏夫婦的信賴和優待，儘管他性格散淡而不計名利，但他並不總是愉快的，他時常處在一種迷茫空虛和孤獨中。他早已厭倦了國民黨內的爾虞我詐和勾心鬥角，一種僑居他鄉寄人籬下之感，越來越沉重地擠壓著他的心。
此時，有教堂悅耳的鐘聲傳來，鐘聲徐緩悠揚、莊嚴而又親切，他不由得循聲走去，進入一個僻靜的小巷。
城市的暮色漸濃，暗藍色的天幕柔和、明淨，給人一種近乎玄妙之感。
端納知道，在他那張雪白檯布罩起的小餐桌上，已經有晚餐恭候，但他不想回去，鐘聲給他一種聖靈庇護的福樂之感，他的靈魂似乎在鐘聲裡徐徐升入天堂，去享受人間沒有的安怡之樂。
端納循著鐘聲，穿過狹窄的街道，去尋找在暮色蒼茫中向他召喚的教堂。蜿蜒曲折的街巷顯得格外幽靜，在毗連的高高低低的房頂上，天空像閃光的河流平靜地伸展到遠方的大海。
他已經看到教堂裡時隱時現的燈火，他剛要踏上整潔的臺階，忽然耳邊響起嘶啞的咳嗽聲，像幽靈似地從教堂旁邊冒出一個黑影。他先看到一雙枯瘦如柴的老人的手，在暮靄中像彎曲的鐵鉤要攫住他似的，隨著一聲淒厲的叫喊：
「行行好吧，老爺！」
端納不敢細察這個乞丐的臉，慌忙掏出一張鈔票丟給他，那張紙鈔（他不記得面值是多少）飄然落地。當那個乞丐俯身去拾時，又有一雙小黑手向他伸來，依然是淒厲的喊叫：
「行行善吧，老爺！」
他急忙登上教堂的臺階，逃避魔鬼似的走進教堂，他並不吝惜第二張鈔票，他感到在教堂門外集聚著乞丐，本身就是對仁慈的上帝的褻瀆。就在他進門之時，他聽到兩個乞丐為搶奪那張飄落的鈔票的撕打和詬罵聲。
「弱肉強食！」端納預感到後來伸向他的手比最先向他伸出的手更有力量，有力量的手最終會把那張鈔票奪在手中。
他站了一會兒，把手伸向袋內，拿不定主意是否應該再給他們一張，以解決這場紛爭。
他不記得是哪年哪月了，他經過一處戰亂摧毀的鄉村，那本已破舊的房屋在燃燒中傾塌。衣不蔽體的饑民，滿臉灰垢和淚水，捶胸頓足呼天號地的怨憤之聲，直達天庭。他，端納，這樣盡心盡力地為蔣氏夫婦出謀劃策，致使連年戰火遍地、烽煙四起，生靈塗炭，餓殍盈野，是不是違背了自己的初衷而助紂為虐呢？端納突然感到心灰意冷，他似乎尋求補救或贖罪，急忙又走下臺階，把第二張鈔票塞給那個受了欺凌的老乞丐。那老頭生怕再遭搶劫，只疑心地望了這位洋大人一眼，便轉身消失在小巷的深處。
這時教堂裡響起了晚禱的音樂之聲，這宗教的音樂，像一個技藝精湛的大師，用優美的旋律編織成歡樂的花環，憑空撒下，飄落在端納的心頭。
與他所見過的大教堂相比，這個教堂未免太狹小太簡陋了。祭壇上燭火閃耀，大約有十幾個男女教徒在默默祈禱。他記起童年時，初次被母親帶到教堂去做彌撒時所感到的好奇與惶惑。
不管教堂大小，上帝總是一樣的。
端納並沒有跪下，他並不是虔誠的教徒。此時，他的整個生命都溶化在宗教的奇妙的樂曲中，紛繁的思緒浪潮般地湧來。
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在上帝面前懺悔還是辯解，他不能在這種夢幻似的境界中對現實生活作冷靜的思考。他焦急地渴望吸一口新鮮空氣，使自己清醒過來。
他從教堂走出來時，又有幾個乞丐向他伸出手來。有的竟攔住他的去路，仍是那千篇一律的嘶啞的呼叫：
「行行好吧，老爺！」
「行行善吧，洋大人！」
他分不清這叫聲是乞求還是詛咒，也搞不清他施捨是作惡還是行善。他也分不清這些乞丐是可憐還是可恨，他也辨認不出其中有沒有剛剛拿到他的鈔票的兩個人……
「醜惡！醜惡！」他怒衝衝地衝出乞丐的重圍。他聽見背後揚起一片咒罵和猙獰的調笑聲。
他原來認為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一向是涇渭分明的。他本無非分的欲求，無須棄善行惡。可是，現在這忽然成了問題，自己也陷入善惡難分的魔潭之中。
蔣介石擔任北伐軍總司令時，殺人如麻，謂之善，而北洋軍閥卻謂之惡；上海「四一二清黨」，國民黨謂之善，而死在屠刀下的共產黨人卻謂之惡；在蔣介石征服各地方實力派時，互相爭權奪利，使中國大地沉入戰亂的血海，各認為自己是善而對方是惡；現在，蔣介石全力投入對共產黨的作戰，共產黨謂之作惡，而蔣則認為行善。
那麼善惡的界限在哪裡？
假如端納知道毛澤東和羅自勉那場善惡之爭時，他又作何感想？兩個世界觀人生觀絕不相同的人，在善惡的思辨上是同工異曲還是殊途同歸呢？
他，端納，以多年在中國獲得的知識和才華為蔣介石出力，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盡職盡力，到底是在為善還是為惡？
如果像國民黨的宣言那樣：蔣介石統一中國之後給中國帶來的是幸福，那麼，他端納就是在行善。
如果像共產黨的宣言那樣：蔣介石的血腥統治給中國帶來的是災難是黑暗的地獄，那麼，他端納就是在作惡了。
端納跟馮·賽克特有所不同。後者是極端仇視共產黨的法西斯分子，他的頭腦裡不存在善惡的觀念，只存在法西斯主義的信仰！他只知道用「鐵與血」實現他的信仰，不分是非。端納是記者、編輯，他的財富是他的學問。他也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合中國國情，但他不是那種不問是非的死硬派。
端納的思索很容易陷進自相矛盾中，如果共產黨有共產黨的善惡是非，國民黨有國民黨的善惡是非，那麼，善惡是非的客觀準則是什麼呢？
蔣介石認為一切派別和各種勢力都服從他才是善，而各派勢力卻認為是惡。如果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他們也想稱王稱霸，當他們的力量能夠力挫群雄時，他們不也要消滅異己嗎？那時，他們就跟蔣介石一樣，把吞併異己統一中國謂之善了。
端納終於想到了立場問題。中國歷史上講春秋無義戰，何止春秋時代？那隻能各為自己的或自己的集團利益而奮戰，各為其主，而無是非可言了！
難道真無是非？他想起國民黨殺進蘇區時，見到一個個蘇維埃政府門上貼著同一副對聯：
豪紳不入地獄
窮人難進天堂
這就是共產黨的真理，這就是共產黨的是非。
「我要升入天堂，必然把你踏進地獄；你要升入天堂，也必然把我踏進地獄。」那麼，你死我活的階級拼殺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這也許就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悲劇吧？
那麼，誰入地獄，誰入天堂，就看誰是強者誰是弱者了。
端納又陷入弱肉強食的法則。
端納的思索，不可能達到真理，但他想到了各國的統治集團，善惡是非因人而異飄忽不定，像夢幻一樣瞬息萬變。一切道德、準則都是統治集團製造出來的，都是他們的利益、權力、意志的表現。弱肉強食的法則，就是把殘忍、瘋狂、犯罪合理化、制度化的專制主義的法則。我去侵略別人，那是因為我有力量；我被別人侵略，那是因為我是弱者，並不是因為我的善良。
端納的思緒自然向叔本華和尼采傾斜過去：
叔本華認為：人的生活意志都是為自己打算的利己主義，而永遠得不到滿足，以致人類歷史是無止境的屠殺、掠奪和欺壓，所以說人的生活意志是萬惡之母、痛苦之源。
尼采提出了「超人」哲學，認為「超人」是歷史的創造者，平常人只不過是「超人」用以實現自己意志的工具；「超人」有權統治和奴役「群氓」，「超人」為了奪取權力，採取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符合道德的……戰爭是自然規律。
端納按著這兩個唯心主義哲學家和唯意志論者的觀點，去剖析歷次戰爭：「那些成十萬百萬死在戰場計程車兵是不是為某些‘超人’實現自己意志的工具呢？」
他想是對的，蔣介石不正是為了實現他統一中國的意志而驅使前線將士浴血搏鬥嗎？
目前的現實，似乎又不能完全印證叔本華與尼采的思想，端納又傾向於信仰的力量：國民黨北伐的勝利，是基於三民主義革命的信仰，北伐後陷入爭權奪利便是信仰的喪失，信仰的喪失便是革命性的喪失，也就是腐化的開始。
共軍之所以那樣頑強地戰鬥下去，除了求生存之外，不正是由於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嗎？
「挽救國民黨之法，唯有挽救信仰。」端納仰起頭來，看到孫中山的遺像，遺像上方寫著孫先生親自手書的四個大字：天下為公那麼，蔣介石現在的一切努力就是要統一中國，這跟「天下為公」是一致的還是相悖的？
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9年3月15—27日在南京召開。會議宣佈開除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國民黨黨籍，宣佈永遠開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陳公博、甘乃光等人黨籍，開除顧孟餘黨籍三年，給予汪精衛以書面警告，並決定出兵討伐桂系「護黨救國軍」。國民黨三大，確立了蔣介石的獨裁統治。
尉繚，戰國時代軍事家，著有《尉繚》三十篇，列入兵形勢家，今尚存二十四篇，稱《尉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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