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醫院的女護士與一個傷員在山林裡幽會，被人看到了，受到嚴厲的審問：「你們在樹林裡幹什麼？」

「我們開學習會。」

「什麼學習會要到樹林裡開？一定是ab團的反革命會。」

當兩個男女青年感到問題比談情說愛嚴重百倍時，改口也無人相信了。

刑訊、誘供的方法是高超的——先對男的說：「她已經承認是ab團了，你能不是？她說是你發展了她！坦白從寬，抗拒死罪！」

於是，男方為了從寬寫了認罪書。這份認罪書又擺到了女方面前：「你看，他都認罪了，你怎麼還敢抵賴？！」

女的實在傻了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難道擁抱著親個嘴，就是ab團？「那好，我也是！」

女護士的心破碎了，簽字的手顫抖抖地握不住筆。

「終於成功了！打了兩個ab團！」那種興高采烈，那種沾沾自喜，那種為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的自豪，一時間忘了他們是在踐踏戰友的已經滴血的心。不久，那男那女抱著坦白從寬的希冀被紅纓槍戳透了心臟。處死ab團，不值得浪費子彈。

把不是ab團的戰友打成ab團，那是誤傷，還算不上殘忍；那種明明知道不是而硬把他打成是，也還算不上殘忍；最最殘忍的是幹得那麼虔誠，那麼自覺，那麼欣慰！而且把這種不把人當人的惡作劇，當作成功的經驗推行。

這也許還不夠殘忍，殘忍的是，那兩個冤死的男女，在死前已經變成了十惡不赦的真正罪人：「你們兩個既然是ab團，是哪個發展了你們？你們又發展了誰？」

這種上連下掛，使那等候坦白從寬的男女，更為目瞪口呆。他們知道，已經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自殺而死吧，死不成的。自殺，正說明你真正有罪，不然，好好一個人為什麼要自殺？於是，在嚴刑拷打下，就亂啃亂咬起來，使許多戰友陷入與他們同樣的死境。他們是多麼無辜，又是多麼罪孽深重！

真正的反革命、陰謀家和壞蛋，趁機興風作浪：匿名信，假證據，打擊報復，誣陷，消除異己，公報私仇……不願作惡的好人，反而不被信任，壞蛋成了積極分子，因為他們亂抓亂殺毫不心慈手軟。這時候，真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只要有人背後告了你的黑狀，你還在夢中，睜開眼就成了反革命。

贛西南地區，波及到閩西……由ab團進一步擴充套件到「改組派」和「社會民主黨」。

1931年2月21日贛西南的《通告》中提出《集中大力進行這一肅反工作》，3月，閩西的虎岡地區，開公審大會，殺了數以千計的好同志。

這是怎麼回事？一時間人們全都瘋了，全都傻了，平時親密無間的戰友互相成了仇敵。你懷疑我，我懷疑你，甚至夫妻之間也不能相信了。甚至正在戰場上對敵作戰的人也是ab團了。人人自危，人人噤懼。「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員來談話！」

總前委派作風極壞的李韶九當了肅反委員會負責人，他抓了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的大部分負責人，又抓了紅二十軍的領導幹部，嚴刑拷打，逼供，釀成了「富田事變」。

那時，陳毅被派往贛南去領導肅反工作，這是對他的一種考驗。「你不打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即使你打反革命也可能說你袒護反革命而被清除。他認為反革命即使有，也不會那麼多。

「不久我就有匹好馬騎！」李韶九放出風，他指的就是陳毅那匹白龍駒。

陳毅也知道，很可能有人要把他當成ab團的黑後臺，早晚要把他揪出來。他也拍拍腰中的勃朗寧說：「我陳毅的槍也不是吃素的！」

這跟十年動亂中「繼續深挖五·一六」是多麼相似！不挖到預想的那個黑後臺是絕對不會停止的。

「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多麼革命的口號，多麼可怖的口號！我要挖多少就挖多少。要有，成千上萬；要無，一個也沒有。陳毅整天提心吊膽，度日如年。他對剛滿二十歲的妻子說：「菊英，若是我被打成ab團，你怎麼辦？」

肖菊英，這個信豐城裡的柔弱姑娘，愕然一愣，臉色變得煞白，薄薄的嘴唇哆嗦起來：「……你……你幹嗎嚇唬我呢？」

「我嚇唬你？」陳毅對肖菊英的稚氣表示驚詫，「你怎麼會這樣想？當前的情勢你還看不出來嗎？」

「那我就去死！」肖菊英恍若變了一個人，渾身透射出一種決絕冷凝的森然之氣。

「不！不！你要跑回孃家，避避風頭，等運動過去……若是我不回來，你也就不要回來了，是不準反革命的妻子革命的！」陳毅不敢把更可怕的後果說出來。

肖菊英哭了，從此，她沒有笑過，也變蒼老了。痛苦像只無形的大手，揪住了一顆純真無邪對革命抱著無限嚮往的心。

陳毅後悔了，他不該把自己的憂慮告訴她，那種遺囑式的安排，豈不把姑娘嚇死？他想盡一切辦法安慰她，但是，各地捕殺ab團的槍聲卻更加重了姑娘的疑慮。她在那些用刀砍死、用紅纓槍戳死，用石頭砸死的ab團的血窪裡，看到了自己未來的現實。

大打ab團的聲勢有增無減，使肖菊英感到大禍正在敲門。

1930年11月至12月，一個月中，不到四萬人的一方面軍，就打了四千四百多名ab團分子，殺了幾十個ab團團長。永新縣接連把六屆縣委都打成ab團，只允許一個自首，其餘全殺了！

殺就殺吧，一槍打死一刀砍死也好，可是，不，有的竟然被生鏽的鐵絲刺穿睪丸牽著去遊街。

陳毅接到了去總部開會的通知。「時候終於到了，」他暗自思忖，「這是一齣鴻門宴，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死就死吧！」他真正要託付後事了：「菊英，我去開會……」陳毅接受了上次的教訓，不能講得太明。他指指牆上的掛鐘：「等到下午六點鐘我還不回來，你就快走，也不要帶任何東西，那就出不了村了，一定去信豐城，藏起來。如果我沒有事，我就派人找你回來，如果無人找你，你就別回來了……」

這是陳毅生活中的一大錯誤，他既沒有想到妻子是那樣脆弱，又沒有想到她是那樣剛強。

肖菊英既沒有哭泣，也沒有哀嘆。只是低首垂目，漠然無語。這種悲極悽絕之氣，使陳毅為之悚然。

他回來晚了兩個小時，這兩個小時在煙霧騰騰的會議室裡過得太容易了，而他的妻子卻忍受著比兩個世紀還久的毒刑。肖菊英認定她的命運已經定了。她開頭總是反駁自己：「一個日以繼夜為革命工作的人，怎麼能跟反革命連在一起？」

但一個二十歲的姑娘不會推理，只會比較：正在火線上殺敵的紅二十軍的領導人不也成了ab團嗎？她弄不懂許多革命者為什麼都讓ab團這個鬼魂附體，把自己拖下黑色深淵？她認為丈夫已被邪魔選中，不會再回來了。

一時間，她心如枯井：逃走有什麼意思？活著有什麼意思？

一個稚嫩的心靈能經受住兩個鐘頭的煎熬嗎？其實，陳毅騎馬的身影一在遠處樹林裡消失，她就受不住了。一整天，她的眼睛盯著窗外，不飢不渴也不困，只盼望那白馬的身影從樹林後面鑽出來。

牆上的掛鐘殘忍地向前走。「當！當！當！」敲響了下午六時的最後一聲。

整天的烈火焚燒已經使姑娘不能多忍受一分鐘，她必須離開這個世界。但是她不能就這樣離開陳毅，她要帶走他一點什麼東西。她仰起慘白無淚的臉。看見牆上貼著陳毅筆錄的一首詩。這是唐代祖詠的《望薊門》：

沙場烽火連胡月，

海畔雲山擁薊城；

少小雖非投筆吏，

論功還欲請長纓！

「弘，我們走吧，離開這煎熬人的世界！」她是那樣平靜而又堅定地把丈夫的手跡揭下來，塞進自己的懷裡，像個醉酒的人，踉踉蹌蹌跨下門前的臺階，走到院內的一口半枯的井邊。此時，晚風嗚咽，滿天陰霾，村莊猶如荒墳，一個求死若渴的婦女，倒撞下去。咕咚一聲，結束了一個人的悲劇，卻沒法結束時代的悲劇。

陳毅埋葬了妻子，儘量不讓這顆隕落的石子擊起輿論的浪花，好在死人如蟻的動亂年代，死個年輕婦女不過小事一樁，誰去過問飄落的一片樹葉？但他的心海卻狂飆怒卷不能自持，陡生出一種毀滅一切的激情。

他先是怨恨自己，不該預告凶信；繼而怨恨菊英，不該如此脆弱，竟然尋此短見。

在山崩地裂的感情衝擊之後，他終於平靜下來，望著室外黑暗的夜空，吐出了兩個字：

「怪誰？！」

這是一個多麼難以回答的難題！傷心一人黃泉後，再得斯人又幾年？詩人的氣質，詩人的激情，使他把眼前的鬥爭高度抽象起來：

那是來勢迅猛的泥沙俱下的混濁洪流，由高山之源洶湧狂瀉而來：初時，還是涓涓細流，可是千百條細流一邊奔瀉著一邊擴大著、接納著、積聚著，沿著雨淋溝、大沖溝嘯聚而來，推波助瀾，湧入河床，萬源齊匯，越滾越大，越來越猛，裂岸驚濤，勢如萬馬奔騰。

夾岸蘆葦一齊倒伏下去，有幾桿耿直的、幼稚的或是尚不清醒的蘆葦來不及倒伏，就嘎巴一聲齊腰折斷了。

不倒伏即斷折。

「菊英，你是不是在這大肅反的洪峰下的那杆稚嫩的蘆葦？」陳毅悚然而驚似有感悟，「難道我就不是一株既倒伏又待折的蘆葦？洪峰是不可抗拒的！問題是：我們這些人既是蘆葦，又是波瀾，你衝激我，我衝激你，推波助瀾的不正是那些倒伏的蘆葦嗎？洪峰似乎是沒有的，是一批蘆葦去摧折另一批蘆葦，可是，沒有洪峰，蘆葦能互相摧折嗎？」

不，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這種現象也許古人早已概括過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寧都會議，不再是肅反會議，這是用數以千計的同志的鮮血換來的。但在會議上仍然翻卷的卻是與肅反相同的洪峰，仍能聽到受屈冤魂的哭泣。他跟周恩來的翠微峰金精洞的交談能否有效？陳毅想象不出周恩來在這不可抗拒的洪峰面前將如何擺脫困境。

四變通之法

會議繼續召開。

周恩來為會議向最好的方向發展，運用了自己的全部才智，但他知道，事物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人也如此。

思想左傾的人並不是事事都「左」，而且有可能在某個問題上很「右」；思想右傾的人也不是事事都「右」，有時也很「左」。這種二分法，連老祖宗都知道。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那就是說他也有不智的時候。這件事處理得很好，另一件事可能辦得很糟。

周恩來仍然認為前方委員們是對的，但硬頂必將受到加倍的反擊，有時甚至是毀滅性的！曲則全，枉則直，陳毅和他在金精洞談話的深意就在這裡。在肅清ab團時，陳毅的遭遇他是知道的，這無疑是經驗之談。

階級鬥爭有時很殘忍的！周恩來不能不有所變通。如果他和毛澤東不能同時保留，就是保留一個也是好的。但他還是爭取兩個都能保留，不能不帶有討價還價的色彩，他說：

「毛澤東在前方，對戰爭是有利的，他可以貢獻很多意見，以利於軍事指揮。為了保證國際路線的貫徹，可以有兩種方式：第一，由我來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同志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由澤東同志負指揮全責，我負責監督計劃的執行。」

這個換了說法的提議，基本上等於沒有變動，立即遭到激烈的反對。這是個不可能實現的提議，周恩來不能隻手迴天。

「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毛澤東感到爭取無望，退意已決。他緩緩站起來說，「我留在前方是不適合的。我現在身體不好，痰中帶有血絲，時常低燒。我向中央局請一個時期的病假，至於回不回前方，我服從組織的決定！」

毛澤東忽然感到，知不可為而不為，乃是明敏洞達之舉，急流勇退，未必就是壞事。他平靜下來，推開身後的椅子，冷然地說：「也許大家還有許多話當著我的面不好說，我現在可以退席。」

在周恩來看來，毛澤東具有高瞻遠矚的決策能力。他一向認為：在一大堆表象中去偽存真、分析判斷，作出決策是最難的，而去把它付諸實施，是比較容易的。這近乎陶行知的「行易知難」。毛澤東具備「知」的能力。

由於敵情我情的不斷變化，原來的思路往往被現實所阻斷。周恩來深知，一位統帥，當他縱覽全域性權衡利弊的時候，他遇到的困惑是很多的。正是平時常說的：舉棋難定，首尾兩端，左右為難，進退維谷。

周恩來要為戰鬥戰役負責，為全軍命運負責，為革命事業的成敗負責，甚至要對歷史的進步與倒退負責，所以他力爭毛澤東留在紅軍的指揮位置上無疑是真誠的，但是否被人理解或誤解，那就只有天知了。

毛澤東離開軍事指揮崗位。他的空虛和失落感是很自然的。

從少年到老年毛澤東都有一種尚武精神。他在1917年發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上的《體育之研究》，已經充分表達了這種精神：「國力恭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

到1929年的「戰地黃花分外香」再到1961年的《為女民兵題照》，「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他的尚武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他的至理名言。

1917年（毛二十四歲），毛澤東還是湖南長沙公立第一師範四年級學生時，就做過軍事指揮的嘗試。

那時，在護法戰爭中，段祺瑞為奪取湖南，於1917年9月派他的陸軍次長傅良佐為湖南督軍。傅到任後即委派北洋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為總司令，第二十師範師長為副總司令，向南軍發動進攻。南北兩軍在衡寶一線相持近月，雙方互有勝負。11月初，王、範二人企圖在混亂中取代傅良佐，傅倉促出走。此時北洋軍鬥志鬆懈，南軍乘勢北進，不斷取勝。11月16日，王、範退出長沙，北洋潰軍成群結隊四處姦淫擄掠，一時間長沙城秩序大亂。第一師範位於長沙南郊，靠近粵漢鐵路，為潰軍必經之路。校方準備動員全校師生往城東阿彌嶺躲避。擔任校友會總務的毛澤東卻挺身而出，他分析了潰軍只顧搶劫不願戰鬥的特點，提出依靠學生志願軍留校自衛的主張。

毛澤東組織學生志願軍日夜警衛，並作出嚴陣以待的模樣，使潰軍行至校前而不敢入內。當潰軍在師範南面猴子石一帶惶惶麇集，不知所趨時，毛澤東放棄了保守防禦，果決地組織出擊。以土槍、長矛、鞭炮，武裝起學生志願軍，並取得附近警察分所的支援，在暗夜裡突然向潰軍分進合圍。警察首先以長短武器打響，學生志願軍則吶喊助威，潰軍早已如驚弓之鳥，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失魂落魄中，被解除了武裝。

有人說：「毛澤東渾身是膽。」有人稱他為「毛奇將軍」。

葉捷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靈頓、拿破崙、喬治·華盛頓等風雲英傑從《世界英傑傳》裡站出來，在他面前炫耀他們的奇功險勳。毛澤東寫道：「華盛頓經過八年苦戰，始獲勝利遂建國家」，表示出他對開國元勳的尊崇與嚮往。中國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也都是他崇尚的人物。

1964年，他對法國議會代表團說的一句話，很耐人尋味：「雖然羅伯斯庇爾是偉大的革命家，但拿破崙給我的印象更深。」

他不願單純做一個羅伯斯庇爾式的革命家，指揮千軍萬馬的拿破崙式的開國元勳更是他的追求！

寧都會議，使他喪失了軍權，其痛苦的深度是可想而知的。

寧都會議達到了預期目的——毛澤東被解除軍職，離開了他建立的中央紅軍。

毛澤東推開椅子，向門口走去，他的腳步匆促而沉重。他這時的一切細膩的動作、表情，全部落進坐在門口右邊角落的陳毅眼裡。

會場上啞然無聲，無人挽留，無人送行，無人動作，全都心懸氣斂，看著那高大微躬的背影和蓬亂的長髮，從門口走出。

當那輕微的布底鞋聲在條石臺階上消逝之後，沉重的會場才舒了一口氣。戰鬥已告結束，會場已不是戰場。情緒立即渙散了。

項英、顧作霖、凱豐等等這些積極的衝鋒陷陣者，在大獲全勝之後，並沒有帶來預想的那種愉快，反而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孤寂和惆悵。

奇怪的成功後的失落感。

陳毅永遠也忘不掉毛澤東走向門口時那黯淡的目光。那目光悽楚中透出一種寧靜悠遠，彷彿辨認一個陌生的去處，追隨一樁神秘難料的命運的奧秘。

陳毅心頭不由一陣悲涼泛起，想起他與毛澤東相處的那些患難與共既不全好也不全壞的歲月。他驀然間提出了一個動議，這個動議在一分鐘前是絕對沒有想到的：

「毛澤東同志離開部隊之前，是不是請他給軍區機關和直屬部隊講一次話，他對部隊是很有感情的，這裡，有許多同志是跟他一道從井岡山……」

「沒有這個必要！」項英打斷了他，「給機關部隊作個報告，當然是需要的，目前亟需的是要大家理解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基本路線。」然後他以堅決的、不容置辯的口吻說，「這個報告我已準備好了，你們軍區定個時間，由我來作！」

又一陣使人感到壓抑的寂靜降落在會場上。

史載：

10月26日，中共臨時中央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寧都會議後，項英、顧作霖，曾找周恩來談話，批評周「在鬥爭上是調和的，是模糊了已經開展的鬥爭戰線」。周恩來表示不能同意這種批評。

11月12日，周恩來與在後方的中央局成員分別致電臨時中央，報告寧都會議經過與爭論情況。

後方中央局成員認為：

「這次會議是開展了中央局內部從未有過的兩條戰線鬥爭，打破過去的遷就和平狀態。」

「周恩來同志會前與前方其他同志意見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在報告中更未提到積極進攻，以準備為中心的精神來解釋中央指示。」並且「不給毛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問題為他解釋掩護，這不能說只是態度溫和的問題」，「我們認為恩來同志在鬥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該深刻了解此弱點並加以克服。」

周恩來在電報中表示：「承認我在會議中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採取了溫和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認為未將這次鬥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鬥爭戰線，我不能同意。」「後方同志主張召回澤東，事前並未商量好（可見並沒有做兩面派——作者注），致會議中提出後，解決頗為困難。」

臨時中央覆電：肯定周恩來是正確的，指責周是調和派是不正確的，強調領導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1932年12月30日，國民黨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下達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的命令，調集三十個師分左、中、右三路發動了全面進攻。以陳誠指揮的蔣介石嫡系十二個師約十六萬人為中路，擔任主攻任務，採取分進全擊的方針，企圖在黎川地區與紅軍決戰。

中央紅軍在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參與下，由周恩來、朱德領導開始了第四次反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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