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你對政府人員的安全思考得太少。」洛甫責備著，「毛澤東同志提議把政府機關集中，也好統一照顧。」

「你也認為這樣更好些嗎？」博古弄不清是他的意見還是毛澤東的意見。

「我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因為他是政府主席，‘三人團’應該尊重他的意見！」

「這的確是值得考慮的意見，我跟李德、恩來商量後，立即把決定告訴你……」

這個建議終於被採納了。當然，這個建議引起了嚴重的後果：部隊必須抬起中央機關和中央政府機關這頂轎子。

如果當時「最高三人團」預知抬轎子產生的嚴重後果的話，他們準會拒絕這個提議。事實是，博古當時雖然採納了洛甫的提議，卻沒有彌補他們之間已經很難彌補的裂隙。

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風期間，記述了他和博古的矛盾和衝突。今天加以仔細推敲，非常耐人尋味。儘管它還不太完整，還不太明朗，字裡行間卻展露出當時的真情：

我同博古同志的公開衝突，是在關於廣昌戰鬥的一次討論：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批評我，說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反駁了他的這種汙衊，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

從此時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見，說：「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意思似乎說，我們內部不應該鬧磨擦。當時，我沒有重視這句話，現在想起來，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

這一點，洛甫覺得理由並不充分，讓他去擔任政府的人民委員會主席這樣的重要職務，說是排擠，那麼，不排擠，應該擔任什麼職務呢？他在整風筆記中又寫道：

這是「一箭雙鵰」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

這的確是很耐人尋味的，也是令人費解的。如果說，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推行者，以博古取得黨權，以李德取得軍權，以洛甫取得政權，以達到從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統治，以洛甫同志去排擠毛澤東同志在政府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那麼洛甫同志去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是從中央被排擠出去呢，還是加重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呢？如果不受排擠擔任此職，在中央應該是什麼地位呢？他在筆記中繼續寫道：

後來，又把我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項英從閩贛巡視才回來後），實際上要把我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把中央政府的領導交給別人。

交給誰，筆記中沒有言明，括號中提到「項英回來後」，是否暗指把領導權交給當時是政府副主席之一的項英？很難說。洛甫在筆記中繼續寫道：

我不在中央政府時期，博古等公開批評中央文牘主義，在背後攻擊我，直到快要出發長征以前，我才從閩贛回來。

當時政府是不是真有文牘主義？公開批評是不是攻擊？後人只能存疑，洛甫繼續寫道：

當時關於長征的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記得他們規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攜帶的中級幹部數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單交給他們批准。

在出發以前，「最高三人團」要把我們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後因毛澤東提議未分散），我當時感覺得我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我心裡很不滿意。記得在出發前有一天，澤東同志同我閒談，我把這些不滿意向他坦白了。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原文如此——筆者注）物質基礎。

這段筆記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也是值得後人深深研究的。歷史的書頁可以來回翻閱，使非當事人有了前後眼。洛甫的整風筆記在延安整風的條件下未必全是真心話，但也不乏實情。因為長征中的當事人都在，他不能把沒有的說成有，「最高三人團」要把機關人員分散到各軍團去（這是拆轎子的方法），而由於毛澤東提議才沒有分散（這是組裝轎子的方法），應該是實情，不然，毛澤東會出來說明。當時，博古卻處在被整的地位，能否有充分的解釋機會？在「解釋就是不虛心」的壓力下，是否有索性包下來的心理？都很難說。別人對他的批評指責是否公允也很難說。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同志不也被剝奪了發言權嗎？廬山會議上的彭、黃、張、周，文革中的劉少奇……不也失去過申訴機會嗎？

歷史，是嚴酷的。一個人的功過是非、休慼榮辱，總要留下他的足跡。它告誡人們，不要製造冤案，不要違背正義，不要扼殺真理，人人最終都要站在歷史明鏡前顯露真容。

歷史的畫頁又翻到湘江西岸，資水河邊。洛甫勸博古，不要把王稼祥傾向於毛澤東的表現看得過分嚴重。其實，也等於說不要把「中央隊三人集團」看得過分嚴重。其實已經十分嚴重，他們已經為改換領導做準備了。

「改換領導是必須的，正確的！」洛甫這麼想，但還不能把這種情緒流露出來。也因為他這麼想，而在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鬥爭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在中共七大選舉時，毛澤東同志有兩次發言（1945年5月24日和6月10日），就特別提到了這一點：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洛甫面對著博古，他期望著大變故——改換領導的時機早些到來，此時，他卻只能沉默。

「洛甫同志，」博古不再親切地稱「思美」了，這種稱呼太富於個人色彩和感情色彩，不夠莊重，「聽說你們中央隊有個‘三人小集團’，對五次反圍剿以來的黨的工作有許多不滿，真的嗎？為什麼不當面說出來？……這樣……很不好吧？……為什麼不在會上……」博古沒法把內心的話全說出來，便不合文法地打住了。在博古看來，洛甫他們是非組織活動。但博古錯了，行為與手段，是由階級立場和路線對錯來定褒貶的，這種活動是為遵義會議立大功。

洛甫似乎也錯了。

二十五年後的廬山會議上，那種背後議論，可就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差別就在於你擁護的是什麼，反對的是什麼。

「我們始終認為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洛甫說得很真誠，很謹慎，也很策略，「第三國際的路線和指示也都是正確的。」他絕不多說一句話，怕言多有失。

博古感到了片刻的欣慰。既然承認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那就基本上承認他博古也是正確的。某些枝節問題，工作上的疏漏，軍事指揮上的失誤，就好解決了。

「如果沒有原則上的分歧……」博古又把話打住了，這種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談話，使他難受，兩個同學之間既不想互相隱瞞又不願袒露真情，這種尷尬場面還是早結束為好。他直愣愣地盯住洛甫清秀的臉，尋找不出確切的答案，只見洛甫略微蒼白的嘴唇有些顫抖。他不想繼續談下去了，沉默壓得他喘不上氣來，可是，他又不想結束，似乎想為挽回他們的關係再努一把力。因為他和李德都感到，為了擺脫目前失敗帶來的信任危機，需要鞏固自己內部的陣線，爭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援。這方面，洛甫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不由得哀嘆了一聲，感覺到自己的面頰微微痙攣，心靈上襲來一陣寒意，用沉重得近似絕望的聲調斷斷續續地說：「……如果沒有原則上的分歧，你們又承認中央路線的正確，那麼，我們莫斯科回來的同志，就應該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的領導之下……」

沉默，殘酷的沉默。

洛甫也很為難，他不能把毛澤東、王稼祥跟他談的一切告訴博古，他不能單獨跟博古爭論軍事上的問題。在軍事問題上，他比博古知道得更少。他負責政府工作以來，對軍事工作幾乎一無所知，他只知道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他認為毛澤東解釋得頭頭是道，很能服人。

博古把目光從洛甫臉上移開，凝視著蓋滿黑灰和掛滿蛛網的小窗，他與洛甫之間已經失去了坦誠對話的基礎。小屋內的空氣是停滯的，散發著黴味。他需要透透氣，便站起來告辭。他走出小屋看了看手錶，只交談了九分鐘。多麼漫長而又短暫的交談。

直到遵義會議之後，洛甫代替他擔任了中央書記，他一方面如釋重負，另一方面卻又向壞處想了很久：「噢，你洛甫是因為無權不滿才擁護毛澤東的吧？毛澤東是利用你想掌權而把你分化了吧？」一會兒，他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測，心想：「我不會是疑神疑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博古從河邊小屋走出來時，絕對沒有這般想。因為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洛甫會代替他。既然他們承認中央的路線完全正確，他還有什麼擔心的呢？他站在資水河邊，茫然地站了很久，跟洛甫的交談給他帶來一種奇異的壓迫，不祥的預感折磨著他，此時，他最需要的是支援與鼓勵。

此時，莫斯科美麗無比的白樺林，大概已經黃了。一個幻象在他深度近視的眼前凝聚起來，終於顯現出一個鮮明的形象：中等身材，披著質地優良的深灰色風衣，頭髮濃厚而閃亮；襯著白淨的橢圓略長的面頰，目光熠熠有神，給人以瀟灑、幹練、精明的印象。他就是波波維奇同志（王明在蘇聯的名字）。他向博古送來一個充滿信心的笑容，然而，還沒有被博古實實在在地捕捉住，便在傍晚時分的濛濛嵐氣中消失了。

晚風襲來一陣透骨的寒氣，博古打了個寒噤，他充分領略了歷史的辛辣與人心的複雜，胸中猝然生出一股怒意。他覺得有許多話應該當著洛甫的面直言不諱地說出來，吞吞吐吐是不明智的。目前，那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無法進行了，可是，不如此，就無法統一意志，統一認識，統一行動，路線就無法貫徹！組織紀律是必須的，鐵的紀律！對，我應該回去找洛甫挑明，讓他把一切不滿說出來，擺到桌面上！博古被自己鼓動起來，產生了一種難以遏止的慾望：要與洛甫爭論個水落石出。

他轉身向回走，一步一步走上傾斜的緩坡，但他每走一步就增加一分猶疑，我去跟他爭論什麼？有沒有用？是不是把事情搞得更大更糟？裂縫會不會越撕越大？你越不承認錯，他就偏找你的錯；你越說他錯，他就越不承認錯，這不正是人性的弱點嗎？而這個弱點，不能說人人皆有，總是很普遍的，自古以來聞過則喜的能有幾人？你把一個人的七分成績說成十分，儘管也不真實，但他絕不會怪罪你，可是你把他的三分缺點說成四分，他不恨你一輩子才怪呢。博古突然停住腳步，對洛甫的怨憤化成了自己的感悟：是啊，我這不是聞過則怒嗎？我這不是因為他誇大了我的缺點而怨恨嗎？當我指責他時，他是不是也在指責我？

博古走上斜坡，卻不是向北而是向南，回總部去，他應該再找李德談談。也許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不，不會這麼簡單，從毛澤東和王稼祥的談話裡，還咀嚼不出其中深味？「窮則變」，變什麼？博古又停住腳步。他不願意走進鬧嚷嚷的街道，又轉身沿著斜坡向下走，又走回原來佇立的地方。

越城嶺的色彩卻已大不相同，那濃重暮靄籠罩下的山峰呈現出沉鬱的青鋼色，而那山峰後邊的天幕上，業已沉落的太陽卻驀然間散射出眩目的金色光芒，給越城嶺繡上了一條燃燒的金邊，幽寂黑暗的山谷神秘得使人心懾。山巒起伏像洶湧的深海……最後一縷光芒熄滅了。

博古觀賞著眼前的景象，覺得與他的命運、處境、前程乃至思緒有著某種不可言喻的相似之處。他決定回去，甚至也不跟李德談起與「中央隊三人集團」會面的情形，實在無可奉告。

他託託自己深度的眼鏡，徑直走回去。雖然見到了周恩來，卻沒有談什麼，只說向下面走了走。他發現在他離開司令部這段時間，戰鬥機體照舊運轉。他想早睡，但覺得有點餓，一天吃兩頓飯，對於日夜奔波的人來說，很難適應。夜深了，他仍不想睡，頭腦裡仍然沸騰著與洛甫抗辯的激情，這種自樹靶子自己打的抗辯是那樣激烈，比面對面更為逼真。

「對十九路軍事變的策略是錯誤的！」這是洛甫指責的聲音，「軍事上，應該配合福建政府擊敗蔣介石，而不是把兵西調。」

「我知道這不是你一個人的意見，連周恩來也曾有過這種設想，可是，我認為不管是南京政府還是福建政府，都是國民黨的政府，本質上都是反動的。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都反對過蔣介石，可他們都是反共的，不過是大小軍閥之分，這是階級路線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幫甲軍閥打乙軍閥好呢，還是幫乙軍閥打甲軍閥好？李德同志的設想是合理的，當兩個敵人動手的時候，我們最好不要插手，坐在高山觀虎鬥，等他們拼個筋疲力盡一死一傷時，我們再動手，我們把部隊西調，也不失為‘圍魏救趙’之法。更何況，我們也曾派第三軍團去截擊過東征的蔣軍，不過去得晚了一點……」

「可是陳銘樞、蔡廷鍇很快就被蔣介石打敗了！」

「這一點倒出乎意料，可是蔣介石也是付出了代價的……」

「我們卻失去了第五次反圍剿勝利的機會！」

「即使我們配合了福建政府，會不會與陳銘樞、蔡廷鍇一起被打敗呢？再說，我們戰略轉移並不等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把中央蘇區丟了還不算失敗？」

「並沒有丟了中央蘇區，我們的力量還在，大的轉移是爭取主動的措施，你能說運動戰中大踏步後退就是失敗嗎？我們退是為了進嘛，四方面軍不是建立了川陝根據地嗎？井岡山不也丟了？能說是大失敗嗎？」博古的腦屏上戰火瀰漫，在這種時候，要作出冷靜的反思是不可能的。

四周恩來講故事

在湘江東岸，紅五軍團三十四師進行著最後毀滅性的戰鬥，此時，油榨坪卻處在和平靜謐之中。

湘江血戰，雙方都受到了嚴重創傷。敵人，並沒有立即緊跟紅軍而至。中央兩縱隊，在油榨坪一帶，得到了一天寶貴的休整時間。周恩來從繁忙的事務中擺脫出來，緩步在資水河邊。下午三時的金色陽光，溫柔地撫慰著他。他深吸了一口氣，立即感覺到南方山林的空氣，純淨、清新，混合著落葉的芳馨，在溫軟的風中，一絲絲浸潤到他的肺葉裡，前天辛辣的硝煙味，已成了遙遠的記憶。

他一人走著，警衛人員與他拉開十五米左右的距離。他不知不覺地放慢腳步，迎面看到樹叢裡站著一個持槍的女兵，老遠就向他大喊：「你不能過來！不能過來！」

周恩來微微一笑，那個女兵他認識，叫王泉媛。「我們在洗澡……」

這裡的確是個洗澡的好地方，夾岸雜樹叢生，綠蘿紛披，庇護著一段寧靜的河灣，水深及膝。河面寬闊，水流平緩，不時傳來嬉笑和濺水聲。經常櫛風沐雨、風餐露宿的女兵們，並不怕河水的微涼，洗淨身上的塵泥汙穢，那是多麼愜意痛快。

周恩來轉身向回走，沿著彎曲的沙質的河岸，向一棵高大偉岸的白果樹走去，因為那裡傳來胡琴悠揚的樂曲。那是他所熟知的《梅花三弄》，音韻自由地舒捲飛揚，歡快明淨，又如泣如訴。音樂的魅力就在於某種情緒的高度抽象，它像一首蘊含著深奧哲理的詩。音樂具有最大的可塑性，不管你是喜是悲是愁是怨，音樂的波濤，都能把你的百端情感融入進去，昇華成一曲歡快的委婉的憂傷的歌，滌盪著你被日常事務沾染了的心靈。

周恩來從他身邊走過去，那個拉胡琴的業餘音樂家，正把自己溶化在音樂的天國裡，忘掉了人間。周恩來不去打擾他。那棵高大的銀杏樹，使他想到自己的故鄉。他並不敢十分確定跟前這棵生有扇形葉的樹就是銀杏，它和蘇北平原上的銀杏樹略有不同。

久違的故鄉，像個遙遠的夢境，資水潺湲北流，它是不是匯往長江？

他坐下來，想起幼年時讀的詩：

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陳天華在日本蹈海自殺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他對黑暗中國深深的絕望，那是對中華民族沉淪的悲號。他也許算不上英雄，自殺不是戰鬥！只能在中華民族的大悲劇中加進一個小悲劇。正像四十七年後，為了控訴社會上的惡勢力而跳海自殺的女青年範熊熊。

周恩來面壁十年仍然未能破壁。什麼時候能夠深刻地揭示出中華民族的生命動力和悲劇性的根源呢？幼年的周恩來在尋找，壯年的周恩來在尋找，恐怕老年的周恩來還在尋找。他本身不就是悲劇性的嗎？他把尋找中華民族騰飛崛起的接力棒交在後人手上！他坐在資水河邊，聽到中華民族八十年代改革大潮的澎湃之聲了嗎？

他又聽到了激水的濺濺之聲。在他右邊，樹叢掩映的淺水裡，有個戰士把褲腳挽到大腿根，衝涮他的蓑衣，那是褐紅色的棕織蓑衣。這個蓑衣給他的印象太深了。在行軍途中他見過它，在湘江東岸的炸彈硝煙中見過它。這就是那個牽馱騾的戰士。

他走過去，和這個戰士攀談。戰士只知道他是騎馬的大首長，並不知道他叫周恩來。他告訴周恩來，他叫文慶安。他很滿意自己的名字，就是「喜慶安寧」的意思。

他把他披蓑衣的原因說得很含糊，只說是父親的遺物。他知道首長反對迷信。也許世上最聰明的周恩來，也未必窺得破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戰士的心靈秘密。原來人人的心扉並不是隨時開啟的。文慶安不願意和首長多談，他小小的年紀就懂得言多必失。只有同鄉，才是他傾訴衷腸的物件。

列寧是怎麼評價農民的呢？「農民，他的善良和殘忍，他的勤勞和自私，他的聰明和狡詐是分不開的。」周恩來卻想開啟這個戰士帶有神秘色彩的心靈。

「在江東岸拉馱騾的是你吧？」周恩來先坐下來，又抬手要他坐到自己身邊來。

「是的。」文慶安把蓑衣晾在一塊臥牛石上，怯生生地坐在周恩來身邊。

「飛機差一點炸著你吧？」

「可不，一塊彈片嗡的一聲緊貼著我的臉飛了過去，熱風把我扇了個趔趄……」

「好險，你應該注意防空，臥倒。你們受過防空訓練嗎？」

「空是防不住的。」文慶安像個哲學家似地抬頭望望湛藍的天空，「這要看命大命小。」他發現自己說漏了嘴，立即補充說，「我知道首長是不相信這個的。可事情就是怪，就說前幾天吧，中央隊的首長們圍成一個圓圈在開會，一顆炸彈恰好落在正中間，眼看全完了，可是，沒有炸。我聽說子彈有瞎火，可沒有聽說過炸彈也有瞎火，你說，這裡面能沒有命大的？」

周恩來不由得把身體後仰，哈哈大笑，他也聽說過這件事，由文慶安用宿命論的觀念說出來，覺得很有味。這是群眾對不能理解的事物的一種解釋方法。「不管命大命小，還是要學會防空。」

首長的關切深深地打動了文慶安。他差一點把他截去小拇指的「秘密」說出來，後來覺得還是不說為好，便改口說：「我倒不怕挨炸，就是怕天天走啊走啊，也不知哪一天才走到頭，也不知哪一天轉回咱蘇區去。」

周恩來一時很難回答。他把目光投向明天的行程，莽莽蒼蒼的越城嶺像宇宙大廳裡的一扇壯麗無比的屏風，擺在他面前。資水河上盪漾著金色的陽光，幾隻白鷗在水面上翔掠，山雀在林間啁啾。幾隻沙鴨在碧波的茜草中鑽動。周恩來只覺筋肉徐徐鬆弛，感到疲倦後的酣暢和焦慮後的安適，心靜如資水，緩緩流逝。

他也覺得文慶安的疑問應該回答，應該予以懇切的回答；難道這是回答文慶安嗎？豈不是也在回答自己？

「我給你講個故事吧，」周恩來想了一會兒說，「我這個故事叫《沙漠裡的綠洲》，你想聽嗎？」

「想聽。」

「從前，在一個叫撒哈拉沙漠的地方，張眼一望是無邊無際的沙丘，看不見一棵青草。有一個阿拉伯的小夥子……」

「小夥子叫阿拉伯？」

「不，那不是人名，是地名，那是很遠的地方。那個小夥子叫什麼無關緊要。他一心要幹一件大事，對人民有好處的事，他的爺爺告訴他，做好事不容易，沒有決心沒有耐性什麼事也做不成。

「小夥子要爺爺交給他一個最能考驗決心和毅力的任務。爺爺把自己的柺杖交給小夥子說：‘去，去把它插進沙漠裡。’

「‘這還用什麼決心耐力呢？’小夥子以為爺爺逗他，‘走到那裡一插不就完了？’

「‘不，’爺爺說，‘我叫你讓這個柺杖長成一棵大樹，大樹再生小樹，小樹再長成大樹，子子孫孫向下繁殖，直到沙漠裡有了一片綠洲，你的雄心壯志就算完成了。’

「‘怎麼才能活呢？’小夥子已經有些為難了。

「爺爺說：‘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這柺杖是一根鮮樹枝，只要有水就能活，你看，水井就在這裡，你向沙漠裡送水，來回也不過一天的路程。’

「小夥子第二天一早興高采烈滿懷信心地去了。插上爺爺的柺杖澆上了水，回來天就黑了，吃了飯倒頭就睡，天剛亮，就被爺爺推醒了。爺爺告訴他，沙漠滲水滲得厲害，像個漏斗，要天天澆水才能活。

「小夥子傻眼了，‘天哪，這要澆到哪年哪月？’

「爺爺笑了，‘你不是自己要找個最能考驗決心和耐力的事情做嗎？’

「小夥子沒有辦法，雖說稍微有點後悔，但他還是抱著希望，看爺爺的柺杖能不能發芽！他每天早起晚歸澆那根無枝無葉的柺杖。小夥子總不見柺杖發芽，他失望了，懷疑爺爺騙他，那根柺杖本來是死的。他用手指甲刻了一下柺杖，竟然水津津地泛起綠色。小夥子又恢復了希望。

「大約一個月吧，柺杖真的長出了綠芽。小夥子已經不再計算日子了，只要樹能長大，他就要用水澆，澆到老澆到死他都不在乎。」

「為什麼？」文慶安被這個故事迷住了。在湘江東岸，毛澤東主席也給他們講過靈渠的故事。

「這個小夥子天天擔水，看著柺杖長成了枝葉茂盛的大樹，大樹旁又生出了小樹，他的爺爺已經去世很多年了，他還是不斷地澆。沙漠上終於有了一片樹林。有一天，他忽然跌倒在井邊，在水裡一照，才知道自己頭髮已經白了，跟他爺爺生前一樣白。

「他終於挑不動水了。他又要他的子孫繼續澆那片樹林，他向他的子孫們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只要那片樹林長綠，爺爺就永遠不會死。’」

「首長，我也是有耐性的。」文慶安覺得充實了不少，他望了望越城嶺的高峰，憂心忡忡地說，「聽說明天要翻這座高山，我怕馱騾上不去！」

「是很難爬，」周恩來站起來說，「只要小心一些，總可以上得去。實在不行，就丟些東西嘛。不過有個好處，在山裡行軍，不怕飛機……」

洛甫此說稍有誇張，是年，董老48歲、林老49歲，謝老51歲，徐老57歲。唯留蘇區的何叔衡最大，59歲。

範熊熊，寧波某公司青年職工，1979年10月，她發現招工中的「不正之風」，幾次反映問題未果之後，憤而投海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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