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紅色十字架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不久，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在莫斯科舉行。這次會議主要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曼努伊斯基向國際各支部宣告：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右傾始終都是主要危險。這樣一來，便把反對右傾主要危險絕對化、定型化了！這為王明左傾路線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援和依據！

即使有人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左傾的洪流下，任何個人都是一棵脆弱的蘆葦，不彎腰即折斷，無法阻擋洪流的奔瀉，甚至連個浪花也不起！

193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總結的決議》。不僅認為黨內主要危險，「依然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灰心、失望、消沉」，而且加碼為「在中國的特殊條件內，右傾機會主義緊接著公開背叛革命，同時，他們更其採用了最可恥最怯懦的機會主義的兩面派的態度」。這樣，就把黨內鬥爭的不同意見，與背叛革命聯絡起來，視同志為敵人，從而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過火斗爭製造了理論根據。

在肅反擴大化中，就有這樣一件事例：一個戰士夜行軍掉了顆手榴彈，被推演成反革命：「你損失了革命武器就是幫助了敵人！假使被敵人撿去，襲擊了我們的指揮部，你不成了反革命的幫兇了嗎？」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邏輯，一直延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

王明等人改造了中央領導機構之後，又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出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團，去貫徹「反右傾」鬥爭，「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派夏曦至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任書記；派中央代表團至中央蘇區；派張國燾、陳昌浩到鄂豫皖邊區；派曾洪易到贛東北）。為了把權力奪到王明路線推行者的手中，採用多麼殘酷的手段都是允許的，值得的。

1931年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張國燾任書記兼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為了取得黨政軍的領導地位，清除異己，張國燾進行了殘酷的肅反，使許多優秀的領導人及優秀的黨員蒙冤死去。這種奪權，不是明令撤換，而是用莫須有的種種罪名，搞倒、搞臭、搞死。這種方式的向後延續，在十年浩劫中，導致了那些本該有個幸福晚年的革命家們的慘死。

1931年8月，中央發出了《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指責「中央蘇區現時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對於消滅地主階級與抑制富農政策，還持有動搖的態度。」這封信是在蘇區開展「反右傾」鬥爭的動員令，也是王明路線向蘇區大舉貫徹的一個資訊。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即9月20日，中共中央釋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指示，用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來證明共產國際對形勢估計得完全正確，又一次給動搖、悲觀、失望、消極的立三主義殘餘以致命的打擊。

決議認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的鬥爭」。從這種過頭的估計出發，提出蘇區的黨必須更堅決地貫徹執行國際與中央的一切指示，「不要再重複勝利後休息」的錯誤，要「集中力量追擊敵人退卻部隊，消滅他們的一方面，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之下，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檔案認為「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加深與組織上的鞏固，是實現上述任務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險還是右傾機會主義」。

根據這個指示，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葉坪召開了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大會（即贛南會議），由中央代表團主持這次會議。在「集中火力反右傾」的綱領下，指責毛澤東關於蘇區建設和紅軍戰爭的主張為實際工作中的「狹隘經驗論」；土地革命中的「富農路線」；軍事工作中的「游擊主義」和「單純防禦路線」；以及政治上的「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次會議是王明路線在中央蘇區「反右傾」的開始，也是奪取毛澤東領導權的第一步。

在四中全會期間，為了避免黨內嚴重分歧繼續下去而導致黨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會所犯的調和主義的錯誤上承擔了責任，退出政治局。在周恩來、瞿秋白去留的問題上，米夫採取了「留周去瞿」的方針。

那是多麼沉重的時刻。周恩來記得瞿秋白搖擺著，從他的書桌旁站起來，咳嗽著，把手伸向燃有微火的壁爐。他自言自語，像朗誦一篇文章：

「唉，這些日子天氣太壞了，清冷，陰沉，這夜風，就像鬼魂在黑夜的荒原上游蕩、哀嚎！」

周恩來坐在沙發裡，以為瞿秋白在構思作品，他看到他瘦削的腮上升起一片紅暈，這對肺病患者來說，並不是好兆頭。但他不想打擾他。

瞿秋白的嘴唇抽搐起來，他慢慢用手捂起了臉，讓目光轉向內心。然後他向周恩來走了幾步。歷史、哲理、熱情，在他臉上蕩起激情的風雲：

「恩來！我常常由於痛苦而疲倦……」瞿秋白的聲音忽然變得喑啞了，像是一顆正直的受了屈辱的心滴下的一串清淚。

周恩來心情沉重地靜靜地坐著，他沒有勇氣觀察瞿秋白的臉。因為注視一位善良高尚的知識分子的痛苦情狀，自己也會倍加痛苦：「屈子說：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而未悔。我們也只能用任勞任怨來寬慰自己了……」

瞿秋白默然不語，走向視窗，憑窗而嘆：「任勞任怨不難做到，只是屈辱……士可殺不可辱，固然是舊觀念，忍辱負重卻是最難的……」

周恩來站起來，走到窗前，拍拍瞿秋白的肩膀：「這種心情我理解，路漫漫其修遠兮，你要保重身體，準備長途跋涉……」

「我的痛苦不在於失去了職務，恩來，你瞭解我，我也瞭解你。我們自己授予自己的使命是不是太大了？我們也許最終無力承擔它。我們這些殉道者，連生命都不怕捨棄，還怕丟棄一時的地位嗎？古人言，朝聞道，夕死可矣。痛苦就在於我至今仍不知道錯在哪裡。」

「決定你離開政治局，你知道，我是不同意的。」周恩來拉著瞿秋白蒼白瘦削而又發燙的手，「喲，你在發燒……」

「每天晚上都這樣，很快就退的！」

「可是，我留在中央也是很為難的。」

「這我知道，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共相接。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枉懷憂國憂民之志，到頭來也許像屈原一樣投入汨羅江。中華民族災難深重，你留在中央，一副沉重的擔子也就壓到你的肩上了。」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只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那你就揹負歷史的紅色十字架走到底吧！」

兩人緊緊握手，不由潸然淚下。

現在，周恩來已經不止一次地覺出這個紅十字架的重量了。而且也不止一次聽到那些屈辱的心靈在哭泣。他又在重溫與瞿秋白四目相對時的那種感情。

二前後方的嚴重分歧

周恩來中止會議，是一種策略。就像一個排球教練，在對方攻勢凌厲而我方連連失球的情況下，要求暫停，以轉換部署、穩定情緒、尋求扭轉局面之法。他始終認為，毛澤東留在部隊裡是對革命有利的。

毛澤東的地位比他低，但他尊重毛澤東。在前線與毛澤東相處的時間裡，他觀察過毛澤東，認為他是個智慧超群的人。在他貌似寧靜的身上，潛在著非凡的精力和意志；他農民式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動作裡，有種無形的凝重威儀和有力的對別人能施以深刻影響的氣質。

周恩來沉思著，追溯著促使毛澤東解職的背景，尋找有無把他留在軍隊指揮位置上的可能性：

1932年1月9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軍要「努力求得將中央蘇區、閩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鄂邊各蘇區聯絡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佔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

1月上旬，周恩來致電臨時中央，說明中央蘇區紅軍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難。臨時中央覆電：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

根據這一指示，蘇區中央局在瑞金召開會議，決定攻打處於蘇區包圍中的贛州，以便將中央蘇區與湘贛蘇區連成一片，解除向北發展的後顧之憂。中革軍委發出攻取贛州的訓令，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

歷史功罪之所以難以分清：就是每個做決策者與執行者都不是絕對自由的：有的是自己想抵制的，卻迫於領導命令或群眾壓力而去推行；有的是自己想推行的，卻迫於上級的干預和群眾的抵制而不能實現。自己所做的並不是自己想做的！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發生，淞滬十九路軍抗戰開始。

1932年2月4日，根據中革委部署，紅軍三軍團借國民黨淞滬抗戰之機，圍攻贛州。久攻不克，3月7日撤圍。

2月19日，蘇區中央局發出《對目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蘇區黨的任務》，分析了一·二八事變後國際國內形勢，指出蘇區黨「應利用目前極端有利的時機……奪取中心城市……集中主要火力反對主要的右傾危險。……同時也不要放鬆那種左傾的反中農傾向」。

自1932年2月中旬以來，上海的《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申報》連日登載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對此，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進行反擊。2月20日，中央機關報《鬥爭》發表《伍豪啟事》，指出這是「國民黨造謠誣衊的新把戲」。2月下旬毛澤東也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出佈告，指出：「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士兵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汙衊。」

1932年3月中旬，三軍團從贛州撤圍之後，集結在贛縣江口地區。周恩來到江口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總結圍攻贛州的經驗教訓，討論今後紅軍的行動方針。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夾贛江而下，並以紅一、五軍團組成中路軍（後改為東路軍）以三軍團、紅十六軍等組成西路軍，分別作戰。

1932年3月30日，率東路軍行動的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提議東路軍「必須直下贛泉，方能調動敵人求得戰爭，展開時局」。並告以漳州易守難攻。

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又發表了題為《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的長篇文章，把黨內的正確思想以及對左傾冒險主義持懷疑和抵制態度的同志，一概斥之為「右傾機會主義」，因而號召全黨要加以「最堅決的無情的鬥爭」。

4月10日，紅軍東路軍攻佔龍巖。11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周恩來，通報戰況和下步行動，說：龍巖勝利原因是為團結兵力，攻敵不備。

4月14日，臨時中央發出《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蘇區黨面前的主要危險。」繼續要求對右傾「作最堅決的無情的鬥爭」。

在這種反右反右的隆隆雷聲和急風暴雨之中，那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狂潮猶如山洪暴發，沖決一切向前奔流。

4月20日，紅軍東路軍攻佔閩南重鎮漳州，殲滅守敵張貞部約四個團，俘敵一千六百人，獲兩架飛機及大量軍用物資。

22日毛致電周，說：漳州大捷「達到剪除粵敵一翼之目的……影響時局甚大」。

1932年5月11日，蘇區中央接到中共臨時中央4月14日給各蘇區的信。經過討論，決定接受中央的批評：周起草決議承認蘇區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於目前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號召中央蘇區各級黨部全體同志在紅五月工作中，立即實行徹底的轉變」，「堅決進行勝利的進攻，爭取蘇區的擴大，爭取閩贛湘鄂蘇區打成一片，爭取中心城市——贛州、吉安、撫州、南昌與江西及其鄰近省區的首先勝利。」

但是，周在起草的時候，每每都陷入自我矛盾之中。他一時無法斷定這是什麼風向，他也難以預測風雲變幻的高空及其周圍更廣、更深、更大的存在。

孔子云：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思義。

周恩來望風雨而深思。他的情緒在矛盾的漩渦中陷得很深。他的寬闊飽滿的前額上一向是沒有皺紋的，但眼角上的魚尾紋卻深深刻下他內心的痛苦，他的明亮的眼睛產生出一種異常的向內深縮的遙遠感。他必須在這種時局的風雨中，找到方向和出路。他在冷靜思索之後，覺得必須進行隱晦的抵制，不能走向極端，要講兩面，以備後來反覆中自己的責任解脫。於是仍然提出：「須徹底糾正中央局走過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右傾機會主義是蘇區黨內主要危險。……同時對左傾的‘輕敵’、‘盲動’的錯誤，也應反對！」

這是一種外交式的手法和辭令。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只有他自己知道內心的苦衷。

可是，這種反右的怒潮，仍然有增無減。

5月20日，臨時中央再次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對周恩來到蘇區後的工作仍不滿意，電文說：

伍豪同志到蘇區後，有些錯誤已經糾正，或部分的糾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當的轉變，但是，未估計到反蘇戰爭的危險，未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及加強工會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層的徹底轉變，或者還未開始，或者沒有達到必要的成績。

指示電再次強調，「目前應該採取積極進攻策略……奪取一、二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

簡直是逼命！

這種明知是錯還要被迫去執行的痛苦，勝過任何痛苦。這是一種心靈的煎熬。他又想起與瞿秋白握別的那個夜晚，再次深感紅十字架的沉重。

周在臨時中央的斥責和督促下，於5月30日在蘇區中央機關刊物《實話》第五期上發表《擁護全國紅軍的勝利，堅決執行積極進攻的路線》。

在四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體會到了同樣左右為難的、極端痛苦的心靈煎熬感，揹著紅十字架走到生命的終點。

1932年5月下旬，國民黨調集十九路軍赴閩「剿共」，粵軍三個師侵入贛南，向于都窺進。

6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湘、鄂、豫、皖、贛五省會剿會議，準備在全國範圍內對蘇區發動新的圍剿，先圍剿鄂豫皖、湘鄂西蘇區，後移兵中央蘇區。

6月下旬，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都，轄一、三、五軍團，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號。

1932年6月25日，周恩來在瑞金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在人民委員會下仿蘇內戰例，組織勞動與戰爭委員會。」7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決定周恩來任勞動與戰爭委員會主席，負責主持「計劃並指導關於革命戰爭的一切軍事上、經濟上、財政上、勞動上的動員事宜」，集黨、政、軍權於一身！

1932年7月上旬，紅一方面軍在贛南、粵北的池江、水口圩，擊潰粵軍十五個團，中央蘇區南部得到穩定。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線，後方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於7月21日在信豐致電蘇區中央並轉項英，報告一方面軍情況，並將在月底前渡贛江北進，準備與敵作戰。

同天，臨時中央發出給蘇區中央局及贛閩兩省委指示信，繼續批評「沒有及時採取進攻的策略，積極地擴大蘇區」，猶如一個執槍在後的督戰隊！

中共蘇區中央局（此時任弼時代理書記）提議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的總政治委員。

周恩來認為不妥，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於7月25日致電蘇區中央局：

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委一級，改設總政委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

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鑑於蘇區中央局（這是臨時中央的意旨？）仍堅持由他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便致電陳述說：「這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儘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強調「有澤東負責，可指揮適宜。前方決定，於實際於原則均無不合，請你們再考慮」。

1932年8月初，周恩來在興國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紅一方面軍繼續整編，在前方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最高軍事會議，以周恩來為主席，並隨軍行動。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與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產生了日益嚴重的頂牛，後方由於有臨時中央的尚方寶劍，不顧前方實際困難，一味督戰。

前方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仍不能實現後方越來越高的、超過實際可能的過高要求。又加此時周、毛、朱、王接到臨時中央9月14日轉來的鄂豫皖紅軍反圍剿失利，已經撤離蘇區的電報，覆電鄂豫皖中央分局：

紅四方面軍目前應採取的誘敵深入到有群眾工作基礎的、地形便於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標，嚴格執行群眾的堅壁清野，運用廣大的游擊隊，實行四面八方之擾敵、截敵、襲敵與斷絕交通等，以疲勞與分散敵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點，以便利敵之分進合擊。……這樣在運動中選擇敵人薄弱部分，猛烈打擊並消滅敵人一點後，迅速轉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機動求得各個擊破敵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圍剿……

顯然，這些戰略戰術是正確的。

可正確的戰略戰術未必能取得勝利。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電蘇區中央局並轉臨時中央，報告下一步行動方針，說：「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的策略，否則急於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

這幾乎是等於違抗命令，跟臨時中央的要求南轅北轍。

9月25日，蘇區中央局致電周、毛、朱、王，對他們的行動方針提出不同意見，說：

我們不同意你們分散兵力，先赤化南豐、安樂，逼近幾個城市來變換敵情，求得有利條件來消滅敵軍。並解釋這為積極進攻策略的具體佈置與精神，這實際上將要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而不能結合呼應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嚴重錯誤。

周、毛、朱、王立即致電蘇區中央局進行反駁，堅持原定作戰計劃。

以正確來服從錯誤太使人難以忍受了，在這種情況下，必然痛恨別人握有瞎指揮的權力而又痛恨自己無權決定。他們不能不據理力爭：

馬上可能求得戰爭，的確對於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並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面。我們對此已考慮再三，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援，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勞而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並提議即刻在前方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來討論紅軍行動的方針與發展方向。

在前線與後方的矛盾過程中，周恩來體會到，毛澤東獨撐中央蘇區局面時，在執行中央的許多並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指示時，非常善於運用藝術。獨撐局面，要求主要負責人具有非凡的品格，要求他不僅有善於處理各種事務的能力，而且要有對構成政權、戰爭、社會生活的巨大綜合體，有一種內在的洞察力和下意識的感知力！

中央蘇區，這個黨、政、軍、民在戰爭中運轉的綜合體，包羅永珍：敵方及其統帥部的戰役戰略意圖，紅軍的情況和與之對抗的方針。必須瞭解敵我雙方在整個戰爭態勢中的地位、技術裝備、精神和戰鬥力；必須瞭解地形特點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數不勝數的種種因素和條件；必須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有膽有識地、揮灑自如地推動著戰爭機器的運轉，使之向有利於我方的主動與勝利轉化！

周恩來深感毛澤東在這方面眼界的開闊，思路的清晰和想象力的活躍！

9月26日，蘇區中央局也是當即回電，猶如面對面的爭吵：他們既不懂軍事，也不瞭解實情，但為了完成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註定達不到的目標，一味督戰，這就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後方的中央局仍堅持「向西進擊永豐」的意見，並以「項英、鄧發已去閩西參加會議，而且你們亦須隨軍前進」為理由，表示「中央局全體會議不可能開」。

你們還是執行命令吧！囉嗦什麼？

但是前方無論如何難以從命。

9月29日，蘇區中央局致電周、毛、朱、王：

九月治（二十六）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

這已經不是爭吵，而是命令與抗命了！

周恩來從這些往事的回憶裡，仍然不能確定中央是因為前方不執行命令而撤掉毛澤東，還是以不執行命令為藉口以改變領導，把軍權從毛澤東手裡奪過來，或許兩者都是。

如果僅僅是前者，那比較好辦，他可以把不執行命令的責任承擔下來。如果是後者，要讓毛澤東繼續指揮部隊就不可能了。

三陳毅

列席這樣的會議，對陳毅來說是一種心靈的煎熬。一場並不遙遠的噩夢老是纏著他不放，他的面前老是恍惚著一個年輕秀麗的面影。

他是絕對沒有想到她會投井自殺的！那是1930年多雨的春天，贛西南地區在中央「反對和驅逐ab團的指示」下，開始打ab團（ab是反布林什維克的英文縮寫）。到了七八月，在河西紅軍學校抓了一些，殺了一些。那時打擊物件主要是富農分子和流氓分子，這本身就已經超出了ab團的範圍，但凡是要打擊的物件都冠以ab的罪名加以處置。

到了10月份，越打越多，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贛西南地方黨都認為，從軍隊到地方從黨組織到政府機關和民眾團體，到處充滿著ab團，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群眾被髮動起來，都痴狂地屈從於一股迷誤的昏亂的熱情。從11月起，紅一方面軍的打ab團運動就推向轟轟烈烈的高潮，接著春風野火似地漫卷到地方。極左路線推行者，把群眾發動起來，造成一場擴大化的災難，再把這種災難的責任讓群眾去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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