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不是蘇區中央局成員，他列席會議只能旁聽，這個特權除了他是會議場地的主人外，還由於周恩來的爭取。

室內煙霧繚繞，令人壓抑。面對視窗而坐的周恩來，不時向院外景物投去悽楚的目光。會場之內的氣氛與早晨山間散步的自然風景反差太大了。會議繼續前天的內容。

項英坐在周恩來對面。在周恩來宣佈開會後，他首先對前天的會議作了簡要的概括：「我認為會議的焦點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前線的委員們，首先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同志是否認真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央（臨時中央的「臨時」是後來加的，當時誰敢如此說？）的指示問題。那麼，結論也是一個：沒有執行！」

「先慢一點結論好不好？」周恩來緩緩地說得很謹慎，「會議剛剛開始，結論已經有了，那還開什麼會？也聽聽前方同志的意見嘛。」

項英氣得兩眼發烏，激動得握筆的手簌簌發抖，正要發言，凱豐把剛吸著的煙，煩躁地在菸灰缸裡捻滅，霍地站了起來，搶到項英前邊：

「難道屢次抗拒中央的作戰指示，還不能說明問題嗎？每次戰鬥都叫苦連天，難道不是對勝利缺乏信心嗎？對爭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目標採取懷疑的態度，難道還不是右傾情緒嗎？」凱豐說一個「難道」就用拳頭擂一下桌子，他尖利刺耳的聲音四處亂鑽，扎得人難受。

顧作霖沒有站起來，言詞卻更為激烈：「我認為不是叫苦，而是失敗主義，對國際路線和中央指示不是認真還是不認真的問題，而是抗拒的問題，反對的問題……這種嚴重性是絕不能忽視的！」

王稼祥痛苦地沉著臉，他深知這種步步升溫、層層加碼的做法，已是司空見慣，誰拎得高，誰就最正確、最積極、最忠誠、最堅決、最革命；誰降溫，誰就是跟錯誤站在一起。這時，如果有人給前方委員們戴頂反黨反國際的帽子，恐怕也無人公開站出來反對。但是，在這種時候，人人都被迫表態，既沒有發言的自由，也沒有不發言的自由。因為不表態擁護，就意味著反對。王稼祥只能避開實質性的問題：「慢慢說，慢慢說，激動反而不容易解決問題！」

洛甫於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風時的筆記中，講過這種心態，他寫道：

他（指博古）的拿手好戲，就是把你的反對「左」，曲解成「右」而加以打擊，我平時就怕他這一點，怕他找到我的「右」打擊我，所以我反「左」，常常是膽怯的。……或者反一下「左」，趕快轉過來說要反「右」。

在寧都會議上，有多少人抱有這種心態在發言？

「這是嚴肅的鬥爭，」凱豐立即打斷了王稼祥，「溫情主義就是調和主義，對錯誤的東西，殘酷和無情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的！」

「愛憎分明嘛！」顧作霖立即跟上，「這不是態度問題，是階級立場問題。王稼祥同志根本就沒有跟毛澤東劃清界限。這是很危險的！」

「我看，會議要開好，首先要端正態度。態度不正，怎麼能清算錯誤？」

「對，先打態度！」

又有人更為疾言厲色向上加碼：「這是原則問題、黨性問題……」

會議出現了沉默。人人都在思考應持的立場。這裡不是袒露心胸的地方，卻又是展示品格的地方：因為這裡有獎有罰，既有可能因一句公道話被打翻在地，也有可能踩著別人的肩膀向上爬！

激烈的戰鬥者們彷彿要把那些假革命一眼看穿似的，用氣勢洶洶充滿敵意的目光巡視著會場。

陳毅看到這種局面，身體前傾，嘴唇哆嗦著。在憂傷的目光裡，隱含著無限焦慮。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都無法敞開內心實事求是。稍有抗拒，必將遭到加倍反擊。他不理解，對自己的同志，怎麼能提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呢？他觀察著周恩來，看他怎樣應付這種局面。

周恩來對後方的政治局委員們的強烈的、過火的指控和無理而又自信的態度，很是憤慨。這些人並不瞭解前方的戰爭實際，而且他們也不想了解實際，只顧一味地貫徹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旨意。他們只對上負責，他們的耳朵只聽上面的命令卻不聽真理的呼聲。這是一種隱藏極深的變相的自私。面對所有後方的蘇區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周恩來以難言的苦衷說：

「前方的情況，跟後方的情況大不一樣，和在地圖上推想的更不一樣。」

項英卻扭住不放，他不想聽前方同志作具體解釋：「反正你們是尋找藉口不執行命令，這是根本事實。」

「根本事實，你們就是不想聽！」周恩來一臉苦澀地說，「你們總讓人把話說完嘛。」

「具體事實不是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在於你們對命令執行得不堅決！」項英嚴厲地說，「這裡是對共產國際指示的態度問題。你們對國際路線是忠實地執行還是口頭答應執行……這裡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同志，他對國際一向採取不尊重的態度，擁兵自重，頑強地堅持自己的做法……」

毛澤東的手裡夾著一支香菸，沒有點燃，好像把它忘了似的，抑制住狂烈的怨憤，儘量平靜地反駁說：「這是不公正的！我們在前方盡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命令，叫人難以忍受……目前，我軍的實際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這是有血的教訓的。即使因此獲得不執行命令的罪名，也不能拿著戰士的無謂犧牲去機械地執行！比如……」

但是後方的委員們卻不願聽毛澤東的解釋。「應該檢查主觀原因，應該深挖思想根源……我們的紅軍鬥志高昂，一向是攻無不克的！」

這些指責，出發點都是放在假設的、臆想的基礎上，簡直不可理喻。一種極端政策的推行，可以造成許多人的畸形心理。就像一輛從陡坡上向下滾動的車，它沖決一切障礙，以加速度的衝力向下滑行。先要你打下一兩個中心城市，再讓你爭取一省數省勝利，再讓你把勝利旗幟插遍全國……再讓你幾十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挾五洲，攬全球。夢魔似的狂熱，夢囈似的譫語，直到撞崖落谷車裂輪飛噩夢始醒。

那時共產國際具有至高無上的威望，威望可以造成盲從。威望是個好東西，它可以把你引向光明的峰巔。威望是個壞東西，它可以把你引向黑暗的深淵。

周恩來深深知道，握有共產國際尚方寶劍的委員們，對前方的幾個委員（主要是毛澤東和他本人）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審判。他還不太相信（儘管他隱隱意識到了）以他的拒不執行指示為藉口，剝奪毛澤東在軍隊的權力。這種可能性，在他心上投下難以言喻的陰影。他要盡最大努力，不使這種局面出現。這時，他看了毛澤東一眼，只見他臉色蠟黃，兩腮微抖，反映出內心深處被強抑著的感情風暴。周恩來找到了一種策略，他試圖把路線問題（他認為本來就不是路線問題）引到軍事指揮上來：

「我認為對毛澤東同志的指責太過火了，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但是，我不否認軍事指揮可能存在著許多問題，如果有什麼錯誤，我有責任！甚至我的責任更大更直接。」

項英卻固執地認為這不是軍事指揮問題，而是指導思想問題，是悲觀情緒問題，是對共產國際的態度問題，因而也就是路線問題。這些傾向特別明顯地表現在毛澤東同志身上。

這種印象，來自項英的歷史優越感。他認為毛澤東跟莫斯科、跟第三國際向無直接聯絡，幾乎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對第三國際的路線既無認識也無感情。

他還認為毛澤東是個農民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並不真正瞭解，也缺乏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鮮明性：執行的是富農路線，重視農村，忽視城市。

他還認為毛澤東對馬列主義並不虔誠。你看毛澤東的書箱裡是什麼書吧，幾乎全是封建時代的老古董：《呂氏春秋》、《貞觀政要》、《三國演義》、《紅樓夢》、唐詩宋詞，甚至還有《金瓶梅》。使他最為驚訝的是，毛澤東竟然從當地一個老學究那裡借來了一本《周易》，後來，他打聽到這是一種測字算命的書。毛澤東在幾次會上講話，很少說馬克思列寧怎麼說，總是順口來幾句孔夫子怎麼說，老子莊子韓非子怎麼想。……而他項英自己卻抱著一本《共產黨宣言》，一本《國家與革命》反覆苦讀。更主要的是毛澤東對爭取一省或數省勝利毫無信心，對奪取中心城市更是不贊成。這種同志在軍事領導崗位上，國際路線是很難貫徹的。

項英對周恩來的調和主義，深感不快，他必須抓住實質性的問題：「我們認為，毛澤東同志絲毫沒有認識自己的錯誤，為了保證國際路線在紅軍中得以貫徹，毛澤東同志應該離開總政委的崗位。」

「不！我不同意。」周恩來一改往常的冷靜，炯炯目光直視著項英，大聲地說，「我們應該承認，我們前方的同志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後方中央局的同志集中火力反對等待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應該充分認識敵我力量的對比。敵人正在準備大舉進攻，而我們不做準備，就不可能有效地粉碎敵人，這一點，後方的同志應該給以充分的估量。……我不同意對毛澤東同志的過分批評。我深深知道，我們在前方的同志是盡一切可能進行戰鬥！」

「對毛澤東同志的批評，並不存在過分的問題！」凱豐立即激烈地反駁，「而是過分溫情姑息的問題。」

「對紅軍力量估計不足，過分誇大困難，這是右傾機會主義傾向，不是批評的問題，而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問題！」項英怒氣衝衝，巡視著會場，似有無盡怨怒要向外發洩。

「應該平心靜氣地談清問題，過分激動並不利於問題的澄清與解決。」王稼祥又重申自己的意見，儘量說得緩和，但是項英感到了某種屈辱。他認為王稼祥這個吃洋麵包長大的「蘇俄派」應該支援他才對。

會議室裡又籠罩著令人難堪的沉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項英身上，集中在他難以捉摸的性格上。有這種性格的人，會滿腔熱情地去完成上級交給的任何任務，表現出特有的認真負責和魄力。但有時又會固執地堅持一種明明不合實際的教條，決不承認新發現的真理。容易絕對，善走極端。後來陳毅對他的性格作過這樣的評語：「狹隘而不開展。顧小利而忘大義。逞英雄而少辦法。」

項英在六年之後的皖南事變中臨時動搖，換上便衣首先脫逃的行為，就表現出他這種性格的弱點。

項英陰沉著臉，殘酷鬥爭來不得半點溫情：

「我們必須無情地打擊右傾機會主義，保證國際路線的完全的實現！」幾個委員表示附議。他們對項英堅強的政治原則和鬥爭性給予應有的尊重。

會議的內容，會議的爭辯，會議的情緒，不斷地重複推磨，一圈一圈又一圈。疲勞轟炸，一直推到筋疲力盡，達到預想目的為止。

「當然，批評可以從嚴！」周恩來用傷感的目光巡視著會場，感到如果雙方硬頂，鬥爭便會升級，促成對方採取極端措施，那就很糟。不彎則折，把事情弄僵是不利於大局的，他轉圜說，「可是，組織的變動是不應該的。毛澤東同志的經驗偏重於作戰，他的興趣也在主持軍事工作，留在前方是適合的。」

王稼祥贊成周恩來的看法。

項英卻立即反駁，聲調越來越堅決：

「現在中央局關心的不應該是如何照顧某個同志的經驗和興趣，而應該注意的是如何在紅軍中執行國際路線！」

此時，已是下午一點鐘。周恩來宣佈休會，下午三時再開。

四推遲表決

會議又進行了一天，照舊推磨。項英有些不耐煩了：

「我認為爭來爭去已經沒有意義，有的同志發言，專談枝節專談現象，不談根本不談實質，這是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同志的責任。」他冷峻地望了周恩來一眼，「問題反而被搞複雜化了。歸根到底是路線問題，既然如此，不但在思想上解決政治上解決，而且應該從組織上解決！」

思想解決意味著批鬥；組織解決意味著改變領導，對某些人要撤職查辦。見慣不驚，會場氣氛並沒有由此而更緊張。

「我認為擺擺前線的困難，也不是不可以……」

「困難永遠都有！」顧作霖立即惡聲打斷對方，「問題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們畏懼困難，誇大困難，不去解決困難！」

「對！」凱豐像喊口號似地叫道，「我們共產黨人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問題是後方對前方的要求過高。」周恩來說。

「問題恰恰在這裡，」項英緊盯著周恩來，激烈地打斷他，「前線同志認為中央要求太高，國際要求太高，就等於說中央和國際的指示脫離實際。有這種極端錯誤的思想，怎麼還有決心去克服困難呢？精神先垮了嘛，」項英終於丟擲了最有刺傷力的殺手鐧，「懷疑國際指示的正確性，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

「從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看，我軍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可是，現在，前方同志總是完不成戰鬥任務。」顧作霖進一步補充，「主觀不努力，客觀找原因……」他本想來幾句狠的，可是他找不到更具殺傷力的投槍。

會場上，大概只有陳毅最清醒了。他側身事外，比較客觀。他深深感到權力是一種可怕的力量：既可以推行真理，也可以扼殺真理。既可以把主觀失誤說成客觀困難，也可把客觀困難說成主觀失誤。順我者升，逆我者降，這便是權力的法則。在這種時候，一切過激的言詞，一切過分的舉動，一切的無限上綱，都是革命鬥志高昂的表現，都是被鼓勵的，是造轟轟烈烈聲勢之必須，那是衝鋒陷陣時威懾敵膽的吶喊，是邁向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化的腳步聲，越過頭越好。

理論的伸縮性是無限的，運用之妙是無窮的，隨意性是可怕的：願意跟你握手，可叫與人為善；願意把你打翻，就叫不調和的鬥爭。說它輕，則輕如鵝毛；說它重，則重如泰山。

凱豐是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他就仔細思考過了，他懂得政治鬥爭的嚴酷性。在路線鬥爭的風暴中，有人可以乘機扶搖直上，有人則被捲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1927年初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鬥爭，因中國國共兩黨分裂而更加激烈了。政治路線鬥爭，必然和權力鬥爭連在一起。那時，凱豐、王明、博古都看得很清楚，具有學識才華、備受歡迎和尊敬的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因為公開擁護托洛茨基而丟掉了校長的職位的！

在兩派激烈的鬥爭中，任何人都要考慮自己在鬥爭中要站在什麼位置上。有的考慮堅持正義和真理，有的考慮對自身的安全和發展是否有利。那時，副校長巴維爾·米夫正在中國執行特別使命，學校的管理權力出現了真空，聯共中央任命教務長阿古爾代理校長。他力圖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作為一個正式的校長屹立在革命歷史舞臺上，便極力爭取一些有影響的學生的支援，很快就在身後集結了一大批學生，根本不把聯共黨支部書記謝德尼可夫放在眼裡。這種拉幫結派的方式使中山大學形成了兩大敵對營壘。

以阿古爾為首的教務派，以謝德尼可夫為首的支部派，很快就展開了「血戰」式的互相攻擊。許多學生不願參加這種互相詆譭、攻訐以達爭權目的的鬥爭，這就形成了學校中的第三勢力。第三勢力又成為雙方爭奪的物件，學校成了「不似流血，勝似流血」的戰場。直到米夫回到中山大學，兩敗俱傷的內耗戰仍在繼續進行。王明因陪同米夫回國而沒有捲入，所以他對學校的形勢看得比較清楚。他建議米夫把握住第三勢力，聯合支部派搞垮阿古爾的教務派，從而為米夫擔任中山大學校長鋪平了道路。

在米夫看來，這是一個很高的策略：因為互相指責的兩派，並無嚴格的是非，第三勢力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會取勝。如果米夫把第三勢力投向阿古爾一方，把謝德尼可夫打倒，恰恰穩固了阿古爾代理校長的地位，後來的正式校長就是阿古爾而不是他米夫了。

王明不但向米夫提出瞭解決學校混亂的高明的策略，而且是第三勢力的爭取者組織者，他成為米夫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心腹就不是偶然的了。

凱豐那時並不處在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他洞察了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由米夫、王明組織起來的第三勢力的核心，便形成了後來「反對派」稱之為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這二十八個人是哪幾個，說法不一，帶有某些隨意性和流動性）這一同盟式的集體。無論對於中山大學、對於中國共產黨本身，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凱豐便是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之一，他和博古一樣，崇拜米夫、敬佩王明，相信共產國際無比正確。

凱豐幾乎經歷了歷次派別和路線鬥爭。米夫、王明取得了對阿古爾教務派的鬥爭勝利後，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隨之而起。這場鬥爭的爆發點，是1927年11月7日慶祝十月革命十週年的遊行中出現的騷亂。

凱豐每當想起那場騷亂，歷歷如在目前：當浩蕩的遊行隊伍走進紅場入口處即將到達檢閱臺時，遊行隊伍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突然揮起早已備好的旗幟高喊反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這種挑釁性的舉動，在這樣的場合，就顯得加倍嚴重，遭到斯大林擁護者的反擊是必然的。這場鬥毆，在遊行隊伍的嚴密組織下，限制在不太大的範圍，就像河流奔瀉中出現的一個漩渦。

當中山大學的隊伍接近列寧墓時，包括斯大林在內的蘇聯領導人舉手向革命的中國青年致敬，並高喊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在學員隊伍中，竟然有人衝破「烏拉」的喊聲，高呼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這種當眾侮辱斯大林的舉動，使聯共和來自世界各國的來賓都感到震驚。

反擊當然是激烈的，一週之後，托洛茨基和季諾維耶夫（當時所謂的「託季聯盟」）便被開除出黨。盛怒之下的斯大林，指令米夫對中山大學的託派活動進行徹查。這一費力的徹查繼續了數月之久。這種徹查並不限於找出喊口號的託派分子，而是在調查時展開了思想鬥爭。要鬥爭，必須組織力量，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便成了米夫指揮下反託的基本力量。

這種思想鬥爭不可能涇渭分明，鬥爭呈現出複雜性、嚴酷性是必然的，而鬥爭手段的多樣性也是必然的。為了鬥爭，不擇手段。逼供、誘供、誣陷等也就應運而生。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在後來的歷次運動中不斷地重演，在蘇區的肅反運動中還有所發展。陰謀家、投機者便從中興風作浪，成為某些領導者排除異己打擊持不同意見者的手段。

凱豐並不認真思考臨時中央的指示是否合乎實際，也不知道前線所提出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還是不可以克服的，他只知道：執行中央指示就是對的，不執行就是錯的。不需要動腦筋去思索中央指示對在哪裡，不執行者錯在哪裡。

項英與凱豐略有不同，他有深沉思考的習慣，善於總結概括，喜歡條理分明。他的長條筆記本上，有對目前這場鬥爭畫出的公式：

斯大林同志精神＝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指示=後方委員們的意見=斯大林同志精神。

這可以順理成章地推演成「我就是黨的化身」，「我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我就是斯大林同志精神的體現」，「我的結論也就是黨的結論亦即共產國際的結論亦即斯大林同志的結論」，「反對我就是反對黨，也就是反對第三國際，也就是反對斯大林……」誰能抗拒？誰敢抗拒？誰能說清這個渾圓圈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呢？

無論對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項英都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1928年6月黨的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斯大林單獨接見過他，對他的崇高評價是他終生難忘的：

「項英同志，你是中國革命真正工人階級出身的領導人，既要重視鬥爭，更要重視學習，使自己完完全全布林什維克化。」還送給他一支手槍一支筆，這是戰鬥與學習的象徵。

這種所謂的「高度評價」，實際是一種誤解，僅僅是讚揚他的工人階級出身。這是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就像普通工人向忠發，就是在重視選拔工人階級出身領導人的指導思想下一躍而成為中共總書記的！工人階級出身，在那時比一切優秀素質更可貴。

但是，工人出身並不能保證他就有領導水平，也不能保證他就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所以向忠發也罷，顧順章也罷，一被捕就叛變。毛澤東不是工人階級出身，周恩來更不是。劣等門第，低賤種族，在項英眼裡，他們的革命堅定性就大可值得懷疑。

這種被誤解了的「清醒」，是可怕的！坐在旁聽席上的陳毅是另外一種「清醒」，他陷入深沉的悲哀。

會議又進入新的一天，事實勝於雄辯，只要還允許說話，爭辯就不會休止。項英要毛澤東最後表態。

毛澤東對會議的目的看得越來越清楚。任何爭辯無非都是一種形式。性質早已定了，結論也早已定了。再有力的雄辯，再真切的事實，只是增加激流的浪花，徒然延長會議時間，直到剝奪他的軍權為止。有理也如此，無理也如此。形勢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

他緩緩地站起來，平時微躬的腰板挺得很直，他對這些脫離實踐只會背誦教條而又自以為是的人，充滿著反感與鄙視。在中山大學的洋課堂上，在上海漂亮的寓所或是簡陋的亭子間裡，根本就不知道蘇區的山上長草還是長樹，也不知道紅軍戰士吃的是大米白麵還是草根樹皮，反而來指責他的山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不瞭解情況地瞎指揮，反而指責別人抗拒指示。並不是所有中央都是對的，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也是中央，王明不是因為抵制他們而逞「英雄」嗎？但他不能這樣說。

項英一語道破了天機，王明的中央絕不允許他毛澤東擁兵自重。他必須向忠於國際路線的人，也就是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們交出權力！

喜吃辣子的湖南鄉下人那種倔強，促使他要說幾句殺傷力特強的話，而後拂袖而去。然而，他終於明白目前需要的不是感情的發洩而是理智的剋制。他呻吟了一下，痛苦得像大病後的那種呻吟。終於平靜了，他說了幾句話，既不是檢討，也不是表態，那是很耐人尋味的。

「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處理……」中斷了幾秒鐘，又說了兩個字，「完了。」會議又出現了靜默。平靜如水。

項英帶著一種朦朧的詫異，急忙在長條筆記本上寫了幾筆，扯下來讓坐在旁邊的顧作霖傳給陳毅。顧作霖溜了一眼，那是潦潦草草的幾個字：毛說的是什麼意思？

陳毅回條，先交給顧作霖：此乃列子的話，意思是，天下沒有永遠正確的道理，也沒有永遠錯誤的事情，先前認為好的，今天認為不好放棄了；今天認為錯的放棄了，明天又當成對的拿來再用。

顧作霖在陳毅條後加了一句：「這是拒不承認錯誤的表現！」然後傳給項英。

項英看後，又加了一句：「而且準備東山再起，日後反撲。」又傳回顧作霖，顧作霖又交給凱豐。

凱豐又加了一句：「可見山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是對的！」又傳給另外幾個後方的委員。

人們疑惑的目光都隨著紙條來去，但心情都沒有一個是平靜的。

「既然毛澤東同志已經表示聽候中央處理。」項英說得很緩很慢，「我想會議沒有必要延長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我想，毛澤東同志在目前的情況下，留在紅軍領導崗位上是不合適的！」

敵方既已舉起降旗，戰場立即陷入沉寂，炮火不再轟鳴，吶喊也就停息。

「解除毛澤東同志的軍內職務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舉手表決吧！」

「我不同意這種倉促下結論的做法，」周恩來儘量和緩地說，「至於如何處理，要經過充分醞釀再說。陳毅同志為我們安排了翠微峰之遊，盛情難卻。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弦繃得太緊不行。我建議下午休會，舒松舒松，明天再開！」

項英反對，認為這種中斷會議的做法是不利於問題解決的，這是袒護毛澤東的做法。

顧作霖和凱豐附議項英的意見，並作補充：「會議結束後再去翠微峰不更好嗎？可以玩個痛快。」

任弼時認為：「休息半天，算不上中斷會議。」

後方委員們自忖，半天休息，也許並無大害，或恐有利，也就同意了。

午休後二時騎馬出發，陳毅假託軍區有急事處理，派秘書長陪同。

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一般是指：王保禮、王盛榮、王雲程、王稼祥、朱阿根、朱子純（女）、孫濟民、宋潘民、杜作詳（陳昌浩之妻）、陳紹禹（王馴）、陳昌浩、陳原道、何克全（凱豐）、何子述、李竹聲、李元傑、沈澤民、汪盛荻、肖特甫、張琴秋（沈澤民之妻）、張聞天（洛甫）、孟慶樹（王明之妻）、夏曦、秦邦憲（博古）、殷鑑、袁家庸、盛忠亮等人，這二十八個人中，約二十人受過高等教育，能流利地說一兩種外語，只有五個人是工人階級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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