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人事關係大概是最複雜的，智莫難於知人。博古、李德、項英，在人事安排上花的時間和精力也最多。

「外舉不棄仇，內舉不避親。」話是好話，實際生活中，卻往往反其意而用之。

人們常常嘆息：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是後人把前人純潔化了，「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只要看看紅四軍的古田會議決議和整黨整風記錄，就知道人的真實精神狀態了。自古皆然！歷史的邏輯往往是這樣的：如果這個人最終是站住的，他就絕不會有缺點；如果這個人後來是倒下的，他渾身上下也就沒有一個好細胞了。

二讓安泰離開大地

項英強烈地關切著無產階級事業，當然也就更關心人事安排與未來的命運。

毛澤東這個人就更值得警惕了！他是個農民知識分子，一腦子封建農民意識，他諷刺馬列主義者為言必稱希臘，可是，他是言必引古書。所以他嚮往權力，他城府很深，一肚子農民式的精明。

項英在大軍將行萬事待理的時刻，竟這樣詳盡地介紹毛澤東，是很不尋常的。

「我一到蘇區，就碰上了肅反，發生了富田事件。這人的政治傾向本來是右傾，可是處理富田事變卻左得出奇，原因就是借肅反整掉那些反對他的人嘛……」

李德在三十九年後寫的《中國紀事》中，用「據說……」方式，引用了項英的這一觀點，同時，他也寫出了周恩來與項英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

周恩來稱毛當時採取的恐怖手段是「鎮壓反革命鬥爭中的過激行動」，項則直率地稱之為「黨派鬥爭」……

顯然，周、項對肅反的評價是有質的差異：前者是肅反的擴大化；而後者卻是排除異己的行動。

事物的複雜，還在於同是一個提議，出自內心的動機卻極不相同。周恩來提議毛澤東同志應該隨軍長征，因為他是中央紅軍的創始人，是因為他雄才大略，高瞻遠矚，指揮嫻熟，他應該在紅軍中發揮作用。

李德和博古本來是不同意的，可是後來他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了這個問題。

「所以帶他西征，」博古對項英說，「就是要他脫離開中央蘇區這個根基……」博古說到這裡已經是觸及到很深的層次了。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去留名單時，對留毛在蘇區好還是帶他西征好是頗費掂量的。毛澤東在軍內已無職權，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一職，在離開他的「共和國」後已經毫無實際意義。如果把毛留下，他很可能在原來的深厚根基上東山再起！這本來並不是什麼壞事，但李德、博古卻不願中央蘇區重新落在一個與國際路線相違拗的人手裡，所以他們選擇了項英。「讓安泰離開大地」，把毛澤東從黨、政、軍方面全部架空。

博古和李德認為在中央蘇區貫徹國際路線，主要阻力來源於毛澤東和他在軍內外的影響，所以他們對毛澤東的特點作過充分的研究，這些研究在正式與非正式的場合都進行過。李德在他後來的《中國紀事》中寫道：

我在中央蘇區最初三個月，結識了一些領導人物，這裡我想插一段我對他們的觀察和判斷。這些觀察和判斷都是很粗淺的，而且最初的印象也難免同以後的印象交織在一起。為了儘可能地全面，我把一些在當時通過談話以及其他途徑得到的訊息也寫了進來。

和我本人經常有些來往而又很熟悉的人是很少的，即使在「保衛措施」比較放鬆和我的腳病痊癒以後，我的活動範圍也主要是侷限於定期訪問中央委員會、總參謀部和軍事學院，還有總共到前線去了五次。當然，還有很多偶然碰到的人及其名字，我已忘記了。

給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他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幾乎可以說是很瘦削的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他給我的最初印象，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家和軍人，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家和詩人。在很少的幾個慶祝會上，我們見面時很隨便。在這種場合，他總是保持一種威嚴而又謹慎的態度，總是鼓勵別人喝酒、說話和唱歌，他自己則在談話中插進一些格言，這些格言聽起來好像是無關緊要的，但總有一定的含義，有時還含有一種惡意的暗示。很長時間我都吃不慣味道很濃的菜，像油炸辣椒，這種菜在中國南方，尤其在毛的故鄉湖南是很普遍的。

這就引起了毛的譏諷，他說：「真正革命者的食糧是紅辣椒。」和「誰不能吃紅辣椒，誰就不能戰鬥。」當有人第一次提出，我們的主力是否應當突破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封鎖這個問題時，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話（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話）回答說：「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總之，他喜歡引用民間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國歷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訴我，歷來很著名的紅軍八項政治原則和四項策略原則中的一部分也是毛從歷史中，也就是說從十九世紀後半葉太平天國起義的口號中吸收過來的。他根據中國古代軍事著作《孫子兵法》提出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但在長征路上他又引用孫子的另一句話「投入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就連他那句關於紅辣椒的格言也是隨形勢而變化的。

在雲南時，真正革命者的標誌是鴉片，因為當時發給紅軍戰士的津貼，不是銀洋而是鴉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標誌是蝨子，在那裡我們幾乎讓蝨子給吞吃了。類似這樣的格言和比喻，我們還可以隨意舉出一些例子，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但其效果還是明顯的，因為它們畢竟適合了一定的具體情況。毛不僅在私人談話中或小範圍裡運用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還把它們引用到他的講話中，並以革命的激情從中引出令人銘記的口號。我自己就經常親眼看到，他是怎樣用這種辦法深深地影響了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

當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但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很膚淺的。這是我對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這種看法，他還說了幾條理由：毛從來沒有在國外生活過，不懂外語；中國又非常缺少馬克思主義著作，有限的幾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數。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義的方法，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並加進其他的內容。例如他常常講無產階級，但是他所理解的無產階級，不僅僅是產業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貧窮的階層——僱農、半佃戶、手工業者、小商販、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階級劃分，不是從「社會生產的一定歷史地位」及其同生產資料一定的關係出發，而是從收入和生活水準出發。這種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的庸俗歪曲，在實踐中影響很深，例如上面引用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統計數字，就是這種影響的表現。這種歪曲使毛可以按照主觀判斷來確定不同階層的階級性質，並在實際上否定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無產階級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他交替使用的這兩個概念，被他歸結為共產黨的統治，而共產黨的統治在他看來又體現為紅軍的力量，因為他認為，階級鬥爭主要是以內戰的形式進行的。

李德所說的毛澤東的短，恰恰也帶來了毛澤東的長。他由此而沒有成為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者，而形成了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所獨有的思想，而這卻成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法寶。這對博古和李德來說是很難理解的。在他們看來條文比實踐更重要，或許由於來得比較容易。

關於這個問題，我同博古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交談了多次，我知道，他們對這一切是有認識的，但是他們卻沒有與之鬥爭。他們不想由於這些「理論」問題同毛澤東破裂，這當然也是符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路線的。他們知道，毛在中央蘇區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我們有時開玩笑說，他的影響是利用了「民眾的激情」，其實倒不如說是基於長期共同進行武裝鬥爭的傳統。由於這種傳統，毛同農民的關係非常密切，但對於沒有參加武裝鬥爭的「城裡人」，則以白眼相待。因為他同工業城市的工人階級幾乎沒有什麼接觸，所以在他的眼裡，蘇區以外共產黨人英勇的地下鬥爭是無足輕重的。他認為，只有農民軍隊的武裝鬥爭才有意義。他狂妄地以為，只有他才能擔負起把他所理解的革命引向勝利的使命，所以在他看來，只要有利於他達到個人獨裁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採用。

但是，項英比博古、李德更熟悉毛澤東的素質，也瞭解毛澤東在紅軍中潛在的影響和深厚的根基。他再三向他們提出：「你們無論如何要注意毛澤東的言行，防止他對部隊施加影響。」

「我們把他放在中央縱隊，跟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他們在一起，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博古說。

「洛甫呢，王稼祥呢？」項英頑強地提醒。

「洛甫同志是莫斯科來的，王稼祥同志也是，更何況洛甫跟軍隊沒有任何關係，王稼祥傷情很重……」

李德同意博古的分析：「毛澤東跟中央軍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接觸的機會，更何況在大軍西行的連天炮火中，行軍、打仗、宿營，飯吃不好，覺睡不好，能有多少時間進行政治活動呢？」

的確，毛澤東要恢復自己對軍隊的領導權是困難的，在當時來看，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是李德博古還是項英，他們都忽略了一點，毛澤東這個古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他有兩塊土地：

一塊，是不移動的——中央蘇區；

一塊，是移動的——浩蕩的西征大軍。

奪取政權，這是革命者的目的。

在我們審視偉大歷史人物和領袖人物時，我們不難察覺：謀取權力，並不是貶義詞。因為偉人有了權力才能有所作為，不管他們推行的政策是否正確，他們幾乎人人都相信自己在為一個偉大事業服務，在為祖國或人類的進步服務，都想用自己的巨手推動歷史的巨輪！為了這個目標，許多權勢達到絕巔的人物，也不惜獻出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像拿破崙一樣。就他個人來說，還缺少什麼？他寧肯忍受風雪嚴寒乃至有被俘和擊斃的危險，遠征莫斯科！有的領袖用殘忍的手段（不惜用暗殺）清除政敵，那是因為他覺得在他握有權力之後，會給社會帶來更多的幸福。因此，刺殺政敵之「惡」與自己權柄在握之後推動歷史前進之「善」，便統一在一個人身上！

歷史包羅永珍，人的思想意識也千姿百態，時常變化，在這件事上他是對的，在另一件事上他是錯的；在這件事上他是舊傳統的反叛者，在另一件事上他是舊傳統的屈從者；有些事他辦得很聰明，有些事又辦得很愚蠢。他可以下幾步好棋，又出現幾次不應有的失誤；他有時表現正常，有時表現失態；他有時鬥志昂揚，有時又意冷心灰；在戰場上是捨命救戰友的英雄，在夜裡又去偷別人的老婆……那些只承認世上思想是單一的不是萬般複雜的人，只要低下頭看看自己有多少私心雜念，就非常清楚。心靈，是一面照己的鏡子。

歷史不斷地向我們證明：善、惡、美、醜交織在一起；光明與黑暗交織在一起；幸福與痛苦交織在一起。

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一個哲學名詞：「二律背反」。他認為當理性企圖對本身有所認識時，必然陷入這種不可解決的矛盾。他舉出四組二律背反：世界在時間與空間上是有限的，世界在時間與空間上是無限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單一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一切都是複雜的、可分割的；世界上存在著自由，世界上不存在自由；世界有始因，世界無始因。

這種簡單的辯證法，在老子時代就提出來了。從右手拿矛左手舉盾的老頭的叫賣聲中，早就可以聽出來了。可是，一些自稱高舉馬列主義辯證法的火炬的人，卻往往鑽進形而上學的樊籬。

無情未必真豪傑和無毒不丈夫，並不是截然相反的東西！

殺恩人獎仇人似乎不可思議，其實這是不瞭解生活邏輯。歷代皇帝殺功臣，不是由於昏庸，恰恰是來自清醒。功高震主是危險的！韓信受辱胯下，在為王之後，反而召辱己之無賴授以中尉之官。這可以使自己的形象閃閃發光，可是，當他從漢中逃亡時，為他指路的樵夫反被其殺，這種滅口可以使自己得到安全。獎勵仇人並不是由於寬宏大量，殺害恩人並不是由於生性殘忍，都是為了需要。

歷史也不止一次證明：對往事的判斷與評價是有反覆的。人們的信仰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陶淵明早已思索過了。

戴高樂在這一點上是直言不諱的，他說：政治家「應該懂得何時要裝聾作啞，何時要誠懇坦白……只有在採用了千條良計並作出種種莊嚴承諾之後，他才會被委以全部權力……」

他還指出：「每個實幹家都具有強烈的私心、自尊心、冷酷無情和狡詐的本領。如果他們能以此作為達到偉大目的的手段的話，所有這些都可以得到諒解。甚至還會被看作是優秀品質。」

博古、李德和項英，就人事安排，重用誰，提防誰，團結誰，分化誰，一直談到第二天的凌晨兩點鐘。

項英叫醒沉睡在隔壁的警衛人員，送他們回「獨立屋子」。

山野已經起霧，空氣溼度很大，周圍一片朦朧。東北、西北方向的炮聲，喚起李德、博古行將離開蘇區的惆悵，與項英交談所激起的亢奮的心境，頃刻為之黯然了。

待李德、博古在夜霧中消逝後，項英回到屋中，把燈捻亮，開啟他的筆記本，一行一行細讀。他試圖勾勒出紅軍走後蘇區將是什麼樣的局面。可是，他的思路卻阻塞著，支離破碎，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來。

在西征途中，李德和博古並沒有忘記項英給他們的忠告，並沒有喪失警惕，可是，因為湘江兵敗，也因為毛澤東並沒有提出反對黨的路線，只談人們眼見的事實——軍事失敗。毛澤東懂得仗要一個一個地打，飯要一口一口地吃，更懂得更換軍事領導權，在一切服從於戰爭的時期，也就等於更換了黨權和政權。

項英此說略有出入。周恩來在瀋陽停留是為了向中共滿洲省委傳達六大精神，順便去看望伯父也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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