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英的叮囑

這是一座古舊而又闊綽的庭院。院中石鋪甬道的兩旁，是堆有假山的花園，幾株丹桂正散發著濃香。

這是庭院中最簡樸的一個房間，裡邊的擺設都是項英式的。一切地主豪紳的華貴傢俱他都清除出去，藉以保持工人階級清貧的本色。項英絕不會忘記他家的那間木板小屋，也不會忘記他那為富貴人家刺繡和洗衣的母親，還有撿垃圾拾煤屑的妹妹。

這個房間裡，除了嵌在牆上的穿衣鏡和刻在大理石上的「追遠齋」之外，一點土豪氣息也不存在了：沒有髹漆過的杉木桌，用木板搭的單人床，補了補釘的破棉被，一切都和他補過的灰軍裝相匹配。艱苦和樸素，不但是革命者的風格，也是中華民族的固有美德。

就在那張老百姓家都有而在這個院裡反顯特殊的杉木桌子旁，坐著李德和博古。他們都穿著灰色軍衣，泡子燈捻得很暗，大概只有一支蠟燭的光亮，項英坐在下首一邊。在警衛員給他們沏水時，項英吩咐：從眼下起，不經喊叫，任何人也不準進屋。

警衛員立即退了出去，他們當然知道這是一次極端機密的小會。

博古既是主要的談話人，又充當李德與項英的翻譯。項英一字不苟地做著記錄，交談的時間相對地拉長了。

談話是在親密而又嚴肅的氣氛中進行：

「我同意中央的安排，」項英邊說邊翻著長條形筆記本，「關於中央分局的委員，還可以再定奪一下，不合適的應該調換。我念一遍，看有錯漏沒有……中央分局書記項英」……項英像在大會上宣讀條令似地讀出自己的名字，而後一字一頓地說，「委員由陳毅——賀昌——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梁伯臺——陳潭秋——毛澤覃——汪金禪——李才蓮等擔任……」

他在每個名字後留一個空隙，以便聽者對人選重新審視思考。

「我看就這樣吧，已經研究過好幾次了。」博古對項英的過分認真和繁瑣作風，有點不耐煩了，他喜歡乾脆，「倒是陳毅同志擔任中央辦事處主任是否合適，可以考慮，第一，是他的身體；第二，是他的情緒……這是李德同志最關心的兩點！」

從交談的氣氛，使人感到他們三人可以開誠佈公無所保留地交換意見。

「這人我瞭解，閒來無事讀詩書，」項英說了一句很少說的俏皮話，「像他這樣出身的知識分子，大都有種溫情主義，動搖性是他們的階級出身的劣根性。這一點上，有點像周恩來，最容易倒向右傾機會主義。……他的辦事處，在他養傷期間，我可以兼管，黨政統一嘛！」項英似乎權衡了陳毅任辦事處主任的利弊，「這人也有長處……不喜歡抓權，這一點，也有點像周恩來。至於右傾情緒，可以展開鬥爭嘛！反正他是在中央分局領導之下……」

博古把項英的話翻譯給李德，李德首肯贊同，然後說：「這次紅軍主力轉移到外線作戰，是爭取戰略主動的根本措施，四方面軍遠征川陝建立了新的根據地，並取得了大的發展就是證明：鄂豫皖並沒有丟！這不是失敗，而是勝利，舊的保持了，新的誕生了……」

這種警句式的論點，李德等待博古給他翻譯之後再向下講，以便加強項英的印象。

「我們把你留在中央蘇區，就是考慮到堅持蘇區鬥爭的艱鉅性，它需要一個政治上堅強的負責人來領導……博古同志和我都認為，你可以兼任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

無疑，這是一項重託。今後，舉世聞名的中央蘇區，便是他項英展示宏圖大略的舞臺了。

項英對共產國際絕對忠誠。在中國的傳統哲學觀念中，這種「士為知己者死」的所謂知遇之恩，將長期發揮著潛在的不易察覺的作用。

博古與李德深知這一點。按理說，蘇區中央分局書記這一職務，應該由中央蘇區的創業奠基者毛澤東來擔任，可是，臨時中央對毛澤東不但沒有興趣而且懷有戒心。共產國際和臨時中央，要的是忠誠的絕對服從，而不是獨立自主精神。

「考慮到你的精力，」博古補充說，「賀昌同志可以作為你的助手，任政治部主任。」

項英沉思了良久，認為賀昌聽他的話，能與他合得來，便無異議地接受了。

項英的工作作風既有突出長處也有突出短處：他嚴謹，嚴謹到刻板的程度；他勤奮，事無鉅細，一概付出全部的熱情；他忠誠，對共產國際的指示視若神聖；他堅定，用頑強的意志和毅力去追求既定的目標。

這種性格，在他參與領導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時，就充分表現出來了。陳毅暫時不能工作，項英並不在乎。他不怕忙碌，只怕分權。一個人幹起來可以運用自如，指揮順暢，省得別人來干擾。大權獨攬，是件痛快的事。

「李德同志，我覺得留下的兵力少了一些，」項英又翻早已準備好的筆記本，「由中央局指揮的只有二十四師，另外還有第三、第七、第十一，三個獨立團，戰鬥力都比較弱，承擔保衛蘇區的任務，顯然十分困難！」博古翻譯給李德，李德也拿出本子，顯然，對這種討價還價不甚滿意：

「恐怕不能再留更多的部隊了，西征任務更為艱鉅。主力西進，蔣介石必然跟追，這就減弱了蘇區的壓力，除你說的由中央分局直接指揮的一個師和三個獨立團外，還有江西軍區的一、二、三、四團……還加上各縣的獨立營和游擊隊，全部武裝力量，已經超過三萬人！」

博古翻譯後補充說：「我認為這是一支非常可觀的軍事力量，此外，還有近萬名傷病員……」

「這隻能是負擔。」項英叫苦說，「可以把他們疏散到群眾中去，變成骨幹力量！」博古在潛意識中，想到這方面毛澤東很有辦法，但他沒有說出來。

項英繼續叫苦：「像何叔衡這樣年老體弱的同志，像瞿秋白這樣重病吐血的同志，都留給我們，我們還要提供保護，將來怎麼顧得上？」

「你要他們跟著西征嗎？那不更難？不把他們拖死才怪。只要環境許可，你們想法把他們轉送到上海去養病。這是對他們最妥善的安排！」

「也只能這樣，」項英無可奈何地說，內心卻很厭煩，怎麼老把包袱向蘇區丟？

李德從圖囊中抽出標好的地圖：這地圖上以精確的線條和各種標誌，劃定瑞金、會昌、于都、寧都四個縣之間的菱角形地區為基本游擊區和最後陣地。

項英對著地圖看了很久，但他不熟悉圖上作業，沒法預想出未來如何堅守的方案。

「你們的基本任務是保衛蘇區，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博古說。

「還要注意在蘇區內部和周圍進行遊擊戰爭，」李德補充說，「把殺進蘇區的國民黨軍隊搞得日夜不得安寧，絕不能讓他們建立起統治。你們應該有個明確的指導思想，將來配合主力紅軍，在有利條件下進行反攻！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仍然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目標！」

「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目標！」博古興致勃勃地說，「你們要有堅定的信心！」

「我們有信心有決心完成這個目標。」項英既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空想主義者。他認為，他能夠像毛澤東一樣，把中央蘇區重建起來，並且幹得比毛澤東更好，因為他熟知中央蘇區建立與發展的歷史。

1929年春，毛澤東從井岡山下來，挺進贛南閩西時，力量是有限的。在瑞金大柏地一戰，打垮了劉士毅獨立第七師，殲敵八百餘人，繳槍八百餘支。接著，部隊以日行百里的速度乘勝向閩西進軍，於3月11日夜間，部隊悄悄地繞過閩西軍閥郭風鳴所設定的埋伏，飛越瑞金與長汀交界處的隘嶺，到達了長汀縣四都鄉。後來在長嶺寨（又名勝華山）消滅了郭風鳴旅，打死了郭風鳴，為開闢閩西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那麼，在蘇區已有充分根基的情況下，有三萬人的武裝力量，實在也算可以了，重建中央蘇區的日子不會很遠。項英似乎心定神寧了，他準備在保衛蘇區中大顯身手，在重建蘇區中創造奇功顯勳了。此時，他反而為西征的主力擔憂起來：

「蘇區的堅持與恢復是不存在問題的，你們放心好了。當你們重新歸來時，面貌將會大變的。我倒擔心你們的遠征。你們應該注意周恩來，這個人容易轉向，對國際路線是動搖的。周恩來的出身我清楚，舊官僚家庭的那一套處世哲學培育了他的調和主義……」

項英停下來等待博古翻譯。

「他在青年時代，長期在國外從事革命活動，」李德說，「他是應該將自身弱點洗滌淨盡的……」

「他不可能清洗淨盡，他是不是願意清洗還是個問題。」接著項英舉出了證據，「他並沒有對自己的官僚家庭有所認識與它斷絕關係，而是充滿懷念和感激之情。他在1928年10月離蘇回國時，不顧身負傳達六大精神的重要使命，竟然在瀋陽逗留，看望他的伯父，重溫天倫之情……」

博古與李德對此，並不像項英看得那麼嚴重。但李德在他的《中國紀事》中，站在為自己辯護的立場上，對博古、洛甫和周恩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博古作為黨中央總書記當然不得不主管政治問題以及越來越突出的軍事問題，這就使他違背自己心願地成了毛的對手。他只有二十五歲左右，在理論上很有修養；雖然年輕，但政治上很有經驗，然而在制訂軍事方針時，他總樂於接受我的建議和周恩來的決定。

這一點，李德寫得很策略，很有分寸。他說博古樂於接受他的「建議」和周的「決定」，以證明他不是後人說的「太上皇」。

……我同博古之間逐漸建立了友誼，這種友誼也經受了以後幾年意見分歧的考驗。我同他作過多次交談，從交談中我知道，他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毛的觀點，但他認為必須同毛合作，以便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他而維護黨的統一。他被毛「貶職」以後，還一直堅持這種看法，直至1946年悲慘地死去。誠然，這種「忠誠」的態度，使他以後又激烈地支援毛的政策。

只有共產國際的權威和蘇聯的利益，在他看來始終是高於一切的。

洛甫比博古年紀大些，受的教育也比他全面；洛甫和博古一樣致力於增強黨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多次表示很蔑視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農民意識。但是作為負責政府和蘇區工作的中央書記以及閩贛蘇區政府的新領導人，他也逐漸陷入了毛的影響之下，並轉到了他的路線一邊。對此起決定作用的，首先是毛的軍事計劃。顯然他相信這個計劃在中央蘇區的具體情況下是正確的。但洛甫並不因此而放棄他自己的立場，所以，在他作為博古的後任當上中央總書記之後，又多次同毛髮生衝突。到六十年代，毛終於把他徹底趕下了臺。

共產黨領導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靈活的是周恩來。周受過中國的古典教育和歐洲的現代教育，有豐富的革命經驗和國際經驗，有傑出的組織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總是力圖見風使舵，使自己適應環境的變化。在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和國民革命軍最高司令時，他曾任黃埔軍校和國民黨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主任。

他在1927年組織了上海起義和南昌起義，但是作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二十年代末也參與或容忍了陳獨秀和李立三的錯誤。1932年他擔任中央蘇區中央政治局領導人時，把毛澤東排擠出黨和軍隊的領導崗位。現在他支援王明和博古，擁護共產國際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路線。他一直是政治局常委，與此同時又擴大了他在軍隊中的勢力，因為很多指揮員是他當時黃埔軍校的學生。第四次反圍剿軍事上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把這些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勞簿上。在前敵指揮部和總參謀部合併以後，有關戰事的一切領導權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實際上他指揮著全部武裝力量，包括獨立部隊和地方部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底他在一份表格上寫道：1932—1935年曾任中國紅軍總司令。當他在長征中及時覺察到毛澤東佔了上風，於是就毫不猶豫地轉到毛的一邊。我覺得，他至少是在一些方面，違背了自己比較正確的認識，成了毛的忠實親信。

李德的這些觀點，無疑是帶有強烈的好惡、恩怨、得失的個人色彩，是不足為據的，不可能公允，但也不失為一種看法。因為他自己覺得別人對他的評價也不公正。這種以不公對不公的互相攻訐的情緒，是生活中常見的，後人自會比較和辨別，總比只聽一個聲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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