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戰之後

紅軍渡過湘江，迅速到達坐落在三面環山，背靠資水的油榨坪。集中休整之後，八軍團的部隊只剩下了六百多人，其餘大部潰散在湘江東岸。

油榨坪是個二百餘戶的村鎮，在這茫茫蒼蒼的大山區，這也算是較大的村鎮了，在三百六十萬分之一的袖珍地圖上，也標有它的大名。指揮部設定在靠近資水的一家小地主的庭院裡。

1934年12月4日，朱德、周恩來、王稼祥釋出《後方機關進行縮編的命令》。命令縮小軍團以及師級機關的直屬隊，取消師的後方機關及兵站，將所有後方機關直屬隊多餘人員，全部編入團的作戰部隊中，立即檢查、拋棄、銷燬不必要的文牘、物資及行李。

這曾使毛澤東諷之謂磨破了腳的沙子，現在已經徹底倒掉了。

周恩來坐在資水河邊，他可以清醒地想象出，這支匆匆從血戰中突圍而出的部隊，沒有後方，沒有補充，沒有休息，不管它多麼英勇善戰，都會猶如希臘神話裡的安泰，離開他的母親大地，很容易被敵人打敗！若要取得最終勝利，他們必須爭取達到兩個目標：

第一，必須有個立足之地，以便站穩腳跟，然後才能對敵人進行有力的還擊。在這點上，他們「最高三人團」是完全一致的。這並沒有什麼錯，猶如後來，紅軍集聚到陝北，在劉志丹所建立的陝甘根據地立腳一樣。

第二，必須有一個能夠戰勝敵人、率領這支大軍擺脫困境的統帥！這個統帥，必須有高瞻遠矚的洞察力，必須具有審時度勢的堅強自信，還有那種左右大勢的非凡的決策能力！他在敵軍、紅軍中都能保持一種難以撼動的不可企及的力度！他能把千萬人的思想和意志統一起來，指導革命之舟脫離危險的航程。

廣昌之戰不過是對李德威信的一次挫折；放棄中央蘇區，也僅僅是對李德威信的一次沉重的動搖；而湘江之戰，對李德的威信卻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

「最高三人團」都負有責任，儘管程度略有不同。他們必須在反敗為勝的情況下，才能重建威望。

可是，也許和期望勝利的意願相反，後面的征程會比目前更糟！

從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後的遠征中，周恩來很容易看到這次遠征的危險。本來，在歷史的長河中，總是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激流險灘和暗礁！要越過這些艱難險阻，到達勝利的彼岸，就要求部隊的全體指戰員，去完成看來難以完成的任務，去承受難以想象的犧牲，使人類的求解放、求生存的慾望發揮到最大限度，提高到崇高的境界！可是，歷史上有多少脫離後方的遠征是勝利的？不可一世的風雲英傑拿破崙1812年的遠征莫斯科，失敗得多慘？

那麼，在「最高三人團」中，誰能夠統帥這支大軍走向勝利？在周恩來看來，博古是無能為力的，即使是一個小的戰鬥決策，他也是依靠李德。那麼，李德行不行呢？顯然也不行，他雖然有強烈的責任感和自信心，雖然有街壘戰的實踐經驗，也有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得到的軍事理論和知識，但卻缺乏駕馭大兵團作戰的、把握全域性的那種能力。

廣昌戰役，李德內在的眼力就失靈了。他認識事物的程式被四個因素破壞了：一個來自敵方，一個來自國際，一個來自內部，一個來自自己。

將帥五德：「智慧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能果斷，嚴能立威。」誰能具備這些德能？誰在歷次戰役中，顯露過過人的才智與膽魄？

周恩來的目光落在了毛澤東身上，他了解他。

資水河邊傳來歡快的歌聲。這是宣傳鼓動隊在教唱：

我們人人心中有一團火，

要把紅旗插遍全中國；

我們的勝利有把握，

殺敵立功莫錯過：

突破了敵人四道封鎖線，

粉碎了國民黨的烏龜殼。

我們真快樂，我們真快樂。

周恩來心頭湧起一陣酸楚。

在紅軍的中高層幹部中，這些歡快的歌聲並沒有引起心靈的振奮，而是血戰後的思考。

這種思考，各自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像周恩來這樣，從失敗的根本原因和未來的更換統帥上著眼的人並不很多，這樣想的無非是中央隊裡的王稼祥、洛甫、徐特立等人。徐特立跟周恩來一樣，是來自對毛澤東的瞭解，而王稼祥和洛甫，則是來自毛澤東直接對他們的影響。

李德和博古的目光，卻注視著這次嚴重挫折的客觀原因和它可能引起的後果。失敗的直接原因並不難找，那就是後人所說的那頂沉重的轎子。

「兵貴神速」，這是班排連長都懂得的、起碼的軍事常識。西征路上集中了紅軍所有的精英：戰略家、軍事家、謀略家，從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德到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葉劍英，怎麼沒有能夠防患於未然？也許後人會說：那是當時的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們拒不聽從正確的意見。

那麼，當時轎子是怎麼抬起來的？是誰讓抬起來的？誰提過不能抬轎子的意見？誰拒絕這個意見而一定要抬？抬或不抬在這樣一個軍事行為上，就一定體現了執行左傾右傾或是不左不右的路線嗎？今天打了勝仗歸之於正確路線，若是明天又打了個敗仗呢？是不是把路線鬥爭庸俗化了？如果一切敗仗都是錯誤路線指導下的結果，那麼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面軍在1933年春粉碎川軍三路圍攻之後，又相繼粉碎了川軍二十萬人的六路圍攻、俘敵兩萬多人，紅軍發展到八萬多人，是不是他在王明的左傾路線統治下又執行了正確路線？那麼，在遵義會議之後，正確路線戰勝了錯誤路線，在土城又打了敗仗怎麼說？

也許歷史結論的隨意性就在這裡，看最後的解釋權落在誰手。1959年的廬山會議既可以把「左」說成「右」，十年浩劫，也可以解釋成，「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時的」，甚至「七八年就應該再來一次」，而且「收穫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

可悲的是，歷史不給他們平等的辯論機會，人們只能聽到一個原告者或是當家人的聲音，缺席審判，自然也就成了一面之詞，歷史也就這麼暫時定了，當然也只能是暫時。物質不滅，真情難死。當人們從矇昧中歷盡磨難甦醒過來，重新思索、重新認識、重新審理、重新反思，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歷史的畫頁再翻回湘江兩岸。

那麼，使西征大軍遭受大難的這頂轎子是怎麼樣的一頂轎子呢？它有多麼沉重？

從中央蘇區出發時，僅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就有一萬四千多人，還有兩千多副挑子和擔架，另外是大批的馱騾馱馬。這樣一個龐大的軍事機關和後方人員，既是這次戰略轉移的沉重負擔，又是絕對不能丟棄的領導核心。

他們的行進方式必然有前鋒後衛和兩翼的掩護，這支龐大的機關被保護在五十多公里長的狹長的甬道里，緩緩地按部就班地向著湘江前移。部隊被保護任務框死了，完全失去了戰場的機動性和主動權，像前後左右四個轎伕那樣抬著「轎子」去應付敵人的圍追堵截。

這種狀態只要有起碼的軍事常識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後來人們指責部隊有逃跑避戰思想，可是抬著轎子去攻擊敵人怎麼可能？要攻擊，那就必須摔轎子！這個轎子是可以摔的嗎？

這也正是當時「最高三人團」在組織部隊作戰略轉移的兩難選擇：要麼丟掉機關，要麼丟掉戰爭主動權；要麼不作戰略轉移，用八萬紅軍（一半是新兵）去和五十萬敵軍在蘇區廝殺到底。除了這三條路外，當時別無選擇……

當然，足智多謀的諸葛亮們，在事後可以設想出第四、第五、第六或是第七種方案，可能都比以上三種好一些，合理一些。但是，在當時，權衡來權衡去，只能採用抬轎子的辦法，而且使不明真相的後人大為吃驚的是：這頂轎子竟然是毛澤東讓抬起來的！

博古和李德也在反思，但他們共同的反思卻是自我辯解。這種自我辯護是由「中央隊三人小組」所提出的指責引起的，他們認為這些責難並不公正，甚至認為散佈對「最高三人團」的不滿是一種非組織活動。這兩位王明極左路線的推行者，儘管在中央蘇區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手段堵塞言路消除不滿，卻還不敢把它上升到這是反黨反中央的行為。他們認為，人們在受到新的挫折時總喜歡懷舊，很自然地會聯想到一、二、三、四次圍剿的勝利。

李德建議博古儘快找洛甫談談，絕不能任憑不滿情緒繼續氾濫，以免釀成滅頂之災。

二博古與毛澤東

油榨坪擠滿了機關人員和直屬部隊，處處是匆匆忙忙的奔跑、喊叫、爭吵。許多擔架、騾馬擁塞在狹窄的街道里，像一個別開生面的鬧市。

博古急匆匆地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由於各自忙著自己的事，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特別是敗仗之後。他也不希望引起別人注意。但他不知道洛甫住在什麼地方，只好派警衛人員去打聽，他站在一個小店鋪的廊簷下等候。

天氣很好，1934年12月2日下午4時的和煦陽光，懷著善意和柔情撫慰著劫難後的人群。遠處的越城嶺，鋸齒形的峰巒像一排列隊的巨人，威嚴沉鬱地頷首靜立在那裡，恭候他們光臨。

博古在焦躁不寧地等待，警衛員卻遲遲不來。前面兩匹過載的馱騾相撞，物資散落在街口，巷道發生了阻塞。一排抬傷員的擔架停在他的前邊。

靠他最近的一個傷員，傷在腹部，繃帶洇出已經乾結的鐵鏽色的血，臉上像蒙上一層死灰。他望了博古一眼，那是瀕臨死亡深淵的眼神，無言地矚望著他要去的那個陌生世界。接著就出現了驚心動魄的一幕。一個頭上纏著繃帶，臉腫得像透明的瓦罐似的傷員認出了中共中央的負責人，猛然從擔架上坐起：「博古同志，絕不能把我留下！」

這聲音是可怕的，像一頭豹子受了致命創傷之後的哀嚎，顯然頭部受傷使他神經受了刺激。充血的眼睛，從腫成一條縫的眼皮下透出一種瘋狂。

博古一時認不出這就是時常給他送電文的機要秘書。但他知道，安插傷員是最棘手的任務。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安插幾乎等於丟棄。許多傷員寧願自殺，也不願落進敵人手裡。

「我叫他們把我打死，」他一甩手臂，僵直地指著陪送的衛生人員，「可這些狗崽子們反而把我的手槍沒收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淒厲之聲，極富悲劇氣味。

博古只好跨前幾步，蹲在擔架前，安撫他：「我叫他們一定把你安插在可靠的基本群眾家裡，多給你留下一些經費，等傷好了，可以再找部隊嘛。」

連博古也知道，這種哄孩子式的寬慰，顯然不解決問題。

「你命令他們打死我，用我的手槍。」他用不可違抗的聲調，給博古下了命令。

「同志，你不要衝動，這樣不好……」

「那好，我自己來，」不知何處來了一股蠻力，他幾把就把繃帶扯了下來，血流如注，他受了電擊似地仰倒下去，很難說是昏迷還是死了過去。博古手扶擔架，石化了似地蹲在那裡，不知如何是好。

「博古同志，你還是忙去吧，」衛生隊長把博古攙起來，「處理傷員是最叫人撓頭的事，他們不管不顧……你不好辦……」

「是，是，」博古很感謝衛生隊長善意的開導。如果傷員跺腳罵娘，任何人都只好忍著。

他一回頭，警衛員正好來到他身邊，輕聲說：「首長，他們離這裡不遠。」

博古帶著傷員留給他的一腔沮喪之情，踏進警衛人員指給他的小院。他首先聞到一股撲鼻的肉香，接著聽到毛澤東濃重而又歡快的湖南口音，似乎在開一句什麼玩笑。

「我來看看你們，」博古站在門口，當即找到了探訪的藉口，「稼祥的傷口怎麼樣了？」

「進來，進來，你來得晚了一會兒，」坐在桌子右邊的王稼祥熱情地用手勢向博古打招呼說，「供給處分了一隻雞，飽餐了一頓……我身體還可以。」

「請坐吧！」坐在方桌另一邊的毛澤東動了動身子，指指左邊空著的座位，「洛甫剛剛走了，他覺得不舒服，大概是放的辣子太多了，吃不消。」

博古坐下後，卻不知如何開口。毛澤東放下筷子，示意警衛人員收拾桌子。「打仗要好的指揮員，改善伙食要好的供給處長。怎麼樣，你們軍委縱隊的伙食怎麼樣？」毛澤東拿起香菸遞給博古，博古搖搖手錶示不吸。他便自己吸起來。

「當然不如你們休養連。不過有時吃得也很好，有時就只好啃紅薯了……」

警衛人員在收拾桌子，毛澤東一邊悠悠然地吸著煙，一邊風趣地開著玩笑：「雞肋，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味。可是，我們連雞肋也都啃光了……」

「當然，三個人吃一隻雞（其實是兩隻），太少了嘛。」博古應酬著，仍然找不到可以深入交談的話題，「明天翻越老山界，據說挺陡的，你們又不能騎馬，坐擔架就更困難了……」博古說出這種說了等於什麼也沒說的話，頗為後悔，但仍然無法打破尷尬的局面。

「山再高總被踏在人腳下。」毛澤東吸著煙。

「必要的時候，劉大個子可以揹著我爬山，」王稼祥誠摯地希望博古放心，「過九嶷山的時候，就是他揹我過蒼鷹巖的。」

「這次轉移，比預想的困難，湘江一戰損失太大，除了敵人強大的客觀原因外，主觀指導上肯定有很多不當，有很多教訓可以吸取。」博古點到此處，不再多講，以試探對方的反應，引出對方的論點。

「應該很好地加以總結了。」王稼祥坦直地說，「像這樣馬不停蹄當然不行，靜不下來嘛，要有個相對的安定環境……」

「我們（指「三人團」）也正在思考這些問題。」

「思考是糾正失誤的前提，」毛澤東彈彈菸灰，「找出個所以然來嘛。魏徵的話是對的：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我們也要想想為什麼失利嘛。找出失利的原因來就好辦了。」毛澤東不願給博古太強的刺激，把失敗說成了失利。

「總結主要是找主觀原因，」王稼祥說，「客觀困難是明擺著的，強調客觀容易忽視主觀。」

談話進行得極為勉強，說的也都是不鹹不淡、沒滋沒味的話。就像一輛負有過載而缺少潤滑油的車，每推動一步，都吱吱嘎嘎響一陣，使人感到吃力，甚至不堪忍受。雖然不能說完全言不由衷，卻的確稱得上話不投機，雙方都保持著禮節上的客氣，內心卻在拉大距離。說一句，掂幾掂，越談越有一種疏遠感。

博古知道王稼祥話中所指，覺得很不舒暢。他已經預感到統一認識之難了。「當然要重視主觀原因，」一種強烈的辯護的意願在博古心中掙扎，他用略帶反駁的口吻說，「客觀原因也不能忽視。總結，要全面。片面，不容易找出真正原因，也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三人的交談戛然停車，這種六目相視、面面相覷的情狀，實在叫人難受。

「失利也不是全是壞事嘛，」毛澤東懶散地在藤椅裡伸展開四肢，悠然地說，「《周易》雲：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壞事變好，而是事物的辯證法嘛……」

博古一時很難領略這段話的深意，也不知這段話指向何在，但他卻掂出了它的分量，似乎也察覺了毛澤東隱秘的心境。博古對中國古典哲學研究太少了，無言以對。他極不適應這種場合，便藉口去看看洛甫，告辭了。

三博古與洛甫

湘江血戰，幾乎引起所有人的反思，只是地位不同、角度不同、經驗不同、深度不同，當然結論也絕不相同。

洛甫接受了毛澤東和王稼祥的總體構想，毛澤東提議由他整理一個帶有總結性的系統的意見。洛甫知道，最先同意毛澤東意見的是王稼祥而不是他。但是王稼祥重傷經久不愈，很難當此重任；而由毛澤東親自出面向「三人團」發難，也是不利的。因為毛澤東自從寧都會議被解除軍職之後，一直處在無權地位，並被視為抵制國際路線的右傾路線的代表，在此情況下，他的意見很容易引起逆反心理。「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那麼，這些意見由當時的所謂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之一和推行王明路線的四大金剛之一的洛甫來說，就策略得多，明智得多。這也就是他後來代替博古當中央書記而不是毛澤東的原因。

洛甫唯一為難之處，就是他不懂軍事，也從未過問過軍事，目前要解決的恰恰是軍事路線問題。由他來完整地表現出毛澤東對五次反圍剿的軍事分析是困難的。在許多方面他的理解是矛盾的、朦朧的。直到九年後（1943年12月16日）的延安整風時，他還講過這時的處境：

……此外關於軍事系統方面，青年團系統方面，保衛局系統方面，我知道得很少，所以也說不出什麼來。

關於博古如此縱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為「太上皇」，這件空前奇案確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軍事變時，覺得李德把軍隊西調不對，廣昌戰鬥中使軍隊硬拼受損失不對，其餘我知道很少。

洛甫心境複雜。自從渡過瀟水後，腸胃又一直不適，辣子雞的確他吃不消，胃隱隱作痛。他怕明天爬山不便，就早早躺下了。

剛剛把被子往頭上一蒙，博古便踏進門來：「怎麼？真的病了？」

「哪裡，胃稍稍不適，老毛病了，在莫斯科時就犯過。」洛甫披衣而起，坐在床沿上。「怎麼？你怎麼有空到中央縱隊來了？坐，坐。」

博古坐在一把吱吱嘎嘎的竹椅上。他覺得與洛甫單獨相見，機會難得，便開門見山：「思美，」博古用只有少數人知道的名字稱呼洛甫，聲調懇切而帶悽惻，「現在紅軍處在極其困難的境地，李德同志非常焦慮，他希望我們莫斯科來的同志緊緊團結起來，共渡難關。」博古用「思美」來稱呼洛甫，近乎蘇聯名字中的「愛稱」，表示特別的親近和特殊的感情，猶如中國人略去姓名只叫字。毛澤東同志，澤東同志，潤之，用這三種稱呼時的情感與身份都是不一樣的。

博古原名秦邦憲，在蘇聯的名字波古良，博古是從波古良演化而來；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在蘇聯的名字利得洛夫，李德是由利得洛夫演化而來；洛甫，原名張聞天，在蘇聯的名字依思美洛夫，洛甫是由依思美洛夫演化而來。由於博古跟他特別親密，稱「思美」以示區別。使用別名化名，這在當時是一種時尚，也是工作、安全、保密的必須。同樣，在中國的外國顧問，也都有一箇中國的名字，如羅易、馬林、越飛、加倫……

博古這個親切的稱呼喚起了洛甫無盡的感情，但他表示沉默。那時，他們的確是親密無間的同學、戰友，可是事物總不能停止在一個水平上。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的開頭那句話是有道理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當年在中山大學裡的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現在都在何方？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變化是必然的，真正湧聚在王明旗幟下的能有幾人？

「王稼祥到蘇區來得早，」博古說得有點傷感，「他跟毛澤東在一起的時間長，受他的影響是必然的！」

洛甫從床上站起來，呷了一口白開水，用審視的目光看著他的同學，心想：你嘴裡在說王稼祥，還不是拿他來影射我？

「你聽說過嗎？」博古顯然沒有注意到洛甫的心境，只顧說下去，「在寧都會議上，對撤銷毛澤東的職務，他竟然沒有舉手！」那神態，那語氣表示不舉手就意味著背叛。

「這是每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權力嘛！」洛甫淡淡地說。顯然，他並不想跟博古深談。他放下水杯，竟然沒有給博古端水。

博古對洛甫的回答甚感意外：「難道這不是對中央，對共產國際的態度問題？」

「噢，」洛甫推了推眼鏡，「不要看得那麼嚴重嘛。」

博古漸漸感覺到洛甫對他的疏遠和冷淡。他這才比較清醒地意識到他們之間的裂隙在中央蘇區時就開始了。西征出發前的那場爭吵就露出了端倪，不過他當時沒有在意就是了。博古到蘇區負責領導臨時中央之後，洛甫到臨時中央政府當人民委員會主席，意在剝奪毛澤東擔任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一部分政治權力，這就使王明路線執行者，把握了黨權、軍權、政權，以便全面地推行王明的政治路線。

那是戰略轉移之前的一個明朗的秋夜，洛甫怒氣衝衝地來找博古。博古對洛甫的怒意是有思想準備的。在前天，他們就瞿秋白和何叔衡同志能否隨軍出發就發生過爭執。瞿秋白當時正在吐血，何叔衡年邁多病，博古認為他們同部隊行動，不但增加部隊的負擔而且他們也會被拖垮。

洛甫則認為博古對政府人員照顧不周，缺乏感情，把瞿、何留在蘇區，勢必更加危險。博古堅持把他們留在蘇區，然後找機會送他們到上海去養病，洛甫認為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搪塞，在紅軍突然撤離、白匪四面殺入的情況下，哪裡有可能託關係護送他們去上海？

博古堅持說是「三人團」的決定，洛甫只好服從。洛甫又一次感到無權的悲哀。

在洛甫心目中，博古雖然聰明、熱情、能幹，卻不夠老練，甚至有些冒失。在中山大學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中，他的旗幟並不鮮明。在私下裡，他糾正了博古許多模糊認識，使博古充分地認識到托洛茨基主義者完全不瞭解中國革命的性質。那時候，他把博古看成是一個熱情奔放的、虛心向他求教的小弟弟。他之所以能夠做臨時中央的負責人，既不是靠他的經驗和才華，也不是靠他的資歷和威望，而是靠與王明、米夫的親密關係。而現在，他竟然高高在上，獨斷專行，不把他這個人民委員會主席放在眼裡。

當時，為了戰略轉移的機密性和機動性，「最高三人團」決定少帶機關人員，並且把非帶不可的人員分散到各軍團去，這樣便於行軍作戰。開始洛甫也是同意的。可是，作為政府主席的毛澤東認為這樣不好，不如把機關集中，編成戰鬥單位。到底分散好，還是集中好，洛甫並沒有明確的預見。也許各有優點各有缺點吧。但是，人的感情因素有時是十分微妙的：由於他對博古的獨斷專行早就有了強烈的反感。他就把這次能否聽從他的意見，當成博古是否尊重他的試金石。

「怎麼了？思美，」博古見洛甫怒氣衝衝，臉上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現出素常的快活直率的微笑，一邊讓座，一邊用俄語說出了五個字，這種稱呼並沒有使洛甫覺得親切，反而產生了一種捉弄人的褻瀆感。他以為博古在居高臨下，故作寬宏的姿態，「又有什麼不滿意了？」

「你不覺得把政府工作人員分散到各兵團去，是欠慎重嗎？董老、徐老、謝老、林老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毛澤東同志的夫人賀子珍還懷著七八個月的身孕，他們怎能跟部隊行動呢？」

「那怎麼辦？」博古不無詫異地說，「把他們留在蘇區？前幾天你不是為把瞿秋白和何老留在蘇區而大發脾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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